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力图在“还原”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想社会主义模式，并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道路做了论证，对现实社会主义模式提出了批判，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

▷8.5.1　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评价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最初发起于探索一条与俄国革命不同的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表现出一开始就与苏联革命模式不同的政治主张。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发展，它从否定俄国革命道路在西方革命中的适用性，发展到对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批判，这种批判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同情、支持到批判，再到严厉批判的过程。20世纪20～3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对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普遍感到欢欣鼓舞，对苏联的社会现实及其内外政策持保守态度，一般不提出公开批评。40年代以后，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弊端日益显露，苏联意识形态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对立冲突日益加深，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提出公开批判。特别是在斯大林逝世和苏共二十大后，批判更加严厉。他们从各自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原则出发，或者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或者认为苏联是独裁专制国家，或者认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设计过于狭窄，忽视了人的需要的多样性和心理解放，或者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一样，是建立在技术理性之上的工业社会的变种，而不是以实现人的本质为目的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等等。从总体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批判，集中在对苏联国家管理体制的批判上。

法兰克福学派最早把苏联与极权主义国家相提并论。1933年，克尔希海默在《马克思主义的独裁和无产阶级的组织》中，指责苏联布尔什维克党的独裁主义倾向，把党和官僚式的国家管理等同起来，摧毁了党内民主和党同下层人民群众的联系。1940年，霍克海默在《独裁主义国家》中，把苏联与法西斯德国、美国并称为“独裁主义国家”，甚至是比纳粹德国和美国更彻底的极权主义国家。1941年，波洛克在《国家资本主义》一文中将苏联与纳粹德国并称为极权主义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他认为，极权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的形式，而且是一种新的政治的、官僚主义的统治阶级构成的框架，国家是新的统治集团的权力工具。苏联极权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比纳粹德国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马尔库塞在1958年发表的《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他认为，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已经被苏联领导集团变成了为其制度的合法性辩护和统治人们思想的工具，“在这个研究中用‘社会主义’一词指称苏联社会，丝毫不意味着这个社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假定，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最初意图和目的曾经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23]他把苏联的社会主义称为以技术的合理性和官僚制度为基础的“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而技术理性统治的社会就是一个极权主义的社会。马尔库塞认为，苏联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实际上使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掌握在官僚阶层手里，官僚阶层通过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掌握了社会的统治和管理权力，工人被排除在生产和社会生活的管理之外。这个官僚阶层看起来是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的，他们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但他们通过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控制，已经具有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和权力。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批判苏联模式把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忽视了人的解放。梅劳-庞蒂批判苏联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不允许反对派的存在。他认为，没有反对派，没有自由，一切已知的革命都将蜕化、堕落。萨特认为，苏联在消灭了经济剥削后，又产生了新的经济异化、新的独裁，群众受到新的压抑。

应当承认，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苏联建立起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管理体制，导致苏联社会中诸多与社会主义理念不相符合的现象产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批判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各自理解的社会主义模式出发，不顾及苏联模式产生和发展的国际背景，看不到苏联模式所取得的成就和对社会主义运动做出的贡献，甚至把它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及法西斯极权主义的独裁国家相等同，否认苏联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是极端错误的。

▷8.5.2　多种社会主义模式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发掘”马克思本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他们认为，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应该是一个以人为目的，关心人、尊重人，充分发挥人的潜能，使人得到全面发展的社会。他们在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同时，按照自己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理解，提出了各种社会主义模式。概括起来大致有四种类型：

第一，工人自治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模式追求实现工人对社会生产的直接控制和管理，使工人阶级成为社会的真正主人，以克服资本主义私有制产生的人的异化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的经济集中主义、政治专制主义的弊端。代表人物有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等。

1918年前后，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工人组织——工人（厂）委员会，它既是工人的自治组织，又是领导工人进行斗争的机构，在当时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人积极参与工人（厂）委员会的组建和领导，对工人（厂）委员会及时进行理论总结。葛兰西认为，工厂委员会实质上就是工人自治，既实现了工人对生产的控制和管理，又体现了工人的自我管理，通过工厂委员会，工人成为生产过程和自己生活的主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雏形。柯尔施也把工人委员会看成是未来社会主义的基础。他说，世界工人阶级在工人委员会的组织和它的集中化中找到革命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形式和表现。柯尔施还具体规划了建立在工人委员会基础上的“工业自主”的经济组织制度，每个分支部门都有一个工人委员会负责协调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各工厂都有决定生产量、劳动条件和收入分配的有限自由。这种制度发展的第一阶段，对生产手段实行社会化，工人根据各自产量领取工资；在第二阶段，劳动本身实现了社会化，工人将按需分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针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西方马克思主义再次复活工人自治社会主义思想。列斐伏尔指出，克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的“政治异化”的方法，就是实行工人自治原则，通过工人自治不断壮大经济社会的力量，使之超越政治社会，最终达到消灭国家的目的。他在1966年的《工人自治的理论问题》中阐述了工人自治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经济原则。政治上，它坚持分权制，反对中央集权制，它与现存的一切国家相对立；经济上，它不排斥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但也不像苏联那样搞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把剩余价值的生产放在首位，首先考虑使用价值和社会需要。

工人自治社会主义模式的提出，既是对欧洲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总结，又是对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反思，其中的若干思想原则对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正确解决社会主义国家中阶级、政党、领袖和群众的关系，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和参考价值。但是，工人自治社会主义思想带有明显的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倾向，甚至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与工人自治组织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工人自治社会主义思想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产生了深刻影响。

第二，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是一种把人作为社会的惟一目的，要求在社会中完全实现人的自由和本性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理想模式。代表人物有法兰克福学派的弗洛姆、马尔库塞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萨特等人。

弗洛姆认为，社会主义的最高原则是“人的地位高于一切”，“人的价值高于一切”。他说：“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去创造出一种生产的形式和社会的组织，在这种形式和组织中，人能从他的生产中、从他的伙伴中、从他自身和从自然中，克服异化；在这种形式和组织中，人能复归他自身，并以他自己的力量掌握世界，从而跟世界相统一。”^[24]总之，人是目的。在《让人成为主人》一文中，弗洛姆把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原则概括为17个方面。马尔库塞认为，社会主义不能只限于增加生产和服务，消除贫困，必须以实现人性的复归为目的。他从弗洛伊德的理论出发，认为人的本质是爱欲，人的活动受“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支配，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的爱欲被压抑的历史。但是，压抑有“基本压抑”和“剩余压抑”之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的爱欲得到充分解放，非压抑性的社会关系代替了现存压抑性的社会关系，人们摆脱了压抑性的工作和异化劳动，在理性指导下和在自由地劳动中得到本能的完全满足萨特把他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称为“有人性的社会主义”，把实现人的自由选择作为社会主义的目标。他说：“社会主义是不确定的，它是一种价值，把自由选择作为自身的目标。”^[25]在他的理想社会主义模式中，“博爱关系”占有重要地位，未来社会是一个人类成员充满博爱关系即兄弟关系的社会主义。

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强调社会主义的目的在于实现人的自由、人的解放，具有合理的成分，反映了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马克思也多次用“完整的人”、“人的自由发展”、“自由人的联合体”描述共产主义的特征。但是，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在“人是目的”的抽象人性论基础上构建社会主义模式，既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性质，也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在抽象的人道主义理论框架内寻找社会主义的原因，这就决定了他们对未来社会主义的设计尽管看起来十分美好，但终究是乌托邦的幻想。

第三，生态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是一种力求通过社会主义消除现代工业带来的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发展的社会主义理想模式。它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代表人物主要有莱易斯、高兹和阿格尔等人。

生态社会主义认为，现代工业化生产所追求的经济和消费的无限增长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克服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途径是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的特点是，实行稳态经济或经济的零增长，使人们的生活从追求纯粹量的增加，转向追求质的提高。阿格尔说：“今天的生态危机需要有计划地缩减工业生产。我们把这称为‘生态命令’。”^[26]高兹在“后工业社会的社会主义”的设想中提出，未来社会的生产方式是大量工厂和企业被工人接收，工人在顾问和消费集团的帮助下，自行决定生产的规模、数量和质量。奢侈品的生产将被停止，工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社会实行二元结构组织，即在受外界支配的领域中，以最少的资源花费和最大的效益保证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必需品的生产；在自主活动的领域中，个人在市场之外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兴趣，自主地或与他人合作生产非必需的物质产品或服务，以充分发挥个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生态社会主义模式是对全球面临的生态危机和蓬勃兴起的生态运动的反思和理论总结，它为解决全球生态问题提供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方案，这在诸多解决生态问题的方案中，无疑是最有意义的一种。生态社会主义模式还提醒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中也必须注意生态平衡问题，防止重蹈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覆辙。但是，它过高估计自然生态与人类生产的矛盾对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作用，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把人与自然的矛盾看成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忽视了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满足；把生态社会主义模式看成是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扬弃，排斥了社会主义采用现代工业生产的可能性，这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第四，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是力图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实现效率和公平兼顾的社会主义理想模式。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罗默和柯亨最具有代表性。

罗默认为，任何复杂的经济，要变得合理有效，市场是必要的；市场机制与社会性质无关，它既可以与资本主义结合，也可以与社会主义结合；市场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提出和捍卫一种把市场体制的力量和社会主义的力量结合起来的新模式。这种新模式既要考虑效率又要考虑平等”。^[27]市场社会主义是惟一能够逐步接近最终实现社会平等目标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他具体提出了“银行中心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主张以银行为中心，通过银行对企业积极有效的监督以及国内外企业间的竞争来提高效率；实行证券经济；国家通过规定不同产业部门的利率实现“对投资形式和投资程度进行计划”；通过给每个年满21岁的公民发放固定数量的证券实现公平，“包括劳动力的大部分物品通过价格体系进行分配，而由工人管理的或不是由工人管理的企业的利润则在社会人口中进行非常平等的分配”。^[28]柯亨认为，市场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社会主义，是因为它克服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市场社会主义中，不存在与资本家相对而言的工人阶级，工人自己拥有企业。虽然竞争意味着有胜利者和失败者，但这不是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弱肉强食。对于公平问题，柯亨认为可以通过税收制度重新分配不公正的收入。他们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予了肯定。

罗默和柯亨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是在苏东剧变之后提出来的，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是在理论基础、精神实质和根本观点上，都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相同。

▷8.5.3　社会主义革命主体理论

在社会主义革命主体上，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巨大变化，马克思所说的传统无产阶级已无力承担社会主义革命的重任了，必须寻找新的革命力量。他们依据各自的理论提出了不同的革命主体思想。

对传统无产阶级革命性丧失的批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之时就开始了。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物化”现象和资产阶级物化意识的侵蚀下，丧失了自己的阶级意识，必须向无产阶级灌输阶级意识，使他们认识自己的历史使命。但他不否认无产阶级是革命主体。但以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多地怀疑传统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主体的能力，直至最终否定了传统无产阶级的革命性。

马尔库塞认为，由于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的提高，现代工人阶级扎根于垄断资本的政治经济之中，已为社会所同化，丧失了革命的批判意识而成为“单向度的人”，不再能够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他说：“在大多数工人阶级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意识占着统治地位。”^[29]在工人阶级不再是革命阶级的情况下，即使把权力转移到工人阶级手里，也不能够保证产生一个在质上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社会主义。哈贝马斯也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制度通过国家干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工人阶级不再必然产生阶级意识，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已经“终止了阶级冲突”，这虽然不意味着阶级对立的废除，却意味着阶级对立已经变得潜伏起来了。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认为，当代资产阶级用生产手段的现代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物质利益的趋同化，模糊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使无产阶级不再有革命目标，逐渐地非政治化了。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前，高兹与马勒都主张“新工人阶级”论。他们认为，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蓝领工人在生产中的作用降低，白领工人的社会作用大大提高，由技术人员、研究员、教师、新闻记者、社会工人等组成的“新工人阶级”崛起。他们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是变革当代资本主义的核心力量。但是，在1968年的革命风暴中，“新工人阶级”并没有表现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作用。高兹转而提出“告别工人阶级”理论。他认为，今天的无产阶级已经失去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赋予的特点，不能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出现了。

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只能从那些没有完全被资本主义社会所同化的社会群体中去寻找。马尔库塞认为，现代社会中的革命主体是第三世界的被压迫者和西方发达社会的“新左派”。第三世界的被压迫者身受本地统治阶级和外在宗主国的双重压迫，他们身兼双重的革命任务。发达工业社会的“新左派”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人是社会的“不幸者”，即少数民族、少数种族的被压迫者以及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失业者、流浪者、嬉皮士等被遗弃者。他们对现存社会充满怨恨和抗议，又较少受到社会的控制和压抑，是现存社会的否定者。另一部分人是社会的“幸运儿”，包括技师、工程师、专家、科学家等中上层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以及青年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中上层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处于生产的关键地位，代表了革命力量的核心，但他们又是现存社会的宠儿，深受现存社会意识的影响；青年知识分子和大学生集“不幸者”和“幸运儿”于一身，既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在社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又能自觉意识到人性的摧残，他们是“社会变革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在革命中起着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触媒剂”的作用。马尔库塞认为，工人阶级已经为社会所同化，丧失了革命意识；另一方面又认为，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阶级，是革命的“潜在的主体”，需要“新左派”唤醒他们的革命意识。哈贝马斯认为，实现合理社会的主体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参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各种“抗议”运动的人群共同体，如和平运动、公民隐私运动、自由选择运动、少数民族运动、宗教运动、绿色运动等等，都是革命的潜力。哈贝马斯特别强调青年学生的作用，他认为，大中学生集团的抗议运动不是出于对自身利益满足的考虑，而是对整个社会体制的反抗，更加具有革命意义。

从“新工人阶级”理论转变为“告别工人阶级”理论后，高兹提出后工业社会的社会主义的革命主体是“非工人的非阶级”。所谓“非工人的非阶级”，就是不属于工人阶级或任何其他阶级的、游离于或者尚未被现实资本主义物质生产过程所同化的各阶层的人们。“这个非阶级包括所有那些由于劳动的废除而从生产中驱逐出来的人，或者说所有那些由于脑力劳动的工业化（这里，指自动化和计算机化）而其能力未能充分加以运用的人。它包括当前社会生产中所有多余的人，无论是永久性的还是暂时性的，部分的还是完全的，他们都潜在地或实际地失业。”^[30]具体地说，就是各种杂工、临时工、试用工等潜在的失业者。由于他们被排除在社会之外，在社会生产中不起作用，所以他们的目的不是占有劳动，而是废除工人和劳动，不是夺取政权建立一个新世界，而是要重新取得支配他们自己生活的权力。这一目标正是高兹设想的后工业社会主义的生活模式。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对现代工人阶级存在状况新变化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问题的一个侧面。但是，他们否认工人阶级仍然是社会主义革命主体的思想是错误的。特别是他们最终向非产生领域的社会边缘阶层寻找革命主体时，就完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

▷8.5.4　革命道路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使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革命战略过时了，必须结合资本主义的新特点寻找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途径。他们根据各自理论，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和道路进行了探索，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革命新战略。其中较有影响的有：葛兰西的“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赖希的“性——政治运动”理论、列斐伏尔的“日常社会批判”理论和马尔库塞的“大拒绝”战略。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把欧洲革命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丧失，强调加强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培养。葛兰西把欧洲革命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东西方社会的不同结构。他认为，东方社会没有形成独立的市民社会，国家构成了上层建筑的全部，东方国家的革命可以采取暴力革命的形式。西方社会存在独立的市民社会结构，资产阶级不仅拥有政治上的领导权，而且拥有文化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从而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承受各种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打击。俄国革命的道路不适合西方国家的原因就在于，西方国家的革命涉及的不仅是国家的暴力功能，还有它的同一基础，即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西方革命的核心问题是争夺文化领导权或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由此，他认为，西方国家的革命应该采取“阵地战”形式，通过与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夺战，不仅要摧毁旧国家所控制的教会、工会、学校等组织机构和报纸、杂志、广播等宣传工具，而且要摧毁维护旧制度的种种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夺取无产阶级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社会集团可以而且甚至应该在夺取到国家政权之先就以领导者的身份出现（这就是夺取政权本身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31]葛兰西在强调思想意识的重要性时，却忽视了政治、经济因素对革命的决定性作用，这一思想为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观革命”、“心理革命”和“本能革命”理论奠定了基础。

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赖希认为，革命运动具有两方面的性质：在使外部世界革命化的同时，必须改造群众意识的“内部结构”，不仅要改造外部世界，更要改造人，这两个方面是联系在一起的。资产阶级统治靠的不是权力、军队、警察等统治工具，也不是剩余价值的剥削手段，而是靠“通过压抑人们的性本能创造出为保护自己所需要的那种性格结构”，即由性压抑而形成的独裁主义的性格结构。只要摧毁了这个统治的支柱，整个统治的机构便会土崩瓦解。所以，性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以“性革命”为核心的“微观革命”是政治革命的一部分。“性——政治革命”就是从反对性压抑到反对政治压抑的革命。他认为，通过反对家庭、教会、学校压抑性的设施，实现日常生活中的性的解放，不仅能够防止人们独裁主义性格的产生，形成反对旧世界的力量，而且也有利于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形态。赖希的“性——政治运动”理论注意到了人们日常生活领域的革命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作用，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他把性革命提高到不适当的高度，以此代替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就走上了错误的道路。

列斐伏尔主张通过日常生活批判的途径走向社会主义。他认为，人们的日常生活表面上看起来是个人的、偶然的小事，但它反映了社会的本质，模糊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使无产阶级被异化到不相信自己被异化的程度。资本主义就是通过日常生活有效地维持着自己的统治的。所以，不能只把社会主义革命理解为经济、政治方面的革命，而应当把日常生活批判放到极其重要的位置上。要通过日常生活批判，变革现存的社会方式，变革现存的日常生活中的礼仪习俗、价值观念，实现人的思想意识的解放。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强调对日常生活的改造，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分析和批判，将群众从日常生活的异化中唤醒，这一点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从本质上讲，“日常生活批判”的革命战略仍然属于“微观革命”和“意识革命”论。离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基本矛盾的分析批判，片面强调日常生活批判对实现社会主义变革的作用，偏离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

马尔库塞同样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关键问题在于唤醒人们的批判的否定精神。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改良主义、议会斗争或暴力革命的道路都是走不通的，因为现存社会制度的压抑性本质被表面的社会“容忍”掩盖着，言论和集会的自由、容忍和民主制度已经成为统治阶级用以腐蚀革命力量的统治工具，而暴力革命带给人民的损失又大于带给统治阶级的损失。他主张进行非暴力的反抗，提出“大拒绝”的总体革命战略，即拒绝发达工业社会的物品、语言、教育、娱乐，拒绝现存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拒绝与统治者合作，拒绝充当帮凶，实行与现存一切事物的彻底决裂。用这种现存制度既不能“容忍”又不能“镇压”的方式，向现存制度挑战，迫使它放弃“镇压的容忍”政策而付诸暴力，使人们看清社会的压抑本性。马尔库塞的“大拒绝”战略实际上是把“拒绝”作为唤醒人们革命意识的手段，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青年学生造反运动的失败，证明了这一战略只能是乌托邦的革命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