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辩证统一

余品华

内容提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时代主题和内容作出科学判断，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交相辉映的统一历史过程，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渗透和交融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决于、制约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蕴含于、体现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中国化）。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辩证统一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把立足中国与放眼世界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统一的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这是因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时代的产物，是时代精神的体现。马克思主义是“世界眼光”的产物，是人类历史进入“世界历史”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是国际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理论，是国际主义的理论。时代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一个显著特征，标志着历史规律、历史趋势、历史潮流发展趋向。时代性其实也蕴含世界性，与民族性相观照。与当时的实践与时代精神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本色，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的动因与根据。另一方面，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理论，就必须立足中国实际，把握中国国情。而要立足中国实际、把握中国国情，又必须把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纳入人类社会和世界的整个发展潮流之中，放眼世界看中国，跳出中国看中国，从时代发展趋势中看中国，才能避免静止地、孤立地审视中国的具体实际。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都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当代化紧密相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固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必须以它对时代发展的认识、分析为准绳，以在时代条件下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作为中国化的对象；同样，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时代化，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具体化，离不开通过马克思主义国别化体现出的时代性。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包含马克思主义当代化，而马克思主义当代化又必须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国别化体现出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交相辉映的统一历史过程，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渗透和交融过程。

一、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时代主题和内容作出科学判断，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都十分重视把马克思主义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对总体国际形势作出科学判断，用世界眼光深刻认识时代发展的趋向，审时度势，及时研究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一）毛泽东历来重视对时代背景和国际形势的分析

毛泽东在开辟井冈山道路时，就非常重视对时代特点和国际形势的研究。

由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在十月革命和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不可能是孤立的、封闭的、与世隔绝的革命。这时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同时也与国际资本主义的变化进程密切相关。因此，当时中国共产党人作报告，总是“一国际、二国内”。毛泽东思想与列宁主义一样，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正是从这样一个时代背景出发来思考中国的革命道路问题，把中国的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与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利用世界上的种种矛盾来取得中国革命的外援，减少革命的外部压力与阻力。他对井冈山等红色根据地之所以能在白色包围中长期存在的分析，与他对中国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之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分析直接相关。而这种不平衡的分析，又来自他对列宁提出的帝国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在中国的杰出运用。从世界矛盾总体格局来分析中国的主要矛盾，确定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力量、道路等问题，是毛泽东思想的重大特色。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密切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作出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的分析，是确定抗日战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是他提出《论持久战》战略和后来提出《论人民民主专政》、提出解放全中国、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理论的重要依据。

1935年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就以放眼世界的“世界意识”看中国抗日战争而不是以孤立地看这场民族反侵略战争为特色。他说：“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抗日战争在中国近代反侵略史上，第一次将中国的民族战争和世界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大大拓宽了中国人民的视野，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马克思所提出的“世界历史”观点和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论述的帝国主义战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相联系的观点，有了更深入的领会。由于1937年开始的中国抗日战争已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及时提出了“两个立脚点”的战略思想，提出以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1938年他明确指出：“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联成一体，中日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不能离开世界而孤立起来。”^[1]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样对时代特点和国际形势有过多次精辟的论述，如“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东风压倒西风”、“中间地带”、“三个世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反对和平演变”的理论等。毛泽东判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最主要的现实矛盾是第三世界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美苏战争打不起来，美国利用反苏叫嚣、侵略“中间地带”。中国就是中间地带，中国就要起来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后来他又提出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主张。

（二）邓小平理论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贡献，在于他不仅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结合的问题，还突出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和时代特征、时代精神、时代变化相结合的问题。与时代特征相结合，意味着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仅要根据马、恩、列等经典作家的论述，而且要从他们逝世一百多年或几十年后世界的重大变化出发，从时代变化和总体国际形势出发，来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这也就是邓小平提出的“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他所说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论断。所谓“根据现在的情况”，并非单指根据国内情况的变化，也包括时代的变化、国际发展趋势的变化和世界的变化。这就深刻说明了两点：一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并非如一些人理解的那样，似乎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即马克思主义本身似乎是永远不变的，只是中国的实践、实际状况才不断变化流动。邓小平则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也是发展变化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必须用在“变化的条件下”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即具有时代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与发展变化了的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相结合”。二是要把握当代中国国情、当代中国实践，必须将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纳入人类社会和整个世界的发展潮流之中，放在整个世界变化和时代变化的全景中加以思量，把对当代中国的认识，与世界发展的总趋势，与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的新的科学判断联系起来，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中的中国，从比较中看中国，避免静止地、孤立地审视中国的具体实践。这样才能使我们对中国实际的了解和判断，具有更宏观的背景，更广阔的眼界和视角，更高屋建瓴的气势，从而达到更全面和深刻的认识和把握中国。

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提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不要置身于世界之外”，“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等；提出“面向中国的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三个面向”，虽是对教育发展提出的总方针，但实际上已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定位、总时空观，成为中国人民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思维角度。邓小平在总结国际共运，特别是我国对20世纪下半叶时代主题和特征的认识长期存在的“左”的偏颇教训后，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的新的科学论断，反映了二战后世界发展变化的本质特征，把握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和平与发展因而成为邓小平理论的一块基石，成为它的时代背景和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邓小平理论的鲜明时代精神。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在新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如不能和时代主题、时代特征相结合，也就无法真正与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因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路线的确定，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的认识，都离不开对时代主题转换的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当时所以没有突出强调与时代特征相结合，这并不是说当时对中国国情、对中国革命实践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可以离开当时战争与革命这一大时代的主题。只是由于列宁主义就是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而中国革命正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进行的；由于中国革命与十月革命的时代背景基本相同；由于毛泽东思想的产生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的时代背景基本相同；因此毛泽东思想突出解决的是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十月革命道路的指引下，寻找与俄国革命不同的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方式。邓小平理论则产生在时代内容、时代特征发生根本转变的时代，因此它不仅突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而且突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相结合，这是邓小平在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时与毛泽东的又一个不同特点。在今天时代巨变的背景下，在世界历史的新进程中，邓小平理论突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特质，表明中国的前途命运与世界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世界的变化对中国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直接而广泛深入。真正树立以变化中的世界为内容的世界观，树立反映时代特征和世界潮流的时代观，同时树立以改革开放、中国的现代化创新实践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实际观，因而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要求。

（三）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把立足中国与放眼世界紧密结合，提倡“全球意识”、“世界眼光”

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要大力拓宽各级领导干部的视野，使他们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发展的前列，善于观察世界大势和正确把握时代要求，提高战略思维能力，敏锐地观察世界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种变化。

关于时代发展变化、关于面向21世纪的中国国际战略、关于国际形势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等，江泽民同志有过许多论述，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继续深化了对当今时代主题的认识，全面开展了面向21世纪的战略谋划，鲜明地体现了求和平、求平等、求合作、求发展的时代精神，深刻说明了冷战两极格局结束后世界多样性的客观现实和人类文明多元化发展的历史趋势。他坚持按照邓小平提出的冷静观察、沉着应付、有所作为、绝不当头的方针来处理国际事务，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和平崛起，争得了有利的国际空间和时间。

江泽民同志对时代发展变化、世情发展变化的分析，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⒈指出当今世界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同时也充满矛盾，建立国际新秩序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⒉对二十世纪末社会主义处于低潮进行了分析。2000年他提出四个需要全党全国深入研究“作出正确回答的大问题”，其中第一个就是“关于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问题。他强调，总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我们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深刻分析它们的原因，可以得出两条结论：一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没有灭亡；二是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⒊提出关于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问题。他对当今资本主义为何不仅未在世界上消失，而且生产力和科技水平还有新的很大发展的原因，作了深刻分析，指出进入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来，资本主义在自身发展中出现了一定变化。“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并从理论上说明这些变化。”但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自我改良和改善”，“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也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基本原理的真理性”^[2]。

⒋对经济全球化的重视与分析。1998年，他在第九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指出：“在国际经济领域，一个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趋势，就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国家也回避不了。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谁也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去发展自己的经济。”^[3]他强调把“正确认识世界的现实摆到首要的位置”。继邓小平之后，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续开创一条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也是中国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的道路。国际评论认为中国可能是第三轮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这正是由于我们党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时，很好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结合了起来。

⒌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时代新课题。2001年在国防大学军队高级干部理论研讨班上，他提出一系列重大问题，如：如何估量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样化的问题，如何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群众基础问题，如何对待新的社会阶层问题，如何深化对马克思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的认识，如何认识当今我国各种经营活动中的剥削和被剥削关系，如何坚持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统一，如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等等。这些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的新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当代化提出的新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继续发展所必须研究回答的新问题。

（四）十六大以来的党中央集体，站在新世纪的制高点上，更明确提出“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把立足中国国情与放眼世界相结合，深刻分析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的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在十七大报告中他明确提出“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的战略思想，强调“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全党必须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带领人民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完成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进入新世纪，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面临的最大时间变化。从新世纪头十年的突出特征来看，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已出现了新的阶段性特征：经济全球化、政治多元化继续发展，恐怖主义出现，环境问题特别是世界气候变暖问题突出，局部战争不断（伊拉克、阿富汗战争、非洲一些国家的动乱以及俄格战争等），接着是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这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世界大萧条爆发后的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已导致全世界经济萧条、导致实体经济出现危机。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实力下降，西欧作为盟国力量衰落，伴随着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崛起。全世界公认这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破产，是“华盛顿共识”这一发展模式的破产，表明当代资本主义遭遇到新的严重危机，再一次证明马克思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批判和分析的科学性。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瞩目于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所创造的中国发展模式。怎样科学发展、和平发展、和谐发展，是科学发展观提出和要回答的根本问题，将对人类的发展提供新的经验模式。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同志，都反复强调，既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中国最大的实际，又要增强“全球意识”，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把立足中国与放眼世界紧密结合。通过改革开放，我们进一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仅仅强调民族化，强调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还不够，还必须和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时代化相结合。正因为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这一理论体系所包含的三大战略思想在概括时都着重突出了它们的时代背景和内容。十四大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界定，十五大对“邓小平理论”的界定，十六大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界定，十七大对“科学发展观”的界定，无不反映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种新认识和新境界。党的十五大指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背景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就比当年对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的概括，更加突出了时代发展变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继承了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时代主题和特征作出科学判断、把立足中国国情与放眼世界相结合的优良传统。它们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之处，首先就表现在它们都同样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面向21世纪的党为特征，赋予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和任务以丰富的时代内容，确立了新世纪党的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的总体部署。党的十六大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它“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这些论述非常鲜明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把握的时代性内涵。十七大强调，科学发展观是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后，自觉提出的科学发展道路。“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际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这也突出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一最新成果所具有的时代性内涵。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决于、制约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蕴含于、体现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辩证统一关系，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由于历史时代不同，决定了不同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集中解决和回答的“根本问题”不同

众所周知，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创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提出，社会主义只能在资本主义国家基础上建立，只能通过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来实现，而且只能在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社会主义通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农民革命，在一个农业国建立起来，这是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未想过的事。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其产生的时代特征和背景提出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与农民革命联系起来、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人民革命联系起来，如何以列宁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必然导致革命与战争、导致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民主革命联系在一起的思想作为指导。换句话说，如何以“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联系起来”的思想作为指导，作为解决中国革什么命、怎样革命问题的指南，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理论体系其时代主题和背景的不同，决定它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如何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联系起来，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联系起来，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利用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原创理论的新突破。因为按照马克思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基本观点，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基础上的。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是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可见，时代背景、时代发展内容的不同，使不同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要聚焦的“中心问题”、所具有的“问题意识”因而根本不同。正是这种由时代决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心问题”的变更和递进，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性、民族性、实践性和世界性特点。

各个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要回答的根本问题，之所以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密切相关，是因为资本主义使人类社会进入“世界历史”阶段后，任何国家的历史性具体实际、任何国家的历史性中心课题，都不可能孤立存在或发展，而必然与世界相关连，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时代内容相关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各个历史阶段所回答的“中国问题”的不同，其“问题意识”的核心和特色的不同，都来自不同时代背景下中国国情发展变化的不同，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足点——基本国情的时代变化突出出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内容、时代背景问题，不仅包括与中国革命或建设直接相关的时代主题、时代内容问题，而且也包括当时世界发展的诸多重大问题。从当代来说，这主要包括当今世界的新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发展、国际政治多元化发展、文化多样化发展和产业化发展等多方面的内容。其中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又是对当代和平与发展这两大时代主题的鲜活展示和体现，是对它们的具体化和典型化。从20世纪80年代起至21世纪，经济全球化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显著特征。全球各民族国家的发展，无不与这一经济全球化大背景相关联，差异只在于自觉与不自觉、主动与被动和关联程度之别。在邓小平“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思想的指导下，中国执政党和人民抓住人类第三次经济全球化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在第一次、第二次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都痛失良机），高屋建瓴，把经济全球化看作既是对中国发展的挑战，又是中国发展的难得机遇，正确使用这把双刃剑，从而极好地扩展了我国发展的外部空间，寻求、找准和确定了我国现代化建设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历史方位和坐标轴，决定了我们的发展路径和发展方向，从而取得了中国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发展成就。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和建立，正是应对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要求的最好回答。

（二）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联词不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及其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的关联词，一言以蔽之，或可用毛泽东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概括，简称为“一声炮响”。它们体现了当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内在关联，体现了当时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内容，体现了当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时代要求。“一声炮响”蕴含着丰富的内涵，表明中国革命的性质、前途、动力和革命方式已经与辛亥革命完全不同：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是世界格局由资本主义一体化进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二元化背景下的革命，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新型农民革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与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相联合的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的背景下的革命，是革命前途通向社会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导下的革命，是“以俄为师”、以十月革命为榜样又不同于十月革命模式的革命，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史无前例的大革命，等等。因此“一声炮响”可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及其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辩证统一的关键词、关联词。

1978年开始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使邓小平提出的“面向中国的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三个面向”，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坐标与总定位，成为中国人民新时期的新的思维模式、思维范式，成为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的关联词。它反映了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对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空间舞台、空间方位和时间向度变化的新要求。因此“三个面向”可以说是邓小平理论的时空观、时代观的精髓。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就必须面向今天这个“世界”、这个“时代”的最大的“实际”，面向当今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之中的世界，面向人们存在方式和思想观念发生大变革的时代，面向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面向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为主题的中国人民的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国内理论界在研究邓小平理论时，对其“三个面向”的新思维，可以说重视和研究得很不够。其实它是整个邓小平理论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开端的时空背景要求，是既立足中国国情变化（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又立足全世界，从世界来把握中国发展变化的一种整体观和战略思维，是20世纪最后20年发展变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提出的时代要求。“三个面向”因而可称为邓小平理论所开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的时代性标志。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精辟指出：“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们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今天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这是对邓小平“三个面向”的世界观和思维范式的最好说明，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关联词的最好说明，是对“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这一重要概括的最好说明。

进入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的结节点、关联词又是什么？2007年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了统筹“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作为改革开放三十年“十个结合”的基本经验之一，这是对邓小平“三个面向”战略思维的进一步发展、对江泽民提出的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全面开放战略的进一步深化和更高概括，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辩证统一的新要求。他说：“必须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贡献。”他强调：“30年来，我们既高度重视并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始终站在国际大局与国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问题，思考和制定中国的发展战略。”“我们全面分析判断世界多极化趋势增强、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外部环境，全面把握当今世界发展变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既坚持独立自主，又勇敢参与经济全球化。”“当代中国的前途命运已同世界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从邓小平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进而到今天提出“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表明了三十年来中国巨大变化的同时也是世界巨大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特色。中国现在已开始醒目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担当起“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的历史重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相统一的过程中，从提出“一声炮响”到提出“三个面向”，再到提出“两个大局”观，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思维、战略眼光与时俱进的发展，也表明中国已开始以一个大国身份跻身于世界各国之列的这一深刻历史变化。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向度”和“世界向度”相互交织并支撑格局，中国问题与全球问题、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双向互动”问题，已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两者相统一的发展趋向

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中国向度”，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用以指导中国的实践，并获得理论上的创新成果。“它主要表现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由内向外’的单向输入的向度。”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世界向度”，是指“要在全球化环境和世界视野中审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问题，并强调中国经验的开放价值和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话语权。”^[4]这两个不同的研究“向度”，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只有既和中国实际又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才能成功。离开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前途，没有意义。一方面，改革开放促进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认识、新觉醒；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出其不意地提前、超前晋升，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中国向度”和“世界向度”的“双向度”问题，突出地展示在世人面前。

20世纪最后二十年到21世纪上半叶，世界形势和格局发生了重大演变，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再次彰显在世人面前。“与时俱进”因而可以说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词，成为反映上世纪7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政治多元化这一世界格局新变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统一的新关联词。“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较之前期作为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在中国具体体现的“三个面向”的思维模式，可以说更好地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空观、时代观的总定位、总概括。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世界进入经济全球化、政治多元化发展的时期，国际公认新世纪的最重大特征和标志性事件是中国的崛起。中国已进入实现现代化的中期，将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百周年即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资本主义国家中等发达水平。占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一的十三亿人口（届时将达到十五亿）的中国，在不到七十年的时间，追赶西方发达国家，成功实现现代化，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引起了世界人民的广泛关注。今后，中国将何以自处、何以与世界共处、推动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主题向前发展，这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新任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的又一新任务。

（余品华：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注释】

[1]《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6页。

[2]《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0页。

[3]《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治国决策述要》，红旗出版社2001年版，第590页。

[4]衣俊卿：《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个新向度》，《哲学研究》200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