第二节 后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自发性概念
在被称为后马克思主义经典之作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一书中，拉克劳与莫菲把他们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解构命名为“霸权概念的谱系学”，而这一谱系学探察以“罗莎·卢森堡的两难困境”为起点。如此一来，他们对罗莎·卢森堡的解读实际也就成了人们进入“拉克劳与莫菲版本的后马克思主义”的一道“门坎”。跨不进这道门坎或者经过时略有磕绊，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对“后马克思主义”堂奥之义的把捉与会意。这不禁让人想起黑格尔关于哲学开端的论述：“要找出哲学的开端，是一桩困难的事。”[58]然而，找出开端毕竟是哲学家的事，对于读者来说，理解哲学家何以会选取某一开端似乎比设置开端要困难得多。拉克劳与莫菲对罗莎·卢森堡的解读之所以特别值得关注，不仅在于他们出人意料地以“革命之鹰”作为解构的首选对象，并从她这里寻求后马克思主义根源是否会招致各种非议与排斥，也不仅仅在于他们是否有意以此方式暗示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规划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深切关联，而是主要在于他们把长期以来被视为罗莎·卢森堡理论污点的“自发性概念”(concept of spontaneism)拨正为一种极具创造性的积极理论资源并作出了别具一格的解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理解拉克劳与莫菲对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的独特阐释，也就无以领会到此一开端设置的依据，更无法理解拉克劳与莫菲所谓谱系学考古的意义所在。下面拟就拉克劳与莫菲对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解读的路径、特征、方法作出具体的描述，并对这一解读的合法性及其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作出相应的评价。
一
在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视野之下，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是必须加以剪除的原罪式的概念，因为，罗莎·卢森堡的许多错误——在关于组织问题上的错误、在主张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联合问题上的错误、在《论俄国革命》一书中所犯的错误，等等——如果从理论根源上深究的话，无不与自发性理论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关联。正是出于这个缘由，长期以来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对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一直是不依不饶，严加诛伐，对其定性也格外严重，其一曰低估革命理论的作用，其二曰否定党的领导。而罗莎·卢森堡论述自发性概念的所有文本——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1904)、《群众罢工、党和工会》(1906)、《社会民主党的危机》(1916)、《论俄国革命》(1918)——也都无一幸免地遭到批判。就连十分强调主体原则的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也基本上是沿用同一罪名展开对罗莎·卢森堡的批判。
这种清剿式的“大批判”是对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作出宿命论解释的自然的政治结果。所谓自发性概念的宿命论解释，就是把自发性理解为不受任何人为的自觉干预之影响的自然而然发生的必然性状态。从罗莎·卢森堡的文本中找出支持这一解释路线的论据似乎并不特别困难。在《群众罢工、党和工会》中罗莎·卢森堡这样写道：
如果说俄国革命对我们有所教益，那么这首先就是：群众罢工不是人为“制造”的，不是凭空“决定”的，不是“宣传”出来的，它是在一定的时刻以历史的必然性从社会状况中产生出来的历史现象。因此，不是对群众罢工有无可能性和利弊进行抽象的冥思，而是通过对现阶段阶级斗争中造成群众罢工的那些因素和社会状况进行研究，换句话说，不是从意愿的立场出发对群众罢工作主观的判断，而是从历史必然性的立场出发对群众罢工的根源进行客观考察，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和讨论这个问题。[59]
由于罗莎·卢森堡在这里特别强调要从历史必然性的立场对群众罢工的根源作“客观”的考察，而且在此前关于组织问题的文章中，她毫不含糊地将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斥责为“同俄国社会主义思想开玩笑的主观主义”[60]，所以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就不无根据地把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归之于一种“宿命论的客观主义”。
当然，如果自发性的客观主义内涵仅仅表现为群众罢工相对于导致其爆发的一定“社会状况”所表现出来的必然要发生的趋势，那么这种客观主义还不能说是“宿命论的客观主义”，因为人为的因素并非一定不可以成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作用。苏联官方的正统理论家之所以能把宿命论的罪名稳稳当当地扣在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上面，是因为他们把罗莎·卢森堡对客观历史规律的信奉以及对资本主义自动崩溃的论证与自发性概念高度贯通在一起。弗雷德·厄斯纳甚至认为，“在为资本主义必然破产理论辩护而反对伯恩施坦的过程中，她发展了一种宿命论的客观主义，据此，经济发展能够自发地、不可抗拒地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从这一点上，她的革命发展的自发性以及资本主义自动崩溃的错误理论，都冒了出来”。[61]为了证实卢森堡不自觉地陷入了可悲的宿命论，弗雷德·厄斯纳特意援引一个“特别有趣味”的例子——1917年罗莎·卢森堡写给玛塔罗森堡姆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
……当事态看来无可挽回的时候，历史往往懂得拿出最好的主意。我不是在维护随遇而安的宿命论!完全相反!人们的意志一定要高度激发起来，并要有意识地用尽一切的力量作斗争。我是说，现在当一切看来绝望的时候，对群众有意识的作用的效果，是决定于那基本的、深深隐藏着的历史的动力，我从历史的经验知道，从我亲身在俄国的经验知道：正是在从外表看去一切无出路、悲惨的时候，一个完全的突变已经准备就绪，绝望得愈甚，突变也就来得愈猛烈。您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是紧紧地束缚在历史的发展规律上的，历史的发展规律永不会停止发生作用，虽然它有时不恰恰按着我们自己所安排好的老一套计划走。[62]
按弗雷德·厄斯纳的说法，这个例证之所以“特别有趣味”，是因为在罗莎·卢森堡自己提防不要落到宿命论中去的同时，宿命论已隐寓在她自己的自发论之中。既然“我们是紧紧地束缚在历史的发展规律上”，既然有意识的斗争的效果“决定于那基本的、深深隐藏着的历史的动力”，既然历史发展的规律有时恰恰不按“我们自己所安排好的老一套计划走”，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用尽一切力量作斗争”?我们只需像印度江湖魔术师那样将双手一合放在胸前，听天由命地坐等将来。弗雷德·厄斯纳认为，罗莎·卢森堡之所以陷入这个两难困境，不仅仅源于她在绝望的时候的一种心理需要，不仅仅是她在监狱的寂寞生活中的一种安慰，根本上是由于她对自发性的错误崇拜。“从自发论得出不可避免的结果是：低估革命理论的意义和低估革命政党的作用。”[63]
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人们不无惊奇地看到，拉克劳与莫菲彻底扭转了这种高压指摘的一边倒态势，以异乎寻常的果断把自发性概念从历史性的“罪恶渊薮”中打捞出来，试图在一种新的理论光亮的映照之下使之重新闪烁出熠熠神彩。他们不仅丝毫没有落入这个几乎成为定式的官方批判的“俗套”，而且根本不打算对这一批判线路的学理依据作出起码的检视与反驳。毕竟，支撑这种无限上纲式的“大批判”的意识形态力量或政治压力已经灰飞烟灭，而在一堆瓦砾和废墟之上寻觅某些幸存的可资“回收”的碎片似乎也并没有太大的价值。对于长期以来苏联官方理论界关于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的千篇一律的指控，拉克劳与莫菲视若罔闻，似乎睥睨一瞥也纯属多余，其孤傲蔑视之态历历可见!这不妨可以看作是拉克劳与莫菲对长期以来传统马克思主义学界对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一味贬抑与不公的一种无声抵制。拉克劳与莫菲的心迹昭然可喻：再不要用陈腐的论调来编织欺骗之网，再不要用牵强的文字遮蔽睿智之光!当然，也不要矫枉过正式地把自发性概念过度诠释为完全游离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所一贯维护的历史必然性之外的自主话语;而是要从一个全新的视角、从另类的分析范式出发对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加以重估。
二
同宿命论指控将自发性纳入坚硬的必然性的做法截然相反，拉克劳与莫菲破天荒地把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当作寻觅偶然性的“黄金领地”。无论如何，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罗莎·卢森堡在描述她的自发性概念的时候，“偶然”一词确实时不时地一次又一次冒了出来，比如，“我们在这里已经看到了后来群众罢工的全部基本特点。那次运动的近因完全是偶然的，甚至是次要的，它的爆发也是自发的”[64]，“局部的经济斗争和小规模‘偶然’事件的多股细流，很快就汇成了汪洋大海”[65]，“当然，爆发这次群众罢工的第一个原因，仍然是一个次要而又似乎偶然的原因”[66]，“这种罢工大都是自发地产生的，各有自己特殊的地方性偶然原因;它们无计划地、无意地以磅礴的气势发展成伟大的运动”[67]。显而易见，罗莎·卢森堡反复使用的“偶然”一词，概指群众罢工起因的“偶然性”，它表达着如此的意谓：在通常的情况下(尤其是在德国)，这些小事件多半不会引发什么大的运动，它终究成为“起因”乃是出乎意料的，或者说与事先的预测是不太一致的。
这种意义上的“偶然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对于人为的预期而言的：由于它超出了人为的预测，所以表现得似乎很偶然;但是，如果相对于某种历史必然性，这种“偶然性”仍然可以理解为必然性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借以表现自己的特有方式。可以说，这两个维度在罗莎·卢森堡那里是同时存在的——从一方面看，群众罢工的爆发经常打破了政党或工会领导人事先的组织策划，它有时好像故意与人过不去，有时你越想它爆发，越是为它的爆发积极地创造条件，它却偏偏不爆发，就像罗莎·卢森堡所描述的那样，“在德国，工人同厂主之间最激烈的、最残酷的冲突每年都在发生，每天都在发生，但斗争并未超出有关的个别行业或个别城市甚至个别工厂的范围。……没有一次发展成共同的阶级行动。即使它们独自发展成显然具有政治色彩的个别的群众罢工，也还是没有酿成普遍的斗争风暴”;[68]而当你觉得它不可爆发、或者不指望它爆发、或者不希望它爆发的时候，它却偏偏爆发了!比如1905年发生在俄国彼得堡的群众罢工——它是罗莎·卢森堡在《群众罢工、党和工会》中借以分析自发性概念的范例。一如罗莎·卢森堡所言，即便是在革命时期，“要预见并估计哪些原因和因素能够引起爆发，哪些却不能够，这对于无产阶级运动的任何一个领导机构都是极为困难的”。[69]另一方面，这种相对于政党或工会组织的估计而言的偶然性并非是不遵循任何规制的胡乱的任意，或者说自发性罢工并不是一种毫无道理可言的混乱，“革命不是无产阶级在旷野上举行的演习，而是当各种社会基础不停地断裂、破碎和变化时发生的斗争”。[70]罗莎·卢森堡坚信，自发的群众罢工之发生必然是由于客观历史进程中的必然性在起作用，“与那种只从街头闹事和暴动的角度，即只从‘混乱’的角度去看待革命的警察式观点不同，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认为，革命首先是社会阶级关系中所发生的深刻的内部变化”。[71]
可以说，罗莎·卢森堡之所不厌其烦地强调必然性的自发作用，一方面是为了弱化来自于革命一方(特别是党与工会)自以为对“历史规律”的绝对认知与把握，从而使在领导人主观层面上呈现的应然的“规律”与本然的客观规律从完全的重叠状态中摆脱出来，这种“错开”的举措也许会在一定程度上把历史规律神秘化，但它至少可以取消“那些喜欢按计划和框框搞‘秩序井然，纪律严正’的斗争的人”，“那些站在远远的总是自以为是，认为‘本来应该如何进行’的人”的刚愎和谮妄[72]，以使他们谦虚谨慎地明白革命不能随意制造;另一方面，罗莎·卢森堡反复宣扬自发性，其意图也在于反击来自反革命一方所谓罢工是无规律的人为混乱的诬蔑与诅咒。因为，在资产阶级的警察看来，“整个现代工人运动似乎只是一小撮没有良心的‘破坏分子和煽动分子’人为地、随心所欲地搞出来的”。[73]张扬历史的必然性和客观的历史逻辑，或许在一定意义上与政治行动主义相抵牾，但是，它至少能够嘲笑敌人的无知和愚蠢，挫败敌人的疯狂与叫嚣，以使他们坐卧不安地知道，广大群众所发动的革命运动不是用威胁和恫吓就能驱散的，不是用监狱和刺刀就足以制止的。对自发性的这种宣告，在其最好的意图上，显然可以灭敌人的威风，长自己的志气。
这是出于最大善意和最好心肠对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所能作出的最好的辩证式解释。然而，列宁居然没有做到这一步，或许是由于罗莎·卢森堡尖锐地指责他在《退一步，进两步》中所阐述的组织原则是“极端集中主义”而难以接受，或者是耿耿于怀或者心生怨恨，从而导致列宁把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针对敌人的一面理解为针对革命领袖，而把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针对革命领导人的一面理解为针对反动的敌人，这种错乱无论对于列宁还是对于罗莎·卢森堡都是悲剧，都是大不幸!对于罗莎·卢森堡来说，她的自发性理论没有威慑住凶恶的敌人，却反而“吓着”了革命领袖，没有起到激发革命斗志的作用，却被认为是在倡导政治无为主义;而对于列宁来说，他错过了一次有效限制党组织和党的领导人的权力越位的始源性契机，同时他也丧失了一次对激烈批判自己的同志施以宽容的良好机会，而这两方面对于社会主义民主事业来说都是无比珍贵的!
同样令人惊奇的是，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拉克劳与莫菲也没能做到这一步!他们虽然在罗莎·卢森堡的自发论中竭诚寻找偶然性的踪迹，但是，他们既不想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诠证这种出于激进革命之目的的偶然性，也不再有经典意义上的革命激情来促使他们维护这种兼容论的辩证立场。如果说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在其原初的语境下是为了限制党和工会组织的谮妄，是为了挫抑、震慑敌人的猖狂，那么我们在拉克劳与莫菲对自发性的恢复中看不出一丁点如此的意味与旨趣。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再相信有所谓的客观历史规律，从而也就不可能再去为这种作为客观必然性之表现的偶然性辩护，更不可能为了暴力夺取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权而努力调节必然规律与革命主体的有意识干预之间的矛盾。正如他们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的一个注脚中所附释的那样：
最近，有许多研究讨论了罗莎·卢森堡自发论的宿命论或非宿命论特征。然而，在我们看来，这些讨论过分强调了相对次要的问题，例如，在机械式的崩溃与阶级的有意识的介入之间的抉择问题。就我们所知，关于资本主义将要机械式地崩溃的断言是那样的荒谬，以至于再没有人去赞同它。相反，关键性的问题在于认识到：反资本主义斗争的主体是否能够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构建完全的统一性;而在这个问题上，罗莎·卢森堡的立场毫无疑义是肯定的。出于这个原因，罗莎·卢森堡关于社会主义的必然要到来的宣称并不像诺曼·杰拉斯所主张的那样，仅仅是对那个时期的主流政治辞令的一种让步或者只不过是一种心理需要的结果，毋宁说，这种宣称乃是赋予她全部理论的和策略性的结构以意义的关节点。因为，按照罗莎·卢森堡的观点，社会主义的产生必须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才能得到完全的说明，革命的主体也只能是工人阶级。[74]
显然，对于拉克劳与莫菲来说，资本主义由于其自身的逻辑而必然崩溃的观点是荒诞不经的，而努力唤起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则俨然如古代神话一般地遥远。当代西方激进左派斗争的社会环境已发生了巨大变迁，依靠同质主体来完成反资本主义的任务不仅不合时宜，而且根本就是无法兑现的幻想。罗莎·卢森堡当初深信不移的东西在拉克劳与莫菲这里已成为失去了时效性的昔日的真理和古典的分析形式。因此，必须从晚近以来新左派的新的理论着眼点和问题域出发，重新审视罗莎·卢森堡的理论遗产，重新探测她的自发性概念蕴含的激发性要素。诚然，拉克劳与莫菲是在寻求偶然性，但是，拉克劳与莫菲所要寻求的偶然性，不是作为革命运动之起因的偶然性，不是作为必然性之表现的辩证偶然性，而是另外意义上的偶然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的主体在建构统一性时的偶然性。
三
拉克劳与莫菲的主要理论关切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的分散主体如何建构政治统一性(即政治认同)的问题，正是这种前理解定向支配着他们把对罗莎·卢森堡解读锁定于《群众罢工、党和工会》这一文本，也正是这种前理解定向驱使他们将自己的目光聚焦于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看拉克劳与莫菲是如何描述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的涵义的：
在沙皇俄国的压制性环境之下，没有一项仅仅为了满足部分需要的运动能够限制在它自身的范围之内：它不可避免地转变成为反抗的范例和象征，从而激发并催生出其他运动。这些情况的出现是在意料之外的，而且以不可预期的方式扩展并普及开来，以至于它们超出了任何政治或工会领导的调控与组织能力之外。这就是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的意义。[75]
这种对自发性的意义的捕捉与厘定不知不觉已发生了重心的转移，虽然表面上还是强调不可预见性，但此一不可预见性的内容已殊然不同：并不是局部冲突和小规模的斗争之起因的不可预见性，而是它们超出自身的范围、溢出起初的边界从而突然转变为普遍性的共同政治行动的不可预见性。质言之，这里隐含的关键问题是：各种分散的、零星的、各自独立的、为了各种各样的不同目的而进行的局部性罢工如何变成反对资本主义的普遍风暴?其统一性的具体机制是什么?即同一的政治身份是如何建构起来的?拉克劳与莫菲指出，在关于阶级统一性的形成机制问题上，“罗莎·卢森堡的立场是清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必然是分裂的，只有通过革命这一过程才能重构它们的统一性。不过，此一革命重构的形式是由特殊的机制所构成——它与任何机械论的说明毫无关系，正是在这里，自发性发挥着它的作用”[76]。显而易见，拉克劳与莫菲之所以对自发性概念“情有独钟”，或者说，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之所以深深吸引着拉克劳与莫菲，其原因就在于拉克劳与莫菲从自发性概念读出了一种特别的东西：建构政治统一性的特殊机制。把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解读为政治统一性的建构机制是拉克劳与莫菲后马克思主义对自发性概念阐释的最原创性的要点。
为了彰显自发性在构建革命主体之统一性方面的重要作用，拉克劳与莫菲提醒人们既不要把自发性与臭名昭著的机械论的自动崩溃论相联系，又不要仅仅把自发性理解为对革命过程(由于其形式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方向加以预测的不可能性;因为前者实际上是完全否定了自发性的价值，而后者则可能使自发性的意义肤浅化与庸俗化。“生死攸关的东西不只是分散的斗争所固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还有建立在复杂性与多样性基础上的革命主体的统一性的构成问题。单单这一点就足向我们表明：在试图确定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的意义的时候，我们不仅需要集中于斗争形式的多样性，而且也必须集中于它们在其自身中建立的关系以及由之而来的统一效应上。”[77]斗争形式的参差不齐与复杂多样，在其超出既定构想的意义上，当然包括在自发性的意涵之中，不过，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如果自发性的意义仅限于此，还远远没有触及到最核心的东西。自发性的首要意义不仅在于斗争的形式超出了组织者的事先筹划，也不在于内容的环节冲破了人为的设计，而在于每一独立的要素在一个总体性的过程中、在与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的关系中“自然而然”地超出它本身的意义空间，而正是这一自我“超出”成为“自组织”的关节点，成为建构主体统一性的胶合剂。由此，拉克劳与莫菲推出了自己对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的精辟概括：“在此，统一的机制是清楚的，在革命的形势中，是不可能确定每一个孤立斗争的本意，因为每一个斗争都远远超出了它自身的真实性质。”[78]
应该说，拉克劳与莫菲对自发性概念的这种解读并不是毫无根据地把自己的想法硬塞给罗莎·卢森堡。我们看到，在《群众罢工、党和工会》的一个著名段落中，罗莎·卢森堡在论述自发性的作用时这样写道：
自发性因素——不管是作为促进因素还是作为妨碍因素——在俄国所有群众罢工中都无例外地起了很大的作用，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俄国社会民主党还很年轻或弱小，而是因为在斗争的每个个别行动中，总有许多无法预见的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普遍的和局部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因素在共同起作用，没有一个行动能像算术题那样判定和解答。……简言之，自发性因素在俄国的群众罢工中之所以起着如此主要的作用，并不是因为俄国无产阶级是“未经训练的”，而是因为革命不是靠训导可以学会的。[79]
在每一个个别行动中，总会有无法判定的因素!正是在这种无法判定的“神秘”中隐藏着意义转变的契机。这种描述与拉克劳与莫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对自发性的“统一机制”阐发的何其相似!不可否认，罗莎·卢森堡在《群众罢工、党和工会》的行文中确实表现出一种强劲的过程主义或者说是行为建构主义倾向。她不止一次地宣称，只能在革命中学习革命!因为许多东西并不是现成地摆在那里的，而是在革命进程中即时生成出来的。正是在革命过程中，原本处于分裂和僵硬对立的因素突然融合在一起;正是在革命过程中，“理论性的”和“潜在的”阶级意识才能变成“实践的”、“积极的”阶级意识;正是在革命过程中，经济斗争可以直接转变成政治斗争，政治斗争也可以直接转变成经济斗争;正在革命过程中，“原因和结果随时都在交换它们的位置”。[80]正是从这种行为建构主义倾向中，拉克劳与莫菲抽绎出一种作为政治身份塑造和主体统一性整合的意义建构主义。当然，革命过程中无法判定的因素以及革命过程的意义生成和转换效应并非一定要理解为主体统一性和身份建构的机制，也可以将之理解为客观的历史发展规律的特有表现形态，也可以将之理解为阶级意识的辩证发展，也可以将之理解为罗莎·卢森堡对充满生机的革命风暴的火热渴望与激情颂扬。可是，拉克劳与莫菲偏偏从罗莎·卢森堡对革命过程的自发性状态的史诗般的描绘中分明感受到一种抽象的、中立性的建构逻辑在悄然运作——这种建构逻辑由于不能从既定的情景中有规律地推演出来，由于完全取决于多种因素的即时性的应景式的“生成”，所以它是一种偶然性的逻辑。
毋庸置疑，作为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新左派，拉克劳与莫菲绝不会把这种建构性用于强化暴力革命的魔力，肯定也不会拿这种偶然性来烘托对历史必然性的确信，退而言之，他们甚至也不会像卢卡奇那样，把这种偶然性建构视为阶级意识的真实形态的呈现方式。拉克劳与莫菲迫切需要的仅仅就是一个单纯的意义“超出”，一种多元决定之中的意义“剩余”。“在革命情景中，每一增生的意义，可以说，看起来都好像是在远离它特定的原本要求，每一增生都表征着整个革命过程;而且，在某些斗争被另外一些斗争多元决定之中，这些总体化效果是明显可见的。而这恰恰就是此一象征的明确特征：所指超出了能指(the overflowing of the signifier by the signified)。”[81]然而，我们不得不说，拉克劳与莫菲感兴趣的仅仅是意义的增生和可流动性，以至于这种对意义增长本身的关注远离了罗莎·卢森堡原本的革命诉求。他们告别了革命，却无怨无悔地拥抱意义的增生!他们由于在罗莎·卢森堡那里发现了他们所喜爱的东西而赞扬罗莎·卢森堡，却全然不顾罗莎·卢森堡要用这个东西干什么以及如何使用这个东西。
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罗莎·卢森堡无论如何已经发现了偶然性逻辑，并且在她关于俄国群众罢工的分析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偶然性逻辑在发挥它的构建阶级统一性的重要作用。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他们给予罗莎·卢森堡的评价也格外地高：“阶级的统一因而是一种象征的统一。这无疑是罗莎·卢森堡分析的最高极致，它最大程度地拉开了与第二国际正统理论家(对于他们来说，阶级的统一性完全是由经济基础的规律造成的)的距离。……很少有文本像罗莎·卢森堡的作品这样，肯定偶然性的特殊机制并承认它的实际作用的范围。”[82]然而，有必要补充说明的是，这究竟是罗莎·卢森堡本人分析的最高极致，还是拉克劳与莫菲分析的最高极致，并不是一点也没有疑问。诺曼·杰拉斯就明确表示不敢苟同拉克劳与莫菲对罗莎·卢森堡如此这般的认定，他指出，把群众罢工中的总体化效果归结为所指超出了能指，进而把阶级的统一归结为象征的统一，这是拉克劳与莫菲自己的发明，与罗莎·卢森堡没有关系，“罗莎·卢森堡不可能这样认为，实际上也没有这样认为”。[83]
四
但有一点可以十二分地肯定，罗莎·卢森堡确实倾向于这么一种观点：阶级的真正统一不是静态的、理论性地“事先”决定好的，而是在革命风暴的具体过程中形成的，这一观念是她阐发激进政治行动主义或行动优先理论的基础。实际上，拉克劳与莫菲也正是“猎取”了罗莎·卢森堡的这一观念并以此作为他们发挥所谓偶然性的建构逻辑的张本。不能说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根本没有建构主义的因素，也不能说罗莎·卢森堡对自发性的表述中没有给偶然性一点空间，关键在于，在一个什么样的理论构架中、在一个什么样的分析范式中处置它们?特别是，要将这种建构性引向何方?要将这种偶然性看得有多大?从拉克劳与莫菲的主观意愿出发，他们当然希望在罗莎·卢森堡那里偶然性逻辑起的作用越大越好。但是，事实并不总是随人心愿，更何况人为肆意地“篡改”事实也与“自发性”的本意不相符，因此，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拉克劳与莫菲的行文中出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大起大落”：他们先是振振有词地确证罗莎·卢森堡触到偶然性逻辑，并且这种逻辑俨然已生发了它特有的功效，这似乎让人依稀产生了一种朦胧的期待：后马克思主义霸权接合的逻辑宛如发育完好的胎儿就要临产而出。然而就在令人激动的时刻即将来临的一刹那，拉克劳与莫菲突然吹起了充满无限哀伤的号角：本来要发出第一声啼叫的婴儿由于某种原因而胎死腹中!
对于拉克劳与莫菲这种“跌宕起伏”的手法，诺曼·杰拉斯无比愤慨，在他看来，拉克劳与莫菲对罗莎·卢森堡的“表扬”不仅不地道，而且原本就是一个歹毒的阴谋，这岂不是先把罗莎·卢森堡抬升到最高点，然后又突然丢开手吗?“这个表扬，罗莎·卢森堡不要也罢，因为它不过是指责罗莎·卢森堡犯了二元论错误的序幕。”[84]拉克劳与莫菲当然不会承认他们在“暗算”罗莎·卢森堡，更不会承认是他们自己故意悬设了一场虚惊：按照拉克劳与莫菲的解读，问题分明出在罗莎·卢森堡本人身上，她使出浑身力气拉满了大弓，然而最终却没有将箭射出去!既然已经把象征的多元决定看成是统一种种斗争的具体机制，那么“自发性的那种逻辑看来似乎意味着作为其结果而出现的统一主体类型(由于不是在多元决定过程之外被决定了的)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不确定的”。[85]质言之，如果断定政治主体的统一是在具体斗争过程之中生成的而不是在斗争之前就严格地决定了的，那么在理论上这种统一是何种统一应该是未确定的。“但是，问题出现了，因为，对于罗莎·卢森堡来说，多元决定的这一过程却构成了一个非常严格的统一：阶级统一。”[86]即是说，在罗莎·卢森堡那里，主体统一的性质或类型已经没有变化的余地，已经别无选择，已经不言而喻，它是铁定的，它一定是阶级统一。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问题正出在这里：为什么就“一定”呢?为什么偏偏不是“不一定”呢?“为什么就不能超越阶级的局限从而导致部分一致的主体统一类型(它的基本规定是大众或民主)的建构呢?”[87]
拉克劳与莫菲认为，恰恰在这个地方，罗莎·卢森堡陷入了“两难困境”：如果工人阶级的统一是在革命的多元决定过程之外业已铸就的基本事实，那么无论政治斗争还是经济斗争都不外乎是这种已形成的统一性的对等表达(或者说是既定图式的一种演示)，在这种状况之下，就无需谈论革命主体的阶级特性问题，它本身根本就不成问题，因而也就根本没有所谓建构的问题。反过来，如果政治主体的统一是在多元决定过程中具体构成的，那么这种统一自然不能脱离自己得以型构的过程，可是，它为什么在构成之前就已经完全成形了呢?显然，过程本身的始源性的生成能力与过程之外的先验建制形成了一种难解的紧张对峙关系，而罗莎·卢森堡又不愿意有所偏废，不肯随便舍弃任何一方。那么，是什么原因致使罗莎·卢森堡宁肯自己一再阐发的自发性逻辑受到阻滞而断然不肯放弃过程之外的先验建制呢?换言之，过程之外的先验建制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拉克劳与莫菲指出，尽管罗莎·卢森堡没有意识到(或者说没有思考过)多元决定过程所构造的主体一致性与主体的阶级立场之间何以必然“重叠”这一问题，但是，从她的思想背景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她所深信的所谓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必然性质“保证”了革命主体的主体性与其阶级性的天然一致和完全重合。即是说，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蕴涵的必然性逻辑为自发性逻辑提供了一条必须接受的“路线图”——自发性逻辑无论怎样自主“跳跃”，它终究跳不出必然性逻辑的“掌心”。正缘乎此，拉克劳与莫菲不无感慨地说道：“结果，自发性逻辑的创新作用看起来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严格的限制。”[88]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拉克劳与莫菲的解读中，罗莎·卢森堡的“两难困境”不再是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悖论，不是铁的必然性与主体干预之间的矛盾，而是政治主体统一性构成中的建构性与先验规制之间的两难困境。
从满怀兴致地“发现”自发性的意义“超出”到略带败兴地叨唠自发性的“受限”，表面上，拉克劳与莫菲似乎生出无穷的遗憾，平添了浓浓的忧愁，因为，那个女革命家竟然在最丰收的地方造成了严重的饥馑!还有比这更让钟情于“所指超出能指”的后马克思主义骑士惆怅的吗?还有比这更让心系自主建构的“霸权接合实践”的后马克思主义旗手郁闷的吗?然而，这终究是拉克劳与莫菲的一种高超的书写策略：就在这艰涩难行之处，将要峰回路转，将要柳暗花明，将要妙笔生花，将要奏响他们对罗莎·卢森堡解读中最为“华彩”的乐章——即著名的“双重空场”(a double void )说。如果仅有意义的“超出”而没有意义的“限制”，就不可能有“双重空场”，从这个意义上，似乎可以说，拉克劳与莫菲对罗莎·卢森堡进行的是“双重解读”——既解读出意义的“剩余”，又要解读出意义的“贫困”。
五
“双重空场”源于“限制”作用。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在罗莎·卢森堡那里，自发性逻辑所受的限制，首先表现在它起作用的范围被紧紧地“圈定”了——它只用于说明一种特权式的主体统一性，即阶级统一性，似乎不可能会有其他类型的主体统一!然而，之所以说自发性逻辑受到了限制，不仅仅因为它的运作领域的封闭性，在其更重要的意涵上，是由于它起作用的方式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才是一种最根本的限制，正是这种根本限制导致了“双重空场”的出现。“自发性逻辑和必然性逻辑并没有作为两个具有各自独特性并且互有积极助益的原则而汇合起来说明某种历史情景，相反，它们作为两个对立的逻辑，通过互相限制对方的作用而发挥各自的作用。”[89]偶然性逻辑与必然性逻辑终于汇合了，然而这却是一次尴尬的汇合，一次别扭的汇合，一次“不欢而合”，它汇合了，却没有融入对方，宛若交汇的两股溪水，它虽然共流在同一河道，却依然泾渭分明!而在拉克劳与莫菲眼中，情况似乎更糟，它们不光是不融合，而且还互相敌视，互相排斥，互相损害，由于向对方表现出对方向自己所表现的同样的作用，它们各自的独特性被这种消极的同一限制作用所吞噬。“自发性逻辑是一种象征逻辑，因为它恰恰是通过瓦解每一种原本的意义而发挥作用。必然性逻辑是一种原本意义上的逻辑，它通过固定所确立的意义而起作用——恰恰因为它们是必然的，所以这种由固定所确立的意义消除了任何偶然变异的可能。”[90]
必然性逻辑和自发性逻辑作为两个对立的原则不能融合在一起，只能“通过互相限制对方的作用而发挥各自的作用”，即每一方都是在完全取消对方之后才在这一已“绥靖”的区域发挥自己的作用。这表明，这两种逻辑互相“蚕食”的方式决定了两种逻辑的区域处于此消彼长的状态，换言之，两种逻辑之间的边界经常处于来回的移动之中，这就好比夏至时太阳直射点向北移到北回归线，冬至时太阳直射点移到南回归线。这就是拉克劳与莫菲所谓“两种逻辑的关系是一种边界关系”(a relation of frontiers)的含义。
正是这种“边界关系”导致了“双重空场”的出现。从必然性逻辑一方看，逻辑的双重性与可决定/不可决定的二元对立是一回事，必然性逻辑君临的地方根本就没有“不可决定”之事，要么可决定，要么不可决定。而自发性逻辑所以冒了出来，就是因为必然性逻辑在这个地方还没有起到作用，一俟必然性逻辑产生预期的功效，自发性必当了无踪影。这是“可决定”之缺席，是必然性逻辑的空场——“一重空场”。
从自发性逻辑一方看，“历史必然性”所以要呈现，是要通过建立固定的意义来限制自发性逻辑的象征作用，它无视自发性的真正效果，强硬地把固定的意义加之于自发性逻辑，这种强加也就是彻底否定任何偶然性。换言之，必然性逻辑之所以要起作用是因为自发性逻辑起不到“名副其实”的统一作用。必然性逻辑是在自发性起不到“必要的”作用的地方起作用。必然性逻辑是在自发性逻辑的“零作用区”发挥自己的作用，这俨然是自发性逻辑的“缺陷”。“此一限制，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局限性(缺陷)”[91]，因为，在自发性所在之处，某种主体性一致似乎是建立起来的，但这还不能保证它一定就是阶级的统一性，因此，为了确保主体性与阶级性的重叠，必然性逻辑就要在自发性逻辑这里“现身”，以便使“不可决定”之事变成相反的规定——“可决定”之事。这是“不可决定”的隐身，是自发性逻辑的空场——“二重空场”。
拉克劳与莫菲认为，这两种逻辑互相限制的独特性在罗莎·卢森堡那里并不是明显可见的，“它之所以不是直接明显可见，是因为这两个明确且不同的解释原则被认为是汇合起来了”[92]，确实，在罗莎·卢森堡那里，既有自发性逻辑，同时又有必然性逻辑，表面上这两种逻辑好像是汇聚了，但实际上，它们并没有实现真正的融通与合和。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性”导致了“双重空场”的出现，同时，也正是这种“二元性”表面的交汇使“双重空场”变得不是清晰可见，“然而，使这种空场不可见，并不等于填补了这一空场”。[93]
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第一重空场”是一种真正的空场，它实质上是必然性链条的开裂，是必然性逻辑的退场，但是，第二国际的正统派理论家们不愿承认这一事实，不相信必然性会面临崩溃，因此，他们或者根本看不到自发性，或者不愿谈论自发性，或者认为自发性顶多表明必然性还没有发挥它一定要发挥的必然作用，质言之，即便承认自发性的存在，它也只能视作是必然性缺位的一种症候。就让我们拭目以待罢!就让我们抱着虔诚的心去等待罢!然而，这不是罗莎·卢森堡的性格，她不回避自发性，不否认自发性，她率真地发出了关于自发性到场的第一惊呼。在这个意义上，罗莎·卢森堡无疑是大胆的、无畏的、睿智的和严肃的。只有承认这一空白，才能为一种替代逻辑的确立廊清地基。
比较而言，“第二重空场”是一种伪空场。它是由篡夺或者说涂改而形成的，事实上，自发性已经建构了主体的统一性，但自发性辛苦取得的成果最后还是被归结在必然性的名下，自发性虽然起了作用，但这种作用没有得到正当的定位;必然性其实并没有起到建构统一机制的作用，但是它却堂而皇之地盗用了自发性的成果，这实质上是一种谮越和篡位。在这种情形之下，可能把本来没有阶级特征的斗争或运动形式也赋予一种严格的阶级性质，从而错失了把自发性逻辑加以合法化和理论化的可能性。自发性的逻辑作用被抹杀，因而这种空场是自发性在场情况下的“隐身”，它象征性地“在”，但这种“在”最终被遮蔽，被隐匿，故而，这种空场是在场的“非在场”，是一种更加晦暗不明的空场。只有标示出这一空场，才能恢复自发性的本来面目，才能使自发性从“蒙难”中解脱出来，才能名正言顺地光大自发性逻辑的积极成果。
在拉克劳与莫菲眼中，第二国际所有正统理论家都着力于遮掩空场，以使人们睁大眼睛也看不见有什么“空白”、有什么“破绽”，从而继续维持必然性的神话，从而确证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不过，只是将空场隐藏起来、遮盖起来并不等于空场已被填补，并不意味着空场的真正消失。掩饰行动本身就是一种无能，是对暴露空场的回避，是可占据空场之物的缺乏，是制造“填料”的失败!如果没有空场，就不会有对空场的掩盖，而且，如果没有空场，也就不会有对空场的填补，这恰恰是拉克劳与莫菲探察空场的全部用意所在：空场的掩蔽之揭秘就是解构，空场的填补之完成就是建构。就此而论，空场对于拉克劳与莫菲来说，也具有明显的“双重性”——他们既需要解构的空场，同时也需要建构的空场。
六
罗莎·卢森堡天才地触碰到了自发性逻辑，旋即又束缚了自发性的“手脚”，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这是令人叹惋的可惜之处。但无论如何，作为第二国际反修正主义的最英勇的斗士，作为第二国际最激进的左派，作为坚守暴力革命立场始终不动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罗莎·卢森堡恐怕也只能如此。而拉克劳与莫菲却不肯仅仅如此!他们不愿像罗莎·卢森堡这样“保守”，这样“功亏一篑”，他们要尝试着移动必然性逻辑与自发性逻辑之间不稳定的边界，这就是为诺曼·杰拉斯所诟病的“边界实验”(experiment of frontiers)。
既然两种逻辑的关系是一种“边界关系”，既然两种逻辑的“边界”不是固定的，而是可以来回移动，并且实际上“双重空场”就是边界稍稍移动的效应，那么，如果将这种移动扩大化，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如果必然性逻辑的边界进一步拓宽，以至于两种逻辑不再表现出一种表面的交叉关系，而是必然性逻辑性的全面覆盖，那么，“明摆着的抉择就在于：不是资本主义通过它的必然规律走向无产阶级化和危机，就是这些必然规律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产生作用”。[94]这种最大程度地扩大必然性逻辑的作用范围，其实等于完全取消了自发性逻辑的作用，这是低于罗莎·卢森堡水平的一种视界。因为正是由于罗莎·卢森堡承认自发性的作用，她才能够把在资本主义社会平静的、“正常”的议会时期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分离，特别是各种主体立场之间的分裂看成是资本主义国家“人为的产物”。反过来说，在自发性起作用的地方，资本主义国家故意制造的分裂就会顷刻瓦解，各种“分开的、完全独立的形式之间的人为界限也被一扫而光”。[95]可见，自发性在罗莎·卢森堡那里起着一种证伪主体立场必然分裂的重要作用。可是，如果一点也不承认自发性的作用，那么主体立场的破碎与分散如何从理论上加以说明呢?果真如此的话，岂不是不能有效地证伪主体立场分裂的虚而不实吗?岂不等于要承认主体立场分裂的永恒性吗?宁可守望着主体立场的分裂，也不肯承认在必然性逻辑之外能成就政治斗争的一致性的可能性，唯一的选择就是眼巴巴地等着终于有一天必然性逻辑会奇迹般地突然起作用。要么是严格的统一性，要么就是一盘散沙式的支离破碎，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无非是“所有经济主义和还原论的观念所固有的零和博奕(the zero-sum game)”。[96]边界向着增大必然性领域的方向扩展所带来的这种“零和博奕”显然是十分糟糕的结局，既然如此，移动还不如不移动!
顺便一提的是，诺曼·杰拉斯在讨伐拉克劳与莫菲的著名论文《后马克思主义?》中，曾指摘拉克劳与莫菲错误地“炮制”出了这个僵硬对立的“非此即彼”，而拉克劳与莫菲在反批评中申辩说，他们并没有证明也绝对不打算承认这个“非此即彼”，相反，他们是用“归谬法”来揭露这种“非此即彼”的荒谬性。“我们的本意在于指出，除非马克思主义话语完全是决定论的(即是说，仅仅在我们实验的假想情况之下)，否则杰拉斯所提及的那种刻板的选择就不会出现。与杰拉斯的指责正好相反，我们的著作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描述为逃避这种‘非此即彼’的决定论逻辑的持续努力。”[97]从文本上看，拉克劳与莫菲的自我辩护无疑是成立的，因为，拉克劳与莫菲所以要玩边界游戏，不是要证实在罗莎·卢森堡那里存有这种意义上的“非此即彼”，而在于说明，由于她引入了自发性逻辑，才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这种“非此即彼”!拉克劳与莫菲断定诺曼·杰拉斯何止是断章取义，简直就是“错误引证”。他们冷嘲热讽地写道，这个诺曼·杰拉斯的做法印证了一个特别的“非此即彼”：他“要么是不诚实，要么就是不负责任”。[98]
拉克劳与莫菲利用诺曼·杰拉斯在“细节”上的疏忽，狠狠地反抽了诺曼·杰拉斯一记耳光。但不管怎么说，诺曼·杰拉斯还是值得同情的，他在细节上犯了错误，并不等于他奋起反击拉克劳与莫菲全然没有道理，因为拉克劳与莫菲确实在一定意义上歪曲了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的原初意义。这一点在拉克劳与莫菲朝相反方向的移界游戏中清晰地表现了出来。如果自发性逻辑的边界进一步拓宽，以至于使必然性逻辑退出社会的地平线，那么情形又会如何呢?拉克劳与莫菲在此欣然写道：
如果我们把边界推向相反的方向，推到政治主体的阶级性质失去其必然特征的地方，那么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景象就完全不是虚幻的了：它是第三世界社会斗争所具有的多元决定的原创性形式。它构建出了与严格的阶级界线毫无关系的政治同一性;正是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无情地驱散了某种阶级接合的必然性质这一幻象;它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崭新的斗争形式，在过去几十年间，我们见证了新的政治主体性形式超出社会和经济范畴的界线不断地出现。霸权概念正好出现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它受到分裂的经验以及不同斗争和主体立场之间接合的不确定性所支配。它将在见证了必然性范畴退出社会地平线的政治话语中提供出一种社会主义答案。[99]
最大程度地扩大自发性逻辑的作用范围，其实等于彻底取消对自发性逻辑的不必要限制，等于给了自发性这个“无名之师”一个正规的编制并且任由它占领它能够占领的地盘。拉克劳与莫菲自认为这种扩展完全符合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所蕴含的建构主义“本性”，是对这一本性的释放与张扬，理应是高于罗莎·卢森堡水平的一种视界。因为，在罗莎·卢森堡那里，自发性虽然被承认，并且被肯定，然而，它不仅空间狭小，而且如螟蛉一般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但最终却被误以为是“蜾蠃”的义子!罗莎·卢森堡一边大声疾呼“行动在先”，为自发性的出场鸣道，一边又不容置疑地引入必然性逻辑来“支撑门面”，把自发性的所作所为看成是必然性的“表达”，从而导致她陷入了“两难困境”。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不扩展边界就要陷入“两难困境”，而扩展必然性逻辑的范围又只能更糟，所以，唯一正确可行的方式就是扩展自发性的边界，将它推到极限，推到必然性逻辑完全消失的地方。唯有如此，自发性逻辑的独自的构成性作用才不至于被遮蔽，才可能充分展示它特有的风采，才可能在必然性崩溃的情形之下重树左派政治斗争的信心。如果说上一次的边界移动实验是通过把必然性的作用推到极端以揭露它的荒谬性，那么这一次则是将自发性逻辑复归至实然状态，从而展示它原本可能达到的功效;如果说上次实验导致的“非此即彼”的僵硬对立是一种虚幻，那么这一次的实验所产生的结果则是已被目睹的不断出现的“原创性形式”;如果说上一次的移界游戏是令人沮丧的零和博弈，那么这一次则是硕果累累的喜人丰收。从拉克劳与莫菲轻快的笔调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他们对于眼前出现的“景象”的欢欣与畅意，不难感受到他们对于偶然性的解放以及由此带来的生动局面的嘉许与赞誉，不难感受到他们对政治主体统一性的崭新建构的“激进想象”与殷殷寄托。
我们看到，正是在对这一实验结果的鉴赏性描述中，拉克劳与莫菲自然而然地引入了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霸权概念——这一概念出现的领域只能是偶然性充分起作用的领域，即是说，偶然逻辑的边界向外极端扩展是后马克思主义霸权概念呈现的必要条件。拉克劳与莫菲假设：如果罗莎·卢森堡如此扩展，那么她就会得到后马克思主义的霸权概念。然而，事实上，罗莎·卢森堡根本没有如此“扩展”，因为她原本就没有想到要做一名后马克思主义者;是拉克劳与莫菲自己执意要如此“扩展”!因为，他们自己乐于把自己归属在后马克思主义名下。从这个意义上说，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和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霸权概念显然有很大的悬殊，一如斯图亚特·西姆所评价的那样：拉克劳与莫菲“明显被自发性概念所吸引，这一概念形成了他们的‘激进民主政治’的某种模型;区别是：拉克劳与莫菲看到没有必要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来加工它，或者一种设想的资本主义发展规律为这种自发性所必需。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倾向性在如下意义上是明显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连接被割断，而使霸权以一种自由无羁的方式运作为目标，在此一方式下，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原理加之其上的那种强制”[100]。
罗莎·卢森堡无疑是第二国际的激进左派，不过，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她还远远不够“激进”——因为她没有将自发性逻辑的范围加以“激进的”扩展。从所谓的“边界实验”中，我们可以幡然悟出拉克劳与莫菲所谓的“激进民主”中的“激进”并不意味着革命立场的“激进”，而只是表示对偶然性的“激进”态度：“要接受根本的偶然性”。[101]拉克劳与莫菲疯狂地把自发性逻辑的边界无限制地扩展，这诚然是一种极端，诚然是一种过激，诚然是一种激进主义，然而，这种激进主义在最大程度地消解罗莎·卢森堡的“教条式的僵化”(the dogmatic rigidity)的同时[102]，也最大程度地远离了罗莎·卢森堡的革命激进主义诉求。套用齐泽克的说法，这俨然是一种反激进的激进主义!
七
拉克劳与莫菲对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的阐释建立在两个基本事实之上：一是罗莎·卢森堡对自发性的热切关注与积极肯定;二是罗莎·卢森堡承认，在自发性这里最终可以达成主体的统一性。从这两方面看，拉克劳与莫菲与罗莎·卢森堡无疑是一致的，可以说，这两方面构成了拉克劳与莫菲与罗莎·卢森堡思想的共同“底面”——没有这种重叠共识，拉克劳与莫菲对罗莎·卢森堡的解读就丧失了起码的学理依据，就难免有穿凿附会之嫌，就成了彻头彻尾的“顺嘴胡诌”。如果说拉克劳与莫菲对罗莎·卢森堡的解读尚有某种合法性，那么这种合法性恰恰就是基于拉克劳与莫菲对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的正当性和历史担负的确证。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拉克劳与莫菲的理论努力并不在于真正要回到罗莎·卢森堡那里去，他们不会满足于复元自发性概念的历史本真性，严格说来，他们也无意于从事这种复元。因为在对解构立场的坚守之下，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有绝对固定不变的意义，根本就不相信在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着稳定与对称的关系。既然他们倡导“所指超出能指”，那么自发性这一能指被打破、被超出也就是题中之义了;既然他们倾心于意义的增生与流动，那么自发性概念的意义溢出罗莎·卢森堡所设定的边界也正符合于他们的支撑性观念——“任何既有的话语都不可能完成最后的缝合”。[103]拉克劳与莫菲认为，他们的这种观念与那些激烈消解在场形而上学的当代思潮——分析哲学中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现象学中海德格尔对存在的分析、后结构主义对符号的批判——是完全契合的，正缘乎此，他们尤其推崇德里达对意义核心和先验性所指的颠覆与解构：“先验性所指的不在场无限扩展了意义的领域与作用。”[104]
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的先验性体现在两个节点上：其一，自发性源起于旨在夺取政权的革命运动之中，因为，在罗莎·卢森堡那里，取得政权始终是革命的灵魂;其二，自发性的作用在于达成无产阶级的统一性，因为，在罗莎·卢森堡那里，革命主体的统一只能是阶级统一。这两个方面的规定性对罗莎·卢森堡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也正是由于这两点，罗莎·卢森堡才是罗莎·卢森堡。消除这两种意义的先验性所达至的结果自然就是：后革命的自发性概念和非阶级的主体统一性。就前者而言，是实现了自发性的领域置换;就后者而言，是实现了自发性的功能替代。抛弃了对罗莎·卢森堡而言最为重要的东西，当然也就谈不上忠于罗莎·卢森堡。如果我们把海德格尔在《康德书》书中对康德认识论所做的存在论分析视为是对康德的背离，那么我们当然可以说拉克劳与莫菲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的本意。从革命的自发性到后革命的自发性，从严格的阶级统一到超出阶级限制的非阶级统一，这是罗莎·卢森堡根本没有思考过的问题，也根本不是罗莎·卢森堡想要的东西。拉克劳与莫菲视为罗莎·卢森堡的缺陷的东西，拉克劳与莫菲认为罗莎·卢森堡给自发性设定的严格限制，恰恰就是罗莎·卢森堡不愿丢开的、也从来没有想过要丢开的东西!对罗莎·卢森堡而言是客观的历史规律，对拉克劳与莫菲来说只不过是毫无价值的教条;对罗莎·卢森堡而言是必须坚守的原则，对拉克劳与莫菲来说只不过是要予以抛弃的局限性。罗莎·卢森堡宁愿牺牲性命也“咬定不放”的东西，拉克劳与莫菲竟轻松地、毫不痛惜地放弃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诺曼·杰拉斯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在气头上的诺曼·杰拉斯也说了一些错话，有时甚至发错了脾气。他认为拉克劳与莫菲对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的解读是有意栽赃陷害，旨在显示“罗莎·卢森堡关于群众罢工的真正观念实际上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不一致的”[105]，其“罪恶意图”在于由此暗示：革命家罗莎·卢森堡这里潜伏着后马克思主义的强烈萌动，或者说，从罗莎·卢森堡这里，可以自然而然地延伸到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边界。实际上，诺曼·杰拉斯的这种忧虑完全是多余的。拉克劳与莫菲将他们对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的解读置于全书的开端处，并不是径直把罗莎·卢森堡作为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直接来源。按拉克劳与莫菲的看法，“在把革命主体等同于工人阶级这个阶级还原论的视域之内，接合意义上的霸权完全是不可思议的”[106]，而罗莎·卢森堡并没有脱出这个视域。可以断定的是，在拉克劳与莫菲的心目中，罗莎·卢森堡并不是一个在某些地方越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界线的人，她不像葛兰西那样能被看成是一个“分水岭”，她的自发性概念也不是后马克思主义霸权概念的雏形。
但是，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和霸权概念又存在着相关性，并且具有一定的可贯通性。否则，拉克劳与莫菲绝对不会以解读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为起始。然而，这种相关性和贯通性却不是明摆在那里的，它晦暗不明、若有若无、若隐若现，只有借助“解构式地运作”，只有通过拉克劳与莫菲如此这般地“解读”，才能一显尊容，才能现出“庐山真面目”。这颇类似于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从不言之中、从有意无意的掩饰之中、从一个个的闪避之中诊断出深藏的原痛与创伤。事实上，拉克劳与莫菲原本就没有想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这里侥幸地挖出一个“大金矿”，他们十分清楚，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拱心石依然是“历史必然性”。他们只是想探测“必然性之石”的裂缝和断层、褶皱与罅隙，他们只想通过“历史必然性”这面已经破碎的镜子“折射出”新的社会逻辑。新的社会逻辑在罗莎·卢森堡那里，还没有正式出现，它只是拉克劳与莫菲眼中的镜像。此时，不仅霸权没有真正出场，就连霸权的逻辑也只是以异化的形式显现。
拉克劳与莫菲以罗莎·卢森堡为开端，不是因为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内部，罗莎·卢森堡最早使用霸权概念，而是因为在罗莎·卢森堡那里，必然性逻辑与偶然性逻辑以戏剧化的方式遭遇了。这两种逻辑突然的碰撞，并没有产生什么积极的结果。唯一吸引拉克劳与莫菲的东西，就是碰撞后留下的一道裂痕。这一破裂之处，既是必然性的创口，也是偶然性发声流响的通道。从创口流出的不仅仅是痛苦的呻吟!这是拉克劳与莫菲确信的。值得指出的是，在拉克劳与莫菲对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的解读上，斯图亚特·西姆的态度全然不像诺曼·杰拉斯那样激烈拒斥、怒不可遏，而是表现出一种十分平和、宽容的姿态。西姆倒不在意拉克劳与莫菲是否歪曲了罗莎·卢森堡的本意，而是看重他们的阐发是否有一定的合理性，是否与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的某些方面契合，是否在理论视界的转换之中实现了“旧义”在改变了的背景之下的诠释学重塑。西姆也认为，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之所以具有重要的意义，就在于自发性概念所蕴含的偶然性逻辑暗示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
卢森堡是为数不多的直面偶然性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中的一个，并且我们发现她以一种比其他人更严峻的姿态在思考这种不连续性。一般讲来，偶然性作为文化发展中的一个有意义的因素被古典马克思主义边缘化了。允许偶然性进入社会均衡因素之中就是暗示：马克思主义小于(达不到)一个思想总体，并且它的运作逻辑在某种有意义的方式下是有缺陷的。偶然性甚至使问题进一步变得晦暗不明，因为它暗含着马克思主义政治机器所施加的控制的缺乏，或者，更令人忧虑重重的是这种控制的无能。[107]
至此，我们可以总结出拉克劳与莫菲以罗莎·卢森堡为开端的原因所在：其一，罗莎·卢森堡通过自发性概念天才地触碰到了霸权逻辑，尽管这一逻辑没有得到如拉克劳与莫菲所想象的那种展开，但是，在拉克劳与莫菲眼中，它毕竟是卢森堡思想天空中闪电般骤亮的一瞬。其二，自发性的确认及其人为限制，形成了罗莎·卢森堡的两难困境，而“双重空场”更是把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对立以鲜明的方式展现出来，这对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来说，具有典范性意义。按拉克劳与莫菲之见，在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内部，几乎所有理论家都遭遇到了这个问题，而以罗莎·卢森堡尤为突出。其三，在罗莎·卢森堡这里，霸权逻辑并没有填补由于必然性链条的断裂而形成的空场，此时还谈不上霸权概念的真正出场，因此，所谓的概念谱系学只能是一种“隐匿的考古学”：它的任务只是揭示霸权逻辑被遮蔽、被抑制的苦难历程。而在罗莎·卢森堡这里发生的，也以不同的变化形式出现在第二国际其他理论家那里，因此，对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的分析，有一种统领性作用。
可以说，拉克劳与莫菲把罗莎·卢森堡置于开端处，既不是为了表明罗莎·卢森堡开启了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也不是为了表明他们要步罗莎·卢森堡之后尘，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与莫菲非常明白，由于罗莎·卢森堡拒不放弃某些东西，所以她还不够资格能被叫作后马克思主义者;相反，由于拉克劳与莫菲抛弃了太多的东西，所以他们担心自己是否还有资格能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与莫菲将罗莎·卢森堡置于开端处，或多或少表达了这样的一种愿景：从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罗莎·卢森堡那里发现一点后马克思主义的痕迹，而让坚定的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与莫菲那里保留些许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如此一来，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虽然与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但总归还惦念着马克思主义，或许就像西姆所说的，像拉克劳与莫菲这样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还存着一种割舍不掉的怀旧之情。
【注释】
[1]Lesek Kolakowski：Main Currents of Marxism，VolumeⅡ：The Golden Ag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p.97．
[2]Ibid．，p.82．
[3]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90页。
[4]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85页。
[5]Norman Geras：The Legacy of Rosa Luxemburg，NLB，1976，p.111．
[6]Lesek Kolakowski：Main Currents of Marxism，VolumeⅡ：The Golden Ag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p.82．
[7]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李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0页。
[8]罗莎·卢森堡：《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页。
[9]同上书，第4页。
[10]同上书，第507页。
[11]弗雷德·厄斯纳：《卢森堡评传》，孔固、李度译，三联书店，1964年，第20页。
[12]罗莎·卢森堡：《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04页。
[13]弗雷德·厄斯纳：《卢森堡评传》，孔固、李度译，三联书店，1964年，第22页。
[14]同上书，第33页。
[15]叶夫罗泽罗夫、亚日鲍罗夫斯卡娅：《罗莎·卢森堡传》，汪秋珊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50页。
[16]叶夫罗泽罗夫、亚日鲍罗夫斯卡娅：《罗莎·卢森堡传》，汪秋珊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51页。
[17]《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43页。
[18]Norman Geras：The Legacy of Rosa Luxemburg，NLB，1976，pp.130 －131．
[19]弗雷德·厄斯纳：《卢森堡评传》，孔固、李度译，三联书店，1964年，第21页。
[20]Paul Fr9lich：Rosa Luxemburg：Ideas in Action，Pluto Press，1972，p.140．
[21]Ibid．，p.142．
[22]Ibid．，p.144．
[23]Ibid．，p.143．
[24]Paul Fr9lich：Rosa Luxemburg：Ideas in Action，Pluto Press，1972，p.141．
[25]Ibid．
[26]罗莎·卢森堡：《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16页。
[27]同上书，第517页。
[28]同上书，第40页。
[29]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李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60页。
[30]Norman Geras：The Legacy of Rosa Luxemburg，NLB，1976，p.36．
[31]罗莎·卢森堡：《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98页。
[32]同上书，第38页。
[33]同上书，第39页。
[34]罗莎·卢森堡：《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52页。
[35]同上书，第65页。
[36]罗莎·卢森堡：《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17页。
[37]同上书，第517页。
[38]同上书，第66页。
[39]同上书，第44页。
[40]同上书，第71页。
[41]同上书，第73页。
[42]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93页。
[43]罗莎·卢森堡：《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91页。
[44]同上书，第71页。
[45]同上书，第64页。
[46]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王伟光、张峰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41页。
[47]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94页。
[48]同上书，第381页。
[49]同上书，第363页。
[50]同上书，第373页。
[51]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74页。
[52]初见基：《卢卡奇：物象化》，范景武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58—260页。
[53]初见基：《卢卡奇：物象化》，范景武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77页。
[54]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88页。
[55]同上。
[56]叶夫罗泽罗夫、亚日鲍罗夫斯卡娅：《罗莎·卢森堡传》，汪秋珊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0—111页。
[57]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殷叙彝、傅惟慈、郭颐顿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2—33页。
[58]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51页。
[59]卢森堡：《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9—40页。
[60]卢森堡：《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17页。
[61]弗雷德·厄斯纳：《卢森堡评传》，孔固、李度译，三联书店，1964年，第19页。
[62]同上书，第114页。
[63]弗雷德·厄斯纳：《卢森堡评传》，孔固、李度译，三联书店，1964年，第145页。
[64]卢森堡：《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4页。
[65]同上书，第48页。
[66]同上书，第62页。
[67]同上书，第65页。
[68]同上书，第69页。
[69]卢森堡：《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1页。
[70]同上书，第72页。
[71]同上书，第69页。
[72]同上书，第61页。
[73]同上书，第39页。
[74]Ernesto Laclau，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p.42 －43．
[75]Ernesto Laclau，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8．
[76]Ernesto Laclau，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10．
[77]Ibid．
[78]Ernesto Laclau，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p.10 －11．
[79]卢森堡：《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2页。
[80]卢森堡：《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8页。
[81]Ernesto Laclau，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11．
[82]Ernesto Laclau，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11．
[83]Norman Geras：post-Marxism? In New Left Review，No．163 (May/ June)，1987，p.61．
[84]Norman Geras：Post-Marxism? In New Left Review，No．163 (May/ June)，1987，p.61．
[85]Laclau，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11．
[86]Ibid．
[87]Laclau，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11．
[88]Ibid．，p.12．
[89]Laclau，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12．
[90]Laclau，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12．
[91]Laclau，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13．
[92]Ibid．
[93]Ibid．
[94]Laclau，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13．
[95]卢森堡：《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95页。
[96]Ernesto Laclau，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13．
[97]Ernesto Laclau，Chantal Mouffe：Post-Marxism without Apologies，in New Left Review，No．166(Nov．/Dec．)，1987，p.95．
[98]Ibid．
[99]Ernesto Laclau，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13．
[100]Stuart Sim：Post-Marxism：An intellectual history，Routledge，2000，pp.14 －15．
[101]斯拉沃热·齐泽克、格林·戴里：《与齐泽克对话》，孙晓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71页。
[102]Ernesto Laclau，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11．
[103]Ernesto Laclau，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111．
[104]Ibid．，p.112．
[105]Norman Geras：Post-Marxism? In New Left Review，No．163 (May/ June)，1987，p.61．
[106]Ernesto Laclau，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68．
[107]Stuart Sim：Post-Marxism：An intellectual history，Routledge，2000，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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