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四、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今天是对英美一些以黑格尔哲学为支点来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学者的总体称谓，主要代表人物包括美国的诺曼·莱文(Norman Levine)、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以及英国的克里斯多福·亚瑟(Christopher Arthur)等。虽然他们关注的主要问题存在着差异，但在基本的学术方向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即都是“将黑格尔或者黑格尔主义置放于马克思主义的场域当中”，⁽⁴¹⁾进而在这样的基础上去指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涵、实质与特征等。与前述流派不同的是，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虽然也将一些美国(包括英国)的本土文化因素以及当代社会问题划定在自己的讨论圈中，但从根本上看，则是以接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为起点，展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学理性的考证。目前，美国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最为活跃的理论人物当推诺曼·莱文，他的哲学思想不仅在美国，甚至在欧洲、中国等也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中国学术界近些年对马克思与恩格斯关系的种种考量以及论辩，与莱文的“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影响与刺激是不无相关的。为此，我们选取诺曼·莱文作为参照，通过对其近期观点的梳理，呈示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面貌。

近年来，莱文除了继续坚持他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之外，还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进行系统的考察。2006年，他在这方面的初始研究成果《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Divergent Paths:Hegel in Marxismand Engelsism)一书出版。与此同时，他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和在世界许多地方的学术讲座，也都直接涉及这一论题。在其著述与学术讲座中，莱文提出了如下观点:马克思不是以隔离或者悬置黑格尔哲学为前提来推进自己的哲学思想的，相反，他正是以投身于黑格尔哲学传统并试图变革这一传统来作为自己哲学研究的重要前提。因此，理解马克思之前，首先应当理解黑格尔。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不是马克思思想探索中的一个暂时性的阶段，实质上，在马克思一生的思想探索中，黑格尔始终都是在场的。黑格尔哲学作用于马克思，也不是以整体的形式实现的，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解读、批判与思想汲取，其实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大致来看分为两个阶段，不同阶段的侧重点各不相同。具体地说，1837—1850年是第一阶段，1851—1883年是第二阶段。⁽⁴²⁾在第一阶段，黑格尔对马克思影响最大的著作当推《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原理》，而在第二阶段，影响最大的著作是《逻辑学》。

莱文认为，在第一阶段，即马克思哲学特别是其历史唯物主义生成的阶段，主要是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市民社会、劳动等概念影响了马克思，所以，这些概念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莱文连接青年马克思与黑格尔的介质。

其一，自我意识与马克思哲学的主体性向度。莱文指出，马克思哲学中的主体性向度，与沉积在黑格尔哲学中，后又被青年黑格尔派(主要指鲍威尔)放大的自我意识概念是分割不开的。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用以解决伊壁鸠鲁问题的核心概念，是取自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并经过了鲍威尔一定程度洗刷过后的“自我意识”。《博士论文》之后，这一概念所蕴涵的内容就逐渐地内化为马克思哲学的根本性理论基调。这是因为，除却其抽象思辨的理论外壳，自我意识乃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理论确证和对人的主体性的理论张扬:它通过把主体意志整合到具体的历史活动中而承载起人对自身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不断认识、批判与改造的功能。而这些，正是马克思以人的问题为中心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和实践唯物主义人学理论极力强调的内容。这些内容作为一种主体性的偏向和一种人道主义的定位，其实不仅是以直接的方式呈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著作中，它们同时也作为一种隐性的逻辑潜伏在马克思几乎所有的哲学著作和大部分经济学著作中。

其二，市民社会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莱文指出，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过国家将会被废除，那么，国家被废除之后的社会或者“国家”是什么样的呢?最为引人注目的观点是恩格斯、列宁(尽管列宁的观点有所不同)等人提出来的。他们认为，国家的废除就是指国家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而被彻底推翻，从而，国家就不复存在，社会就进入一种理想的“平等状态”。这种理解不禁让人疑窦丛生:一个没有国家或者权力集团的社会能被称作社会吗?社会的基本运行还是可能的吗?社会会不会由此陷入混乱呢?这种“平等状态”无疑承担着人人等同的诺言，但这意味着它能承担得起人人自由的诺言吗?莱文强调，这种理解并不符合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方向。其实，马克思并不认为国家将会彻底消亡，而应该是国家将会被市民社会所取代。莱文认为，青年马克思在解读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市民社会概念的时候，分解出了这一概念中的政治学意义:黑格尔曾经指出，市民社会包含了带有权力性质的同业公会，所以，它(市民社会)实质上也就是一种可以依托民主的方式来解决社会冲突的权力机构。马克思基于这样一种解读，将权力界分为两种类型:一为与政治国家对应的政治权力，二为与市民社会对应的社会权力。马克思从未反对过权力的存在，而是反对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权力。他指认国家将会被废除，实质上是说政治权力将会向社会权力回归，即市民社会将会取代国家。也就是说，马克思所讲的国家的废除只是在“state”意义上而不是在“government”的意义上来说的，进一步说，国家的废除对于马克思而言并不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而是意味着如何在市民社会中创造通过民主的或者法律的方式来行使管理职能的权力体系。

其三，劳动概念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创生。莱文指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固然披露了黑格尔辩证法太过明显的思辨主义实质，但他显然认同黑格尔依托辩证法将人的生成和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与对象化的劳动连接起来加以说明的做法。所以，黑格尔的“劳动”作为一种思想的逻辑进入到了马克思哲学创构的理路中，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人的本质界定为劳动，并借助对劳动的历史性规定而讨论了劳动对人类历史如何发生作用以及劳动的歧变形态即异化劳动如何宰制人的生存等问题。更为关键的是，马克思在劳动的辩证法中区分了劳动的异化与对象化，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象性活动”的概念，并有意识地根据这一概念来说明人和历史的特质。从概念的内涵上不难断定，“对象性活动”与马克思一年之后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的“实践”范畴无疑是一致的。所以，如果说马克思创立的是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所指的“实践哲学”，那么，这一哲学的“实践”维度或者能够将这一哲学标明为“实践”的东西，正是肇始于经过了马克思提升之后的黑格尔的“劳动”概念。莱文强调，这一思想关系说明，真实的情况并不像学术界惯常理解的那样，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批判《精神现象学》获得的是用于分析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的一般辩证法，毋宁说，马克思在黑格尔辩证法的巨大思想空间中发现的是用于透视和剖析历史与社会结构的唯物主义的哲学视角，在这个意义上，对于马克思哲学而言，黑格尔哲学开出的乃是一条隐性的实践唯物主义的逻辑路径，所以，马克思发动唯物主义哲学的革命，主要不是在费尔巴哈的传统上而主要是在黑格尔的传统上进行的。

莱文认为，在第二阶段，即马克思以《资本论》为中心的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阶段，主要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影响了马克思。具体而论，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抽象与具体、普遍与特殊、形式与内容、本质与实体、矛盾、否定等诸如此类的辩证法的范畴，以及将社会形态解释为一个有机体的总体性范式，无一不被马克思自觉地继承并内化为政治经济学的论证方法，所以，从抽象到具体、从整体到部分等辩证方法与逻辑范畴鲜活地呈现在《资本论》的叙述结构之中。那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为什么要套用黑格尔《逻辑学》的表述逻辑?在莱文看来，这不再是因为马克思像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那样解悟到黑格尔的辩证法(特别是劳动的辩证法)乃是对历史法则的深刻暗示和抽象表达，深度地分析，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马克思认识到黑格尔在逻辑学和认识论的理论框式中合理地提出概念的具体性问题并以此为基础合理地论证了从抽象规定上升到具体概念的逻辑方法和思维规律，认识到这样的逻辑方法理当嵌入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并成为这种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也就是认识到“有必要利用黑格尔的逻辑形式”⁽⁴³⁾来表述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和社会结构的观点。其二，马克思认识到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在“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实质上是以逻辑的方式表征了他所生活于其中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性，完整地再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生成结构，认识到这样的辩证法与他自己(指马克思)正在推进的资本批判归根结底竟是同宗同源的。莱文认为，正是马克思这两方面的认识，驱使他继续强化自己与黑格尔的理论联系，继续将黑格尔的哲学作为丰厚的资源加以汲取。莱文甚至极端地认为，没有黑格尔的《逻辑学》，就诞生不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所以，不理解《逻辑学》，就不可能从根本上理解《资本论》。

莱文对马克思与黑格尔思想因缘的考证，强化了在哲学史上自卢卡奇以来就没有中断过的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Hegelianization)的解释逻辑。然而，在《分歧的路径》中，莱文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去黑格尔化”(de-Hegelianization)的要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许多哲学家虽然都曾经讨论过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但这些讨论往往都不能够真实地还原这种关系，相反，它们常常引导人们错误地理解这种关系，进而错误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许多方面。因此，应当深入地检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种种“黑格尔化”的理论话语，将隐匿于其中，但实质上却人为扭曲了的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清理出门，还原讨论马克思与黑格尔思想联系的真实学术语境。

首先，莱文指出，阿多诺、阿尔都塞、卢卡奇、施密特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研究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时，都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依托特定的政治和文化的语境而展开的，所以，他们的研究都或多或少地打入了不利于廓清马克思与黑格尔真实关系的政治或者文化的元素。例如，“阿多诺之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史上重新将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是因为他想表明:既然黑格尔是错误的，那么马克思主义在某些方面也注定是错误的。……这意味着他不仅批判了所有试图揭示历史之终极目标的努力，而且批判了所有集体主义的组织，如群体、政党以及工会等。阿多诺是一位个体、特殊性和非系统性的鼓吹者，他把尼采以来的非理性传统作为旗帜来反对那个时代日益生长的集体主义。阿多诺看到了同一性逻辑对人类的威胁，并且指证守护特殊、碎片的最强有力方式就是反对同一性逻辑”。⁽⁴⁴⁾青年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将理论和学术的出发点寄生于黑格尔哲学之中，是因为他“将黑格尔认作是马克思思想的先驱，同时也将之认作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⁴⁵⁾也就是说，青年卢卡奇借助黑格尔哲学来解释马克思哲学，实质上是为了释放马克思主义中的主体性角度。阿尔都塞之所以也要讨论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是因为他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融合⁽⁴⁶⁾并因此反对斯大林的影响。

其次，莱文认为，在哲学史上，如果说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只是在某个方面误读了黑格尔以及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关系，那么，恩格斯在他们之前其实早已将这种误读推向一种新的程度:对于黑格尔来说，客观现实和个体意识都是绝对精神的组成部分，因而，辩证法的原本意义在于说明存在与思维分离与重新统一的关系，然而，恩格斯却“将黑格尔的辩证方法转化为一种自然哲学”，⁽⁴⁷⁾进而又以自然哲学的方式将辩证法具体界定为客观事物的关系、规律与法则，例如，将“否定”界定为两个客观事物之间的差异、对立或者冲突等。所以，恩格斯实质上没有真正理解黑格尔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他“分解并扭曲了黑格尔的思想”。⁽⁴⁸⁾

莱文虽然在“去黑格尔化”的学术名义下将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推上了思想的被告席，但他继承的其实正是卢卡奇以降西方马克思主义中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理传统，这也是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共有的一个学术定向。以莱文为代表的美国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所指证的学术倾向与学术方法，其实极为普遍地存在于高等院校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之中，代表了美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一种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