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弗森的后自由主义的民主与后马克思主义

第二节　麦克弗森的后自由主义的民主与后马克思主义

后马克思主义作为在20世纪50年代被“启用”的较新的词汇，在60年代不仅没有昙花一现式地倏然消失，反而获得了后继性的运用并在一定范围流传。著名民主理论家麦克弗森(C.B.Mcpherson)在1964年发表于《加拿大经济学与政治科学杂志》(The Canadian Joura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上的《后自由主义的民主?》(Post-Liberal-Democracy? )^[24]就使用了“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并对它的基本含义作出了一定程度的界说。^[25]在这篇文章中，麦克弗森感于当时常被谈论的“后资本主义(post-capitalism)”和“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作了这样的评述：

目前，对被叫作“后资本主义”的东西的不精确的论述之作纷纷涌现。同样使用这一术语的时事评论员和理论家们也很容易谈到后马克思主义。两种情形中包含的观念是相同的：都暗示着如今(在前面)被加上连字符的东西实际上已经消失了，并且它已被某些确实相当不同的东西所取代。在这两种情形的任何一种中，尽管人们不能否认，表面上与旧的东西相似的事物仍然随处可见，但是，人们或许能通过把它叫作“后—某某”(即在它前面加上词缀“后”)，而驱除它的核心精神。如此一来，由于从任何可接受的社会伦理来看，旧式的资本主义难以得到正当的辩护，所以达至它已让位于其他东西的结论就变得十分有益。由于旧式的马克思主义不断地陷入困境，所以人们或许能通过宣告它的逊位或被取代而更容易地对它加以处置。^[26]

麦克弗森的这一评述有两点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其一，在20世纪60年代，许多理论家已在谈论“后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乃是同“后资本主义”处于同一个层面的描述性概念，与“旧式资本主义”相应的是古典马克思主义，而与后资本主义相应的当然也就是“后马克思主义”了。所以“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表示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转变已超出了原来自由资本主义的基本框架，以至于能够对这一结构模式提供有效分析范式的古典马克思主义变得无能为力了;其二，麦克弗森对“后马克思主义”这一复合词中的“构件”作了经典性的诠释：连字符表示一种断裂，而“后”字表示一种祛除和置换，在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中，从表面看，“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东西似乎还持存着，“表面上与旧的东西相似的事物仍然随处可见”，但实质性的东西已悄然改变，麦氏用的是exorcize its spirits by calling it ‘post-’，exorcize的本意是驱魔、祛魅之意，这说明所谓“后马克思主义”是在最大程度地抛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和核心要义，以至于仅仅用“修正主义”来描述后马克思主义已不那么恰当了。

令人惊奇的是，麦克弗森在60年代对后马克思主义作出的这种勾画与80年代颇为时兴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赋予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的意义是基本吻合的!这是否意味着在60年代实际已经存在着确定的后资本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后自由主义的民主?》一文中，麦克弗森指出，资本主义确实发生了某些变化，它日益成为一种被管理的经济——它在一定程度上被定价公司所管理，以使之对管理及技术资本达到充分的运用;它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国家所管理，以追求劳动力的充分使用和整个制度体系的稳定性。“以如此方式被管理的资本主义和任由生产单位处于无控制的竞争状态的旧式的资本主义确实不大一样，然而，我还是说，这种状况只允许我们说资本主义发展了，而不是说它已被取代了。”^[27]同样，马克思主义也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只是“既定体制对事实上的变化的一种适应，并且这种适应依然保留着原先的体系的基本设定”。^[28]麦克弗森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就像资本主义所发生的变化还没变到必须用后资本主义来描述的地步一样，马克思主义所发生的变化也没有变到必须用后马克思主义这一语词才能妥当地加以指认的程度。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麦克弗森提出了两个切实需要认真加以回答的问题：“第一个是，难道说自由主义的民主理论(Liberal-democratic theory)已经变得与它的最初的表达形式相违甚巨以至于必须要给它配一个新的名称?换言之，我们已经拥有了一种后自由主义的民主理论(post-liberaldemocratic theory)?我将说，答案是：不。第二个问题是，我们需要对这一理论加以发展变化以至于变到值得给它起上一个新的名号吗?换言之，我们需要一种后自由主义的民主理论吗?我将说，答案是：是的。”^[29]显然，在麦氏看来，自由主义的民主作为旧式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面对正在变化着的资本主义已显得“捉襟见肘”了，因此，有必要对这一理论进行最大幅度的“革故鼎新”，以便能重新界定资本主义的当代语境并揭示其现实的发展趋向。我们还没有阐述精当的后自由主义的民主理论，但我们确实需要它。颇为遗憾的是，尽管麦克弗森抱怨当时一些理论家关于后资本主义的谈论过于粗糙、散漫、不精确，然而他本人对后自由主义的民主的论述既缺乏完整的理论分析，也令人难以获得清晰的印象，麦氏只是提出一种展望和期待。但麦克弗森的工作无疑具有先导性的意义，因为他确立了对破坏自由主义与民主之间的有效的颠覆性接合的“独占的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的批判定向，并大胆信誓后自由主义的民主承诺，在80年代，拉克劳与莫菲对新自由主义“反民主攻势”的谴责，鲍尔斯和金蒂斯对新霍布斯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抨击，都是在承继着麦氏的抱负和设想并使后自由主义的民主的观念具体化、概念化、理论化。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鲍尔斯和金斯蒂在他们合著的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民主与资本主义》(1986)一书中，对自由主义的缺陷和后自由主义的民主特征以及它对自由主义的矫正和扭转作了十分详尽的论述，他们认为，后自由主义的民主将继续扩展个人的权利，并因而使财产权和国家权力的行使变成民主的、负责任的。它肯定代议制民主和个人自由这种传统的民主形式，并且筹划独立于国家的新颖的社会权力形式主义……后自由主义的这种展望无疑是自由主义时代本身抱负的结果，它还在两个方面与自由主义传统截然决裂。它把个人描述为积极地致力于不断改革自身和他人的能力、情感和友情的天生的社会存在;它不是把对生产资料的私人控制描述为用于国家过度权力的有益栅栏，而是描述为经济依赖的基石，人民主权的障碍。^[30]

在鲍尔斯和金斯蒂看来，后自由主义的民主既肯定杰弗逊对生产手段的分散控制的信誓，同时又肯定马克思关于生产的分散化不能采取个人财产所有制形式的断言。但是，无论杰弗逊的个人财产普通化还是马克思的私人财产集体化都是不可接受的，我们所需要的是由民主的个人权利取代财产权并实现经济领域的民主控制，正缘乎此，他们颇为自信地宣称：“今天的民主理论也必定是后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论，它保持马克思主义对传统的统治的敏锐关注，但包纳着多种形式的统治和社会冲突的多种区域，并且克服马克思主义(和卢梭)表达的行动理论。”^[31]显而易见，鲍尔斯和金斯蒂已经明确地把后自由主义的民主认同为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此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麦克弗森对自由主义的不满以及他对后自由主义民主的倡导与展望从民主理论补救、拓展与深化的论域上开启了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