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与后马克思主义

第一节　卢卡奇与后马克思主义

一

马克思、卢卡奇、拉克劳，是迄今为止激进政治思想史上三个最具典型意义的“主体位置”。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的鼻祖，卢卡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拉克劳是“后马克思主义”的旗手。这三个人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马克思生活在欧洲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并开始向全球扩张的时期，卢卡奇见证了帝国主义的形成、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拉克劳主要生活在两大“阵营”的对抗以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严重挫折、社会主义阵营最终瓦解、晚期资本主义在调整中平稳发展的时期。尽管这三个“主体”在不同的位置“经历着”不同的历史经验，尽管前后相继的两者之间在年龄上相差至少达半个世纪之久，但是，他们之间还是有一些相似之处。

这三个人都激烈地批判资本主义，都把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理想目标加以追求。在气质上他们都相当激进，都是各自所属时代的左翼斗士，他们都曾被自己的祖国所驱逐而流落异国他乡。反抗是他们的中心话语，批判是他们的共同武器。他们著书立说，目的都是为了全球解放规划。他们都在寻找激进的反抗群体并从理论上为这一群体的反抗提供合法性。马克思认定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卢卡奇断言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历史的建构力量，拉克劳认为只有一种非阶级的“混成式”主体才能担负起当代“民主革命”的任务。尽管面对着不同的“主体境遇”，他们都试图通过阐发一种激进政治理论来发动群众性的革命运动。

在马克思看来，由于剩余价值产生于生产领域，所以生产场所是对抗形成的中心地带。如果生产停止了，整个社会就立即陷入瘫痪，因此工人阶级对资本家的威胁最大。马克思的想法是，只要把资产阶级的剥削秘密有效地展示给工人，工人就会把自己创造的、本应属于自己的东西夺回来，从而实现“剥夺者被剥夺”的革命局面。马克思从没有怀疑工人阶级埋葬资产阶级的意愿与能力。在他看来，工人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决定了他们必然会作为一个阶级而行动;工人阶级遭受的普遍苦难，决定了它必然是一个最彻底、最激进的普遍阶级。

卢卡奇因亲历革命失败而感觉到问题的复杂性：把工人阶级内定为“掘墓”的天然选民是一回事，他们主动去“掘墓”却是另一回事。在20世纪初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这“两回事”的不统一导致西方革命屡屡失败。卢森堡寄望于群众的革命“自发性”，但自发性并不掌握在理论家手中，卢卡奇不愿意坐等“自发性”，他更想激发它、塑造它、壮大它，使它变成一种强大“阶级意识”的洪流。卢卡奇发现，工人在其主体化过程中由于资本世界“物化”的强大干扰而常常发生自我错认，因此，主体效果的真正形成有赖于不断的激发、灌输和教育，这就需要从意识形态、文化、心理、审美、日常生活等层面展开全面的社会批判，从而使潜在的阶级意识得以涌现、迸发，形成主客体真正统一的革命主体。

拉克劳看到，在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古典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在数量上日益减少、在政治重要性上日益衰微，作为与资产阶级构成二元对抗力量的大写的工人阶级不再存在了。社会对抗不再表现为阶级对抗，而且对抗的构成空间也不仅仅是生产场所。反抗点高度分散并且迅猛增殖了，在交换领域、分配领域、消费领域、文化领域，甚至私人生活中，都可能激发政治性对抗。反抗主体的形成不仅更加多样化、更加不稳定，而且，它并不必然因经济的缘由而起，也并不必然朝经济阶级的方向建构，在此情形下，唯一可行之策只能是把各种分散的“反抗点”连接起来，“合成”为统一的反抗力量。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锻造集体主体的“统一性”，而不在于确保主体统一性的纯粹阶级属性。

同一个反抗主题，三种不同的“主体镜像”：马克思的完整、卢卡奇的分裂、拉克劳的破碎。同一个文题，三种不同的书写：马克思是原创，卢卡奇是改写，拉克劳是对改写的改写。因为是改写，卢卡奇曾经受到来自于正统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尖锐批评。直到如今，仍然可以听到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否可以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激烈争辩。因为是对改写的改写，“后马克思主义”常常被认为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的颠覆，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背离。

二

马克思曾说，黑格尔由于“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1]，从而陷入了幻觉。马克思做了彻底的颠倒，把辩证法的“脚”重新立在现实的坚实地面上。而卢卡奇却又把辩证法带回到精神的内在性中以阐发阶级意识的生成，这种对黑格尔的“回归”总难脱“改写”之嫌。不过，卢卡奇从不承认自己在“改写”马克思主义，他说那只不过是在恢复马克思的真面目。他一再声明自己忠实于马克思的学说，“决不想偏离它、改进它或改正它”^[2]，他自己的理论阐述只是“按马克思所理解的意思来解释、阐明马克思的学说”。但他同时又表示，可以只坚持马克思的方法而放弃马克思的个别结论甚至全部论点。众所周知，他曾留下惊世名言：“姑且假定新的研究完全驳倒了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的论点。即使这点得到证明，每个严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所有这种新结论，放弃马克思的所有全部论点，而无需片刻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所以，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3]实际上，卢卡奇只是这样说说而已，他从来没有这样做。60多年后，有一个人真正这样做了，这个人就是拉克劳。就拉克劳“落实”了卢卡奇当初的“豪言壮语”而言，卢卡奇似乎可以算作拉克劳的真正先驱。英国学者西姆就有这个想法，他从这一点推断说，卢卡奇“开辟了一条指向后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探索路径”。^[4]

其实，西姆的话说得有些过头。他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要知道，卢卡奇说的话并非出于自勉，而多半是讲给两类人听的：一是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一是伯恩施坦之流的修正主义者，前者把马克思的学说当“圣经”来读，后者企图把马克思的论点完全抛开。在卢卡奇看来，这两种方式都不可取，都算不上真正的“正统”。他既不赞同死守每一个个别结论不放，也不同意把马克思的论断一古脑儿全扔掉。他说，即便我们真的要放弃马克思的全部结论，也不能像伯恩施坦那样(伯恩施坦主张放弃辩证法)地放弃，因为伯恩施坦放弃的并不是马克思的个别结论，而恰恰是马克思的方法。卢卡奇的真正意思是说：你扔什么都可以，扔多少都可以，但有一条，你就是不能扔掉作为马克思方法的辩证法!然而，卢卡奇自己果真除辩证法之外什么都往外扔吗?对此，帕金森有精准的把握：“卢卡奇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看作是一种方法，这是否意味着，如果必要的话，他真的准备去抛弃马克思所提出的所有正确命题。现在看来，显然并非如此。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至少依据这样一个命题的真理——即在近代社会，无产阶级就是革命阶级——并且他只要是马克思主义者，就肯定会相信它的真理性。”^[5]

卢卡奇既要辩证法，又要无产阶级。他之所以要辩证法，就是为了使无产阶级能真正像无产阶级的样子。在卢卡奇眼中，那个时候无产阶级明显缺了点什么，他们倦怠、惰性、软弱、分散，他们麻木不仁、苟且偷安、萎靡不振、摇摇摆摆。无产阶级这副模样，革命又怎么能够成功呢?卢卡奇觉得必须给无产阶级打点强心剂，或者给他们喂些兴奋药，抑或抹点清凉油什么的，总之，是要让他们迅速觉醒，以便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在卢卡奇看来，只要无产阶级认清了自己，看透了社会，获得了某种“总体性”意识，就会威猛如虎，所向披靡。卢卡奇敏锐地感觉到了无产阶级的内在不足，就像他敏锐地感觉到苏联社会主义的内在不足一样。但是，他还相信它，他也只能够相信它。

卢卡奇是在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解决无产阶级革命问题的。20世纪第二个10年间，革命在东方的苏联成功了，在革命理论滥觞之地的西方，革命却屡试屡败，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时空错位，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这个错位的产物。在这种时空错位面前，卢卡奇对无产阶级感到不满，甚至有些失望，他也觉察到阶级意识并不是天然地“窑藏”在无产阶级身上，并且，他明确指出，在无产阶级那里主体与客体的分裂已经发生了。但是，他断定这种分裂是一种迷误、一种虚假，他渴望总体性，因为总体性才是真实的东西。认同出现了裂隙，只有想法修补，“阶级意识”就是卢卡奇实施修补的法术。

三

拉克劳也是从卢卡奇所解决的问题出发的。但问题变得更为严重。在卢卡奇面前，无产阶级好像是病了，卢卡奇想用一种“精神疗法”来使它康复并进入正常状态。而拉克劳看到的是，无产阶级这个大写的主体已经死亡，已经没有任何救治的余地。卢卡奇发现了主体的表现病症学：一种大全式的总体在异化中被延迟了，实际“表现”的东西不是并不真实的东西。在卢卡奇那里，无产阶级有一种“本体”之在，如果它不在现实中存在，它也一定要在意识的整体性中存在。拉克劳决心要“改写”卢卡奇式的现象学：卢卡奇只想到无产阶级表现得不像无产阶级的样子，而没有想到无产阶级的“本来的样子”本来就是一种表现的结果：你怎样表现你自己，你就是怎样的人。

卢卡奇与拉克劳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了。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卢卡奇只被附带地提及一次。拉克劳是在颂扬葛兰西的时候勉强提到卢卡奇的。拉克劳曾充满感激地说，他的作品的主旋律就是重新阐发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在拉克劳那里，似乎有一个高大的葛兰西，有一个矮小的卢卡奇。事实上，卢卡奇并不比葛兰西矮小，卢卡奇的幽灵也并没有从拉克劳的精神世界完全消失。拉克劳把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作为后马克思主义霸权概念的雏形，岂不知，卢卡奇当年不也正是把这个自发性概念作为他阐发阶级意识的蓝本吗?在拉克劳看来，卢卡奇对自发性的改写并不成功，他要对卢卡奇的改写进行再改写。如果说阶级意识是自发性的不适当变体，那么后马克思主义的霸权概念就是阶级意识的不适当变体：把霸权中的阶级意识“中性化”(neutralize)为一种非阶级性的认同意识，这是拉克劳工作的实质。相对于卢卡奇，拉克劳做了两件事：一是放弃作为“本体”的无产阶级概念;二是放弃为抢救这一“本体”而重新阐发的辩证法。拉克劳不是做抢救工作，而是致力于再造一种新型的主体。当然，这种再造也不是克隆，因为拉克劳再造的主体不可能是阶级主体。用非阶级主体去做马克思与卢卡奇指派给阶级主体所做的事，这当然是一种明显的错位。拉克劳坦承，他就处在一个革命主体发生深度错位的时代，他所做的工作就是为这样一个错位的时代提供一个关于错位的理论。

拉克劳看到，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随着弹性生产方式的推广，资本主义非组化程度的提高，福利国家的影响，平等话语向经济领域的延伸，权利意识的增强以及公共空间的进一步拓展，主体的身份建构以及政治对抗的形成越来越复杂化。工人在生产场所中的时间越来越少，其参与到非生产性活动中的机会却愈来愈多，他对社会生活许多领域的参与导致他的身份并不能因他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得到完全的规定。一个工人可能是反种族主义者，可能是反堕胎协会的成员，可能属于绿色环保组织，可能是反全球化的斗士，可能是同性恋者，等等。这些生产之外的关系可能比他在工作场所中的关系更重要，更能牵动他的心——他在工作场所谋生却可能把自己的情感、兴趣、偏好、甚至精神的寄托放在工作场所之外。这就是拉克劳所说的“错位”：主体并没有一个“本位”，他似乎总是站错位置。反抗在哪一个“节点”中爆发，主体身份就在哪一个“节点”上构成。

主体认同并不是由必然性逻辑所规定的，而是建立在外在的、偶然性的关系中。每一个政治身份都不可能完全固定、完全缝合。拉克劳把福柯的“主体位置”、拉康的作为“缺失”的主体以及德里达关于“主体性是延异的一个结果”的观念都吸收过来，建立了一种在承认身份的破碎化、不稳定性和多元化的前提下积极创造集体性政治认同的“主体解释学”。相对于卢卡奇的完整主体以及阿尔都塞的稻草人式的虚假主体，拉克劳提供了一个“相关的半身份构成区”——没有哪一个主体是完备的主体，没有哪一种代理人是无限的社会行动者，“所有的社会代理人都具有有限的历史任务，他们中没有谁注定要去实现全球性人类解放的规划”^[6]，但是，“不完整的、支离破碎的和新出现的身份的多元化不一定意味着政治能力的丧失，相反，它们可以指向新的斗争形式，它们可以创造出‘更难把握’的条件”。^[7]简单的二元阶级对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分散的对抗形式，这些局部性的、零碎的、微观化的对抗如何在某种激进目标或想象的霸权接合下形成深化民主、改造社会的积极力量，成为拉克劳式的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