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与后马克思主义

第二节　葛兰西与后马克思主义

一

安东尼奥·葛兰西尤为喜爱罗曼·罗兰的一句名言——“智识的悲观主义，意志的乐观主义”——并把它奉为座右铭。而英国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又把葛兰西的这一座右铭拿过来作为“新左派”在新历史时期从事激进政治斗争的口号，对此，英国老派左翼思想家拉尔夫·密里班德发表了著名的评论。他断言，这一源于浪漫激情的高贵“口号”没有任何值得信赖的功效，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它甚至是极端错误的，因为它让人确信，“没有什么能指出社会主义的前景可能是什么，失败比成功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建立一种没有剥削和统治的社会秩序的希望可能是虚幻的，但我们仍然必须为实现它而努力奋斗，在一种坚定的悲观失望的心情中，与所有的不平等作斗争”。^[8]密里班德的评论表达了对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嘲讽与轻蔑，在他眼中，后马克思主义者无非是那些已经丧失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却又残存着激昂斗志的前左派分子，这些自己把自己搞垮的迷茫的一代贸然把“指示牌”毁掉而心中又没有清晰的路线图，于是只能在迷宫中以自欺性的胡乱行走抒发空疏的斗争情怀。

在对后马克思主义者的传神描绘中，密里班德没有对葛兰西说什么。他没有告诉人们，葛兰西赋予这句话的特定内涵究竟是什么，他也没有告诉人们，后马克思主义者把葛兰西的座右铭当作“口号”对于葛兰西本身以及人们对葛兰西的认识将会带来什么。但这一言说的空白里面似乎潜伏着诱人想象的模糊引力，以至于人们可能在脑海中把囚禁葛兰西的牢狱与后马克思主义者的迷宫重叠起来，而这种重叠对于葛兰西无疑是灾难性的。难道10年的法西斯牢狱没能摧毁葛兰西的坚强意志，却彻底动摇了他内心的信念?难道墨索里尼的监狱早已造就了一位后马克思主义的先知?难道《狱中札记》竟是一本出自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之手的后马克思主义启示录?密里班德当然不会承认自己的言说中包含着对葛兰西的不敬，更不会承认他的无所言说里面会包藏着什么祸心，他会说，从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寻找后马克思主义的踪迹，这正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惯用的手法，而我密里班德作为一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怎么会连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都分不清呢?

同样是对后马克思主义的抵制，同样是对葛兰西的座右铭的解读，奈杰尔·格里维斯直接而明快：他断然拒绝任何把葛兰西的理论与后马克思主义内在贯通起来的不良企图，而且，在他看来，“智识的悲观主义”在葛兰西那里非但不是失望的流露，反而是信念与信心的表达。葛兰西的目标是“使人们批判性地思考从而避免变成陶醉于准宗教的‘某某主义’的非批判的‘某某主义者’。对宿命论教条的接纳无疑会助长大众在运思上的‘缺位’，这种‘缺位’使像法西斯主义那样的恐怖成为可能”。^[9]正是这种“智识的悲观主义”使葛兰西义无反顾地坚决反对任何可能导致并强化政治上盲目顺从的一切东西，“从这里，葛兰西引出了他的第一个看法：第二国际时代的许多左翼思想家并没有领会到马克思的真正要旨”。^[10]

就像康德对唯理论的怀疑与批判丝毫无损于他对理性的肯定一样，“智识的悲观主义”的立场并不意味着葛兰西主张降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地位，更不表明他心中没有一个明确的社会主义概念，恰恰相反，葛兰西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实践哲学”必须向真正的“实践”开放，必须真正在“市民社会”中占据“阵地”，必须真正变成人民群众的“集体意志”。如果马克思主义只是盘旋于左派知识分子头脑中的教义性观念，如果马克思主义只是封存于历史文化档案中的完整文本，而不在反对经济剥削、权力宰制与政治压迫的实际斗争中显露它的批判锋芒和革命性威力，这只能意味着它的僵化与实现性的死亡。葛兰西与卢卡奇一样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从第二国际正统理论家的经济宿命论中解放出来，化为一种符合现实斗争的实践力量。对于卢卡奇而言，阶级意识本来是一种直接具有实践能力的实践意识，可是，当他迎合列宁的基调而将阶级意识规定为是从外面“赋予”的时候，他自己又重新把阶级意识萎缩在“理论化”之中了。葛兰西面对着与卢卡奇同样的问题，但他的解决方案与卢卡奇大不相同，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葛兰西秉持着比卢卡奇更深的“智识的悲观主义”，正是因为有了这个东西，葛兰西才更有耐心、更有柔性、更具包容性和战略眼光。这可以部分地解释在20世纪下半叶西方左翼的理论与实践中葛兰西的影响力何以会远远超过卢卡奇。

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个派别一个派别地衰微，葛兰西思想的“渗透力”却在不断地加强。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到欧洲共产主义再到文化马克思主义，有哪一个“学派”没有从葛兰西那里汲取灵感呢?从“草根环保”到“黑人权力”再到所谓的公民权运动，又有哪一个“运动”未曾得到葛兰西主义的理论滋养呢?就连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愿轻易“放过”葛兰西，竟然声称是葛兰西遗产的继承者。葛兰西的当代形象被极大地多样化、丰富化了。然而，在对葛兰西林林总总的描画中，最终却由于后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一幅别出心裁的“写意图”而引发了空前的争议与喧嚷。人们从阿尔都塞的“意萨司”(ISAs)理论中读出葛兰西，可能不会惊奇;人们从陶里亚蒂或贝林格的联盟策略中读出葛兰西，可能不会惊奇;人们从伯明翰学派的社会分析中读出葛兰西，可能也不会惊奇;可是，从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读出葛兰西，一些人不仅会莫名惊奇，而且也会像格里维斯那样莫名地愤怒。

二

葛兰西与后克思主义的关系，是由拉克劳与莫菲最先“带入”的。这两位“肇事者”把葛兰西引入到后马克思主义的深巷后院，有意无意地给人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规划是与葛兰西对话的结果。这恰恰是格里维斯的愤怒所在，在格里维斯看来，与其说是拉克劳、莫菲之流在葛兰西思想的“激发”下走向了后马克思主义，倒不如说是他们这些畸变了的“新左派”把后马克思主义的阴影“投射”到葛兰西的身上。有很多方式可以抒写后马克思主义的情境性主题，比如像辛德斯与赫斯特那样，像琼斯那样，或者像卡斯托里亚迪斯那样，为什么非要把葛兰西牵扯进来?“要么葛兰西是我们今天解开特别复杂的市民社会的——它依然是现代的、资本主义的——有效途径，要么我们就不要去打扰葛兰西的英灵，而是考虑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描述我们赖以生活其中的新时代，就像葛兰西用他的方式描述他所处的时代一样。”^[11]

或者完全适用，或者被彻底甩开，这种非此即彼的激进排他主义选择

或许并不是唯一合理的方式。但是，让人不借用别人的思想而径直“自主创新”恐怕也近乎苛刻。所有的思想家在还没有锻造出具有自家特色的概念工具之前，总是要借助于别人的概念——别人的概念不仅能带动自己的思考，而且也往往能在自己的问题里面得到重新启动，而在为自己的问题运转的过程中，别人的概念会发生一些变形，也可能获得新的轮廓。尼采告诫哲学家们不要满足于别人交到自己手里的概念，而要进行揩试，使其重放光芒，足见改造别人的概念并非一定就是可耻的蠢行。当然，这并不是指责格里维斯起而捍卫葛兰西的原初概念是毫无意义的，而是说，更多的注意力应当放在概念重新剪裁的历史契机及其根据的分析上。澄清葛兰西的原始语境固然重要，而在新的内在性平面上营造一种重生的格局可能更有价值。

拉克劳与莫菲是经由葛兰西这个中介而走向后马克思主义的，并且，在其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葛兰西的核心概念以一种新的方式被“保留”了下来。这是无法抹去的事实，而他们也从未想到要去抹掉它，相反，他们一再申明，如果没有葛兰西，他们的整个后马克思主义思想规划就是不可能的。这里丝毫没有故意的成分，他们并不是存心要把葛兰西卷到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来。他们自己也左右不了自己当时的兴趣，任何人都是自己兴趣的奴隶，格里维斯也不例外，谁能说格里维斯现在批判拉克劳与莫菲不是出于自己的兴趣呢?我们如何责备康德对休谟的兴趣?又如何去责备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兴趣?要是康德被禁止进入休谟的问题，可能就没有如此的康德;要是马克思被禁止进入黑格尔的问题，可能就没有如此的马克思;同样，如果拉克劳与莫菲被禁止进入葛兰西的问题，可能也就没有如此的拉克劳与莫菲。

格里维斯已经十分可贵地注意到像福柯、利奥塔和鲍德里亚这样的思想家进入后现代性的非同步性，遗憾的是，他却完全忽略了拉克劳与莫菲转向后现代性的具体契机、动因及其独特性。格里维斯脑袋里面装着一个严格的三段论：属于现代性历史时期的葛兰西思想只有当后来的环境中可能发生的状况和特征与葛兰西自己的时代一致的时候才是可以被援用的，而后现代与现代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时代，所以对葛兰西的任何后现代解读必定是误读。格里维斯想用这个威严的推论把拉克劳与莫菲的努力一笔勾销，可是，他没有弄清一个基本事实：拉克劳与莫菲最初转向葛兰西的时候，并不是后现代主义者，也不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思想家通常都有一种超强的回溯性感知力，他们能出人意料地体验到当前的新观念在前人或古人那里向自己显现的神奇状态，只不过，拉克劳与莫菲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最初与葛兰西遭遇的时候，后马克思主义的“神谕”并没有降临。也许拉克劳与莫菲还不够杰出，或者葛兰西那里的后马克思主义酵素实在过于贫乏。在2001年的一次访谈中，莫菲率直地表达了她对葛兰西的看法：“甚至在葛兰西那里，仍然存在着经济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因素。最终，我不得不承认，完全非经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压根儿就不存在。这正是导致我与欧内斯托·拉克劳详细阐发我们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一书中称作‘后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原因。”^[12]由于不满意葛兰西，他们才起而走向后马克思主义，这起码能够说明拉克劳与莫菲对于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顽固性”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当然，莫菲在发表如此见解的时候已经是后马克思主义者了。戴着后马克思主义的眼镜去看葛兰西，与不戴这副眼镜去看，视觉效应肯定会有所不同。我们犯不着为这种视觉差异而怒火中烧，毕竟，在应该向葛兰西致敬的时候，拉克劳与莫菲表现了足够的忠诚。他们不像那位德里达先生，在认定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之后在那里对着马克思的幽灵庄严地致敬。当拉克劳与莫菲由于不满意阿尔都塞的科学认识论而把目光投向葛兰西的时候，葛兰西对于他们绝非一种幽灵性的存在，相反，葛兰西极富活力的思想光芒正在点燃他们复兴马克思主义的热望与激情。在《葛兰西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导论的开头，莫菲这样写道：“如果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的历史发展可以概括为以‘阿尔都塞主义’的盛行为特征，那么，毫无疑问，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即葛兰西主义占支配地位的时代。这些年来，我们见证了并正在见证人们对于葛兰西著作的兴趣的空前高涨，他的思想的影响已经扩展到马克思主义探索的若干领域之中。”^[13]翻阅拉克劳与莫菲20世纪70年代所有的作品，我们根本找不到他们对葛兰西哪怕是只言片语的非议，他们的整个身心都投入到淘金寻宝的劳作中，在发现一处处闪烁的光亮后，他们欢呼雀跃，喜不自禁，然后虔诚地把一块块宝石揩拭干净，以便让其发出夺目的光环。在他们如沐春风般地徜徉于葛兰西思想的“林中路”上的时候，葛兰西向他们呈现的原本就是现代性面孔。对于葛兰西的现代适应性，拉克劳与莫菲应该比格里维斯有更深的体会。

三

我们必须弄清在现代性的界限之内葛兰西的什么东西吸引了拉克劳与莫菲，而这一问题势必会引出一个更深的追问：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1969)中，阿尔都塞声称他正走在“以前只有葛兰西一个人有所涉足”的道路上，他的理论努力在于为葛兰西提出的“引人注目的”观念作出一个非常图式化的概括。^[14]这表明，阿尔都塞已经把葛兰西主义元素部署在他的结构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中了，在此情景下，拉克劳与莫菲重新走入葛兰西意味着什么?难道阿尔都塞对葛兰西的解读真的像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所说的那样，是一个自我击败的工程?

我们切不可把朗西埃(《读〈资本论〉》第一版合作者之一)在20世纪70年代对阿尔都塞的尖锐指责同拉克劳与莫菲对阿尔都塞主义的疏离混为一谈。因为，朗西埃在看来，阿尔都塞根本不应该把葛兰西引为同道——导入葛兰西主义必然会败坏阿尔都塞先前所秉持的与科学相对立的只具有纯粹认识功能的意识形态概念;更为糟糕的是，把意识形态与国家问题搅合在一起，势必会以假乱真，从而使革命斗争错失真正的打击目标。拉克劳与莫菲绝没有像朗西埃那样憎恶阿尔都塞对葛兰西的兴趣，相反，他们认为，阿尔都塞对葛兰西的解读是他在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自觉调整自己的概念策略所迈出的可喜步伐。阿尔都塞的错误不在于他接纳了葛兰西的观念，而在于这种接纳并没有把葛兰西的独特理论配置和政治难题充分暴露出来。莫菲指出，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所作出的一些重要贡献“已经被阿尔都塞接受，已经被阿尔都塞详尽地阐发并通过阿尔都塞学派而广为传播”^[15]，比如关于意识形态的物质性，比如关于葛兰西对作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概念的批评;然而，非常不幸的是，在葛兰西向阿尔都塞“说话”过程中，隐藏在葛兰西话语中的最可宝贵的、也是在当前处境下急需发挥的东西却在阿尔都塞的凝神聆听中悄然流失了。

毫无疑问，葛兰西改变甚至颠覆了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最初的贬抑性的认识论构想。在《读〈资本论〉》中，阿尔都塞尚在以“不指责”的方式指责葛兰西这位“卓越的历史和政治天才”跌入了经验主义的意识形态漩涡。^[16]但在1967年，情况发生了逆转，阿尔都塞开始谈及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并声称，除哲学和科学之外的“第三个角色”的实践的意识形态终于“登台亮相”了。^[17]实际上，《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就是对实践的意识形态的概念化探讨，它标志着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重大转折——意识形态不再被当作仅仅与特定集团的利益相关的歪曲的表象体系，它毋宁是所有个体成为主体的普遍结构和机制，毋宁是政治身份得到建构的实践基地。这种转折必然会把意识形态的一般阐述带到阿尔都塞的面前。任何对意识形态的“一般”阐述必然会削弱意识形态的负面意义并潜在地通向一种意识形态的中性概念——意识形态就像武器一样，可以对“任何具有资源和技术能来取得和使用它的战斗者开放”。^[18]但是，对阿尔都塞而言，意识形态的一般阐述所可能导致的中性化趋向不仅是一项理论难题，而且潜藏着某种危机，阿尔都塞以他特有的敏感捕捉到了这一点，并过多地承受了这一预期危机的理论重负，他在感觉到自己正滑向意识形态的中性概念之后又十分警觉地加以遏制。阿尔都塞纠缠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间，纠缠在意识形态的一般机制与意识形态特定的阶级属性之间。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附记(1970)中，阿尔都塞把特定社会形态中存在的各种意识形态的阶级性质作为一项难题提了出来，并且尝试着提供一种解答。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一般的“机制”是一回事，各种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是另一回事，意识形态一般的“机制”只是一种抽象的分析，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是意识形态的实现形式。对于这种解答，无论是朗西埃还是拉克劳与莫菲都嗤之以鼻、不以为然。在朗西埃看来，阿尔都塞的这一附记分明是他误入葛兰西主义的陷阱而恣意淡化阶级斗争之后的虚伪掩饰;而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这完全是由于阿尔都塞还没有充分领会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的精髓，以致被严格的阶级主义束缚了手脚。

当然，问题并不在于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的一般机理与意识形态的实现形式的区分，也不在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被视为阶级斗争的赌注与场所，而在于他把所有的意识形态的“实现”都归结为“国家机器”内的政治操作。众所周知，葛兰西把市民社会作为霸权的领域，并认为市民社会可能构成国家外围的“壕堑”，但是，葛兰西从来没有把市民社会直接等同于“国家机器”。把市民社会直接等同于“国家机器”，必然会忽视那些并不必然与统治现象相联结的作为一种经验模式和自我认知条件的意识形态，必然会忽视那些在统治阶级的象征体系之外、甚至是在任何阶级关系之外的支配与从属形式，从而导致把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直接等同于统治阶级对从属集团或大众阶层的意识形态控制。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的中坚人物斯图亚特·霍尔在论及人们对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的误用时指出：“成问题的是，我看到葛兰西的许多概念直接被某些东西所代替，而这些东西恰恰是我们走进葛兰西时所要避免的。例如，人们把‘霸权’当作是意识形态统治的同义词来谈论。20年来，我一直竭力反对这样来解释‘霸权’概念。”^[19]霍尔的这一批评对那些至今仍然把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简化为国家对意识形态的“领导”的人具有一定的纠偏矫正效应。事实上，莫菲也正是在同样的方向上批评阿尔都塞的，在《重铸马克思主义：霸权与新政治运动》一文中，她这样写道：“对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的主要误解即在于把霸权简化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按照这种观念，只有当一个阶级能够把它自己的范例性的意识形态强加到整个社会，它才是霸权阶级。霸权因此成了‘象征性暴力’现象，它被视为通过意识形态手段来增强统治。如此的阐释以不同的方式一再呈现出来：在卢卡奇那里，霸权被理解为阶级主体的阶级意识的施加;在阿尔都塞那里，霸权在于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控制来施加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20]无疑，对阿尔都塞的这种不满直接导致了拉克劳与莫菲离开阿尔都塞主义的视角去开辟一种新的解读路线。

四

耐人寻味的是，晚年阿尔都塞在称赞葛兰西能够抓住马基雅维利的难以捉摸之处时，突然若有意会地说道：“事实上，葛兰西也是难以捉摸的。”^[21]不知这是否流露了阿尔都塞对自己先前解读方式的某种缺憾意识。不过，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阿尔都塞确实没能抓住葛兰西的“难以捉摸之处”来理解他。在葛兰西的文本中，存在着统治与反抗的双重论述与交织，但是，对于葛兰西来说，霸权的积极意义并不在于一种统治的方术，而在于一种革命的战略，这种战略的关键点恰恰在于打破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牢笼，这种牢笼之所以能够打破，就是因为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不可能独占意识形态的所有地盘，总会存在着一些空隙，总会存在着一些裂缝，总会存在着一些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它是国家机器尚没有有效覆盖的地方，或者是最抵触国家机器染指的地方。西方革命的艰难即在于这些地方大多已沦为并正在沦为国家的“堡垒”与“工事”，但是，革命的契机也正在于此——在于占据这些地方，在于争夺这些地方。在此意义上，霸权表现为把那些表面上看来与直接斗争无关的一些边缘地带或中立区纳入进来，霸权表现为把那些似乎在自己的内在目标之外的一些内容囊括进来，霸权甚至表现为把那些与自己的政治立场并不完全一致的主体吸引过来。因此，霸权的要义不在于坚守自己本来的辖区，不在于固持本有的纯粹性，而在于以超越或扩张的方式在新的场所构造新的政治空间。

这种能动主义的霸权概念不仅建立在打破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牢笼的基础上，同时也要求从事“阵地战”的革命者能够从自己的狭隘的意识形态自缚中解放出来。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这样写道：“最‘先进的’思想家是这样一种人，他懂得他的对手可能表达的一点真理，哪怕微乎其微，也应当把它吸收到自己的思想中来。实事求是地理解和估价对手的立场和道理，的确意味着自己从意识形态的牢笼中——从盲目的意识形态狂热中——解放出来，从而有了批判的精神。”^[22]从意识形态的牢笼中解放出来，这是所有真正能读懂葛兰西的人应该从他那里获取的最大教益。阿尔都塞着力于“意萨司”(ISAs)与镇压性国家机器的区分，但“意识形态”与“国家机器”的直接而紧密的显性关联总是令人感到沉重和压抑，并且时时让人生出一种无计逃脱的绝望来。葛兰西的努力恰恰在于拆解“意识形态”与“国家机器”之间的固定捆绑。如果人们感受到了意识形态的强迫，人们就会嫌恶它并加以抵制，即便它仍然不断地在“召询”主体，即便主体根本没有能力消除这种声音，但它对主体的建构力会大打折扣。也许久陷囹圄的葛兰西将强烈渴望自由的心愿不自觉地映射到了他的意识形态概念上，人们可分明地感知到，在这里，意识形态的外在强制性被最大限度地降解了。

一如拉克劳与莫菲正确指出的，葛兰西区分了两种不同的霸权形态：一种是有限的霸权(limited hegemony)，即通过将对立的利益中立化或同化而减轻它与霸权主体的冲突以达成“消极同意”;一种是扩展性霸权(expansive hegemony)，即真正吸收其他集团的意识形态因素以创造一种基于“积极同意”的集体意志。准确说来，后一种霸权形态才是葛兰西心仪之念。既然霸权对于葛兰西来说并不意味着既定的单一意识形态的扩散与传播，并不意味着某种强势意识形态对其他意识形态的绝对排斥与根除，而是标示着特定的意识形态从其与狭隘的社团利益、阶层利益或阶级利益的严格对应关系中部分的超出并把异质的意识形态成分吸收、合并、收编进来从而构成一个政治认同空间的过程，那么，霸权就不能被看作是意识形态生成后的一种布展，而只能被理解为意识形态总体性和统一性的塑造与建构。基于此一解读，拉克劳与莫菲认为，葛兰西远远超越了列宁主义的“阶级联盟”意义的霸权概念，并在一个至为重要的关捩点，为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带来了一种里程碑式的置换：葛兰西结束了意识形态的阶级还原论。

非还原论的构想隐含在关于意识形态的复合性中——只要把某种历史性的意识形态看作是多种成分的联结，并且这种联结可以达到某种统一性，那么就不可能认定各种意识形态成分必然带有不可祛除的阶级符码。如果每一种意识形态原素都具有严格的阶级性，那么众多的阶级属性如何能造就单一的阶级属性呢?在某种历史性意识形态总体的阶级性还必须被承认的前提下，可选取的解决方案要么是设想作为这一总体之构件的意识形态诸原素的阶级性就像颜料的色素一样可以在不同颜色的相互濡染中发生变化甚至褪色，要么就是直接断定原本就有一些意识形态“素材”并没有必然的阶级归属，这两种选择共同指向一种非阶级的中性的意识形态原素概念。实际上，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拉克劳与莫菲解读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所迈出的颇为谨慎的一步，正是基于这一步骤，他们提出了被誉为新葛兰西主义理论标志的“接合理论”。

把霸权视为一种“接合”其他集团的意识形态原素的能动过程，这原本就是葛兰西构想霸权的独特方式，因而，从“接合”这一创建联结关系的建构主义视角阐述霸权的涵义可谓恰中肯綮。在20世纪70年代未，拉克劳与莫菲并未切断意识形态与阶级的关联，并未否认意识形态的阶级性，而只是稍稍减缩阶级决定的范围，只是部分地减轻意识形态过于沉重的阶级负荷，只是力图在“阶级成分”与意识形态的自主建构之间达到一种稳妥的兼容论的解决。冲破严格阶级论的樊篱，空出一个广阔的非阶级区域，从而使意识形态斗争更加灵活、更加自主、更加富有成效，这是“接合”的最初理论承担。可以说，这种解读虽然读出了葛兰西本人并未明确言及的东西，但并没有超出葛兰西思想的有效延伸范围。只要想到意大利共产党在20世纪70年代曾把它们著名的“历史性妥协”规划看作是对葛兰西思想的贯彻，只要想到“欧洲共产主义”曾把和平过渡的战略归之于葛兰西思想方法的当代运用，我们就可以切实地体会到“接合理论”既没有亵渎葛兰西的声名，也没有脱离左派斗争的政治实践。有更少的经济主义，并且它打开了反阶级还原论的可能性，这种新葛兰西主义对于当时的拉克劳与莫菲来说，已经足够了——那时，他们并没有过多的要求，当他们小心翼翼地把“并非所有的政治主体都是阶级主体”、“社会阶级并不必然具有固定的意识形态范型”归属于读解葛兰西所取得的收获时，他们并没有忘记作出必要的附带说明：“葛兰西本人从来没有以明确的形式提出过反还原论问题，尽管此一问题实际地存在于他构想霸权概念的方式之中。”^[23]这等于说，所谓反还原论的接合概念乃是对葛兰西的文本进行“症候阅读”的结果——这种阅读不是添加、增补，而是一种显现和澄明，它力求把葛兰西隐含在字里行间的幽远意味尽可能清晰地展示出来。

五

有趣的是，拉克劳与莫菲并没有把这种“症候阅读”坚持下去。在挣脱阶级还原论的束缚之后不久，他们越发强烈地意识到葛兰西的文本所留下的可资解读的症候空间十分有限，他们也愈来愈感到葛兰西并非如他们当初认定的那样在保留经济的“最终决定”的前提下成功地解决了意识形态的自主性问题。在进入到80年代之后，在“欧洲共产主义”衰败之后，拉克劳与莫菲终于喊出了“超越葛兰西”、走向“新的霸权概念”的理论口号。也许朗西埃会嘲笑他们“既然如此何必当初”，也许霍尔会指责他们对葛兰西的某种不忠。但是，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不与葛兰西思想中的本质主义残余决裂，就不可能真正拥有一个免受经济决定论和阶级还原论规制的意识形态概念。当拉克劳与莫菲宣称不是阶级优先于霸权而是霸权优先于阶级的时候，他们的脚已踏入了“后马克思主义”的边界。

后马克思主义与新葛兰西主义是两项互相联系而又不同的理论规划。新葛兰西主义可以导向后马克思主义，但并非必然如此。葛兰西是新葛兰西主义的理论先驱，但这种关系并不适用于后马克思主义，因为后马克思主义主要涉及的不是对葛兰西主义基本宗旨和本义的坚守，而是对它的某种改造和重构。正因如此，我们说拉克劳与莫菲始终没有“误读”葛兰西：在20世纪70年代，他们一直避免与葛兰西主义闪开明显的缝隙(即使那些反对他们后来的后马克思主义蜕变的人也不可能把他们70年代对葛兰西的解读定性为反葛兰西主义);而在80年代及其以后，他们已经“超越”了葛兰西，他们的主要工作不是力图恢复或展现葛兰西思想的原貌，而是借用葛兰西的“敏锐洞察和话语形式”来抒写自己的理论抱负——他们不是要避免与葛兰西主义的疏离，而是要尽可能把间距拉开扩大，从而显示出“意识形态领域的哥白尼式革命”的意义。宣布已经被根本重塑的东西脱离了原来的旧貌，不仅毫无意义，而且也不能恰当地指称为一种误读。

尽管如此，葛兰西对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仍然是一件不可回避也不可否认的理论事实，因为葛兰西主义不仅是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而且它的思想方法和概念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被沉积到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构造之中。首先，新葛兰西主义的“接合理论”本身潜伏着解除“接合”的外在限制的倾向。接合既然是一种把不同原素联合在一起的活动，那么从理论上讲，任何一个原素都是可以被接合进来的“环节”，因此，就不可能存在着独立于接合实践之外的“决定者”，如果霸权是接合的产物，如果霸权主体的统一性是由接合本身造成的，而不是由被接合的原素的性质事先决定的，那么主体在生产方式中的结构性位置所派生的“阶级属性”就不是像拉克劳先前论证的那样是在政治意识形层面的转换性“重现”，而是这种阶级性质的先验地位的根本丧失。从新葛兰西主义部分解除意识形态原素的阶级性，到后马克思主义否认阶级对意识形态的必然决定作用，这种跨越完全可以看作是接合范围的扩大与接合自由度的增强。实际上，拉克劳与莫菲也正是这样顺利滑入后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以“接合”言述“霸权”并逐步提升“接合”的自主性，从而把“霸权建构”作为通向社会主义的战略举措，这正是拉克劳与莫菲解读葛兰西所取得的最大成果，也是他们阐释霸权概念的一种独特方法论构架。不管后来他们如何脱离了葛兰西的语境，如何溢出了葛兰西的“本义”，从接合实践来阐释霸权构形的基本取向并没有任何改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对他们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其次，葛兰西把霸权视为一种接合过程，已经预示了一种语言政治学的新视域。接合具有双重意义：它不仅是把不同构件连接起来的活动，而且也是一种语言表述行为，只有某种政治言语获得了表达，某种政治主体才真正建构出来。从“接合”的角度来阐述霸权，无疑凸显了霸权一词原本就具有的语言学内涵，这一点对我们理解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以及它对后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十分重要。艾维斯认为(Peter Ives)，葛兰西在大学时代对“自发性语法”与“规范性语法”辩证关系的探讨中，就已经从语言学的意义上触及了霸权的实质性要素。^[24]在《语言、中介与霸权：对后马克思主义的葛兰西主义回应》一文中，艾维斯更是明确地断言：“葛兰西在他大学时代的语言学研究中实际上已经采用了霸权这个术语。”^[25]可以说，葛兰西所以能够在霸权概念的理论化上取得巨大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在新的语境中恢复了霸权的一项古希腊语义——即通过言语、辩论、修辞的说服力而获得的权威性影响和指导地位。借此一古义，葛兰西将“hegemony”阐释为与武力征服与强制屈从相对的“思想、文化与道德领导”。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规划就是在此基础上对“he-gemony”进行后结构主义的话语改造。如果没有葛兰西引入的语言学视域，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接合”根本就是无法想象的。

最后，葛兰西一直强调霸权是对其他集团的意识形态成分的接合，在他看来，成功的政治是一种具有高度兼容性的政治，它能够从异己的、反己的力量中吸收增益性的成分从而大大拓展自己的存在空间。葛兰西的这种观念被拉克劳与莫菲以一种独特的形式保留了下来，这就是他们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用来描述霸权主要特征的“差异性”与“外在性”概念。拉克劳与莫菲认为，没有差异性就谈不上接合，没有外在性就没有霸权，“霸权主体，作为一种接合实践的主体，必然部分地外在于它所接合的东西——否则，根本不会有接合”^[26]。人们之所以常常把葛兰西的霸权混同于一般意义的领导权，就是因为没有抓住葛兰西赋予霸权概念的这一至关重要的维度。无论如何，对本来属于自己的统辖范围之内的要素的“领导”不能称之为霸权。霸权总是意味着超出边界、去管他者之事、去行谮越之权。从一定意义上说，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宗旨就是解构奠基于内在性之上的政治观念，进而建构一种以外在性为主导的激进斗争模式，所以他们才不遗余力地使用各种招术确保霸权构形不蜕变为一种同质的扩张：其一，为了抗衡等同逻辑(logic of equivalence)的简化趋势，他们导入了差异逻辑(logic of difference)作为一种解毒剂;其二，为了防止差异体系的完全焊接，他们坚决否定“原素”(elements)完全转化为“环节”(moment)的可能性;其三，为了消解矛盾的内在的客观必然规定，他们重新阐述了一种以偶然性和“外在构成”(constitutive outside)为取向的新对抗观念;其四，为了拒斥本质主义的透明主体，他们对福柯的“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s)施以“错位化”的拉康主义改造;其五，为了颠覆对抗边界之僵化和稳定性，他们对“异质性”附加了特别的理论内涵。可以说，所有这一切都可以看作拉克劳与莫菲对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后现代主义的激进回应。

六

无论把拉克劳与莫菲回应葛兰西的激进方式看作是“重读”、“再思”，或是“改写”与“重构”，我们都不得不承认，这种版本的“后马克思主义”与葛兰西的思想确实存在着方法论意义上的某种连续性。诺曼·莱文在最近的著述中竭力阐明马克思的方法论的黑格尔主义基础，他认为，成熟时期的马克思虽然在理论原则上与黑格尔分道扬镳了，但是，马克思在方法论领域从来没有抛开黑格尔，“虽然黑格尔把实存看作是思维的产物，但是马克思采用了黑格尔的方法形式，并把它运用到社会经济形式中”，“马克思重新配置了黑格尔的方法论。虽然黑格尔运用‘本质论’的方法来阐释实存的发生学，但是，马克思却用这同一种方法来解释社会经济建制是如何起作用的”。^[27]诺曼·莱文对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这种理解方式基本上能够挪用到关于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与葛兰西主义的关系的考辨中——我们不妨在方法论的意义上谈论后马克思主义的葛兰西主义基础。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将世界观与方法论说成是完全一致的，其实这是一种教条主义的幻象。同一种方法可以用之于不同的目的，甚至可以完全相反的目的，同一种思想观点也可能通过不同的运思方式而达成。葛兰西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根基之上灵活运用“连横合纵”的策略来构想反抗资本主义的革命蓝图，拉克劳与莫菲则是在后马克思主义的界域内来设计“接合主义”的激进抵抗战略。这两种方案毫无疑问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读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与读拉克劳的《关于我们时代的革命的新思考》必定会获得两种不同的“革命印象”，但是，这仍旧不会妨碍人们从后马克思主义那里依稀体察到一点葛兰西主义的“余韵”。

葛兰西的革命策略与《狱中札记》的“支离破碎的深奥文风”是一致的。葛兰西面对着力量远为强大、较之他的先辈所设想的“更经得住经济崩溃的资本主义政权”(佩里·安德森语)，他不得不采取一种化整为零、长期潜伏、伺机而动的“阵地战”方式，就像他身陷囹圄的监狱生活使他的写作不得不呈现出明显的不规整的“片断化”形态一样。不过，对于葛兰西所处的时代来说，资本主义本身并没有像现在这样表现出鲜明的后工业化特征，而反抗资本逻辑的激进斗士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也不可能对宏大的革命叙事持有一种普遍的怀疑情绪。即便真的像佩里·安德森所说，法西斯主义的非人摧毁使葛兰西“带着一种凄凉淡泊的禁欲主义情调”，但是，我相信，在葛兰西的革命规划中自始至终有一幅完整而连贯的图像。有一次，葛兰西无奈地写道：“在雄狮一样生活的一天，或绵羊一样生活的一百年之间，甚至并不存在选择的余地”，他说自己的生活“并不像一头雄狮，哪怕一分钟也不是，远远不是：你年复一年过着比一头绵羊还远远不如的生活，并且你知道不得不那样生活”。^[28]然而，在这种不无感伤的言辞里面隐含着多么强烈而深沉的“愿为一日雄狮而死无憾矣”的革命情怀。

拉克劳的《关于我们时代的革命的新思考》在形式上也是一种“断片化”的书写(共33个“断片”)，只不过，这种书写与葛兰西那种书写完全不一样。葛兰西的断片是“形散而神不散”，而拉克劳的断片则是“形神俱散”。葛兰西式的支离破碎是表面的，而拉克劳式的支离破碎是深入骨髓的。从拉克劳那里，我们再也感受不到一种内在的总体性渴望与涤荡一切的彻底革命精神了!“后马克思主义”是后革命时代的革命话语——在一个革命不再是时代的迫切主题的氛围下构想激进的革命远远比被隔离出实际革命斗争的葛兰西更为困窘。在革命的时代，革命是一种历史的“自然进程”，一种客观而残酷的形势把人们卷入到革命中去，而在后革命时代，革命更多地需要“人为地造就”。在生产场所，革命销声匿迹了，革命的主体隐退了，“无产阶级堕落了”(鲍德里亚语)，于是后革命时代的革命家便在经典意义上的革命之外构想一种另类的革命——这种革命是一种“质地柔软的革命”，革命不再被寄托于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的“对决式”的暴力上，而是建立在任何单一政治主体皆无法完成总体建构的“普遍性匮乏”的前提之下。这是葛兰西没有把握到也未曾预示过的激进政治想象。格里维斯说得对，葛兰西基本上属于现代主义的思想传统，因此他不可能在现代极权主义国家的监狱中为后现代主义时代的革命提供详备的理论蓝图，但格里维斯不对的地方在于，他没有看到：拉克劳与莫菲从来没有把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归之于后现代的认识论。

杰米诺(D.Germino)认为，相对于卢卡奇诉诸纯粹的阶级意识的直接爆发而言，葛兰西的“消极革命”策略成就了一种新型的革命政治。^[29]而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葛兰西的“新政治学”已经不能自然地适应后现代社会的革命要求了，葛兰西主义的政治大厦不仅过于残破，而且过于狭窄，从这个地方虽然不断散发出一种诱发灵感与激情的神秘气息，但它的根基已经不再被认为能够稳固而坚实地支撑起新型解放政治的抱负与期待。尽管如此，拉克劳与莫菲仍然希望葛兰西构想政治的方式在后现代主义的空间里得到某种转换性延续。在超出经济决定与阶级规定的更加宽广而多元的认同建构中实践“接合主义”的激进政治规划，当然是对葛兰西遗产的一种“不忠实”的继承，但也只有通过这种“不忠”，葛兰西的某些“真精神”才可能得以保存。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19页。

[2]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1页。

[3]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7—48页。

[4]Stuart Sim，Post-Marxism：An Intellectual History，Routledge，2000 ，p.74．

[5]帕金森：《格奥尔格·卢卡奇》，翁绍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6页。

[6]Laclau，Class War and After，Marxism Today，April 1987，p.32．

[7]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田晓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67页。

[8]RaIph Miliband：The New Revisionism in Britain，New Left Review，No．150，March/April，1985，p.26．

[9]周凡主编：《后马克思主义：批判与辩护》，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313页。

[10]同上。

[11]周凡主编：《后马克思主义：批判与辩护》，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311页。

[12]周凡、李惠斌主编：《后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169页。

[13]Chantal Mouffe：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Routledge ＆ Kegan Paul，1979，p.1．

[14]Louis Althusser：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NLB，1971，p.136．

[15]Chantal Mouffe：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Routledge ＆ Kegan Paul，1979，p.199．

[16]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44—152页。

[17]周凡、李惠斌主编：《后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19页。

[18]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59页。

[19]Stuart Hall：On Postmodernism and Articulation—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1986)，10 (2)，pp.59 －60．

[20]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Recasting Marxism：Hegemony and New Politcal Movements，Socialist Review，66 (1982)：91 －113，Antonio Gramsci：Critical Assessments of Leading Political Philosophers，edited by James Martin，Vol．4，Routledge，2002，p.143．

[21]陈越主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14页。

[22]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Lawrence and Wishart，1971，p.344．

[23]Chantal Mouffe：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Routledge ＆ Kegan Paul，1979，p.188．

[24]Peter Ives：Language and Hegemony in Gramsci，Pluto Press，2004，p.90．

[25]Peter Ives：Language，Agency and Hegemony：A Gramscian Response to Post-Marxism，Critic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Vol．8，No．4，December 2005，p.455．

[26]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135．

[27]诺曼·莱文：《马克思与黑格尔思想的连续性》，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5期，第54页;亦可参阅Norman Levine：Divergent Paths：Hegel in Marxism and Engelsism，Lexington Books，2006。

[28]陆梅林选编：《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漓江出版社，1988年，第171—172页。

[29]D．Germino：Antonio Gramsci：Architect of a New Politics，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0，p.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