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的葛兰西式阐释

第二节　霸权的葛兰西式阐释

“名不正言不顺”，在“正名”之后，我们将转入对葛兰西霸权概念的的具体分析。回应上文的论点，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是从别人那里“借用”过来的;这一点对于把握葛兰西成熟时期的霸权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不仅为理解此一概念预置了必要的学术源流背景，而且为展现葛氏的霸权概念的“生成”与“演变”轨迹提供了谱系学的脉络，更为重要的是，它向一种比较学的意义探究敞开了可能的理论空间。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并不是葛兰西最早提出霸权概念。据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考证，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Plekhanov，1856—1918)与阿克西尔罗德(Axelrod，1868—1946)在1883至1884年的时候就提出了霸权这一概念。在普列汉诺夫与阿克西尔罗德的著作中，他们用霸权概念表达这样的意思：在沙皇俄国，资本主义关系已得到一定发展，但是，封建主义因素作为政治力量仍然盘踞着，由于封建贵族的强大，由于资产阶级力量的单薄，资产阶级无法单独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这时，新兴的无产阶级介入进来，参加到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革命中并着起主导作用。按拉克劳与莫菲的说法，在俄国社会民主党这里，霸权概念描述的是一种“错位”(dislocation)关系：资产阶级的任务与资产阶级完成这一任务的能力之间的不协调使得无产阶级介入到本应由资产阶级履行的“职责”中，这项任务的阶级性质(资本主义民主)与执行这一任务的历史当事人(无产阶级)之间有一种分裂，“无产阶级与它必须在一定环节中承担的外在任务之间的新型关系”就是“霸权”。^[6]

列宁在普列汉诺夫与阿克雪里罗德使用的基础上，对霸权概念进行了一定的翻新与改造。无产阶级为了取得旨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同农民阶级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阶级联盟，并在这一阶级联盟中起着领导作用。在俄国社会民主党那里，霸权描述了一种错位关系，或者说是不规则关系——执行霸权的阶级同它正在履行的任务的性质之间存在着不一致，而在列宁这里，执行霸权的阶级与它要完成的历史任务的性质之间基本上没有什么脱节。正如拉克劳与莫菲评价的那样：“对于列宁主义来说，霸权包括在阶级联盟内部的政治领导，霸权联系的政治性质是基本的，这实际上意味着：把联系建立起来的那个领域不同于社会代理人被构成的领域。由于生产关系领域是阶级构成的特定场所，阶级在政治领域的存在仅仅被理解为利益的表现，通过代表这种利益的党，它们在一个阶级的领导之下，在一个对抗共同敌人的联盟中统一起来。”^[7]

霸权概念在葛兰西那里首次出现于《南方问题笔记》(1926)中：“都灵的共产主义者具体地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霸权’问题：即无产阶级专政和工人国家的社会基础问题。在无产阶级能够成功地创造一个阶级联盟体系——这一联盟允许无产阶级动员劳工人口中的大多数反对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国家——的范围内，它能够成为领导的和统治的阶级。在意大利，在这种现实存在的真正阶级关系中，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它成功地赢得广大农民群众的赞同。”^[8]“意共”(PCI)只有成功地“创造一个联盟体系”，它才能成为“统治阶级”，但事实上，它没有达到这一目标。在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成功“召询”与“收编”之下，意大利许多工人宁可相信法西斯也不信任共产党，而“意共”又不屑于与社会党合作，党的第一任书记博尔迪加一直拒绝承认那些曾支持过旧的自由主义制度的政党与法西斯有什么区别，在党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上，他反对党与工人打成一片，认为党只能是一个杰出人物构成的小集团，否则就不能保证它的纯洁性。在这种情形之下，本来就弱小的“意共”更加显得孤立无助。在党的斗争策略上，葛兰西与博尔迪加存在明显的分歧，葛兰西始终认为，一个没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孤立的“先锋党”无论如何也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约尔(James Joll)说：“1922年后，由于法西斯主义者巩固了他们的权力，而共产党却显然没有吸引群众的支持，因而他(指葛兰西)又回到了这一思想，即党应奠定更宽广的基础。有两种赢得群众支持的方法：第一种是争取仍然追随社会主义者的工人阶级成员;第二种方法，也是葛兰西有时认为更重要的方法，那就是争取农民，葛兰西自青年时期起在撒丁就特别注意这个阶级。”^[9]作为一名革命家，葛兰西在1926年前已经意识到无产阶级与农民结成同盟的重要性，甚至在同一文本中他也提到了缔造这一同盟的政治、思想及道德条件，但是，此时他的霸权概念的意义颇为狭窄，在性质上仍处于列宁主义的霸权观的层面上——霸权被视为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政治领导权构成了这种霸权的本质要素，霸权只在阶级联盟的意义上被构想。虽然从葛兰西关于“霸权”的最初表述中，我们看到这一概念的一些重要构件：“联盟体系”、“领导”、“赞同”。但是，以何种方式争取到农民的支持，以何种方式赢得他们的“赞同”并进而“领导”之，葛兰西并没有论述，所以此时的“霸权”概念还是一个不完备、不成熟的雏型。然而，即便从这一雏型中我们也能看出，“霸权”一开始就是危机的征兆，是“向外”寻求“力量”的企图，与其说是实施“领导权”，还不如说是寻求“结盟”。或许拉克劳与莫菲颇为经典的表述也适用于葛兰西最初的“霸权”概念：“‘霸权’会间接涉及一个不在场的总体，而且会间接涉及重新组合和重新接合的多种多样的打算…… ‘霸权’不会是对同一性的崇高揭示，而是一种危机的反应。”^[10]

把意大利南方的农民“拉”到革命的同盟中来，在那个时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南方的农民大多信奉天主教义并把罗马的天主教组织和传教士视为他们的“权威”或“领导”，“如果共产党企图成功地取代天主教运用其教义在农民中产生的影响，它就必须去竞争，不仅要创造具有同样历史重要性的意识形态，而且还要使自己成为等同于教士阶层的知识分子阶级，以便说服农民，使他们相信他们两者之间是紧密关联的，拥有共同的基础、共同的目的和共同的愿望”。^[11]争取南方农民的支持必然涉及知识分子的作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建构的历史性和复杂性、在农民中确立威信并成为“领导”的方式，这些问题的实质也就是霸权问题。正当葛兰西趋向于瞄准这些问题的核心并展开理论探讨的时候，他被捕了。当葛兰西在法西斯监狱中遭受国家机器“强制”之苦的时候，他却顽强地、持续不断地思考着关于“非强制”的政治权力。也许这是他对自己牢狱之苦的一种理论“反拨”和精神上的“缓冲”!在漫长的监狱生活中，葛兰西对“霸权”进行了“间断”然而持久的、反复的探索与论述。可以十二分肯定地说，没有狱中的思考与写作，也就没有作为霸权理论之最卓越的阐述者的葛兰西，他在《南方问题笔记》中关于“霸权”所写下的话之所以没有被智识的历史所淹没，也是因为狱中作品所散发的奇异的思想光辉的强烈反照与投射。

可以清楚地看到，《南方问题笔记》与“狱中作品”这两个叙述体系存在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实践霸权的主体上，体现在霸权意义的维度上，也体现在霸权观的理论来源上。首先，一个最明显的变化是，葛兰西把他当初用来分析无产阶级霸权的概念延用到分析“资产阶级统治工人阶级的机制”上，用于分析“西方资产阶级权力的结构”上，“这是全新的、决定性的一步”。^[12]这是从无产阶级革命策略到一般的统治阶级的政治实践逻辑的转变。葛兰西将霸权理解为一般性的政治过程。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不再从工人阶级与农民结盟的视角论及霸权，而是从统治与被统治、领导与被领导的一般历史条件出发看待霸权实践。他分析了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在赢得统治地位的过程中对第三等级及一般大众的吸收与争取，“实际上他们不仅代表着构成法国资产阶级具体个人的直接需要和愿望，而且也代表着作为历史发展组成部分的整个革命运动。因为他们同时代表着未来的需求，不仅是那些特定个体的需求，而且还是所有要被吸纳入现存主要集团的民族集团的需求”。^[13]雅各宾派所以能成为领导阶级，就在于它能超出狭窄的社团利益而把各种不同社会集团成功地接合在一起。同样，葛兰西还分析了英国旧土地阶级、德国容克贵族、意大利的温和派在维持各自霸权方面表现出的努力，他甚至将中世纪教会组织的活动也理解为文化霸权的操作。这一切都说明，葛兰西已将霸权当作一切历史时代处于支配地位的集团维持自己统治以及从属集团发展为统治阶级的有效手段。在这个意义上，霸权就是社会集团使自己的支配正当化、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的政治活动。如此一来，霸权的适用范围在历时性上被高度地宽泛化了。

其次，从葛兰西霸权概念的演化上，表现出了从政治领导向智识与道德领导的转移。虽然葛兰西偶尔也在政治领导权、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的统一上指称霸权，但他重点强调的是后一方面，在许多场合下，葛兰西所使用的霸权就是文化霸权(即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诸如，某一社会集团“借助或通过教会、工会或学校等所谓民间组织行使的主导权”^[14]，“通过同意即凭借文化的引导而不是通过法律和警察而施加的武力、强制、国家干预”的控制^[15]，“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intellectual and moral leadership)^[16]，“ ‘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组织总和……相当于统治集团通过社会行使的‘霸权’职能”。^[17]在狱中作品里，葛兰西在绝大多数的场合都是把“霸权”与“统治”、“霸权”与“武力”、“霸权”与“强制”相对立的，显然，葛兰西将其论述的重心放在文化霸权上，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这一方面被极大地忽视了。与列宁对霸权概念的使用相比，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确实发生了意义重心的转移。一如科拉柯夫斯基所说：“葛兰西把通过单纯的意识形态方式所获得的文化霸权看作是达致政治权力的优先条件，而对于列宁来说，取得政权是一个纯粹的技术性问题：只要形势允可，就能够夺取也一定要夺取政权。”^[18]当然，我们不能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解为与政治无关的完全中立的东西，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在本质上恰恰就是政治实践，即通过思想、精神、道德、教育、文化的途径所达成的非强制性的政治效果。确切地说，葛兰西不是把霸权从政治转向文化，而是把霸权的形态从直接的形式转向间接形式。但无论如何，葛兰西超出了列宁主义的霸权概念，使它在内涵与外延上都得到真正拓展。

第三，葛兰西霸权理论的这些变化，从理论的源流上可以诠释为从列宁的单一影响扩展到列宁、马基雅维利、克罗齐的综合影响。毫不夸张地说，如果看不到意大利本土的政治文化对葛兰西霸权理论形成的影响，也就根本不理解葛氏的霸权概念的内涵及表现形式的独特性。在《狱中札记》的一个标题为“伦理—政治的历史与霸权”的片断中，葛兰西这样写道：“荣誉应该归于克罗齐的思想，在这方面，可以说，他的思想引起人们对历史发展中文化与智识因素的重要性、对国家与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大知识分子的作用、对霸权要素以及作为具体历史集团的必要形式的赞同的极大关注。”^[19]在题为“伦理与政治”的一节中，葛兰西说：“把伦理的(ethical)和政治的(political)这两个词并列在一起可以解释克罗齐的历史思想的轮廓，伦理的指的是市民社会的活动，指的是霸权活动;政治的指的是国家—政府的主动行为和强制”。^[20]克罗齐哲学的一个核心观念是：精神作为唯一的实在是至高无上的，而政治的、国家的、政府的活动只是精神的一种低级表现，不过是一种功利性的过程。克罗齐把伦理的、文化的因素置于现实政治之上的观点直接对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产生了构成性效果，不过，葛兰西对克罗齐将政治与伦理、国家与道德、权力与文化精神断然二分的做法很是不满，认为这是克罗齐对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的误读所致。克罗齐认为，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是一种纯粹的“权术”，它既可用于道德的目的，也可以用于不道德的目的，因此，它本身没有什么道德性可言。在“现代君主”一节中，针对克罗齐认为马基雅维利主张政治学是“自主的”、“普遍的”“科学”而完全不受伦理原则支配的观点，葛兰西展开了批评，说这是一种“夸大和歪曲”。^[21]因为，“马基雅维利不仅仅是一位科学家，他也是一个党徒，一个具有强烈热情的人，一个积极的政治家：他希望创造新的力量平衡，因此他不得不使自己考虑什么‘是应该’的”^[22]。在政治活动中，人何以可能持一种道德的中立?何以能进行“无道德立场”的纯粹言说?“应注意到马基雅维利提出政治问题的方式，即，他的著作中隐含着这样的命题：政治是自主的活动，有着自己特有的、与道德、宗教不同的原则与规律——这一命题具有深远的哲学影响，因为它暗中引入了新的道德和宗教观，引入了新的世界观。”^[23]葛兰西并不是为违反道德的行为开脱罪责，而是坚持一种“绝对历史主义”的政治道德视野：远离了具体历史环境的抽象道德是不现实的，政治道德的评判只能放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来加以考察，“政治道德”比之于那种调节个人与个人之间关系的道德似乎更加复杂，因为它不仅面向个体的品性，而且还要面向民族与国家的整体利益，面向历史的进步。无论如何，在认可政治活动中贯穿着更高的道德精神与文化要素方面，葛兰西更多受惠于马基雅维利而不是克罗齐。马基雅维利一直不遗余力地论证权力与智识的二元平衡：狮子与狐狸、暴力与法律、野兽与人(半人半马的Centaur)、强制与认可、武力与说服。如此看来，葛兰西所说的“国家是披上强制甲胄的霸权”完全可以归之于马基雅维利的智慧。丰塔纳对葛兰西与马基雅维利之间的思想关系进行了全景式的比较研究，他的结论是：“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可以看作葛兰西霸权概念的‘预示’与‘原型’。”^[24]

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不仅具有深厚的学理渊源，而且它在葛兰西本人的整个思想体系中获得了最大程度的理论化。霸权概念是一个核心概念;因为它是葛兰西学说的实质内容，它准确地表现了葛兰西思想的“特殊性”，在一封狱中书信中，葛兰西写道：“就在克罗齐炮制他自己自诩的武器的同时，实践哲学的当代大理论家也在构造一种更为有效的工具，系统地对‘霸权’和文化指导要素进行重新评估，以消灭机械论的和宿命论的经济主义观点，其实，最新的实践哲学的根本要素就是关于‘霸权’的历史—政治观。”^[25]霸权也是一个“轴心”概念，因为从体系的“建筑术”上，它是贯穿葛兰西全部理论论述的“中心线索”，是一个纵横交错的“纽结点”和逻辑辐射圆心。霸权概念的理论场域蕴含了一系列重要的“亚概念”：有机知识分子，市民社会，完整国家，历史集团，意识形态，运动战/阵地战，积极革命/消极革命，等等。所有这些概念都是在霸权理论的大框架之下获得它独特的意涵的，反过来也可以说，这些概念是从不同的角度或不同方面来表现“霸权”观念的。在这些“分殊”性的解析概念中，最重要的是市民社会、完整国家、意识形态，从葛兰西对这三个概念的翻转与改造中，我们可以深刻体悟到葛兰西霸权概念的理论内核。

葛兰西将市民社会视为霸权的真正场所，这展现了二者的密切关系。从根本上说，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建立在他独特的市民社会理论之上。葛兰西认为，国家分为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两部分，而市民社会是各种“民间”、“私人”组织的总和，即工会、商会、教会、学校、文化实体、民间组织、自治团体、学术机构、非官方组织等，葛兰西的开创性见解在于，他明确地把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一部分归之于上层建筑领域。在这一点上，他与马克思形成了巨大反差。马克思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从这里已经看出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可以看出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而只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的历史观是何等荒谬。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上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显然另一方面它对外仍然需要以民族的姿态出现，对内仍然需要组成国家的形式。”^[26]

显然，马克思把工业及商业活动、自由竞争、财产关系、个人利益圈划在市民社会之内，认为它们是国家制度和观念体系赖以存在的基础，即是说，马克思从经济关系的维度把市民社会理解为复杂的物质关系的总和，理解为社会的经济基础。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这一理解是基于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的批判而提出的，因为在黑格尔那里，国家是自在自为的实体，是永恒理性的图像，是人们必须加以崇敬的地上的神物，不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相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阶段，虽然它的形成比国家晚。其实，作为差别的阶段，它必须以国家为前提，而为了巩固地存在，它也必须有一个国家作为独立的东西在它的前面。”^[27]马克思对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进行了颠倒，消解了黑格尔赋予国家的神秘性和自在自为性，着力揭示了国家对市民社会的依赖性，把市民社会视为全部历史的真正舞台和发源地。在把市民社会视为一种更积极的决定性要素上，葛兰西与马克思是一致的，这构成了他们与黑格尔的区别，黑格尔更注重国家的能动性与普遍性。一如拉克劳总结的那样：“葛兰西与马克思一致而反对黑格尔，他把社会分析的重心从国家移到市民社会之上——任何‘普遍阶级’都从后者诞生，而不是从建立在市民社会之上的独立领域中产生。”^[28]但是，葛兰西与马克思的差别显得更为昭目：虽然二者都强调市民社会的重要作用，但在如何理解这一重要性上二者的分歧点出现了，一个认为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一个认为应该把市民社会放在上层建筑的范围内来加以考量;一个把市民社会置于根基处来突显它未被看到的本源性，一个把市民社会提升到国家的高度来展示它被忽略的政治意义。

应该说，葛兰西对市民社会的政治意义的思索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黑格尔的启发。我们知道，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是各种需要的整体及自然必然性与任性的混合体，它包含三个环节：需要的体系、通过司法对所有权的保护以及“通过警察和同业公会，来预防遗留在上述两体系中的偶然性，并把特殊利益作为共同利益予以关怀”。^[29]可见，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不仅包括了需要及其满足方式、财富、劳动形式等经济关系方面的内容，同时也包括了保证特殊利益得以实现的组织形式、法律保护体系、实现的外部措施(警察与同业公会)等方面，这就是说，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的意义比较宽泛，那些直接与私人利益相关的管理、调节组织及司法协调体系、自治团体、同业公会均属于市民社会。在黑格尔所说的这三个环节中，马克思注意的焦点是第一个环节，而葛兰西则注重第二、第三环节。在市民社会具有超出纯粹经济关系的意义上，葛兰西明显吸收了黑格尔的见解。葛兰西与黑格尔一样，都将国家中的一些社团组织当作市民社会，这与马克思将市民社会置于生产关系层面是不同的。相比而言，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受黑格尔的影响更大，因为，黑格尔尽管反对把国家与市民社会混淆起来从而损坏国家的普遍性，但是，他毕竟没有像马克思那样在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设置一个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严格区分，黑格尔一直坚持市民社会是一个中介基地，是国家的一个环节，在谈到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时，他说国家“直接存在于风俗习惯中”。^[30]他甚至还提到了市民社会与国家间的相互作用：“因特殊领域的合法性而产生的公会精神，本身潜在地转变为国家精神……国家在政治情绪方面深入人心和强而有力的根源就在公会精神，因为在这里特殊物是直接包含在普遍物之内的”。^[31]正是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辩证关系的这些论述，给了葛兰西以极大启迪，但他没有停留在黑格尔那里，而是比黑格尔走得更远，因为他明确地把市民社会纳入到国家的边界之中来进行思考。

通过对市民社会的新阐发，葛兰西拓展了国家的界线——国家不仅仅作为暴力机器，它也以“文治”的方式弥散于市民社会之中，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完整国家。作为一名革命家，他并没有否认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暴力性质，他只是根据对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观察，揭示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复杂性以及它在实现有效统治时的功能结构。如果国家只不过是外围的壕沟，在它的背后是强大的作为堡垒和工事的市民社会，那么，无产阶级革命要最终获胜，势必要彻底攻克并牢牢控制市民社会的无数碉堡与据点;如果一个强大的市民社会参与并延展了国家的功能，那么，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理应从“运动战”转向“阵地战”。在谈到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与市民社会概念之间的关系时，特瑞·伊格尔顿评论道：“霸权的概念属于这个问题：一个主导权力巧妙而普遍深入地渗透到日常惯例的社会形态中，如果这些惯例亲密地与‘文化’本身交织在一起，书写在我们从生到死的经历中，那么工人阶级是如何夺取权力的呢?我们如何与一个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秩序之‘常识’而不是被广泛地认为是异己的、压迫的权力进行斗争呢?”^[32]这就是说，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与他的市民社会概念、完整国家概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市民社会概念的这种上层建筑定位导致了扩大的国家概念，而国家概念的扩大一方面使构成国家的社会基础及各社会集团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也使得国家的功能有了新的表现形式，这些都使霸权问题突出地浮现出来，而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思考更使此一问题显得急迫而紧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