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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兰·图雷纳的行动理论与后马克思主义

时间:2022-10-01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也许正是充分考虑到图雷纳在后马克思主义概念谱系中的重要地位,约翰·莱希特在其《当代五十个思想家》一书的“后马克思主义”一章中,列出了五位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紧排在拉克劳后面的就是阿兰·图雷纳。[62]图雷纳的后马克思主义分

第五节 阿兰·图雷纳的行动理论与后马克思主义

波兰的社会运动引起了法国一位著名社会学家的极大兴趣,他试图创造性地从社会运动中“抽象”出一个非决定论的建构主义的行动理论空间,这个人就是阿兰·图雷纳(Alain Touraine,1925—)。[57]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图雷纳就一直关注发达工业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及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运动,致力于从社会运动的视角给社会理论确立一个新的分析维度,1978年,他在《声音与眼睛:对社会运动的分析》(La Voix et le Regard,法文版)中明确提出要在社会理论中构筑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式。[58]在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图雷纳是在20世纪70年代继丹尼尔·贝尔之后明确将自己的理论分析自称为“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他的社会行动理论(la théorie de l'action)的研究成果对20世纪90年代的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安德烈·托塞尔(André Tosel)产生了构成性影响。也许正是充分考虑到图雷纳在后马克思主义概念谱系中的重要地位,约翰·莱希特在其《当代五十个思想家》一书的“后马克思主义”一章中,列出了五位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紧排在拉克劳后面的就是阿兰·图雷纳。[59]

图雷纳将集体行动者和他们的斗争模式作为社会分析的出发点,由此探寻社会运动的性质、规划和利害关系。但是,图雷纳并不认为所有的集体行动都可以叫作“社会运动”,他划分了三类集体行动:一是防御性的行为,它与具体的合法的或不合法的利益保护有关,这种冲突形式通常不带有普遍性意义;二是明显具有政治意识的社会斗争,这类行为旨在修改决定、影响决策或者变革制度体系,这一类型的集体行为虽然具有普遍性诉求,但却自甘堕落地接受某种政治意识形态和策略的制约,从而成为宗教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行动的附庸;三是以主体的名义、要求主体真正发挥它的自主作用并最终使主体摆脱一切权力与从属关系的束缚的自治性行动。依图雷纳之见,只有第三种集体行动才配享“社会运动”的美名,因为“社会运动之出现,既与经济学家或政治学家强调其客观重要性的革命形势无关,也不是由于某种意识形态学家的一番演说或某种政治导向的作用而引起的。它的形成是一个能进行创造性活动的行动者的能力造成的,即是说,这个行动者既投身于社会冲突之中,同时又能捍卫社会生活的准则;此种社会生活准则不会变成行动者自己的利益,因而也不会消灭对方”。[60]质言之,图雷纳不是从先验的社会意识规定或者某种既定的意识形态样式去“认定”社会运动,而是从社会运动作为社会关系的建构场所来把握社会运动的规范性和创造价值。因为,把社会构想成由内在逻辑驱动的社会体系的观念,必然导致对社会运动的表象主义的理解,在这种视域下,社会行动只不过是“被赋予”的阶级意识的表演性释放,图雷纳要拒斥的正是这种“体系”与“阶级”之间关系的先验设置。他甚至激进地认为,同时谈论体系的矛盾和社会行动及冲突是不可能的,通过诉诸事实中的更高秩序——不论这一秩序是形而上学、历史哲学或进化理论——来评价社会行动的规范性,必然造成对社会行动所关涉的创造及引发的动力的盲视,从而使主体的自主性集体行动从属于某种权力或政治意识形态。图雷纳反复强调社会运动要以主体概念为中心,之所以如此,“是为了使社会运动(不论它是何种社会运动)不蜕变成政治工具,从而把它从意识形态的宣传机器中解脱出来,因为意识形态的宣传机器掩盖了社会运动的本来面目,不让人们知道所有一切这种类型的社会运动都是为了给主体以自由——不是社会真空中的政治自由,而是在涉及统治、财产和权力的社会关系中的自由。由此可见,一个社会运动既是对某种权威的斗争,同时又是为了实现某种社会憧憬而进行的斗争”。[61]可以清楚地看到,图雷纳一方面强调社会行动对本质的优先性,一方面将行动的社会功能纳入到社会本身的自生成之中,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图雷纳对社会行动在社会关系中的构成性作用的理论阐释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和帕森斯的功能主义的奇妙结合。

由于社会运动不是单个个体的行为,它的发生、发动和开展如果根本没有总体性观念的设计和引导,而纯粹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产物,那么社会运动的理论说明本身便会陷入尴尬的悖论。图雷纳当然明白这一点,他并非要将社会关系的所有规定都一扫而空,而是力图将社会关系从劳动结构或生产方式的传统中心场域中解放出来,这就像哈贝马斯试图用“交往行为”取代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一样。在图雷纳看来,马克思虽然把社会关系当作总和、总体看待,但由于其本质主义的作祟,这种总体具有不可忍受的还原论倾向,这使得社会关系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异质性都浸泡在简单的阶级关系之中。图雷纳竭力打破社会关系与经济机制、结构矛盾和被归结的利益的固定联系,而将社会关系视为向对立的解释开放的文化领域之内种种对手间具有规范定向的相互作用关系。正缘乎此,我们看到,在《声音与眼睛:对社会运动的分析》中图雷纳虽然仍使用阶级这一概念,但它的意义规定已发生巨大的变化,阶级不再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定义,而纯粹从社会行动方面来界定,它被看作是那些将自己的特定利益认同为历史真实性的人们与寻求重新取得对拒绝给予他们的历史性的控制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围绕历史真实性(知识的定义和模式、研究的类型、文化样式等)的斗争构成了每一历史行动体系的阶级关系,阶级斗争和社会运动变成了同义词,它们表达的无非是在社会规范和惯例构成上的有意识竞争。

有两种努力发生在图雷纳这里:一方面,尽力将阶级斗争与体制或政治权力的改变的联系松开,这可以叫做去中心化;另一方面,是将阶级斗争与社会运动同一起来,把阶级斗争看作是争夺社会行动规范的创建与解释权的活动,这可以叫做重新中心化的过程。就像他本人所总结的那样:“我希望建立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式,这种分析方式最终归之于阶级关系和社会运动的,因而也是归之于那种为了对文化领域进行社会控制而发生的冲突性行动的,是这些关系和运动在马克思主义思想那里所无以获得的中心价值,阶级关系和社会运动在这种意义上的重要性是那些除了国家再也看不到任何敌人的人所拒绝承认的。”[62]图雷纳的后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实质就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再概念化而将社会运动从对历史发展的附属(马克思主义)、从对秩序的附属(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从对权力的附属(后结构主义)中拯救出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严格区分了两种分析轴心:历时轴心和共时轴心。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在体系、矛盾、革命和发展的主题下所作的分析被定位于历时轴心,这种历时轴心所指向的行政国家和政治行动乃是对秩序或制度的改变的分析所关涉的对象,它把国家当成从一种历史行动体制向另一种行动体制演进的关键因素,所有的社会范畴都锚定于同国家的关系之中,在这里,对立发生在指导国家和历史改变的统治精英与被统治精英所支配的大众之间;因为革命与社会运动明显不同,它向国家发难,它诉诸从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的改变。

而社会正常功能的发挥、规范的创造与解释、阶级关系和社会运动被定位在共时分析的轴心上,在此,基本的社会对抗发生在把自身认同为历史性的统治阶级与力图建立一种对立的文化模式阐释的大众阶级之间。这种斗争不是像马克思主义模式那样构筑一种未来的社会制度,而是引入一种规范阐释和文化模式惯例化的替代方式。共时轴心所强调的是:阶级斗争不再以国家为直接对象,社会冲突不再把夺取国家政权视为不可避免的目标,社会行动不同于策略性的工具性行为,社会运动不是社会功能失常的表现而是社会机体健康的表现。通过两种分析轴心的区分,图雷纳确实凸显出了各种斗争形式在社会本身自生产过程中的建构性意义,在历时分析轴心下表现为边缘性的斗争方式,在共时分析轴心之下一跃而成为担负规范主导阐释权的中心。这种由边缘到中心的转变使社会运动成为社会集团建构其自身、获得社会认同的过程,各种社会运动被带到一个平面上,而这种等同性的平面消解了等级式的分层机制和既定社会秩序的制度化的规范权,社会运动在这种视野下远离了无序的混乱、激烈的崩溃偏向以及破坏性的动乱或革命,它成为新规范和新认同的策源地,成为社会自身得以激活和机理更新的契机。

图雷纳对社会运动的性质与特征的规定透出了浓厚的后马克思主义气息,尽管这种阐述以社会学的方式进行,但它的理论抱负和实际的理论任务已远远超出了社会学的边界。因为这种对集体行动的新诠释广泛地触及到了主体概念、阶级概念、国家理论、革命学说以及人类解放和政治的真正意义等哲学的、政治学的、历史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重新界定,并且他通过建构主义的视角重塑了社会自我生产的空间、政治的中介与反应界面和集体主体的自治性要求。从这个意义上,图雷纳的社会理论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均超过了贝尔的后工业社会学说,而且图雷纳把社会建基于集体主体的行动之上的动态式的建构主义把握方式对拉克劳与莫菲在“politics”与“the political”之间、“society”与“the social”之间的著名区分以及对霸权接合实践(hegemonic articulatory practice)的强调都具有直接的启示性和先导意义,以至于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拉克劳与莫菲提到图雷纳时,称赞他的分析“非常有趣”。[63]

图雷纳企图扩大社会运动的空间和范围并赋予集体行为者的斗争以中性的文化意义和民主的政治目标的意向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两种轴心的关系,社会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关系,社会运动和国家的关系,在图雷纳这里都没有清楚的理论说明,更为要害的还在于,种种社会运动既然都在为争夺文化规范权和历史性而斗争,那么,最终获得文化霸权地位的社会集团又是以何种机制连接不同利益集团并得到认同的呢?特别是,当一种不以夺取政权为宗旨的社会运动与志在推翻国家为目的的社会运动来建构社会认同时,它们间的共识如何在民主的政治空间下面达成呢?这些都是图雷纳的后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困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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