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解读

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提到的“颠倒说”，即“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34]。这一方面显示了马克思自己的理论革命，即对黑格尔哲学及其辩证法的超越；另一方面暗示着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发展出一套完整的辩证唯物主义论述来言说这种理论革命，这使得马克思不得不回头借助“颠倒”的隐喻来叙述。因为“颠倒”一词，并不是解决理论问题的概念，而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隐喻。毫无疑问，“颠倒”一词是费尔巴哈的哲学概念，马克思只是假借这个词而已；这个概念实际上只表述了费尔巴哈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关系，而这并不是表述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关系的概念，“只是用来表述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之间理论革命的一个隐喻……这种比较揭示出理论革命并不包含在这种‘颠倒’中，而是发生在用新的、科学的问题式取代意识形态问题式的行为中”^[35]。在此，阿尔都塞暗示着马克思本人由于辩证唯物主义论述的不成型，使得在面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时，马克思只能用隐喻的方式来言说。

可见，辩证法问题亦成了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此问题上，阿尔都塞一方面借助列宁关于“不平衡发展”、“帝国主义薄弱环节”以及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关于“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等论述来发展和丰富辩证法；另一方面，阿尔都塞通过自己的理论实践，借助斯宾诺莎的思想资源，通过“多元决定”和“结构因果性”等概念来为辩证法注入新的内容。

首先，阿尔都塞认为，列宁的政治实践就真实地反映了对辩证法的进一步发展。因为“1917年革命的阶级斗争实践中，在列宁的思想里，我们的确看到了具有特殊性的、但以实践状态出现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36]。也正是这种实践状态出现的辩证法，道出了马克思辩证法对黑格尔辩证法“颠倒”的真实内容。在前文详细论述过，辩证唯物主义的主要任务在于以现存条件为基础，发展出一套理论概念来把握现实，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科学和哲学的发展。而列宁所说的“落后的”俄国何以能够发生革命，都是基于对“现存条件”的分析，并得出“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理论，以此在理论上达到了对俄国状况的把握，在实践上指导了1917年的俄国革命。而这在阿尔都塞看来，恰恰是辩证唯物主义或辩证法的本质内容。因为“列宁在列举俄国的‘现存条件’时，并没有犯经验主义的错误，他分析了帝国主义过程这一复杂整体在俄国‘现阶段’上的存在”^[37]。列宁的这种分析也符合马克思本人的原则，即“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地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38]。列宁分析的“现阶段”俄国所表现的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即马克思所说的“暂时性”。而这种“暂时性”并不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描述，阿尔都塞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条件’是构成历史过程整体的各种矛盾的（实在的、具体的、现实的）存在。”^[39]正是在对此“整体”的分析上，俄国革命才能跳出历史决定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才能为俄国革命的成功提供理论的支撑，这也是发展和完善辩证唯物主义的有效形式，同时也扩大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空间。

其次，毛泽东的理论实践也被阿尔都塞视为发展辩证唯物主义或唯物辩证法的重要组成部分。^[40]毛泽东的理论实践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矛盾论》中关于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上。毛泽东在撰写《矛盾论》的时候，他认为党内受到两种思想的影响：一方面是德波林的唯心论；另一方面是教条主义。毛泽东指出：“德波林的唯心论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极坏的影响，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不能说和这个学派的作风没有关系。因此，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目标。”^[41]正是在此基础上，毛泽东着手进行理论实践，主要的内容在于论述矛盾的特殊性及其所呈现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转移”和“压缩”。毛泽东批评这些教条主义者“不了解研究当前具体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同时也批评他们不理解这种研究“对于我们指导革命实践的发展有何重要的意义”^[42]。为了进一步深化矛盾特殊性的研究，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将“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提出来加以分析。

毛泽东强调：“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和军事上的战略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43]毛泽东认为，研究主次矛盾以及矛盾的主次方面的相互转化，是在理论实践的层面上把握社会现实，同时是在实践层面上把握现实变化。只有在理论层面上获得了对现实的把握，教条主义的恶习才能得以根除，中国的革命实践才能有效地展开。而这种以实践为导向的辩证法，在莱文看来，构成了毛泽东是否继续和丰富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标识，“辩证法将不在思想的领域而在行动的领域进行分析。辩证法不仅是一个探究的公式，而且是一种行动的指南。要判断毛泽东是否继续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必须以他是否遵守行动的辩证法为依据。”^[44]

正是在此意义上，阿尔都塞认为，毛泽东有关“矛盾”的论述，是矛盾不平衡发展的具体理论形态，是辩证唯物主义或唯物辩证法把握社会现实的有效途径，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推进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和完善。

当然，对于辩证法的重塑，阿尔都塞本人的理论实践亦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补充，其主要内容表现在“结构因果性”和“多元决定”概念上。而这与斯宾诺莎的思想是分不开的。“在他中期的这些著作中，斯宾诺莎取代了黑格尔。阿尔都塞1965年在斯宾诺莎主义的语言中提到了‘结构因果性’，而不是本质推动总体性向前的发展。斯宾诺莎对‘结构因果性’的定义指的是一种主导架构，即特殊性是总体功能的‘超决定的’局部网点。”^[45]阿尔都塞对抗黑格尔的一个重要理论资源便是斯宾诺莎哲学，通过这种方式来矫正由于黑格尔辩证法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造成的各种理论歪曲。而此理论的生产，同时也是为了应对诸种思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扭曲，其典型形式就是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伴随着经济决定论，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模式不断地僵化乃至教条化，同时实证主义思想亦逐渐渗入历史唯物主义。在阿尔都塞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危机，仍然只能靠辩证唯物主义来解决。而应对经济决定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其根本点在于如何理解社会存在及其发展。依据经济决定论的思路，社会的发展依赖于物质生产而导致的经济发展，而其背后其实是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起作用。因为“物质生产”的目的在于用来为满足“人的需求”服务，对阿尔都塞来说，人道主义盛行的背景中，必然伴随着经济主义的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