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空间“因素”

之所以要用“因素”一词，原因在于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空间问题仍未真正进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因为在马克思本人看来，空间仍然只是一种场所，只是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空间，而未真正成为当今空间理论所关注的空间本身的再生产、空间与社会、权力、意识形态的辩证法。在此意义上，“空间”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只是“因素”，而未真正成为其理论组成部分且称之为空间理论。所以，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谈论其思想的空间“因素”，其方式是反身性的。

在马克思本人涉及空间“因素”的文本中，最早出现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其关联处在于马克思通过论述人的对象性活动，而将自然环境所呈现的自然空间改造成由对象化活动所建构的社会空间。在这里只涉及基本的空间转换问题，而人的实践活动在此还只停留在经济领域。这样一种空间的转换展示了人类实践的基本功能，但并未在辩证的思维中察觉到这些被建构起来的空间如何反过来影响人类实践本身。其次，《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农村与城市的分离的论述，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关于城市问题研究的一项理论资源。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由于分工的细化，使得城市与农村逐渐分离且形成对抗态势。“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60]这展示了空间分离与聚合对人类生产关系的影响以及城市对于农村的优势地位。这是当代激进地理学关于地理差异和正义研究的一个重要起点。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空间重组对于生产关系的重要影响。这样一种空间分离与聚合对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影响更表现在《共产党宣言》的论述中。在《共产党宣言》中，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各领域蔓延，消灭了农村的自然经济，同时也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迈向一种世界市场的趋势。所以马克思说，“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61]，这表现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需要更广阔的空间。而这些论述在《大纲》和《资本论》中都有提及。这里最明显的论述是关于利润率下降使得资本需要开辟新空间的论述，这是一种简单的空间的转移，即转移剩余的生产力，从而不断地增加生产和需求的空间。这是与“区域内部危机”和“资本逻辑”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70年代一系列主要的文章……它们展现了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著作中对空间影响的论述，这种空间影响是以一种空间关怀的‘资本逻辑’学派呈现的。具体内容是，理论的发展是从分析资本积累之历史动力的矛盾，到在空间证明这些矛盾，然后再重复这一过程，空间影响成为在不均衡发展中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一观点的主要内容是，区域内部危机的增长是由空间的外部运动表现出来的；地域间的社会关系经理论化，成为更普遍的、符合内外辩证法的空间组成要素”^[62]。这就是“资本逻辑”所要求的空间的转移，通过开辟新的空间来缓冲资本主义内部的危机。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和空间理论以及当代激进地理学所要着重挖掘的因素，虽然马克思本人并未在空间问题层面来关注资本逻辑所带来的空间生产，但其论述则为空间生产的探讨开启了重要的视域。因为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克服危机的原因，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主要是由于资本主义在不断地制造、复制空间来缓冲和释放危机的压力。“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根植于这样一种充满冲突的企图，构建一种具有社会转换能力和包容能力而又具备独特性的空间性。”^[63]这种冲突所实现的空间性，在于空间的转移和再生产。而此处的马克思所论及的空间转移还只是纯粹的异地空间转移，也还只停留在经济领域，而后关于空间重建和生产以及涉及社会生活各领域的空间塑造思想则是空间理论家所重点论述的对象。还有一个理论资源，即晚年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关注，这也意味着马克思已经开始反思其西欧社会发展形态的推理，从而从另一方面反思了线性时间逻辑。这意味着马克思不再仅仅关注线性时间的发展，同时也关注地域结构的差异问题，即多种社会形态所组成的世界及其相互作用所形成的世界关系，同时这也意味着不均衡发展的观念初露端倪。而不均衡发展也是空间理论关注的焦点，其代表人物就是史密斯，其代表作就是《非均衡发展》。

当然，对不均衡发展给予较多关注的是列宁，列宁通过考察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发展状况，结合俄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资本主义的不均衡发展、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等论述。而“关乎帝国主义的各种理论现在被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思维的主要源泉”^[64]。因为帝国主义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环节，其目的在于资本逻辑本身的必然需求。“在哈维看来，帝国主义是由于资本积累动态扩张所带来的地理必然性。”^[65]帝国主义背后的目的就在于通过空间的扩张来进一步实现资本的扩张及其增值，这就必然伴随着地理空间的扩张。但帝国主义地理空间扩张的结果是社会空间的形成，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帝国主义的扩张，将自身复制到不同的区域，从而创造更多的适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空间。而这种扩张的前提便是不均衡发展，只有存在不均衡发展，空间的转移才是可能的。而这种不均衡发展理论便是直接源自列宁，并在史密斯那里得到了空间理论意义上的重新理论化。“对于史密斯来说，生产力的发展在矛盾运动中把绝对的（自然）空间转变为相对的（社会）空间。生产力的发展将社会从趋于‘平等化’自然空间的约束中解放出来，它仅仅通过将资本主义投入特定空间，便产生了‘差异性’及相对比的空间。这些矛盾的运动决定了作为综合结果的资本主义空间的具体形势“空间既不是客观存在的平等状态，也不是无限差异的。它导致的模式是非均衡发展模型。”^[66]而帝国主义的主要目的就是在非均衡发展的情况下，通过地理空间的扩张和转移，并将其改造成社会空间，从而实现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的发展和延续。

以上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空间“因素”，从这些论述中可见，在马克思的文本中，空间“因素”主要涉及经济领域。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如何在地理空间上不断延伸，在此意义上，空间“因素”主要是指空间延伸，其本身仍未涉及空间生产问题。而在列宁的文本中，空间“因素”主要是指经济领域的空间延伸，但也已经开始涉及政治领域，因为其帝国主义的分析已经渗透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功能分析。而对空间进行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功能分析，则是空间生产的一个重要领域，即空间如何被塑造。在空间理论看来，空间生产并不是指原始的、粗俗的物理空间的开辟，而是社会空间如何被塑造，这种社会空间一方面被塑造来延缓资本主义的过剩危机，一方面被塑造来为资产阶级服务即承担意识形态的功能，这涉及空间以何种方式来规划和设计。

所以，空间问题要成为哲学和社会理论关注的主题，其必然要与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只有在这种理论视域中，空间才能作为重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建构，反过来这些因素又塑造和改造着空间，这便是空间与社会的辩证法。虽然阿尔都塞本人并未在此问题上有过切实的理论自觉，但其在辩证法的视域中重新概念化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及其所形成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领域为空间问题的出场做了实质的理论清场工作，并且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