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行动理论

1.行动与社会行动

用社会行动理论来分析案例中案主的行为，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即案主的行为属于“社会行动”的范畴，因此首先必须对案主行为的性质进行探讨。

在韦伯看来，“行为”（behavior）一词的含义要比“行动”（action）一词的含义宽泛得多，“行为”包括“行动”。同时，“行动”与“行为”的区别在于：“行动”是明确指向他人的，“行动”对于行为者而言是有意义的。凡行动都是理性的，而行为则不一定。无意识的动作、情感的行为、传统行为等也都属于行为的范畴。韦伯将社会行动定义为：社会行动（包括不为或容忍）可能是以其他人过去的、当前的或未来所期待的举止为取向（报复从前的进攻、抵御当前的进攻、对未来进攻的防卫措施）。这里的社会行动实质上是行动者不仅要赋予其行动一定的意义，同时还要考虑到他人的行动并在行动过程中以他人的行动为取向。社会行动是指行动的个人赋予其行动以主观意义，行动者考虑到他人的行为，并且在其行动过程中也是以他人的行为为目标的行动。一项行动被确定为社会行动需要具备两个要件，即意向性和指向他人，只有具备这两个要件的行动才是社会行动。而案例中案主的行为带有明显的意向性，同时也指向他人，因而可以确定案主的行为属于社会行动的范畴，可以用社会行动理论对其行为进行分析。

2.社会行动的类别

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的第一部分对社会行动的分类是这样论述的：如同任何社会行动一样，社会行动也可以由下列情况来决定：①目的合乎理性的，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对其他人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②价值合乎理性的，即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做任何其他阐释——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③情绪的，尤其是感情的，即现时的情绪或感情状况；④传统的，即约定俗成的习惯。总之，韦伯虽然把社会行动分为四种类型，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纯粹的、完全符合这四种分类的行动是非常少见的。当人们开展以现实功利为主题的目的理性行动时，并不是彻底排斥价值理想的追求，而是价值理想的追求被主题化的现实性追求遮蔽了；同样，当人们开展以理想信仰为主题的价值理性行动时，并非彻底忘记了现实性的追求，而是现实性的追求被主题化的理想性遮蔽了。所以，韦伯对社会行动的分类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生活中很难找到与之对应的行动类型。但是，这并不是说这种分类毫无用处。正因为有了这种社会行动的理想类型，我们才获得了一个比较实际的社会行动的参照系或者说是标准。韦伯认为，传统社会的社会行动是传统行动和情感行动占主导地位，现代社会的社会行动主要是理性行动，尤其是目的理性行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人类社会行动从非理性不断转化为理性的过程。工具——目的理性行动是人类社会行动发展运动的方向，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

从韦伯对社会行动的分类上来看，案例中案主的行为介于“目的合理性行动”和“情感的行动”之间。案主行为的发生，一方面是由于其心中已有“想要干一场”的目的，而在这个目的的驱使下，其犯罪行为才会发生；另一方面，案主并非是通过周密的计划，而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环境下，其情绪受到影响，从而在“听了之后心里觉得很兴奋也很刺激，当时没想太多”的情况下做出抢劫行为。因而可以对案主的抢劫行为做出分析，其行为带有一定的目的性却也因情绪的波动而发生，从而可以对案主的“目的性”以及“情感冲动”的原因进行调查分析，帮助案主矫正其不良行为。

3.社会行动的逻辑

韦伯认为社会行动总是按照一定的机会发生，这种机会可以通过统计方式把握。但是，这种因果关系并不体现为一种必然性，它只是一种可能性选择的结果。这里韦伯建构起了研究社会行动的三个必不可少的原则：主观适当性、因果适当性和客观可能性。这三个原则反映了韦伯的三种取向：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行动的研究；社会行动可以通过经验的方法加以研究；社会是在必然性和偶然性的选择中发展的。韦伯展开了对社会秩序的研究，这构成了韦伯社会行动理论的分析架构：社会行动—社会关系（机会）—社会秩序。

帕森斯认为社会行动不仅以主体性为特征，还以社会性、整体性与系统性为特征，行动构成一个系统，社会是一个行动的系统，即作为基本分析单位的行动者，只有在与其他行动单位结成的行动体系中才能最终得到解释。由此，帕森斯提出了单位行动的概念，以期达到克服主观与客观、个体与社会、行动与结构的二元对立的目的。

张银岳通过梳理社会学研究的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研究传统，提出了“当代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策略是：将这些既是结构性的又是个体性的要素，同时置于一种互动的实践之中，如同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理论所指出的那样，将分析纳入到具体的行动环境之中，通过解构传统社会学研究的刚性结构与个体自主两大核心命题开始，将描述行动者的策略性的行动特征、来源及其展现形式作为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推导出在特定结构安排下，行动者是如何将体现出自身运作逻辑的关系网络建构出来的，以此揭示实际行动体系的生成和运作的实际逻辑。当代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假定是：第一，认同社会行动总是在特定的结构安排内进行，社会行动总是处在一些规范尺度之中，但是，社会行动既不是简单遵循制度化的路径，也不是简单体现为人格的自然成长的要求，而是体现为对诸种规则和个体的不可言状的心理因素的偏移，具有不可化约的权变特性；第二，社会行动既不是理性的，也不是非理性的，从本质上来说是在认知的、情感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所有局限性的有限理性的驱动下做出的，是一种策略理性：行动始终是一种决策的过程，在一种缺乏确定性的自然和社会世界中，行动者总是在不断推测他们的同伴，对于他人的个性、兴趣、愿望和计划做出种种假设，产生一种持续性的相互作用。

张银岳[1]将社会行动的逻辑分成了两大类：①环境—结构—社会行动：实证主义的解释路径。对于行动的社会性特征，实证主义的研究传统首先是从环境与社会行动的相关性论证开始的。由于人们总是处于环境的三种基本维度之中——时间的、物质的和符号的，为了降低环境的复杂性，人们就必须通过协作的方式，整体化为一套相互依赖的设置，发展出“使得时间维度有序的社会机制”，在无限的物理空间里“使行动的诸种关系可能出现的调节机制和结构形式”，以及“怎样选择及运用什么样的符号媒介”来组织社会行动的关系模式，因此，行动的社会性或者集体性特征，是人类所面临的行动环境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孔德认为，社会结构作为一种社会事实，是个体间联系的特性组合而成的显露的行动系统，具有自然系统的特质，它是人类集体行动的产物，但是它作为“关系的纠合”，只能从“组成部分的性质和数量以及它们的联合方式”的角度，而不是社会成员的异质性特征与行动动机的角度，去了解它们的存在形式。社会成员在社会结构中可供选择的资源和思维的方式，是由其在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尤其是他们在生产关系中的位置所决定的。每一个行动者都处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的表层位置上。他们对自身所处地位的感知使得他们局限在某一意识形态或者文化的范围内，个别的行动者只是一种载体，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体系深藏在各自的表层之下并由各自的逻辑运作，通过行动者的行动使得它们的内在特性得以显现。②心智—互动—结构：人文主义的解释路径。与实证主义的视角不同，人文主义的研究传统反对将社会视作一种功能性的结构，反对将社会行动视作社会结构的普适性功能要求体现的观点，强调社会结构——角色、地位、规范、权力，是一个动态的开展过程，并非是作为行动的前置因素而是作为行动的结果存在的。社会行动不是认知主体被动地接受自然或社会环境的刺激，而是通过与其他行动者组成的环境的不间断的互动，即使是像阶级、国家、制度和民族这样一些宏观结构背后的社会现实，也是人们之间赋予意义的和象征性互动的产物。在互动过程中，人们通过逐一地符号象征化客观事物、思想以及他们经历的不同阶段，在各种情境中界定、解读他人姿态，并以这种姿态为基础，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人，进而让自身与周围事物相调适的符号性交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结构或者规则，不再是一套现成的模式和标准，而是代表着不同个体间组织化和模式化的互动，是个体的领会角色和能对可选性方案进行想象性预演的心智能力的产物，是一种源自个体间调试性互动的构成性现象，是社会成员角色领会和想象性预演得以调整和再调整他们反应的可能空间。在这里，社会是心智过程和自我过程的反映，体现着那些由行动者内心或者他们之间的象征性互动保持和改变的业已构成的模式，不管是社会的维系还是社会的变迁，都是通过心智和自我的过程来实现的。

从社会行动的逻辑来分析，案例中案主不良行为的发生并非仅仅是其个人的因素，还应考虑到案主家庭、朋友圈子等社会环境对其的影响。社会行动理论让社工能有一个全局的视野去分析案主的行为问题，从案主个人、父母以及交友圈子等几方面，从其行为问题产生的根源上着手开展工作，从而让案主认识到自己目前的角色定位，树立合理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对自身和对社会的理解变得理性和成熟，最后“案主为自己做了一个未来的生活规划，在得到父母的支持下，案主表示首先要去学点技术，已经自己去找过汽车驾驶培训班和汽车修理培训班了。案主对生活的态度随之有了很大的改变，并开始积极面对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