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卢卡奇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时还没有读到《1844年手稿》，而是在《资本论》中看到马克思早期讲的人的本质问题的话，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的著作是在《1844年手稿》发表之后写就的，因而其用语更接近马克思当时的用语，如异化、感性解放等。弗洛姆与卢卡奇一样，抓住了活动的概念(在卢卡奇那里用的是实践)，并作为构成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弗洛姆认为，当下唯物主义的概念被理解为马克思更多的是希望让工人像资本家一样获得更多的金钱与享受，并且因为马克思批判宗教，从而认为马克思并不关注人的精神生活。弗洛姆在《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中明确地批判了这种态度:“在有些人看来，仿佛马克思认为人的最主要的心理动机是希望获得金钱和享受，这种为获得最大利润而作出的努力，构成个人生活和人类生活中的主要动力”，“马克思的‘理想人物’是那种吃得好、穿得好然而‘没有灵魂的’人”[18]，但是在弗洛姆看来，“像苏联那样作为一个资本家的国家，对马克思来说丝毫也不比私人资本家更受欢迎。他主要不是关心收入的平等。他所关心的是使人从那种毁灭人的个性、使人变形为物、使人成为物的奴隶的劳动中解放出来”[19]。实际上，马克思的目标是“使人在精神上得到解放，使人摆脱经济决定论的枷锁，使人的完整的人性得到恢复，使人与其伙伴们以及与自然界处于统一而且和谐的关系之中”[20]。而就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唯物主义这个概念来说，弗洛姆认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只是一种构成宇宙的方式，马克思对本体论并不感兴趣，并且事实上马克思曾经批判过那种从物质中寻找思想的机械唯物主义。《1844年手稿》中谈的是人和自然的统一，即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本主义。弗洛姆认为马克思如果有物质概念的话，那就体现在“对人的现实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研究，也包括对人的实际生活的方式对这种思想和感情的影响的研究”[21]，因而这还是从人的活动对人的构成的角度来考察的。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是从一种发生学的方式上来追究人的非人状态的原因，而非一味地追求经济进步和物质的丰富，不是单纯地追求结果。换言之，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讲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不是政治经济学本身。
弗洛姆批判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一种追求吃得好、穿得好的庸俗化理论，但是他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固然他所说的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要实现的是人的本质的复归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同时是从人的异化状态出发的，即把这个异化状态把握为实现人的本质的一个环节，而弗洛姆认为，马克思并不关注工人是否吃得好穿得好，从而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精神的存在主义”“一种预言式的救世主义”[22]。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问题，马尔库塞与弗洛姆一样，他们都把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马尔库塞一再强调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绝不是一种经济学理论而是有着哲学的基础，即是说关于人的本质的问题的阐述是一个哲学的问题，但同时又不能因为这是哲学理论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工人的实践性。在马尔库塞看来，人的本质的问题打破了对经济事实的描述，是“从劳动的经济‘状态’追溯到了劳动者本人的‘地位’。劳动的异化和外化已超出了经济关系的范围，它涉及到了人作为‘人’的本质和现实，并且也仅仅因为这一原因，劳动对象的丧失才如此事关重大”[23]。马克思从对事实的突破提出异化劳动，继而从异化劳动提出劳动，这一概念构成了人的本质的实现。马尔库塞强调这是一个本体论的范畴，正是在劳动中人决定了自己成为什么和是什么，从而“它已深入到把总体的人的存在作为研究课题的领域”[24]。那么总体的人的恢复就不仅仅是经济上或政治上的改革，而是“通过总体革命来彻底改变现状”。我们看到在这一点上马尔库塞与卢卡奇是一致的，都诉诸于社会结构的改变，恢复人的社会本质。
马尔库塞肯定了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经历了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再到黑格尔的这条道路。经过这样的一个迂回，马克思的人的概念已经在原则上区别于前两者。然而在马尔库塞看来，因为人作为对象性的存在总是要外化自身，在外化中实现自己，只是这种外化实现出来就成了物化，然而这就说明劳动者“在异化之初而不是在得到解放之后，就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25]，而由于非劳动者是不劳动的，所以非劳动者除非扬弃自身否则就无法实现自身。由此看来，马尔库塞认为“外化劳动的可能性却是植根于人的本质之中”[26]的，也就是说之所以有异化现象是由于人的本质所然，在这里马尔库塞没有从具体的历史去分析异化，而只是在哲学中寻求人的异化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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