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

生态文明理论深入城市发展的今天，生态马克思主义为北京生态文明建设评价及预警体系的创建与运行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生态马克思主义 (the Ecological Marxism)”一词来源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教授本·阿格尔，他在1979年《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第一次运用了“生态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中国学术界以往对这个概念主要有两种译法，分别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代表性的学者和论著有: 莱易斯和阿格尔的生态危机理论、奥康纳的双重危机理论、克沃尔的革命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以及福斯特和伯克特关于马克思的生态学。莱易斯分别于1972年和1976年出版的《自然的统治》和《满足的极限》以及阿格尔于1975年和1979出版的《论幸福的生活》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详细地介绍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阿格尔根据马克思消灭经济危机和异化劳动的实现方式，构想出了消灭异化消费和生态危机的社会变革模式，即通过“期望破灭的辩证法 (Dialecticof Shattered Expectations)”，或者期望破灭理论，实现稳态经济的社会主义。奥康纳把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概括为第一类矛盾，而把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性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归纳为第二类矛盾，即第一类矛盾主要是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而第二类矛盾则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第一类矛盾和第二类矛盾相互作用，共同存在于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当中，形成了资本主义的双重危机——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奥康纳认为资本积累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全球发展不平衡是造成双重危机存在的原因。

与欧洲改良型的生态社会主义不同，克沃尔在《自然的敌人》中不仅批判了资本的求利本性对生态系统的破坏，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论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到达了真正的顶峰阶段，任何改良资本主义的思想和方案都是在加速对生态系统的破坏，“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私自利的社会制度，坚持人类对包括自然在内的世界万物的至上权利”，他因此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设想。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的保罗·伯克特博士在1998年出版的《马克思与自然》一书中，重点阐述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共产主义思想中蕴含的生态学原则，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生态学在本质内容上的一致性。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2000年出版的《马克思的生态学》中，首次提出了“马克思的生态学”概念，并在马克思与生态学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他首先将马克思与李比希、达尔文、马尔萨斯等历史上的生态学家联系在一起，进而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理论和新陈代谢思想的生态学本质进行了具体的论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不仅符合生态学的定义和原则，而且超越了生态学的狭义性，在更加广泛的人类与自然之中以及人类社会内部实践了生态学的基本原则。

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多个领域挖掘和传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对于当今北京生态文明建设评价及预警体系研究具有基础理论支撑作用。具体来说: 第一，生态马克思主义秉承现代主义立场，是力图用马克思主义批判生态主义的一种现代主义理论，它既不赞同生态价值论，也不赞同立足于生态中心论而形成的生态自治论的无政府主义解决方案。生态马克思主义强调，他们所倡导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要人们回到穷乡僻壤的生活状态，也不反对商品、市场和技术，而是力图运用现代文明的成就和技术，为人们实现自由选择适合于自己的生活方式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环境和实现满足的形式，使人们从资本主义文明仅仅根据疯狂的消费确定人的幸福的现象中摆脱出来。第二，关于如何把握生态文明的特质，这是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必须明了的前提性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生态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明确的论断值得我们注意。首先，他们明确断定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而具有的反生态的本性，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其次，生态文明只能存在于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中，但它并不是使人类回归于前工业文明的自然状态，而是要利用工业文明的积极的成果在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基础上，创造更加积极和形式多样的满足方式，而不是像工业文明那样引导人们到异化消费中去寻求满足，以支持工业文明生产体系的不断扩张。最后，生态马克思主义指出，生态危机本质上是以人和自然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在自然资源占有、分配和使用上的利益关系的矛盾和危机，以资本为基础的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技术的运用进一步强化了当代生态危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技术本身有何过错，而在于承载它们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性质的不正义性。从生态运动的内在动力看，依然应该坚持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以人为本”的原则，只不过这种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不是建立在资本和个人欲望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集体利益和人的基本需要基础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