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三、再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由于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了辩证法这个关键环节之上，因此《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阐述。柯尔施之所以选取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这个独特的角度，是因为从这个角度出发，既可以清楚地看到辩证法的双重内涵，又可以明确地呈现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之不同于德国唯心主义辩证法的独特之处。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够把辩证法落实在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之中，才能以此为中介而真正越出资本主义的体系，进入革命的实践。

(一)关于辩证法的双重内涵

从前文的论述我们已经看到，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总是不停地在两个意义上谈论辩证法:他有时把重心放在意识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之上，有时又把重心放在理论与实践(或哲学与革命)的关系之上。这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柯尔施为什么要同时在这两重关系之中来谈论辩证法?简单地说，后者以前者为前提，既是对前者的自觉，又是对这种自觉意识的具体落实。

关于意识与现实的关系，柯尔施一再强调，德国古典哲学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二者永远处于相互中介的关系之中。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明确地对近代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路线同时进行了批判，指出它们其实都是通过抽象的思维而把意识与现实相互区别开来，使之分别成为抽象的物质和抽象的精神:

启蒙中的一派把处于现实意识(启蒙就是从这些现实的意识出发的)的彼岸、存在于思维之中的那个无宾词的绝对称为绝对本质;而另一派，则称之为物质。假如它们被区别成自然和精神或上帝，那么自然，作为在自己本身中进行无意识的编织，就会缺少其作为自然所必须的那种展开了的生活，而精神或上帝，就会缺少对自身进行区别和认识的意识。诚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两者完全是同一个概念;它们的区别并不在事情本身，而纯粹只在于两派思想形成的出发点不同，而且它们在思维过程中都各自停留在自己的那个定点上原地不动。假如它们都越出自己的定点，它们就会走到一起并且发现，那在一派看来据说是可恶的东西与那在另一派看来据说是愚蠢的东西，其实是同一个东西。⁽⁵²⁾

从黑格尔的这段论述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之所以会得出关于纯粹的意识或纯粹的自然的概念，是因为我们只抓住了生活的一个侧面，并以之为生活的全部。只有当我们跳出这种抽象的思维，才能够看到生活的内容就在意识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中展开。

根据柯尔施的阐发，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要更进一步。他不仅看到意识与现实之间是一种相互中介的关系，并因此把经济的意识形式等各种意识形式都看做是精神现实;而且他还进一步指出，所有这些不同的意识形式都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相关联。“……事实上，它们之间是以整体的一个特定的部分与这一整体的其他部分相关联的方式而相关联的。和物质的生产关系一样，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是归属于资产阶级社会这个整体的。……它们只是以特殊的方式表现了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正像艺术、宗教和哲学所做的那样。”⁽⁵³⁾在柯尔施看来，在意识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上，马克思特别强调的是意识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整体之间的关系。因而当他在理论上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的时候，他注重的是通过对某种具体意识形式的批判而达到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在此前提之下，柯尔施要特别强调的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法，因为只有通过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法，我们才能实际地推动生活的内容不断展开，参与历史的生成。但只有当我们已经把握到了意识与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才能够对自己的理论活动在历史的生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达到自觉。又只有当我们对自己的理论活动在历史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达到自觉以后，这种理论活动才能够作为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之中的一个环节，而真实地发挥出改变世界的作用。反过来说，只有当我们的实践活动中已经内在地包含了这个自觉的理论活动的环节，它才能够获得具体的内容而不仅仅是抽象的行动意志。因此，柯尔施一再强调，德国古典哲学家们(以黑格尔为例)不仅已经洞见到意识与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且还同时达到了对自己的理论活动与资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内在关系的自觉。同样，马克思、恩格斯不仅看到了各种意识形式与社会总体之间的辩证关联，而且同时意识到了其理论与整个革命实践之间的具体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当柯尔施强调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把关于意识与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自觉意识包含于其中了。而当他不得不去批判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理论家们在理论与实践上所犯的根本错误时，他也不得不先回溯到意识和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正因为辩证法的这两层内涵相互包含、不可分离，他才特别强调我们一定要通过恢复马克思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继承关系，来解决我们当前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所遇到的危机。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根本区别——消灭哲学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对于德国唯心主义辩证法的超越，还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它对于我们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克服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有没有直接的意义?在前文中我们已经提到，柯尔施对此所给出的直接回答是“消灭哲学”，而且他还通过考察马、恩思想的发展对于这条“消灭哲学”的道路作了进一步的阐释:结合着马、恩早期的思想，他指出这一超越就体现在马、恩的立场已经不是纯粹的哲学的立场，尽管他们主要是在批判哲学意识，其理论还直接地充满了哲学的内容。结合着马、恩成熟时期的思想，他指出马、恩此时的思想在内容上已经转向了对政治经济学意识的批判，他们通过对政治经济学意识的批判而更好地达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的批判。在此基础之上，在全书的结尾处柯尔施又再一次地回到了这个主题，并对它作了进一步地论述:

……如果它们(指各种意识——笔者注)也作为世界的一个“观念的”组成部分的话，那么它们就作为世界的真实的和客观的组成部分而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这就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和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之间的第一个明显的区别。黑格尔说，个人的理论不能“跳过”他自己的时代、他那时的世界。然而，他不是把哲学嵌入世界之中，更多的是把世界嵌入哲学之中。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之间的这第一个区别，是密切地相关于第二个区别的。……这段具有充分的唯物主义明晰性的话说明，如果在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全部真实的现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那么它的诸意识形式就不能仅仅通过思想而被消灭。这些形式只有在迄今通过这些形式被理解的物质生产关系自身在客观—实践上被推翻的同时，才能够在思想和意识上被消灭。⁽⁵⁴⁾

从这一整段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把这两种辩证法区别开来的关键，是哲学与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黑格尔认为，我们只有在哲学中才能达到对总体的把握，而哲学是在历史之后的(就柯尔施的话来说，就是哲学是在世界之外的)。在历史过程中，人们的思想虽然处于与整个世界之间的关系之中，但人们却无法同时达到对这一关系的充分自觉。只有在哲学中，我们才能够把历史中人的思想放到它原本就处于其中的那个总体的世界中。因此，黑格尔在根本上是把世界嵌进哲学之中，或者说，他认为只有当我们把世界嵌进哲学中之后，才能在哲学里再把各种意识放进整个世界。

马克思与黑格尔不同，他也认为我们要在哲学中达到对意识与整个社会总体之间的关系的把握，但他又同时强调这个哲学不是处于历史之后的纯粹的哲学。它不在历史之后，是因为它以革命的意志为前提，而革命的意志是在实际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它不是纯粹的哲学，首先就表现在内容上，它不是跳出了资本主义的世界之外，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总体性的直观，而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具体的意识形式(尤其是政治经济学意识)进行批判，而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发生具体的变革性的关系，并在这种关系中把握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在这个意义上，柯尔施认为它已经不是哲学，而是蕴含在理论之中的辩证法。或者说得更直接些，因为其中所蕴含着的辩证法，所以这些理论是具有哲学性质的理论，而不是纯粹的哲学。它不是纯粹的哲学还进一步地体现在，它与资本主义社会整体所发生的这个关系不可能终结在理论环节上，而必须实现在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变革的实践中。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二条提纲中，对此作了最为确切的说明:“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⁵⁵⁾根据这一提纲我们可以看到，根本不可能在单纯的理论领域之内来彻底完成对政治经济学意识的批判，只有通过包含了这一理论批判环节的实践，我们才能撬开政治经济学意识处于其中的社会整体，从而才能真正扬弃这种神秘的意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的确是把哲学嵌入世界之中。通过辩证法，他不仅在理论中把政治经济学意识等嵌进资本主义社会整体之中，而且还把这种辩证的认识本身作为一个理论的环节嵌进革命的实践之中，而革命的实践本身是生发于世界之中的。这样，他就通过理论与实践的辩证法而消灭了纯粹的哲学。

(三)辩证法与革命

论述至此，我们就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和《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确在内在精神上是相互应和的，它们在共同地关注着同一个主题——辩证法与革命。当卢卡奇和柯尔施在对革命的命运进行思考的时候，他们之所以会把目光聚焦到辩证法上，是因为他们同时看到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最根本的难题，即我们怎样才能挣脱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真正进入革命的过程、参与历史的生成。卢卡奇看到的是物化意识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的牢牢掌控，柯尔施所关注的则是“朴素的唯物主义”的立场对人们的控制。面对着这个根本的难题，他们都确信辩证法可以帮助我们化解它，并因此而特别强调要重新复活马克思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内在关联。对于辩证法，他们特别关注的又都是它如何能够让我们通过对历史哲学的自觉而上升为历史的主体。在卢卡奇那里，辩证法能够让我们达到以具体的历史的总体为内容的无产阶级意识，我们在这个自我意识的过程中同时上升为历史的主体;在柯尔施这里，辩证法被落实在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之中，它同时意味着双重认识，即对被批判的意识形式与社会总体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以及对理论批判活动本身与革命实践之间的关系的自觉认识。这双重认识所达到的结果同样也是我们正在创造着的历史的总体。因而，对于他们二者来说，辩证法的关键意义就在于，它能够使我们对自己正在参与创造着的历史的总体达到自觉，并因而成为历史的主体。

在此前提之下，《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与《历史与阶级意识》也存在着重要的差别。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不仅看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人们的掌控，而且还对这一现象本身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用柯尔施的话来说，就是他还把物化意识这种特定的意识形式放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中来对它进行批判。《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在这方面却毫无涉及，它虽然指出“朴素的唯物主义”的立场已经作为常识和一种坏的形而上学而控制了人们，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也纷纷陷入其中，但它却只是简单地用工人运动处于低潮来解释这一现象，而没有进一步地去追溯这种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形成的根源。这一话题直到《卡尔·马克思》中才被真正提起，柯尔施在那里通过阐发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而呈现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的批判。与此相关，《历史与阶级意识》还进一步地把物化意识与辩证法之间的距离，理解为工人的自发的意识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之间的距离，因此它又特别地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在弥合这二者之间的距离、促进无产阶级意识的生成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作用。辩证法与革命的关系被具体地落实为辩证法与政党之间的关系。而《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由于把朴素的唯物主义立场与辩证法立场，理解为党内的两种根本不同的立场之间的对立，它就没有再进一步地探讨无产阶级政党在超越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帮助人们达到历史主体的自我意识方面的重要作用。在“布尔什维克化”趋势的紧逼之下，柯尔施在此时所走的是越来越左的路线，他在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实际上是把朴素的唯物主义的立场与辩证法的立场当做了完全对立的两极，而不再有机会去进一步地思考如何处理这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使辩证法的立场能够成为对工人们的朴素的唯物主义立场的包容和超越。

在辩证法和革命的关系上，《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独特贡献就在于，它通过具体地阐明辩证法的双重内涵，使得我们在理论与实践的辩证法中找到了革命的主体性生成的真正场所。在这一点上，它显得比《历史与阶级意识》更加明确，前者把辩证法落实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阶级意识就其内容来看同时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的认识和对无产阶级的历史主体地位的认识;就其实际的意识主体来看，它则直接地连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们。这两条线索同时存在，后来的读者们往往会因为后一条线索而忽视了对前一条线索的具体理解。如果仅仅停留在后一条线索之上，那么整个辩证法的问题就很容易被错误地还原为，只是工人们的自发的意识与具有终极的正确性的阶级意识之间的对立问题，在这一对立中，灌输论和精英论就获得了生存的空间。⁽⁵⁶⁾与卢卡奇不同，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只特别地关注了前一条线索，而且他特别地凸显了在这条线索中的理论批判的环节。通过他的论述，可以看到我们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意识形式的批判而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发生具体的关系的。又因为只有当我们已经批判地进入了与资本主义社会整体之间的关系之中，我们才开始了具体地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所以具有辩证法高度的理论批判是使得我们能够越出资本主义体系，上升为历史的主体的关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