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
一
《社会的不可能性》是拉克劳与莫菲进行后现代“实验”的第一个驿站。虽然它一举把“社会地形”夷平，把主体概念的硬核碾碎，从而表现出强劲锐利的解构锋芒，但它同时也迸发着创造的兴奋与活跃，涌动着建构的期待与渴望。一如贝斯特和科尔纳所言，后现代转向“已经在挑战和根除已确立的各种规范、实践、理论和观看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它“既产生碎片化、不稳定性、不确定和不定性，也产生发展出新的思考与行为方式的新兴奋与可能性”。[1]毕竟，拉克劳与莫菲解构本质主义的社会概念和主体概念并不是为解构而解构，其本身是为了建构一种新型话语理论和激进政治模式。可以说，在进行后现代转向之初，他们就确立了“双向援用”的理论策略。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不仅迎合并支持了拉克劳与莫菲对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葛兰西主义的不满，亦使拉克劳与莫菲意外找到了力挽残局、重整河山的起死回生之策：不仅把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作为解毒之药，也把它拿来作为酵素、作为添加剂、作为配料、甚至作为“补品”加以运用。
援用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洞见，既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度解构，同时又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根本性的建构，这是拉克劳与莫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一书中所要成就的事业。在解构的维度上，拉克劳与莫菲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一消解，悉数抛进了决定论和本质主义的垃圾箱。而在建构的维度上，拉克劳与莫菲引入了独特的话语理论，阐发了一种新颖的对抗观念，论述了霸权性的政治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多元激进民主的社会主义规划。至此，把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和基本命题弃置一边而仍坚称是马克思主义者，既不称己意又难以自圆，那么，就干脆取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和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的“后”(post)字之意，以此一“后”(post)置于“马克思主义”(Marxism)之前，成就一种奇特的叫做“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的东西。在拉克劳与莫菲这里，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不外乎是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简称和缩写，质言之，这种“后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带“后”字头的马克思主义，即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施以“后化”(Posting)之后的马克思主义。
拉克劳与莫菲新的理论视界终于获得命名——这一奇妙无比的命名不仅抚慰了拉克劳与莫菲浓重的怀旧情结，而且也满足了他们重铸马克思主义的强烈愿望，同时又表征了“空的能指”(signifier of emptiness)的后结构主义观念。所以，我们终于看到，在1985年出版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一书的导言中，拉克劳与莫菲郑重地宣布他们已处在后马克思主义的领域之内。从表面上看，拉克劳与莫菲的这一宣称似乎拖延了几年，因为，早在《社会主义战略，下一步在哪儿?》(1981)的末尾，拉克劳与莫菲决意消解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学性的立场已十分鲜明。然而，就拉克劳与莫菲的实质性意图而言，它并不是一个迟到的、追补式的告白，而毋宁是正当其时的充满创意的新宣言。因为，拉克劳与莫菲清楚，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后马克思主义”一词在西方理论界已颇为流通，不仅很多学者和理论家早就使用过“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并且在多数情况下，“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多被用来确认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背弃之意的不良称谓。如果拉克劳与莫菲仅仅在“走出”的意义上使用“后马克思主义”，那么他们最终不过是后马克思主义者的长长队列中姗姗来迟的两位平庸新人而已。
拉克劳与莫菲显然不想停留在这样的后马克思主义水平上。他们想要给“后马克思主义”这个不太令人满意的术语添加一些自己的东西——后马克思义不仅仅是断裂的喧响和临别的寄语，它还应该是一种激进的召唤和解放的宣言!虽然“已经不可能再坚持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主体性和阶级概念，也不可能再维持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的看法，自然也更不能再抱有关于共产主义是没有对抗性的透明社会的观念”[2]，但是，由于看到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观点的过时、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的局限性而走向与马克思主义彻底决裂之路，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这也一条死胡同，是一条比沿着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规定的线路矢志前行的道路更不值得选取的一条道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图式以及它的革命策略、斗争方式和变革途经可能已经不再适合当代激进政治斗争的现实，不过，拉克劳与莫菲仍然主张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宰制、不平等、压迫、剥削、非正义、非人道的现象作斗争，也仍然追求一种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社会理想，因此，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激进精神不能丢，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解放诉求更应坚守。更何况，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还有一些“敏锐的洞察和话语形式”，所以，较为合理的做法是废其法而承其意，以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路子来彰显内蕴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情怀和斗争气质。正如西姆指出的，这种做法，对拉克劳与莫菲而言，也就是“尝试着把后结构主义、解构、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之中的新近理论发展嫁接到马克思主义中来，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与那些不再响应经典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新文化氛围具有相关性”。[3]就此而论，拉克劳与莫菲是在用新的材料和新的构型方式重塑马克思主义的形象，这一塑像与原先的“偶象”不求形似而只求神合。即是说，拉克劳与莫菲不是“修正”传统马克思主义，而是“重新规划”一种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拉克劳与莫菲的这种理论构想既包含着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富有热情的放弃”(齐泽克语)，同时又蕴寓着对马克思主义激进精神的创生性延续。为了表达这种表面上充满悖论性的理论立场，拉克劳与莫菲别出心裁地“造出”斜体与正体交错搭配的两种后马克思主义书写形式：“如果说，我们这本书的思想规划是后马克思主义的(post-Marxist)，那么，显然它也是后马克思主义的(post-Marxist)。”[4]这在“后马克思主义”概念发展史上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创制，它的意义不在于为“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制作了别有兴味的书写体式，而在于为“后马克思主义”概念指出了全新的理论路向，赋予了积极的思想内涵。如果说拉克劳与莫菲对于后马克思主义概念有什么理论贡献的话，那么这一贡献就在于他们努力把后马克思主义概念朝着一种建构主义的方向转化和推进了——后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消极的、否定的、解构的，它也可以是积极的、肯定的、建构的。而对于拉克劳与莫菲而言，post-Marxism (post为斜体，Marxism为正体)只是一种历史性的起点，而post-Marxism (post为正体，Marxism为斜体)才是整个理论的重心。
当然，也有人对拉克劳与莫菲这种正斜体交互搭配的差异书写不以为然。比如，丹尼尔·麦吉(Daniel T．McGee)在《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鸦片?》一文中这样写道：
对于暗示着表面的同义反复实则蕴涵着重要的意义差异的古怪的斜体字游戏的一种貌似合理的解释是：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乃是拉克劳与莫菲的如下说法的一种简略表达方式：他们宣称他们继续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部分而不相信另外一些部分。……拉克劳与莫菲不是墨守他们不再相信的传统，而只是从传统马克思主义中把他们不相信的东西(诸如本质主义的阶级利益、社会的经济决论)筛掉，而把他们还相信的部分——霸权概念——筛选出来。……拉克劳与莫菲宣称他们既是后马克思主义者(post-Marxist)同时又是后马克思主义者(post-Marxist)，既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之内又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之外，这种明显的悖论和特殊兴趣只不过是如下观点在修辞表达上的模糊化：后马克思主义保留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范畴(即“它最好的碎片”)而拒斥了与后马克思主义逻辑不相容的其他范畴。拒斥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必然性的信奉，就是后马克思主义者(post-Marxist);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霸权概念(偶然性，对抗性斗争)，就是后马克思主义者(post-Marxist)。[5]
不难看出，麦吉并不否认拉克劳与莫菲是后马克思主义者(post-Marxist)，而是质疑拉克劳与莫菲的所谓后马克思主义者(post-Marxist)身份。麦吉之所以持有这种看法，是因为他吃惊地发现，拉克劳与莫菲自称从传统马克思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霸权概念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对它的阐释很不相同：与其说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霸权概念，还不如说他们“变革”了霸权概念。既然从传统马克思主义那里特意留下的霸权概念也已经“走了样”，那么还如何能说后马克思主义中留有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呢?所以，麦吉断言，拉克劳与莫菲玩弄这个“古怪的斜体字游戏”完全是欺世盗名：他们想迷惑别人，以使人相信他们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仍然“藕断丝连”，他们那里存在着一个微妙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过程，他们那里有一种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的激进政治理论。而实际上，拉克劳与莫菲那里“既没有政治，也没有理论，既没有一套真理主张，也没有具体的规范性‘战略’”，他们对后马克思主义的宣称“无非是一种认同或者‘鼓动’性的表述行为，无非是企图让别人把自己称之为某种后马克思主义者”。[6]也就是说，拉克劳与莫菲弄出两种怪模怪样的后马克思主义书写形式，纯粹是掩盖他们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真实意图和掩饰他们无所建树的空虚心理的一种巧妙花招而已。麦吉是想告诫人们千万不要被拉克劳与莫菲的“古怪的斜体字游戏”所迷惑，误以为拉克劳与莫菲真的保留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霸权概念，因而是一名后马克思主义者(post-Marxist)。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人们千万要认清拉克劳与莫菲的嘴脸：后马克思主义者(post-Marxist)是假的，或者说徒有虚名，而拉克劳与莫菲仅仅是后马克思主义者(post-Marxist)，这才是千真万确的!
然而，同样千真万确的是，麦吉并没有真正把握拉克劳与莫菲赋予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的特定含义。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并不是在原封不动地保留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命题、某些概念的意义上使用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变成了斜体，就是表明要借用“后学”的资源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某种重构、某种改写。难道对待马克思主义只能采取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全盘抛弃的非此即彼的抉择吗?难道就不能“像解读弗洛伊德、黑格尔或柏拉图的文本那样去解读马克思的文本”[7]吗?难道就不能“从我们自己的问题的视域以及我们时代的情势出发去探析马克思的文本并对它们提出自己的疑问”[8]吗?拉克劳与莫菲既不赞同非解构的拒绝，也不认可非建构的接受。他们的立场是：只有通过重塑马克思主义才能延续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而经过重塑后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马克思主义，甚至在外观上也辨识不出原来的影子，但它依然“壮怀激烈”，依然抱有厚重的弥赛亚主义救世情结，依然构想着人类解放的光辉远景。“我们正生活在20世纪最令人振奋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新的一代不再抱有对过去的偏见，也不再拥有那些自诩为‘绝对真理’的理论，就是这样的新一代正在建构着更加人性化、更加多样化、也更加民主的新型解放话语。末世论的与认识论的目标更为适度，而解放的抱负却更为深广。”[9]不走先辈之路，不行先辈之法，只弘其道、现其韵、扬其神。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在后现代境遇之下，这是唯一可行之策。
二
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是解构与建构同时兼备的“双重”后马克思主义，正是这一特质把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与法国极端后现代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但是，长期以来，一些人对拉克劳与莫菲后马克思主义的解构方面“反应过激”，而对它的建构方面却避而不谈或视而不见。像麦吉这样完全否认拉克劳与莫菲后马克思主义具有建构性的人也不在少数。比如，保罗·雷诺兹公然宣称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要么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要特征进行挑战、重新阐释或拒斥的大总汇，要么就是“皇帝的新装”罢了[10]——皇帝自以为穿上了最美丽的衣服，而实际上是一丝不挂!诺曼·杰拉斯则径直认定拉克劳与莫菲那里存在一个“学术真空”(intellectual vacuum)[11]。事实上，拉克劳与莫菲从来没有妄言自己那里还有很多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成分，但他们也从不认为自己业已把传统马克思主义清除得一干二净，更不承认他们除了解构传统马克思主义之外，没有为重建一种特别类型的解放规划付出真正有所成就的实实在在的努力。
拉克劳与莫菲理论建构的哲学基础是他们对话语概念的新阐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1977)中，拉克劳与莫菲就已经使用了“话语”(discourse)一词，但那个时候，他们只是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这一有限的范围之内使用它，并且大多数情况下，“话语”总是附在意识形态一词的后面，即“意识形态话语”(ideological discourse)，这表明意识形态话语外部还存在着“非意识形态话语”。《社会的不可能性》(1983)实现了意识形态的“全面覆盖”，宣告话语摆脱了狭义的意识形态内涵而进入到与社会概念的界域等同化的境地。而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一书以及随后对杰拉斯的回应文章《无需认错的后马克思主义》(1988)中，拉克劳与莫菲深入阐述了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
拉克劳与莫菲话语理论的基本预设是：所有对象与行为都是有意义的，而意义是由特定的规则体系历史地建构起来的。用拉克劳与莫菲的措辞来表达就是：意义乃是“接合”的产物。之所以是接合，是因为任何意义都具有关系性特征，即便是单个的语词，其本身也无非是能指和所指“合成”的关系性结构。接合就是把诸多原素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暂时的意义统一体的过程——接合既是差异性的连接，又是新认同的缔造，质言之，在对差异性原素进行连接的过程中，原素原先的“身份”不知不觉中被篡改了，而新的认同恰恰就建基于这种篡改之中。所谓话语，就是“如此的接合实践所达成的被结构化的总体”(the structured totality resulting from the articulatory practice )。[12]
这一界定的关键点在于一个扩展了的彻底去本质主义(de-essensialism)的接合概念。此一接合概念已远远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中对接合的规定——那时，接合的范围狭窄，效力有限，意识形态的核心原素在被接合之前已经具有外在于接合的“身份”，而且在接合中，这些身份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被篡改的仅仅是中立意识形态原素的“身份”，严格说来，这种篡改不过是既定的主导身份的扩张而已!如果意义的认同不是由接合活动本身造成的，就谈不上完整意义的接合;而没有完整意义的接合实践，也就不会有拉克劳与莫菲的话语概念。正是由于这一点，拉克劳与莫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对话语概念进行界定之前，预置了“社会形态与多元决定”一节，对阿尔都塞主义以及赫斯特、辛德斯等人对阿尔都塞的批判展开了批判，这一“双重批判”的宗旨在于既抛弃总体的本质主义(an essensialism of the totality)，同时又避免陷入原素的本质主义(an essensialism of the elements)。
拉克劳与莫菲认为阿尔都塞通过引入多元决定这一概念展开的对黑格尔的总体概念的批判虽然“看起来开辟了从社会关系的多元决定的属性为起点阐发一种新的接合概念的可能性”[13]，但由于阿尔都塞不放弃“经济的最终决定”，从而大大限制了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逻辑具有的解构功效，其自身反而陷入自己所批判的理性主义典范中去了，也就是说，阿尔都塞只是以一种总体的本质主义置换了另一种总体的本质主义。赫斯特、辛德斯等人尖锐地批判了阿尔都塞的“经济的最终决定”以及“结构因果性”，主张把社会关系看成是由种种制度设施、形形色色的组织形式、诸多实践以及不同的动因组成的聚合体(aggregates)，聚合体的这些构成原素是相互分立的，它们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联。由于真正祛除了“单一决定”阴影和必然性的专制，这种“肢解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接近了拉克劳与莫菲的理论界域。但是，这一方法所秉持的“非相关性原则”(non-correspondence principle)却阻断了赫斯特、辛德斯等人与拉克劳与莫菲的汇通之途。在此，其根本症结当然不在于断言原素之间非本质性、非必然性的关系，而是在于将这种“破碎”关系本质主义化了：如果每一原素无需“他者”就可以获得完全的自足性，就可以在其自身之内获得自我认同，那么这些分立的原素无疑就成了一个个封闭的逻辑原子。相反，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任何认同的意义都是多元决定的，因为所有的本义(literality)都会在建构中被颠覆、被超越。在多元决定的逻辑空间，既不存在本质主义的总体化，也没有对象之间的本质主义分割，处于他者地位的某些对象的存在阻止了任何认同的固定。在接合中呈现的对象并不像钟表装置中的零件一样，某些他者的在场妨碍了任何对象之认同的完全缝合。”[14]赫斯特、辛德斯等人疯狂地分割总体，其结局竟然是本质主义的幽灵不知不觉地潜入了一个个分立的原素之中!无论如何，附着在原素之中的本质主义依然是一种本质主义，而只要本质主义的阴魂不散，接合概念就无法真正确立。所谓接合，既要使一切皆可“接”，又要使一切被接者皆能“合”。如有不可“接”之物，如有不能“合”之状，则皆无完备之接合实践可言。
拉克劳与莫菲以如此的接合概念来界定话语，其用意在于凸显话语的生成机制。如果说话语有什么关键特征的话，那么首当其冲的就是其建构性维度。当巴赫金断言语义既不来自言语者又不源于语词本身，而是在具体的对话语境中生成的时候，当阿尔都塞声称意识形态召询个体的时候，当福柯说临床医学话语在其内部的不同构成原素之间建立一种并非真正给定的、并非先验地建构出来的关系体系的时候，他们所强调的实际上都是话语的当下构成性。只不过，拉克劳与莫菲把它推到无以复加的极致状态而已。话语的建构性之目标乃是话语整体统一性的形成，而这种统一性原则只能在话语本身中去寻找，它既不能诉诸话语之外的先验强制，也不能得之于话语原素固有的逻辑一致性的铺展。在这一点上，拉克劳与莫菲和福柯并没有原则上的不同，正缘乎此，拉克劳与莫菲申言他们所归之于话语统一性的类型接近于福柯用以说明“话语构型”(discursive formation)的所谓“离散中的规则性”(regularity in dispersion)。
话语建立于话语场之内，这是拉克劳与莫菲和福柯共享的准则，但是，他们对“内部”的理解迥然有别。对于福柯来说，话语的内部意味着话语之外存在着非话语实践(non-discursive practices);对于拉克劳与莫菲而言，话语内部仅仅表示多样性的话语场之间具有界线，而这些界线本身也是一种话语事实，因此，话语内部仅仅是就具体的个别的话语样态而言的。这正是拉克劳与莫菲和福柯的不同之处：在福柯那里，非话语实践作为影响话语建构的一个层面被谨慎地保留下来，而拉克劳与莫菲则彻底取消了话语与非话语的区分。这种分歧点的存在源于不同的话语担忧：福柯担心话语统一性的“单调”与“重复”，所以才强调非话语实践对话语构型的影响，而拉克劳与莫菲的主要焦虑是话语统一性的外部宰制问题，因而才断然否弃非话语实体的存在。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福柯的担忧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极有可能损害话语的建构性原则：如果特定的话语事实被非话语实践所包围，并且，这种非话语实践又能够刺入话语场的内部并塑造着话语形态，这无疑给“外来干涉”留下了口子，如此一来，不仅建构性的自治性质无法确保，“先验决定”亦可能“随机潜入”。再者，福柯只是简单地把某一话语场之外的东西称为非话语实体，却没有在理论上说明这种做的理由：为什么在话语之外的东西就一定是非话语?当你断言某某是非话语的时候，你如何保证你的这种言说本身不是一种话语?
这类似于黑格尔对康德的物自体概念的批评：当康德说物自体没有任何的思维规定性的时候，他恰恰是在用思维把握这个纯粹抽象思维的产物——这个“剩余的渣滓和僵尸”[15];同样，当福柯说有一种非话语实践存在的时候，他其实正在特定话语的视界言说着话语的对象。与话语的建构性的激进化相伴的必然是话语空间的最大化。为了表明取消福柯关于话语与非话语区分的正当性，拉克劳与莫菲提出两条理由：其一，“就对象不能在导致其呈现的话语条件之外被给予而言，一切对象皆作为话语对象而被建构出来”;其二，“社会实践的所谓语言学层面与其行为层面之间的任何区分，要么是一种不正确的区分，要么这种区分应该在意义的社会生产(它在话语总体的形式下被建构出来)的范围之内获得理解”。[16]
第一点可以说是一个“准先验的”解释。[17]它是康德关于现象的观念性的“移置”与“转化”。康德认为，呈现在认识主体面前的只能是现象，而物自体是什么我们无以获知，拉克劳与莫菲则断言，人们所遭遇的对象只能是话语对象，而不是脱离话语场域的纯粹存在。
迄今，在我们与世界的交换过程中，对象从来没有向我们呈现为纯粹的实体，它们总是在话语接合中向我们呈现它们的存在。树林可能是原材料，或者是制造品的部件，或者是森林沉思的对象，或者是阻挡我们前进的障碍物;大山能够用来抵御敌人的进攻，或者作为旅游胜地，或者矿物开采的源地，等等。要是我不在那里，大山原本不会是这些事物中的任何一种，但是，这并不表明大山不存在。正因为它存在，它才可能成为上述这些东西，然而，上述这些东西中没有一种必然来自于大山的纯粹存在。作为某一社会中的一员，我们绝不会遇到一个处于纯粹存在状态中的对象——如此的观念是一种纯粹的抽象;确切地说，我们遇到的存在总是表现为在话语总体之内被接合的某种事物。[18]
第二点是一个后分析哲学的解释。它是言语行为理论特别是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language-game)学说在话语领域的转换性应用。在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中，语言与语言进入其中的具体行为构成了一个语义整体，这意味着语言原素与非语言原素的二元对立被彻底打破了：不仅是从言语的视角认定“语义”本身具有“以语行事”和“以语取效”的功能，而且，行为过程也必须从“语用”构成的领域加以理解。只有在特定的语用情景之中，语义才能真正确定，因而语言成分与非语言成分的区分并不等于意义与无意义的区分，语言与非语言共同构成了话语这一意义总体。在此一视域之下，把话语仅仅归结为“说”与“写”难免流于片面，而坚持话语只具有精神性特征的观点乃是一种陈词滥调，因为意识形态的“物质性”早在葛兰西以及阿尔都塞主义学派那里就提了出来，并且在一种“社会地形学”的困境中获得了艰难而出色的诠证。拉克劳与莫菲关于话语的总体描述是：话语作为一个意义总体先于语言与非语言的区分，由此，它根本超越了语言与实在、精神与物质、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二元对立。
如果对象之呈现不能脱离其呈现的可能性条件，如果这个可能性条件本身也是一种意义建构的结果，那么就必须从理论上直面这个话语生产的“源头”。这里的实质问题是：为什么意义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可能的?或者说，为什么意义的建构总能不断延续下去?拉克劳与莫菲的回答是：每当一种意义向我们呈现的时候，这种呈现本身已经是一种失败——是一种完美呈现的失败，也就是说，每一种意义认同都是一个失败的总体。人们追求的那个本真性，人们意欲捕获的那个“本义”，乃是一个隐喻罢了。总有某些东西从意义的固定中悄然滑脱。这种以拒绝象征秩序的方式成就象征秩序的永恒滑动之物便是“意义的剩余”，拉克劳与莫菲把这种意义的剩余称之为话语性：
我们称“话语”为一个异质体的系统(即诸多环节所构成的差异性体系)，而如此的系统仅仅作为颠覆体系本身的“意义剩余”的局部限制才能存在。这种内在于每一话语情景之中的“剩余”是一切社会实践之建构的必要领域。我们将这一领域称之为话语性场域(the field of discursivity)。这个术语表明了它(即话语性)与每一具体的话语发生关系的方式：它既决定了任何对象必然的话语特性(discursive character)，同时又决定了任何既有话语实现最终缝合的不可能性。[19]
话语性是标识对象的构成性以及此一构成性的未完成性和非稳定性的哲学范畴，因此，它本身并不是对象，而是对象的界线和限制——它赋予话语对象一个必要的边线从而使意义的局部固定成为可能;同时，它又不断限制边线的完全划定，使意义的充分固定成为不可能。话语性就是使对象“是其所是”的理论视域(theoretical horizon)——或者说，它是使对象成为如此之对象的可能性条件。对象的话语性在逻辑上(不是在时间上)优先于话语对象本身，因此我们可以追问话语对象的可能性条件，却不能进一步追问话语性的可能性条件，就像在康德哲学中，我们可以追问知识的可能性条件，却不能再追问先验自我是如何可能的一样。话语性宛如一条地平线，没有它，我们便无法获得一种视域。但是，我们的目光又永远无法穿越这条线，当我们力图靠近它的时候，它便立即向更远处退去。在此意义上，它是一种不断“剩余”下去的“剩余”。
三
拉克劳与莫菲对话语概念以及话语性范畴的阐发并不是单单为了建立一种新的话语认识论，而是为了介入对政治的重新解析。这种介入的第一步，就是从理论上重塑一种全新的“对抗”(antagonism)概念。从这个意义说，拉克劳与莫菲的“新话语理论”可以看作是对抗的概念化所必需的理论铺垫。当然，在话语论述中明确地引入“对抗”范畴，并不是拉克劳与莫菲的首创，阿尔都塞的高足米歇尔·佩舍(Michel Pechêux)在1975年出版的《语言、语义学和意识形态》一书中分析个体的主体化运作的两种话语模式(two discursive modalities )时就论及到了“对抗”概念。佩舍认为，个体被“召询”实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是个体应答了召询从而实现了肯定性的认同;第二种是个体听到了召询却不应答，召询虽然尴尬但毕竟起了作用，个体在这种“反认同”(counter-identification)过程中被主体化(subjectification)了。在佩舍看来，只有在主体化的第二种模式即主体的“反认同”运作之中才会产生才“对抗”作用。[20]
认同中的“反认同”标识了主体化过程中的“对抗”关系，这也正是拉克劳与莫菲的立场。然而，拉克劳与莫菲对“反认同”的理解不同于佩舍。在佩舍那里，“反认同”只存在于某种特别的话语模式中，并且他似乎只把“反认同”作为主体化的一个消极结果来呈现。而拉克劳与莫菲认为，在所有话语模式中都存在“反认同”。“反认同”并不是主体化的“结果”，而是主体化运作的可能性条件。由于“对抗”与主体生成是同一个过程，所以，对抗之阐明也就是一种“主体解释学”。正因如此，拉克劳与莫菲在着手阐释自己的对抗观念之前，首先展开了对本质主义主体范畴的批判。齐泽克深谙拉克劳与莫菲此意，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引论”中，他大谈四种主体观，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引”出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对抗大唱对台戏”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对抗观念。[21]齐泽克的这一做法无非是对拉克劳与莫菲的煽情性模仿——在这种模仿中，齐泽克以一种张扬的方式再现了拉克劳与莫菲的基本观点：一种反本质主义的对抗观念乃是根植于一种反本质主义的主体观。
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拉克劳与莫菲提出以“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s)来置换传统的主体：“在这个文本中，不管我们什么时候使用‘主体’这个范畴，我们都是在话语结构内部的‘主体位置’这一意义上使用的。”[22]“主体位置”这个用语来自于福柯，福柯用它来表示主体的弥散状态，从而说明统一的主体模式的不可能性，但是，由于福柯本人没有真正贯彻在“话语结构内部”构建“主体位置”的原则，他所谓的“主体位置”实质上从“分散”(dispersion)转化为“分割”(separation)。而问题在于：“从分散到分割的转化显然造成了我们先前已指出过的那些分析上的问题——特别是在以原素的本质主义置换总体的本质主义里面所固有的那些问题。”[23]这也正是齐泽克指责福柯的地方：从表面上主体似乎抛开了任何普遍法则的支撑，然而，每一个分散的主体却在自制模型内恢复了自我形象。问题不在于由宏大主体蜕变为微观主体，而在于自足的自我形象的完全瓦解;问题不在于承认差异性立场，而在于这种差异性立场的去本质主义化。
拉克劳与莫菲对“主体位置”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福柯。这种超越之所以能够实现，乃是由于拉克劳与莫菲在福柯的概念框架中融入了德里达与拉康的思想酵素。[24]一方面，话语构造的主体位置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德里达所说的“主体性是延异的一个结果”，主体的当下在场是一个神话，“主体唯有在与自身的分离中、在生成空间中、在拖延中以及在推迟中才被构成”。[25]另一方面，主体位置的话语特征也“脱化”了拉康的作为“缺失”的主体的观念：主体的呈现永远是一个假象，它或者是借助于他者的虚构，或者是某种“匮乏”的象征。“‘我’作为主体是以不存在的存在而到来的。这个主体与一个双重疑难相协调：一个真正的存在却会因自知而破灭;一个话语却是由死亡来维持。”[26]在此，拉康俨然给人们呈现了一个可持续的“缝合”(suture)现场：在某一个“节点”(nodal point)上，创伤的裂口似乎要被缝合，然而就在缝线“打结”的一刹那，一种“内爆”又使缝口崩裂。缝合在缝口的不断崩裂中延续。巴丽特曾说，拉克劳与莫菲提供了一个“策略性人体(a body politic)——其皮肤永久性地裂开着，以使外科手术室中持续的值班成为必要”。[27]其实，这个“策略性人体”的原始提供者并不是拉克劳与莫菲而是拉康。拉克劳与莫菲所做的工作不过是把这个“策略性人体”从精神分析治疗室“搬到”了政治分析领域而已。
拉克劳与莫菲对福柯、德里达和拉康的主体理论进行了成功的“接合”。主体在经历其“主体位置”时的丰富性(福柯主义)被最大程度地削减了，主体的内在丰富性被指认为主体化对根本性“残缺”的掩饰(拉康主义)，并且借助于德里达，“主体位置”被构想为对书写进程的“撒播”的驯服。主体不可能由既定的单一“位置”所捕获，相反，主体在话语结构中有诸多不同的位置(positions)“闪现”，并且，这些差异性位置并无实证性——“位置”本身不过是某种深度匮乏的“征兆”而已。正因为“位置”是一种海市蜃楼般的“虚像”，所以主体才总是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他总是“站错”地方——他站在这个点上说出话似乎总是与此一位置不大吻合。主体位置就是不断延异中的一个个“闪动点”，就是持续缝合中的一个个“节点”。主体在寻找合适位置时总是“站错”位置，因为主体没有“本来的”位置，他此时此地的“占位”很快就证明并不是一个恰当的举动。用拉克劳的话来说：“主体的位置就是错位的位置(the location of the subject is that of dislocation)。”[28]
主体是话语结构内的差异性位置，而位置就是错位，错位所表征的实际就是主体认同的困境(即认同的不稳定性和未完成性)，所有的认同都是错位式认同。这种错位式认同的话语表现形式就是对抗：“有没有这样一些‘经验’、这样一些话语形式，在其中，被显现的不再是‘先验所指’的连续延宕，而是延宕的空洞无用以及任何稳定的差异和客观性的最终的不可能性?答案是：有。这种关于一切客观性的限制‘经验’确实具有一个明确的话语表现形式，它就是对抗(antagonism)。”[29]由于某种“阻滞力”的作用，主体无法表现为一种完整的存在，主体的位置永远不是“本来”的位置：“对抗构成了每一客观性的限制(antagonism constitutes the limits of every objectivity)，在这种限制中，客观性只展现为局部性的、不稳定的客观化。”[30]只要不把主体当作一个透明的完全主体，只要不把主体位置当作是一个实证性的空间，主体认同的对抗性维度就会清楚地呈现出来。在《重新反思我们时代的革命》(1990)中，拉克劳再次申言：“关键的一点是，对抗是所有客观性的限制。在其最本来的意义上，这应该被理解为：对抗并不具有客观的意义，而是阻止客观性本身之构成的某种东西。”[31]
哪里有认同，哪里就有对抗;对抗伴随着主体认同的始末。对抗的“不可排除性”宛如矛盾的“普遍性”，然而，对抗不同于矛盾，“矛盾也不必然意味着对抗关系”。[32]在通常情况下，对抗往往被等同于矛盾或者理解为矛盾的一种表现形态。拉克劳一度也不例外，为此，拉克劳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的一个注脚中特意做了自我批评。[33]颇有意味的是，拉克劳的自我批评以及拉克劳与莫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对矛盾与对抗的区分所做的理论努力并没有引起齐泽克最起码的关注。齐泽克自己的成名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破天荒地把黑格尔称作“第一个后马克思主义者”，理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已提供了一个与后马克思主义最为一致的“对抗”模式。[34]惯于煽情的齐泽克往往在大力张扬拉克劳与莫菲的观点时有意无意地窜出了拉克劳与莫菲的界线。在把对抗的解释诉之于黑格尔这一点上，齐泽克可谓是“反拉克劳与莫菲之意而用之”。因为拉克劳与莫菲对“对抗”的阐释本身就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自觉背离。
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拉克劳与莫菲的反黑格尔手法是无比高明的：他们借科莱蒂之口引出康德关于“现实对立”与“逻辑矛盾”的区分，以说明矛盾并不存在于一切领域之中，矛盾出现于命题领域，而对立则出现于现实的对象领域。然后，他们又说，对立只能描述现实的对象领域中已完成的对象性关系，而在现实领域中，还有大量未完成的对象性关系，这种独特的关系只能用“对抗”来命名。对抗既不同于矛盾也不同于对立：对立表示两个现实客体之间的客观关系;矛盾表示两个概念化客体之间的客观关系。“在这两种情形之中，正是客体已经确定所是的东西，才使这一关系可以理解。也就是说，在这两种情形下，我们涉及的是完全的同一性。”[35]而对抗表示的是两个没有最终定形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在一种对抗的范围内，我不能成为我自己的完整存在，与我构成对抗的这一力量也不能成为如此完整的存在：它的客观存在是我非存在的一个象征，这样看来，对抗关系就被多重意义所充溢，这些意义阻止它的存在被固定为完全的实证性。”[36]
在拉克劳与莫菲眼中，黑格尔的辩证法虽然展现了理念不断异化的动态过程并彰显了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裂隙，但是，这种辩证法最终有一个不可逾越的理性主义极限：一切差异性原素均得之于概念的演绎，所有的关系规定都是逻辑的规定，那些不确定性、模糊性、变动性不过是理性的狡计，一切的一切最终必然被理性系统所吸收。质言之，辩证法是一种“内在的超越”，通过这种“内在的超越”，“科学内容才达到内在联系和必然性”。[37]在理性完全控制的世界里，矛盾关系中的差异、对立及转化无不被理念的深邃性所吞噬，对立面作为“他物”也仅仅是在彼此相互规定的限度内对“此物”的超出。从这里不可能通达拉克劳与莫菲的对抗观念，因为拉克劳与莫菲一再申明：“既不存在通过对抗关系意识到自己的‘理性的狡计’，也不存在任何类型的使对抗顺从规则体系的超级游戏。”[38]
对抗就是对抗，它不能被还原为矛盾。对抗不是从某种运动规律中衍生出来的，也不是因果链条中的必然环节;它不听从绝对理念的召唤，也不服从泛逻辑主义的规约。如果矛盾是内在的超越(immanente Hinausgehen)，那么对抗就是“外在的构成”(constitutive outside);[39]如果矛盾是深层的理性表象，那么对抗就是“对被理解的可能性的逃避”(escapes the possibility of being apprehended);[40]如果矛盾是一种遵循规则的游戏，那么对抗就是意外的搅局，“就对抗而言，所有的规则与一致性都被亵渎：对抗者不是游戏者，而是一个骗子”。[41]如此的对抗观念是对黑格尔矛盾概念的“反动”——这种“反动”的根本之处在于：被矛盾所吞食的偶然性被重新释放出来，从而构成主体化完全实现的障碍。主体的主体化遭到不可收编与归化的“偶然性逻辑”的搅扰，它的完备的对象性(即客观性)存在被永久地延迟了。
偶然性的介入使完满的认同空间现出了“漏洞”，一度严整的客观性大打折扣。对抗就是破碎的、失败的经验，这可以从两方面加以理解：“一方面，如果主体只是通过语言部分地、隐喻性地被整合进象征秩序从而建构自身，那么对这一象征秩序的任何质疑必定构成认同的危机。另一方面，这种失败的经验并不意味着走进完全不同的本体论秩序，走进某种超越诸种差异的什么东西，这仅仅是因为…… (在对抗关系中)并不存在超越。”[42]现代认同的危机既不能诉诸旧的形而上学来解释，也不能通过构造一种新的形而上学获得解决。构造完整存在的失败已经从根本上远离了任何“在场”形而上学的吁求。但是，如果对抗关系中不存在内在超越，那么总体的完整存在又是怎样被瓦解的呢?换言之，作为一种“失败的经验”，对抗是如何呈现自身的呢?这需要对对抗的实际运作“形式”加以进一步的说明。
四
对抗是一种限制(limit)，同时也是一种展现(revelation)，限制的是客观性，展现的是偶然性。对抗之所以是限制，恰恰是因为“它显示了所有客观性的最终的偶然性质”。[43]对抗的展现功能是通过“差异与等同”的双重逻辑作用而实现的。对抗不同于矛盾，对抗的基本关系当然也就不同于矛盾的基本关系。所谓“差异与等同”实际上就是对矛盾基本属性——“对立与同一”的后现代置换。之所以用“差异”替代“对立”，是因为：一方面，对立总是意味着获得了完全的对象规定的两方之间的对峙与冲突，而对抗中的关系项则处于“半身份”状态——没有完全“定形”的对象之间无所谓僵硬的对立;另一方面，对抗关系并不像矛盾关系那样处于理性的内在性之中并表现为“二元对立”，而是一个开放的差异体系中的“多元决定”。之所以用“等同”替换“同一”，是因为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同一”仅仅具有隐喻性质，实质上的同一乃是一种不可能性，所谓等同就是把不同的东西姑且当作同样的事物来看待，在另一种视域之下，这些事物完全有可能不被当作同样的事物。换言之，等同只是一种象征秩序的建构，而丝毫没有实在论的意涵。拉克劳与莫菲以“差异与等同”置换“对立与同一”的做法多少有点类似于克罗齐的“差异辩证法”，因为，克罗齐也同样认为，矛盾的辩证法并不是普遍适用的，差异并不必然发展为矛盾，对立与差异是两个不能混同的概念。在试图把差异从对立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并重新确立差异本身的独特性与重要性方面，克罗齐可以视为拉克劳与莫菲的理论先驱，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像霍布斯鲍姆那样宣称克罗齐为“后马克思主义者”。[44]不过，应该看到，克罗齐虽然主张取消矛盾原则而代之以差异之间的相互作用，并断言“两个相异概念甚至在它们的相异中自行联合起来”[45]，但是，由于他仍然坚持在精神活动内部理解差异之间的互动，并且，他也没有对差异之间如何进行“自行联合”以及达成怎样的联合作出相应的理论说明，所以他和拉克劳与莫菲之间的思想差距还是相当大的——克罗齐是修正辩证法，而拉克劳与莫菲是完全抛弃辩证法;克罗齐是以“差异的同一”简单地代替“对立的同一”，而拉克劳与莫菲则是把重新定义“差异”和“同一”归属在一个全新的对抗概念之下。
依拉克劳与莫菲之见，没有差异，对抗就是不可构想的;而如果只有稳定的差异，对抗就会“沦落”为矛盾。如果“每一个差异性位置被固定为特殊的、不可取代的环节”[46]，那么获得完全规定的差异就构成了一个本质主义的闭合空间。对抗的限制作用首先体现在对差异性位置之“特殊性”的颠覆上——这种颠覆是通过等同链条(chain of equivalence)实现的。所谓等同链条，就是不诉诸特定差异的“内在法则”的同质扩张而在彼此并无必然关联的差异性原素之间构建一种等同关系。当一系列差异是相对于某一个共同的外在指涉而言的差异的时候，这个共同的指涉也就“悬置”了这些差异的实证性。“如果一个对象所有的差异性特征都变成等同的了，它就不可表述任何关于那个对象的实证性东西。这仅仅意味着：通过等同，此一对象所不是的某种东西得到了表达。”[47]差异体系的共同的指涉，由于不是在体系内部实证地必然地确立的，所以，由它所提供的“同一性”只能是一种纯粹的否定性——这种否定性并不是内在于对象之中的，而是在对象之外的话语建构。
正是因为纯粹否定的同一性表现了对象“所不是的东西”，所以它不能从差异内部直接显露出来，而必须通过不同环节之间的等同关系得到间接展现。“等同只能通过对差异性原素的差异性质的颠覆作用才能存在。”[48]这就是说，等同不是差异的实证性表现，而是这一实证性的破坏，就像偶然性不是必然性的实证性表现而是这一实证性的破坏一样。在等同关系中，由于诸差异的实证性的瓦解，所有差异最终的非固定性和根本的不稳定性完全浮现出来，“这正是对抗的形式，通过这一形式，对抗把自身确立为对社会的限制”。[49]对抗的形式显然不同于矛盾的形式：在完全受到矛盾原则宰制的逻辑领域，“不是(not being)某物，就因为它是(being)与某物不同的另外之物，是(being)的实证性主宰了整个话语”;而在对抗渗透的空间里，“通过等同，某种话语形式消除了对象的完全实证性并赋予否定性本身以真正的存在”。[50]
等同作为差异的瓦解力量而存在，但它只瓦解“绝对的差异”(total difference)，而不根本消除差异，如果等同彻底消除差异，那么就会产生“绝对的等同”(total equivalence)。而绝对的等同和绝对的差异一样不可能完全实现。“就像差异逻辑无法构建完全缝合的空间一样，等同逻辑也达不到这一步。通过等同的缩合(equivalential condensation)对主体位置的差异性的消解从来都没有完成。”[51]这就是说，不只是等同颠覆差异，差异也反过来限制等同。在政治空间的构建中，等同逻辑与差异逻辑发挥着迥然不同的功效。为了戏剧性地展示这一点，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拉克劳与莫菲特意举了两个极端的例子：一个是千禧年运动，一个是迪斯雷利(Disraeli)的政治学。在前一种情形中，话语空间被严格划分为两大阵营，即“一个最大化的分离达成了：在等同体系中除了跟其他体系中的原素相互对立的关系之外，没有别的什么原素进入到等同关系中……在那里，并不存在能够在等同链条之内建立差异的话语”。[52]而在后一情形中，各种差异闭合为系统内部的客观差异，即这些差异被当作具有完全“实证性”的纯粹差异而从等同链条上分离出来。由此，拉克劳与莫菲得出一个著名的结论：
等同逻辑是把政治空间加以简化的逻辑，而差异逻辑则是扩展此一空间并增加其复杂性的一种逻辑，借用语言学的例子，可以说，差异逻辑倾向于扩展语言的横向组合端(syntagmatic pole)，也就是说，它增加差异性位置的数量，使这些位置进入到组合关系之中并由此形成彼此相连的连续序列;而等同逻辑则扩展语言的聚合一端(paradigmatic pole)，即引入用以替代某些原素的另外一些原素，如此一来，就减少了可能被连续组合进来的差异性位置的数量。[53]
等同逻辑作为一种“简化逻辑”，其本身潜伏着取消“中介”而直接表现自身的倾向，它的极端膨胀必然导致无中介的“自在自为的普遍性”[54]，这种普遍性可以直接诱发极权主义的狂想。差异逻辑作为一种“分散逻辑”，其本身隐含着抵制同化的潜势，它的过度泛滥势必酿成完全排他主义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能够以一种实证主义的幻觉把任何政治认同的希望彻底剿灭。拉克劳与莫菲既不要等同逻辑的完全专制，也不求差异逻辑的绝对主宰，他们寻求在两者之间达到一种有效的制衡。在拉克劳与莫菲眼中，等同与差异各有短长，不可偏废。等同占据绝对优势，政治空间易于清晰划界，但民主斗争的多样性会减少;差异占据绝对优势，政治斗争具有多样性，但分散的主体立场却不易形成统一的认同。如何扬长避短，优势互补，把等同逻辑与差异逻辑巧妙地接合起来，成为拉克劳与莫菲的主要关切与核心目标。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政治条件下，等同逻辑与差异逻辑的发挥作用机缘与空间是大不相同的。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拉克劳与莫菲一再强调，在面对着政治专制高压和外敌严重威胁的情景之下，人民这一主体容易建构成形，这就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空间一开始就被划分为“两个阵营”的原因所在。而在经济相对发达、市民社会结构颇为稳固、公共空间比较开放的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主体立场的分散、民主诉求的多样化使得构造统一的“大众斗争”主体的力量大大减弱了。“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斗争条件正日益远离19世纪清晰划分的‘边界政治’(politics of frontiers)模式。”[55]对拉克劳与莫菲而言，这种状况造成了一种严重的困局：如果当代民主斗争没有把政治空间界划为两个对立的阵营，其结果就是民主的对抗在与其他原素的关系体系中占有一个明确的位置，从而一个实证的关系体系在它们内部就建立起来了，如此一来，对抗的否定性负荷就大大减少了。人们可能由此而得出结论说，民主斗争只是次要的斗争，而只有经典意义上的夺取政权的斗争才是唯一真正激进的斗争。这正是拉克劳与莫菲的忧虑所在，也是他们力图加以扭转的东西。赋予民主斗争以更加激进的政治色彩，使民主立场与大众的政治诉求贯通起来，这是拉克劳与莫菲全部理论工作的着眼点。而困难在于：民主斗争要求差异链条的扩展，而差异链条越是扩展，等同链条越是难以建立。其中的缘由不言而喻：差异越繁多，立场越分散，共识便愈不易达成。
在差异占主导的社会里，等同逻辑的运作无疑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是，拉克劳与莫菲坚信机遇也同样存在：一方面，由于差异的急剧增生，对抗点会越来越多，“对抗并不必然出现在单一的点上，在差异体系中的任何位置，只要它被否定，都有可能变成对抗的场所”[56];另一方面，由于差异体系的不圆满、不稳定，“等同链条将会因为此一链条所包含的对抗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且它们可能以矛盾的方式影响并渗透到主体本身的认同之中”。[57]这两个方面包含了拉克劳与莫菲对抗理论的关键因素：对抗并不必然在单一点上发生，也不必然源于某一内在关系，而是由外在的否定所构成，易言之，主体认同并不是由必然性逻辑所规定的，而是建立在外在的、偶然性的关系中。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对抗并不必然发生在生产场所，并且它也不是生产关系内在所固有的，而是建立在生产关系与外在于它的主体认同之间。(基于此，拉克劳与莫菲提出，既存在着没有对抗的矛盾，也存在着没有矛盾的对抗。)对抗的外在构成必然导致反抗的共识不可能在种种反抗的内在性中去寻求——它既不可能是某一内在性的同质扩张，也不可能是所有内在性的均匀的集结。必须从限制之外(即界限之外)理解限制本身的可能性及其实现，或者说，一种非本质主义的总体必须是在“特殊性本身的内在逻辑之外运行的一种接合”。[58]
五
在多元差异的基础上寻求等同链条的构造，从哲学的意义上说，也就是如何在不全面瓦解特殊性的条件下建构普遍性的问题。拉克劳与莫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关于等同链条与差异链条的论述开启了一条在后现代视域中重审认识特殊性与普遍性关系的新路径。等同离不开差异并通过差异而存在，但是，等同并不是先在的完满同一性，它仅仅在颠覆差异的活动中存在。这表明，对抗关系中普遍性并不是从特殊性中“内部生长”出来的，而是特殊性“外在建构”的产物。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存在着不可完全弥合的裂痕，它们相互需要又相互拒斥。特殊性只有与自己的实证性发生某种脱离，才能“容纳”普遍性——普遍性就是特殊性“脱离”特定所指的印证。“当能指与特定的所指脱离之际，它经历的是一种被掏空的过程(即意义的空无化过程)，此时，它开始象征一个等同的所指的长链”[59]，这就是说，普遍性本身是空的，它是一个空的能指(empty signifier)。在《解放》(1996)与《偶然性、霸权与普遍性》(2000)中的一系列文章中，拉克劳致力于从等同链条这一重要概念发展出他独特的普遍性理论。[60]齐泽克认为，拉克劳提供了普遍性概念的第三个版本：第一版本是笛卡尔式的中立的普遍性，即作为实体的普遍性(它像特殊性一样具有客观的、自然的内容);第二个版本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概念，即作为特选的某种特殊性之同质扩张的普遍性;第三版本是拉克劳式的空的普遍性，“普遍性是空的，然而它总是已经被某些偶然的、特殊的内容所填充，即被它们暂时主导了：这些偶然的、特殊的内容充当了普遍性的替身……普遍性所有的积极内容都是霸权斗争的偶然结果——就其自身而言，普遍性是绝对的空无”。[61]齐泽克精彩地道出了拉克劳式的作为“不在场的完满性”的普遍性概念的悖论性存在：它只有悲壮地牺牲自己的实在性躯体，才能赢得普遍性的光荣;它只有一无所有，才能拥有一切;它只有在特殊性的伪装下，才能确证自己的非特殊性;它只有与特殊性保持着一定的紧张，才能与之达成某种妥协与和解。
普遍性没有自己的躯体;就像一位大元帅没有自己的军队一样——他借别人的军队来施展自己的革命抱负。拉克劳式的普遍性与此类似：普遍性只能借众多“特殊性”的躯壳而现身。当普遍性只“附体”于某一特殊性之中(即某一特殊性独占了普遍性)的时候，普遍性也不成其为普遍性了。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概念固有的缺陷：它一边断定在市民社会内部没有合适的躯体来承载普遍性的功能，一边却同时宣称在市民社会结构中完全可以构想一个具有普遍性质的特殊躯体。在描绘市民社会的特殊躯体的局限性时，马克思这样写道：“市民社会每个领域也是未等庆贺胜利，就遭到了失败，未等克服面前的障碍，就有了自己的障碍，未等表现出自己的宽宏大度的本质，就表现了自己心胸狭窄的本质，以致连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的机遇，也是未等它到手往往就失之交臂。”[62]一句话，市民社会的特殊躯体永远不可能变成真正普遍性的躯体。可是，马克思很快就在对某一“特殊等级”的形塑中把普遍性与特殊性水乳交融地合为一体：
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最后，在于形成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形成这样一个领域，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63]
拉克劳认为，马克思构想如此唯一的普遍化的特殊阶级，乃是依赖于一个社会学的目的论假设：资本主义的逻辑发展将导致中间阶级和小农阶级的无产阶级化，以至于同质的无产阶级群体将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并在最后与资产阶级摊牌。基于如此的社会图式而进行的人类解放将是会产生“一种未经中介的完满性，一种本质的恢复——这种本质不需要任何外在于它自身的东西就可以成为它之所是的东西”。[64]然而，资本的逻辑并没有沿着马克思所预示的方向演进。社会结构不是被简化为二元对立，而是被特殊主义极大地丰富化、多样化了。在此情状之下，社会和政治认同的复杂性质疑了任何狭隘的、基于阶级主义的视角，没有哪一种代理人是无限的社会行动者，“所有的社会代理人都具有有限的历史任务，他们中没有谁注定要去实现全球性人类解放的规划”。[65]在一定的意义上，拉克劳与莫菲倒退到了马克思所抛弃的“部分的纯粹政治的革命”的图景之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解放就是某一社会集团从自己的特殊利益出发从事普遍的解放——这一特殊代理人不是同化、也不是消灭其他代理人，而是联合他们、代表他们，质之言，一定的特殊性“被看作是和被认为是”普遍性的代表，但它毕竟不是普遍性本身。
如果普遍性本身是一个空位，而抢占这一空位的只能是某一具体的特殊性，那么，在众多的特殊性之间便展开了激烈的“阵地战”(war of posi-tion)。正缘乎此，齐泽克才说，“每一种普遍性都是一个战场”[66]——谁来填充这一空位，谁将是这一空位的“霸主”。作为空的能指的普遍性与作为普遍性之替身的特殊性必然导出“霸权”概念。霸权是一个转喻(metonymical)：就像不同国家之间为了谋求霸主地位而大动干戈一样，相异的特殊性为了普遍性的“名分”而你争我夺。空的能指表明内在普遍性的缺失，这意味外在性(exteriority)对于霸权构成的极端重要性。“霸权主体，作为一种接合实践的主体，必然部分地外在于它所接合的东西，否则根本不会有接合。”[67]霸权总是意味着“占有”本来不属于自己所有的东西，它多少带有超出应有的权力界线、向外部延展势力、扩展控制范围之意。这正是俄国社民党理论家最初引入霸权概念的真正缘由：俄国资产阶级没有足够的力量完成本该自己完成的推翻沙皇专制的民主革命任务，而使无产阶级介入进来实现这一目标，“在任务的阶级性质与执行任务的历史代表之间存在着断裂”[68]。换言之，无产阶级所承担的是异质于自己的资产阶级的常规任务，如果没有这种“外在”的介入，就无法确切地言及“霸权”。
没有外在性就根本不会有霸权，但是，这种外在性却“不能构想为两种不同本体论层面之间的外在性”[69]，即是说，这种外在性并不是一种完全外在于、绝缘于任何霸权接合实践的“纯粹外在性”。纯粹的外在性与纯粹的内在性一样不可建立霸权关系。对拉克劳与莫菲来说，所谓纯粹的外在性实质上就是话语之外的非话语;既然拉克劳与莫菲否认了非话语的存在，他们当然不会容忍纯粹的外在性。正是由于这一点，拉克劳与莫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说明霸权的外在性特征时再一次引入了话语与话语性的区分——外在性只是相对于不同的话语构形而不是相对于话语性来说的：某一原素虽然相对于某一具体话语体系是“外在的”，但它可能隶属于另外的话语体系，就其本身而言，它依然处在话语性的场域(field of discursivity)之内。外在性不可能脱离话语性的“矩阵”，这只能表明外在性本身不可能完全固定为两个成功的差异体系之间的确定边界——外在性所以是外在性恰恰是因为它是话语性“矩阵”中的话语剩余：因为它是话语，所以排除了外在的先验决定;因为它是剩余，所以化解了外在性完全转化为内在性的危险。
在“霸权构形”(hegemonic formation)中，外在性的作用明显体现于两个方面：其一是由“原素”(elements)向“环节”(moment)的转换永远不可能完全实现——如果完全实现了，外在性就消失了，差异体系将完全焊接在一起，霸权接合也就不存在了。正是由于这一点，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一书的“霸权”一节，拉克劳与莫菲给予“霸权”开门见山的描述便是：“霸权出现的一般领域是接合实践的领域，即‘原素’尚未凝结为‘环节’的领域。”[70]其二是诸多差异性环节通过偶然的外在性悬置其特殊性而建立一种等同关系——由于对抗力量的存在，特殊性的客观性受到限制(limit)，但这并不意味着特殊性之间不能确立任何边界(frontier)。如果边界完全固定了，当然不会有霸权;但是，如果没有边界，就更不会有霸权。“霸权构形意味着边界现象”[71]，不稳定的边界是霸权构形的必要条件之一。通过外在性关系将特殊性的内在性加以颠覆从而建构普遍性的这种“霸权构形”过程，可以通过一个图示直观地呈现出来(该图参照了拉克劳的图例与台湾学者林淑芬的图例并略作改变[72])：
用拉克劳最偏爱的例子[73]——罗莎·卢森堡对俄国1905年群众大罢工的分析——来说明就是：在俄国沙皇政权的高度压迫下，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反抗诉求(Elements)，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待遇，学生要求学科的宽松性，自由主义政治家要求新闻自由，等等。这些诉求中的每一种就其各自特有的内容来说与其他诉求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这些分散的、局部性的诉求有可能在某一个“瞬间”(moment)统一起来，而那些被“收编”进某一体系中的“原素”(Elements)也就变成了某种政治话语的“环节”(Moments，即M1，M2，M3，M4……)。在此，一个极为重要的关捩点是：这些不同诉求所以能够形成一个统一体，“并不是因为具体的目标具有内在的关联，而是因为它们在对抗压迫性政权中被看作是等同的(equivalent)。因此，并不是这些不同诉求所共有的肯定性的东西(something positive)构造它们之间的一致性，而是某种否定性的东西(something negative)——它们反对共同的敌人——构造了它们的一致性”。[74]差异性“原素”所以能转化为“环节”乃是由于等同逻辑的作用(θ)，等同链条建立的标志是这些不同的反抗诉求对应于一个共同的否定性指涉物(O)，就此例而论，沙皇政权不再仅仅是具有特定内涵的压迫者，它俨然成为纯粹的邪恶，成为对所有不同的反抗诉求具有同样的否定意义的公认祸首。换言之，等同作用把压迫性体制从社会的其余部分中分离出来，从而在被等同的诸环节与沙皇政权之间划出了一个不稳定的边界(上图中F所标示的间断线)。之所以说这个边界是不稳定的，是因为它不断受到差异逻辑的干扰与动摇，比如说，沙皇政权会变革性地吸收一些对立的要求，从而使这些要求严格地局限于特殊性之内。如果特殊性的这个“界限”不被打破，如果众多反抗诉求的具体目标不表现为一个“同一体”，那么等同链条就建立不起来，这就是拉克劳与莫菲所说的霸权构形取决于“将界限转化成边界”(transforming the limits into frontiers[75]的含义。
显然，等同与不稳定的边界的建立，其根本契机乃在于特定差异性原素对自身“特异性”的某种疏离。质言之，建立等同链条的关键条件是差异性原素必须部分地超越其所是而表现为自己所不是，一如拉克劳所言：“不存在纯粹特殊性的政治。即使是最特殊的要求也会按照超越于它的一些东西来实现。”[76]并且所要建立的等同链条越长，差异性原素所要持存的具体内容就会越少，少之又少，以至于空无。“达至极限，等同链条就变成了与所有具体宣称无涉的纯粹共同存在。”[77]反过来说，只有差异性认同彻底崩溃了或被完全颠覆了，这种“纯粹的等同功能”才呈现出来，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特殊性的剩余总是根深蒂固”[78]，总是不可能完全被排除掉。但是，这种空的能指(上图中的ES)却又必须获得某种程度的呈现，因为只有透过这种空的能指，特殊性本身才能反过来被看成是“不同于它自身、与其自身无法匹配的某物之象征，即看成是阻止社会同它自身吻合、阻止社会达到它的完满性的障碍”。[79]正是基于此，拉克劳才断言，空的能指既是一个不可能的对象，又是一个必要的对象。
作为不在场的完满性(absent fullness)，空的能指没有具体的指意与之相连，它不可能具有自己的再现形式，所以，必须借由等同空间中的一个具体环节(上图中的M1)获得自己的再现。由一个特定的能指来体现空的能指的功能，就是霸权关系。由于系统内部这个发挥再现功能的能指原本并不是一个纯粹空的能指，而是一个与特定所指相连的能指，因此，由一个具有特殊内容的能指来体现空的能指的功能永远都是一个不充分的、不恰当的体现。这既彰显了霸权的结构性错位——由于普遍性的“缺位”，才导致了特殊性的“越位”，从而最终铸成了霸权的“错位”;同时也突出了霸权的建构性特征——由于特殊的能指对普遍性的体现是一种“特殊”的体现，普遍性本身才被视为“一种特别的历史构造”。[80]用拉克劳的话来说，霸权的普遍性总是一种“建构中的普遍性”(constructing universality)。
六
确立霸权，就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建构一种特别的普遍性。普遍性的建构不是通过肯定的方式而是通过否定的方式，并且这种否定不是可以纳入理性调节体系中的纯粹否定性。正是这种构造方式的特别性成就了特别的普遍性形态：不是差异性原素本身具有共同的肯定性内容成为共同体的聚合剂，而是由于这些彼此没有内在必然联系的原素遭受到了共同的否定(或排斥)才形成了一种否定性认同。这正是拉克劳与莫菲竭力彰显霸权构形的外在性的原因所在——既然不可能从内在的本质中寻求体现历史力量的必然普遍性，那就只有从外部“通过具体要求的不确定的、开放领域的多元决定”来展现“非确定的‘相对普遍性’”。[81]应该说，这种霸权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政治认同的一个特征：在面临着共同的外在威胁的时候，原本分散的(甚至是对立的)主体立场比较容易达成某种团结;一旦共同的外敌消失了，一度被悬置的特殊利益会立即暴露出来，统一性再度瓦解甚至陷入更大的纷争。一般来说，内讧常起于外患平定之时，在胜利之后，对外敌的仇忾消失了，而对“自己人”的敌意可能随之而生——敌人的存在是政治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
正是在这个地方，齐泽克和拉克劳与莫菲的分歧出现了。齐泽克认为，过分强调共同的外敌在霸权构形中的作用，可能会产生一种误识：如果没有外部的威胁，自我原本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完满的存在，整体原本完全可以是一个完满的整体。由此则可能导致一种本质主义的幻觉：当与我形成对抗的敌人最终消灭之时，对抗本身将化为乌有。而问题的根本却在于：“并不是外在的敌人使我们不能达到与自身的认同，而是每一认同本身已经被一种不可能性所阻碍。外在的敌人不足挂齿，这个外部借托只不过是“展现”或“外化”我们内在固有不可能性的方式而已。”[82]在外部的阻碍与压抑被化解之后，一种更危险的对抗会不期而至，这种对抗由于顿然失去了外部的借托，转而直指自身并可能把自身推入崩溃或者错乱的深渊。基于此一考量，齐泽克提出必须把“作为实在的对抗”(antagonism as real)与“现实的对抗”(antagonism in reality)区分开来。所谓“作为实在的对抗”(即纯粹的对抗)，就是内在于所有主体认同之核心的不可根除的原初匮乏;所谓“现实的对抗”，则表现为主体位置之间的关系。
应当看到，齐泽克的这一区分并不在于否认对抗在霸权构形中的轴心作用，而是在根本上激进化对抗的本体论地位——由于真正的对抗并不是源于外部而是源于自我认同的内部，所以对抗永远不可能被根除。正是由于齐泽克以维护对抗、深化对抗的理论姿态现出，所以尽管他对于对抗的“外在构成”提出了非议，拉克劳还是乐意接受这一批评。[83]作为对齐泽克批评的回应，拉克劳在《重新反思我们时代的革命》中把论述的重心从对抗转向了错位。就像拉克劳自己承认的，他对错位的强调在于表明在社会对抗发生之前主体已内在地具有了对抗的面向，即是说，“外在的对抗”只是“内在的对抗”的话语表现形式——此一内在的对抗就是错位。与其说拉克劳此时对错位与对抗进行了某种区分，倒不如说拉克劳着力彰显了对抗与错位之间的内在纠缠。实际上，在《重新反思我们时代的革命》中，拉克劳有时仍然用对抗来说明错位：“我们所指的错位并不是因某个零件失调而坏掉的机器，我们正在探讨的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错位：一种源于对抗力量之存在的错位。”[84]由此看来，施泰埃利(Urs stäheli)关于拉克劳在《重新反思我们时代的革命》中存在着对抗与错位之间的循环论证的说法是不无道理的。[85]
错位不能通过更换一个零件而轻松地得到调适，它永远是一架调整不过来的坏机器。基于错位对主体认同的始源性作用，拉克劳得出了“所有认同都是错位式认同”的结论。应当说，在《重新反思我们时代的革命》中，拉克劳确实表现出了欲把此一结论与《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所有认同都是对抗性认同”的观点兼容起来的意图。然而，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拉克劳却改换了口径。在回答保罗·鲍曼(Paul Bauman)1998年提出的“对抗与困局的关系”这一问题时，拉克劳声称他正在思考：“在何种程度上对抗的力量不能变成对立的他者(不成为它的对立者的构成因素)?并且在何种程度上它以此种方式通过对立的辩证复归而达到某种内在性?当然，这种可能性是有的，而且就对抗概念本身而论，没有什么能保证它将一直与作为偶然性和错位的场所的特定的社会力量联系在一起。‘对抗’与‘错位’之间的这种复杂的对立正是我在最近的作品中试图加以探索的。”[86]而在1999年的一次访谈中，拉克劳更是把他晚近关于对抗与错位的明确区分的源头回溯到1990年：
我与莫菲在写《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1985)时坚决主张：社会关系错位的契机，即构成了社会关系的客观性之界限的契机，是由对抗给予的，但后来我们认识到，这是不充分的，因为一种社会错位(即对抗)的形成，其本身已经是一种话语反应。你认为是他者导致了你身份的错位从而将其建构为敌人。但总还是有替代的形式……这就是我们在《重新反思我们时代的革命》(1990)中坚持把错位置于比对抗更优先地位的原因。[87]
可能由于拉克劳本人的这种回溯，致使有些学者认为在《重新反思我们时代的革命》中拉克劳已经在有意淡化对抗的作用。比如，诺弗尔(Aletta J．Norval)认为：“在《重新反思我们时代的革命》中，错位概念发挥了‘社会的界限’的指示器的作用，而这一作用先前是由对抗概念承担的。作为结果，对抗不再简单地与认同的个体化环节相一致，而是变成了诸多可能表述中的一种。”[88]但这种评价显然是有问题的，因为拉克劳在1995年发表的《政治的主体与主体的政治》一文中仍一如既往地坚持“对抗与排斥是所有认同的本质”[89]。因此，中肯的结论应该是：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拉克劳才“一反过去的坚持”并对一些理论观点进行了“反省与修正”。[90]在2004年的一个文本中，拉克劳把自己观点的调适明确地表达为“并不是所有的错位都要以对抗的方式被建构”。[91]
如果“所有认同都是对抗性认同”与“所有认同都是错位式认同”并不完全一致，如果后者并不是前者的进一步深化，而是表现了后者对前者的限制，那么这无疑意味着对抗作用范围的缩小，由此便带来了一个十分紧要的问题：既然对抗是阐述霸权的核心概念，如今，对抗覆盖面的收缩是否会影响到霸权概念的有效性?换言之，拉克劳对霸权的阐释是否相应地要作出根本性的修正?从拉克劳与莫菲晚近的著述来看，他们虽然承认主体内在的不可能性并不必然通过敌对化他者而展现——即是说，它也可能以非对抗的形式面对错位关系，但是，他们依然坚守一个基本立场：以非对抗形式出现的话语构造不足以成就作为一种政治关系的霸权接合。我们看到，在《论民粹主义理性》这部新著中，拉克劳通过对抗性边界的划分重申了霸权构形是对抗造成的总体效果这一根本观点，从而再次彰显了政治的对抗维度。他说：“并非社会的一切都是政治性的，因为总会有一些沉积的社会形式模糊了原初的政治建构的踪迹”，但是，只要有政治，就会有对抗，就会有斗争，“严格地说，‘政治斗争’乃是同义反复”。[92]这表明，虽然拉克劳承认并非所有的认同都是对抗性认同，但是，他却不认为政治认同可能缺失其对抗的维度。
颇有兴味的是，拉克劳在《论民粹主义理性》中，不遗余力地强调对抗对于霸权构形的基础地位，却再也不提错位概念，好像错位概念从来没有出现在他的理论架构之中，好像他在20世纪90年代对错位的阐发只是一段可以忽略的往事。[93]这可能与拉克劳同齐泽克的关系变化有关。由于拉克劳当初对齐泽克的批评的一定程度的接受，促使拉克劳由对抗转向错位;同样，由于拉克劳最近对齐泽克批评的一定程度的拒斥，遂又导致拉克劳以一种新的替代方式来深化对霸权概念的阐释。这集中体现在拉克劳在《论民粹主义理性》中对异质性(heterogeneity)的探讨上。
拉克劳对异质性的探讨源之于他关于对抗作用机制的重新检视。拉克劳坦承，他一度把对抗与排斥(exclusion)并置相称并认为对抗就意味着根本的排斥(radical exclusion)。而问题在于：对抗仅仅是将社会空间二元化的一种机制，在对抗关系中，不仅与我形成对抗的另一方的存在是再现空间存在的必要保证，而且，对抗也只是暂时“悬置”差异而不是根本消除差异。因此，如果说对抗是一种排斥的话，它只能称作是吸纳式的排斥(inclusive exclusion)，而不是根本的排斥。但这远远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拉克劳进而指出，在等同链条的形成过程中，还有一些差异性原素根本没有进入对抗所形构的再现空间之内。在由吸纳式排斥所形成的边界之外的被排斥者之外，相伴而生的还有另一种被排斥者：它不仅游离于等同链条之外，而且游离于整个再现过程之外，因此，它是不可表征的剩余之物，是表征原则本身固有的困局。拉克劳声称，黑格尔所谓的“没有历史的人”(peoples without history)、马克思所谓的“流氓无产者”(lumpenproletariat)就是这样的被排斥者。这样的被排斥者的存在表明：虽然所有的对抗都包含排斥，但这并不等于所有的排斥都是对抗性排斥。存在着非对抗性的排斥：它是被对抗性排斥所排斥的一种排斥。拉克劳认为，这种非对抗性排斥所标示的就是一种异质性关系。异质性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差异，“两者之间所以谈得上差异，是因为它们共有一个空间——仅仅是因为在这个空间内，它们的差异才得以表现”，而“异质性以共有空间的缺失为条件”。[94]
应该看到，拉克劳指证非对抗性排斥的存在并不是为了否定对抗性排斥，从而从根本上撼动对抗在霸权构形中的地位。恰恰相反，依拉克劳之见，非对抗性排斥虽然没有构成性地进入再现空间，但它却是对抗性排斥得以存在的条件。首先，对抗以差异性环节对于自身“特异性”的坚持为必要前提，而异质性所标示的正是差异性环节的极限。异质性是差异不能被彻底消除的象征，如果差异总是同化中的差异，那么差异中不可公度的内核就会被遮蔽或者被忽略，从而差异就可能沦落为等同的附属物;同时，异质性也是差异逃避同化的最后避难所，被暂时悬置的差异可能在某一历史时刻与等同链条发生抵触甚至脱离其中。其次，某一等同链条之外存在着不可收编的异质性因素，这本身就表明此一等同链条的局限性与非完满性，从而预示着以其他方式建构另一种等同链条的可能性，因为，被此一等同链条所排斥的异质性并非不可能被另一个等同链条所吸纳从而化为一个再现空间的差异性环节，就此而论，异质性彰显了对抗本身的建构性以及此一建构的未完成性。最后，作为一种接合实践的霸权，是以差异性“原素”向认同体系内的“环节”的不断转化为条件的，正是这个“不断地转化”才使得对抗的边界处于不稳定状态。一旦所有的社会实体都被单一的再现空间所吸纳，那么对抗的边界就会完全固定，而对抗边界的完全固定则意味着作为一种接合实践的霸权构形的彻底终结。在此意义上，异质性是颠覆对抗边界之僵化和稳定性的必要力量。总之，如果没有异质性，没有认同空间的根本断裂，对抗就会被内在性逻辑所捕获，从而化为一种客观的必然的关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拉克劳才一再强调，“没有异质性，也就没有对抗”[95]，“对抗是建立在根本的异质性之上的”。[96]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拉克劳新近对于异质性的探讨并不像托马森(Lasse Thomassen)所说的那样表明了拉克劳理论立场的重大转折，更不存在着所谓拉克劳与莫菲霸权理论的核心由对抗向异质性的转移。[97]实际上，拉克劳对异质性的探讨不过是对早就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作过阐发的外在性观念的进一步深化。这一深化无非是从另一路径来理论化“霸权逻辑运作的排除性、偶然性、开放性以及不可能完满的特性”[98]，无非是从另一视角来揭示：作为一种政治认同的霸权构造，它终归是一个“不成功的总体”，是一个“完满性无以恢复的场所”。[99]当然，在拉克劳与齐泽克因民粹主义之争而失和的背景下，拉克劳借由异质性对霸权构形的外在性(或对抗的外在构成)的极力彰显，无疑也包含着对齐泽克过度强调对抗的内在性的抵制与批评。
七
拉克劳与莫菲挪用后现代主义的资源对来自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内部的霸权概念进行了重构。一如阿迪蒂所言，霸权俨然就是拉克劳与莫菲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代名词”(codeword)。[100]从多元决定、接合、话语到主体认同、对抗、等同与差异、普遍与特殊再到错位、空的能指、异质性，这一系列关键词被用来从不同角度或不同层面来描述、界说同一个霸权概念。通过这么一种新型的“概念工具”的锻造，拉克劳与莫菲不仅展示了一种富有创见的后现代主义的政治视野，而且积极地将这种视野引向民主的革命性建构。就像亨特(Allen Hunter)指出的那样，拉克劳与莫菲致力于探寻一条把霸权与民主结合起来的道路，“这使得他们与以往的霸权阐释者大为不同：在以往的阐释者们那里，‘民主逻辑’与‘霸权构造’的关系被减缩了”。[101]在对霸权的概念化阐释中，拉克劳与莫菲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极权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他们看来，极权主义由于“否认了民主逻辑形成的明显社会分化”[102]而将权力中心绝对化，而新自由主义则诉诸保守哲学的话语来限制民主斗争的领域，并反对“那些建立在平等权利和人民主权上的民主因素”。[103]基于此，诺弗尔断言，拉克劳与莫菲所说的霸权就是一种“民主形式的主导权”(democratic form of hegemony)。[104]拉斯廷(Michael Rustin)似乎没有弄清这一点，以至于他竟为霸权的“反动”运作而忧心忡忡：“为什么偶然性的论点和对抗中的集体决断不像符合共和主义或激进民主那样符合非民主的社会同一性呢?如果所有的社会认同都这样来确认，都这样在实践中被建构，那么谁能够合理地说明一种集体意志形式比另外一种更加优越?他们所勾画的那种观点看起来至多是相对主义的。在最差的情况下，它是一种政治形式的哲学合法化，这种形式比拉克劳与莫菲开始思考的可能更加可怕。”[105]诚然，作为一种政治关系的霸权，它“依赖于某一集团把自己的特殊目标表达为与共同体的实际功能相一致的能力”[106]，换言之，霸权就是把特殊话语“合法化”为普遍话语的政治建构形式。这听起来好像是非合法性“变为”合法性的政治魔术，似乎一些仇视民主的、极权的、独裁的政治动员，只要能以蛊惑人心的方式成功地把大多数召集在自己的旗帜下，就可以称为霸权操作(the hegemonic operation)。然而，这并不符合拉克劳与莫菲对霸权概念的基本规定。在拉克劳与莫菲的理论阐述中，霸权作为一种差异不能完全固定、异质性不能最终消除的认同建构体，已基本上把同质扩展的极权主义和独裁主义政治逻辑排除在外了。
民主形式的霸权操作似乎是一个不通的表述，就像说“方的圆”一样。毕竟，在汉语语境中，霸权在极大程度上是与武力征服、强制屈从联系在一起的：霸权就是废“王道”而行“霸道”。这个刚性的“所指”对于我们准确把握拉克劳与莫菲的霸权概念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干扰。阻抗并降解这个干扰的有效方法是要牢记：hegemony这个源于古希腊语的“外来词”原本就有一种较为温和的古义，即通过言语、辩论、修辞的说服力而获得的权威性影响和指导地位。葛兰西正是借此一古义将“hegemony”阐释为与专制、暴力相对的“智识霸权”(intellectual hegemony)[107]，它不是在政治国家层面上直接运作，而是在市民社会领域中间接生效的统治形式。霸权即使不可能祛除对从属集团的支配与控制，也必须把这种支配、控制加以温和化或者巧妙地掩饰起来，以至于它使被统治者、被领导者感到自己不是由于被压制而屈从，而是基于赞同和共识而心悦诚服。成功的政治是一种具有高度兼容性的政治，它能够从异己的、反己的力量中吸收增益性的成分，从而大大拓展自己的存在空间。葛兰西的这种霸权观念对拉克劳与莫菲的影响至为深远、经久不息。虽然拉克劳与莫菲对葛兰西进行了后现主义的超越，但这种超越并没有把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所内蕴的以非强制方式构造政治认同的核心观念超越“掉”。拉克劳与莫菲宣称，他们在两个关键方面远离了葛兰西：其一，他们抛弃了葛兰西所谓只有基本阶级才能成为霸权主体的观念;其二，他们抛弃了葛兰西所谓每一社会构形仅仅围绕单一的霸权中心建构的思想。实际上，这两方面的抛弃，就是把葛兰西霸权概念所潜含的根本制约民主建构的决定论因素和本质主义成分彻底剔除，从而使“集体意志”的锻造朝着更加平等、更加自主、更加民主的方向延伸。在对霸权的重构中，拉克劳与莫菲对多元性、差异性、外在性、异质性的突显，无不是对霸权的“存异构同”的民主机理的浓墨重染。
拉克劳与莫菲的霸权观念充斥着强烈的民主精神，但是，霸权概念内蕴的民主想象并不等于一般的民主逻辑，否则，通过霸权这一路径来达成政治认同的“拉克劳与莫菲方式”的独特之处就无法真切地被领悟到。拉克劳与莫菲之所以特别偏爱“hegemony”一词并将之加以重新概念化，不仅是因为“hegemony”有一种“去暴力化”、“去强制化”的葛兰西主义阐释，更是因为这种“去强力化”所留下的“力性残余”。霸权可以被“缴械”，但不可能丧失“张力”。霸权概念与意识形态概念的最大的不同就在于霸权更具有“力感”，更具有“能动性”。在拉克劳与莫菲的理论架构中，无论是霸权的倾斜性(它来源于权力的不平衡)，还是霸权的谮越性(它源于权力的扩张)，抑或是霸权的颠覆性(它来源于权力的置换)，都没有真正地“去功能化”，它们只是通过解构的效力获得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转换。在论权威问题时，恩格斯曾说，一些顽固的反权威主义者常常会把“权威”巧妙地改称为“委托”，但是“这些先生以为，只要改变一下某一事物的名称，就可以改变这一事物本身。这些深奥的思想家，简直是在开我们的玩笑”。[108]实际上，那些以为在拉克劳与莫菲的理论架构中“hegemony”已被彻底“去权威化”的人们也是在开玩笑，因为拉克劳与莫菲并没有使主导性权力“成为没有意义的东西而归于消失”[109]，而仅仅只是改变“霸权构形”的方式而已。霸权永远是一个不平衡的力场(the field of force)，在这个力场中，离散与规则、差异与等同、特殊性与普遍性、必然性与偶然性、能指与所指、漂移与固定、排斥与包容、我群与他群、中心与边缘、缝合与断裂皆处于无法化解的紧张之中。就像雷蒙德·威廉斯正确指出的那样，霸权具有明显的动力学特征，霸权不是一劳永逸的成就，它“必须不断地被更新、再造、捍卫和修正”。[110]霸权是权力的建构，而这一建构充满着斗争，这种斗争虽不能理解为阶级斗争，但它依然弥漫着斗争的气息。因此，如果说拉克劳与莫菲的霸权概念承载着深厚的民主寄托的话，那么这种民主并不是以平息争议、减缓冲突、化解对抗为取向的民主，而是洋溢着反抗精神和斗争情怀的民主。在此意义上，齐泽克的如下概括是非常准确的：“把民主和抗争精神融合在一起，从而排除了两个极端：一方面，颂扬的英雄式的对决会终止民主及其主要法则(尼采、海德格尔、施米特);另一个方面，在民主空间里排除真正的斗争，结果只会剩下贫血的、规则操作下的竞争(哈贝马斯)。”[111]
民主是斗争的产物，它只能在斗争中发展。而民主又具有高度的歧义性，它在不同的语境中萌生并可能沿着不同的方向“成长”，就像拉克劳与莫菲在论述“民主革命”时所说的那样：“民主革命完全是这样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平等主义的想象所支撑的置换逻辑发挥着作用，但是，它并不能预先决定这种想象产生作用的方向。”[112]就像在一定历史契机下，非民主的行为能够为民主的发展创造条件一样，民主的想象也可能朝着危害民主、践踏民主的方向“漫游”。新自由主义宣称民主是保护内部和平与个人自由的一种手段，但最终却走向了以颂扬等级制和不平等为主题的反民主道路。极权主义引导人们把民主理解为在社会层面上构造一个等同的结构并将此一层面转化为一种统一的原则，其结果是，它借人民的名义或民族的名义“自己抬升到社会秩序之真理的唯一拥有者的地位并试图控制所有的社会网络”。[113]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走出“民主悖论”(the democratic paradox)的途径并不在于给民主规定一个确定的方向，也不在于给民主设置一种先验的图式，而在于回到民主的根本(the radical)上，所谓民主的根本，就是把人民(demos)与权力(kratia)连接在一起，使人民成为权力合法性的根源。但是，作为政治主体的“人民”并不构成一个整体，而是处于原初性分裂(original division)甚至对立的状态，因此，根本的民主应该承认多样性的斗争、冲突乃是民主政治的基本性格。在国家仍然衍生宰制与压迫关系的情势下，人民反抗国家的不正当干预与制度性特权的权力也必须被许可。民主不能仅仅局限于国家的制度安排，也不能完全受制于固定的宪政框架，更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体制性的政治代议形式，它必须向更广泛的社会领域敞开并积极吸纳体制外的政治参与和政治表达形式。一切使民主教义化、规程化和操作化的企图只能使民主丧失活力并最终葬送民主。民主就像社会空间一样，永远不会完全“缝合”，它只能被构想为通过不断的斗争而表达政治认同的持续努力。民主要真正具有“人民性”，就只能“激进化(彻底化)”，正是在此意义上，根本的民主也就是一种“激进民主”(radical democracy)。
【注释】
[1]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科尔纳：《后现代转向》，陈刚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76页。
[2]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4．
[3]Stuart Sim：Post-Marxism：A Reader，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8，p.2．
[4]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4．
[5]Daniel T．McGee：Post-Marxism：The Opiate of the Intellectuals，in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58：2，June 1997，pp.203 －204．
[6]Ibid．，p.202．
[7]Ernesto Laclau：Politics and the Limits of Modernity，Andrew Ross (edited)：Universal Abandon? The 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89，p.76．
[8]Ibid．
[9]Laclau and Mouffe：Post-Marxism Without Apologies，New Left Review，No．166，November/December 1987，p.80．
[10]Paul Reynolds：Post-Marxism：Radical Political Theory and Practice Beyond Marxsim? Mark Cowling (ed)：Marxism，the Millennium and Beyond，Palgrave，2000，p.258．
[11]Norman Geras：Post-Marxism? New Left Review，No．163 (May/ June)，1987，p.43．
[12]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105．
[13]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98．
[14]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104．
[15]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25页。
[16]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107．
[17]拉克劳在《话语》一文中曾把福柯的话语研究方法称之为第二层级的现象学(second-level phenomenology)，认为古典现象学把现象与外在现实的参照进行了分隔，而福柯继续进行了第二层的括置(second bracketing)，在现象界中隔离出一个话语层面，这是一种“准先验的”举措。Laclau：Discourse，in A Companion to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ed．by R．Goodin and P.Pettit，Oxford：Blackwell，1993，p.431 －437;该文的中文版本可参见《文化研究》第5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8—105页。
[18]Laclau and Mouffe：Post-Marxism Without Apologies，New Left Review，No．166，November/December 1987，p.85．
[19]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111．
[20]Michel Pechêux：Language，Semantics and Ideology：Stating the Obvious，Macmillan，1982，pp.157 －158．
[21]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3—9页。
[22]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115．
[23]Ibid．，p.116．
[24]拉克劳在1999年的一次访谈中说道：“后结构主义传统有助于极大地丰富我们的理论宝库。从这一点来看，主要的影响是德里达和拉康。在一定程度上，福柯也有帮助，不过，我总是与他的方法保持一定的距离。”可参阅周凡主编：《后马克思主义：批判与辩护》，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150页。
[25]德里达：《多重立场》，佘碧平译，三联书店，2006年，第33页。
[26]拉康：《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611页。
[27]Michèle Barrett：The Politics of Truth：From Marx to Foucault，Cambridge：Polity Press，1991，p.66．
[28]Ernesto Laclau：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Verso，1990，p.41．
[29]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122．
[30]Ibid．，p.125．
[31]Ernesto Laclau：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Verso，1990 ，p.17．
[32]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124．
[33]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ChapterⅢ，Note“40”，Verso，1985，p.148．
[34]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7—8页。
[35]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124．
[36]Ibid．，p.125．
[37]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76页。
[38]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Verso，2001，xiv．
[39]Ernesto Laclau：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Verso，1990，p.17．
[40]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125．
[41]Ernesto Laclau：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Verso，1990，p.11．
[42]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126．
[43]Ernesto Laclau：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Verso，1990，p.18．
[44]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贾士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6页。
[45]克罗齐：《黑格尔哲学中的活东西和死东西》，王衍孔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6页。
[46]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 ，p.127．
[47]Ibid．，p.128．
[48]Ibid．
[49]Ibid．
[50]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p.128 －129．
[51]Ibid．，p.129．
[52]Ibid．，pp.129 －130．
[53]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130．
[54]Judith Butler，Ernesto Laclau and Slavoj Zizek：Contingency，Hegemony，Universality，Verso，2000，p.46．
[55]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133．
[56]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131．
[57]Ibid．
[58]Judith Butler，Ernesto Laclau and Slavoj Zizek：Contingency，Hegemony，Universality，Verso，2000，p.301．
[59]Ernesto Laclau：Politics and the Limits of Modernity，Andrew Ross (edited)：Universal Abandon? The 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89，p.81．
[60]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一书中，拉克劳与莫菲主要以“等同与不稳定的边界”来揭示霸权关系的特征而并没有引入空的能指概念;在《政治与现代性的局限》(1989)一文中，拉克劳从等同链条的扩展引入空的能指概念，却并没有论及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新型关系;在《重新反思我们时代的革命》(1990)中，拉克劳使用了“空的普遍性”(the empty universality)这一措辞(参见Ernesto Laclau：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Preface，Verso，1990，xiv)。真正把空的能指与普遍性、特殊性结合起来阐述霸权构形，是拉克劳在1994年发表的《为何空的能指对政治至关重要》一文(后来收入拉克劳的论文集《解放》)中完成的。这无疑可以看作是霸权阐述方式的翻新和意义的持续深化过程。
[61]Slavoj Zizek：The Ticklish Subject：The Absent Centre of Political Ontology，Verso，1999，pp.100 －101．
[6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页。
[6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15页。
[64]Judith Butler，Ernesto Laclau and Slavoj Zizek：Contingency，Hegemony，Universality，Verso，2000，p.46．
[65]Laclau，Class War and After，Marxism Today，April 1987，p.32．
[66]Zizek：The Ticklish Subject：The Absent Centre of Political Ontology，Verso，1999，p.100．
[67]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135．
[68]Ibid．，p.49．
[69]Ibid．，p.135．
[70]值得指出的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所出的中译本《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将这个十分关键的句子(The general field of the emergence of hegemony is that of articulatory practices，that is，a field where the‘elements’have not crystallized into‘moments’．)的意思完全译反了，它译成：“领导权出现的一般领域是连接实践的领域，即‘要素’具体化为‘因素’的地方。”可参照拉克劳、莫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尹树广、鉴传今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2页。
[71]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136．
[72]拉克劳在《偶然性、霸权与普遍性》一书的最后一篇文章《建构中的普遍性》中提供了一个图例，参见Judith Butler，Ernesto Laclau and Slavoj Zizek：Contingency，Hegemony，Universality，Verso，2000，p.303。台湾学者林淑芬在《拉克劳霸权理论中的敌对与异质性》(载台湾《政治科学论丛》，第30期，2006年12月，第97—130页)一文中对拉克劳的图例作了局部改动，而笔者又在林淑芬的图例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修改。
[73]拉克劳与莫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的开篇就以卢森堡对俄国1905年群众大罢工的分析为例阐述后马克思主义的霸权雏形，但那时，拉克劳与莫菲尚未引入空的能指的观念。在写于1994年的论文《为何空的能指对政治至关重要?》中，拉克劳首次以空的能指来重新诠解这个例子，而在2000年出版的《偶然性、霸权与普遍性》中，拉克劳再次借用这个例子来阐释霸权概念。
[74]Ernesto Laclau：Emancipation(s)，Verso，1996，pp.40 －41．
[75]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143．
[76]Judith Butler，Ernesto Laclau and Slavoj Zizek：Contingency，Hegemony，Universality，Verso，2000，p.305．
[77]Ernesto Laclau ：Emancipation(s)，Verso，1996，p.42．
[78]Judith Butler，Ernesto Laclau and Slavoj Zizek：Contingency，Hegemony，Universality，Verso，2000，p.305．
[79]Ibid．，p.55．
[80]Judith Butler，Ernesto Laclau and Slavoj Zizek：Contingency，Hegemony，Universality，Verso，2000，p.193．
[81]Ernesto Laclau：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Verso，1990，p.80．
[82]Ernesto Laclau：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Verso，1990，p.249．
[83]在《重新反思我们时代的革命》(1990)一书序言的末尾，拉克劳这样写道：“对《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的理论方法持以热情欢迎的齐泽克对我们关于主体问题的探讨提出了激发性的批评。这种批评对我产生的影响可以在本书第一部分清楚地看到。”参见Ernesto Laclau：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Preface，Verso，1990，xv。
[84]Ernesto Laclau：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Verso，1990，p.40．
[85]Urs St－heli：Competing Figures of the Limit：Dispersion，Transgression，Antagonism，and Indifference，in Simon Critchley and Oliver Marchart (ed．)：Laclau：A critical reader，Routledge，2004，p.234．
[86]Ernesto Laclau：Politics，Polemics and Academics：An Interview by Paul Bowman，Parallax，Vol．5，No．2，pp.93 －107．
[87]Ernesto Laclau：Hegemony and the Future of Democracy：Ernesto Laclau's Political Philosophy，in L．Worsham and G．A．Olson (ed．)：Race，Rhetoric，and the Postcolonial，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
[88]Aletta J．Norval：Trajectories of Future Research in Discourse Theory，in Discourse Theory and Political Analysis，Mane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0，p.223．
[89]这篇文章是拉克劳提交给1995年1月9日至23日在美国檀香山召开的“第七届东西方哲学家论坛：民主与正义：一种哲学探讨”的会议论文，该文正式发表于在Differences，7，1，Spring 1995．此文后来收入拉克劳的论文集《解放》中。参见Ernesto Laclau：Emancipation(s)，Verso，1996，pp.52 －53．
[90]林淑芬：《拉克劳霸权理论中的敌对与异质性》，载台湾《政治科学论丛》，第30期，2006年12月，第116页。
[91]Ernesto Laclau：Glimpsing the Future，in Simon Critchley and Oliver Marchart (ed．)：Laclau：A Critical Reader，Routledge，2004，p.319．
[92]Ernesto Laclau：On Populist Reason，Verso，2005，p.154．
[93]不仅在《论民粹主义理性》中拉克劳对错位概念三缄其口，在2006年拉克劳发表的两篇重要论文《意识形态与后马克思主义》和《为何建构人民是激进政治的主要任务?》中，错位概念也完全销声匿迹了。
[94]Ernesto Laclau：On Populist Reason，Verso，2005，p.140．
[95]Ernesto Laclau：On Populist Reason，Verso，2005，p.149．
[96]Ernesto Laclau：Ideology and Post-Marxism，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June 2006)，11(2)，p.105．
[97]Lasse Thomassen：Antagonism，Heterogeneity and After Heterogeneity，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October 2005)，10 (3)，p.290．
[98]林淑芬：《拉克劳霸权理论中的敌对与异质性》，载台湾《政治科学论丛》，第30期，2006年12月，第124页。
[99]Ernesto Laclau：On Populist Reason，Verso，2005，p70．
[100]Benjamin Arditi：Post-hegemony：Politics outside the Usual Post-Marxist Paradigm，Contemporary Politics，Vol．13，No．3，p.205．
[101]Allen Hunter：Post-Marxism and the New Social Movements，Theory and Society，Vol．17/6，1988/89，p.897．
[102]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187．
[103]Ibid．，p.175．
[104]Aletta J．Norval：Hegemony After Deconstruction：the Consequences of Undecidability，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June 2004)，9 (2)，p.141．
[105]Michael Rustin：Absolute Voluntarism：Critique of a Post-Marxist Concept of Hegemony，New German Critique，No．43，Winter 1988，p.173．
[106]Judith Butler，Ernesto Laclau and Slavoj Zizek：Contingency，Hegemony，Universality，Verso，2000，p.54．
[107]关于“霸权”(hegemony)一词的古义的考证以及葛兰西对“霸权”一词的独特运用，可参阅拙文：《重读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5期，第20—22页。
[10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6页。
[109]同上书，第224页。
[110]Raymond Williams：Marxism and Literatu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112．
[111]Slavoj Zizek：Against the Populist Temptation，Critical Inquiry，Vol．32，No．3，Spring 2006，p.558．
[112]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168．
[113]Ibid．，p.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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