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多方面阐述

马克思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为主要组成部分严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同时它又是内容极其丰富，涉及到政治、军事、文化、逻辑、伦理、科技等诸多领域的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科学观、文艺观、军事观等都是这一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科学观的创立，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重视研究自然科学及其哲学问题的必然结果。虽然早在他们清算以往旧哲学的过程中，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科学观的许多基本思想，然而由于当时他们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创立唯物史观，因此，直到1873年，恩格斯才在马克思的支持下决定写一部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自然观的著作。《自然辩证法》就是第一部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科学观的理论巨著，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根据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深刻揭示了唯物辩证法的自然观和科学观取代形而上学、唯心主义自然观和科学观的历史必然性，阐明了自然科学中的辩证法。恩格斯认为，自然观是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发展的。在18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从整体上看还处在收集资料的阶段。除了数学、天文学和力学等少数学科达到了比较系统和全面的发展外，自然科学的其他部门，如物理学、化学、地质学、生物学等仍处在初期阶段。与此相适应，形成了近代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其核心就是自然界绝对不变这样一个见解。在这个自然界中，今天一切都和一开始的时候一模一样，而且直到世界末日或万古永世，一切都仍将和一开始的时候一模一样。然而，18世纪下半叶以来自然科学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却与这种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康德的“星云假说”打开了形而上学自然观的第一个缺口，此后，赖尔的地球渐变论、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细胞学说，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等自然科学的重大发现相继提出，这使得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在科学的推进下，一支又一支部队放下武器，一座又一座城堡投降，直到最后，自然界无边无沿的领域全都被科学征服，不再给造物主留下一点立足之地。”^[26]同时，自然科学的这些重大发现所证明的自然界的物质统一性，也使“我们现在不仅能够说明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说明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27]

唯物辩证法自然观的创立成为自然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恩格斯指出，“新的自然观就其基本观点来说已经完备：一切僵硬的东西溶解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做永恒存在的特殊的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28]为了说明“辩证法的规律是自然界的实在的发展规律”这一自然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恩格斯科学概括了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即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并具体考察了它们在自然界中的具体表现。关于质量互变规律，恩格斯指出，自然界一切事物的差别以及质的变化都是由于物质或运动的量的变化所引起的，没有物质或运动的增加或减少，即没有有关的物体的量的变化，是不可能改变这个物体的质的。关于对立的相互渗透规律，恩格斯认为，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着的运动都是矛盾着的对立面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对立，以其不断的斗争和最后的相互转变或向更高形式的转变，来决定自然界的生活。否定的否定的规律也是在自然界中存在的极其普遍、广泛地起作用的基本规律，自然界中的每种具体事物都有其自身特殊的否定方式。通过辩证的否定，自然界能够始终沿着螺旋曲线实现从低级到高级的不断发展。

科学观是自然辩证法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自然科学的深入研究，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在自然科学研究对象及其分类问题上，恩格斯认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运动着的实物，就是对这些不同的运动形式的探讨。形而上学的运动观将运动简单化，否认运动形式质的差别和多样性，从而严重阻碍了自然科学对不同运动形式的研究。而在辩证法看来，物质及其运动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运动，就它被理解为存在方式，被理解为物质的固有属性这一最一般的意义来说，囊括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从单纯的位置变动起直到思维。”^[29]依据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发展，恩格斯把自然界无限多样的运动过程概括为四种不同的基本形式：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和生命运动。与此相对应，恩格斯将自然科学相应地区分为四类，即以机械运动为对象的力学；以物理运动为对象的物理学；以化学运动为对象的化学和以生命运动为对象的生物学。在各门自然科学之间关系的问题上，恩格斯认为，由于作为各门自然科学对象的物质运动形式是相互联系并相互转化的，因此，各门科学也必然存在着内在的辩证联系。高级运动形式是由低级运动形式转化而来，高级运动形式包含着低级运动形式，但决不能归结为低级运动形式。同时，各种运动形式的相互渗透、相互包含，决定了各门自然科学之间也必然是相互包含、相互渗透的。在两门学科之间，或更多门学科之间出现的交叉学科，正是这种辩证关系的集中体现。在自然科学的发展动力问题上，恩格斯提出，生产实践是自然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力，科学内部各学科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生产力水平、社会制度、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等是影响自然科学发展的重要因素，要推动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就必须不断提高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必须建立起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社会制度，必须确立起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

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还揭示了自然界向人类社会过渡的辩证法。他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恩格斯提出了“劳动创造了人”的科学论断，从而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的起源和从自然界向人类社会过渡的辩证法，为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自然史和社会史的统一提供了结合点和关节点。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提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依据自然科学提供的材料，进一步揭示了劳动在这一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劳动“是一切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30]从猿到人的发展经历了直立行走、手的活动的加强和人的脑髓的形成三个基本阶段。直立行走使类人猿的手获得解放，这使得类人猿从只能使用天然工具进行动物式的本能活动向能够从事制造工具这一人类特有的劳动形式的发展成为可能。在劳动中，手的作用越来越大，功能也越来越复杂。当类人猿在某一个时期制造出第一批最简单的工具时，才有了真正的手和真正的劳动，它们也由此才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人。对此，恩格斯指出，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而且是劳动的产物。随着手的变化和劳动的发展，人的身体的其他部分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人的语言在劳动中产生了。在语言和劳动的推动下，猿的脑髓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人的感觉器官也同步发展起来。这样，人所特有的意识和抽象思维能力形成了，它们又反过来对劳动和语言起作用，为二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愈来愈新的推动力。在这种推动力的作用下，人与猿的差距越来越大，并使这种发展成为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人和人类社会就这样在劳动的过程中逐步从自然界分化出来，一部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生产实践即劳动发展的历史。劳动创造了人，同时也在自然发展史上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艺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文艺的本质、发展规律，以及艺术创作原则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形成了根本区别于旧美学艺术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文艺是带有上层建筑性质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形式，因而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反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31]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换，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阐明了存在决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为文艺源于生活的观点提供了基础。19世纪50年代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进一步阐发了文艺作为上层建筑的思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部门，文艺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产生，并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同时，文艺又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它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为一定的社会存在所决定。作为上层建筑，文学艺术必然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或快或慢地发生变化。一般来说，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最终就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文学艺术。

在对经济学的研究中，马克思还提出了艺术生产的概念，揭示了文艺发展的规律。把艺术作为艺术生产过程来看待，是马克思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对艺术的认识进一步深化的结果。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都是劳动，都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但是二者又有着明确的区别。物质生产是通过自己对自然所提供材料的改造，生产出自己所需要的物质产品。艺术生产是从物质生产发展中发展出来的。艺术不仅要反映生活的一定的方面，而且要反映作家艺术家与所描写的生活的关系，构成客观与主观，情感与思想统一的艺术形象。艺术产品的主要作用是给人以美的教育、美的享受。物质生产与包括艺术生产在内的精神生产本来是联系在一起的，但随着分工的发展，奴隶制的出现，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逐渐分离开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艺术生产和物质生产分离后，物质生产对艺术生产仍然起着决定作用，与此同时，一个时代的其他意识形态以及政治法律制度也对艺术的存在和发展有着重大影响。但就最后根源来说，文学艺术的性质仍然是由经济决定的。物质生产对艺术生产起着决定作用，并不等于说物质生产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艺术生产水平的高低。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发展不是同步的，二者存在着“不平衡关系”。对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深刻地指出，“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32]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在这里，马克思并不是要否认物质生产对艺术生产的决定作用，而是强调不要简单化、机械化的理解这种决定作用。不平衡现象的出现并非说明艺术发展可以脱离物质生产的制约，一些杰出的古典艺术形式不能再现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具备创造这种艺术形式的社会条件。对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不平衡现象的不同认识，使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席勒、黑格尔等人在文艺发展问题上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黑格尔以是否存在“独立自足”的性格为依据，得出了到“散文化”的近代艺术必然衰落的结论。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分析，则表明艺术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必然是在极为矛盾的状态中存在和发展，而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的矛盾将使它必然走向灭亡。只有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人类的艺术生产才真正摆脱了种种障碍，进入真正自由的王国。

在对文艺创作规律的探讨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观察文艺现象，提出了文艺创作中要坚持现实主义原则。他们认为，文艺创作必须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观念出发，文艺应该反映现实，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小说《巴黎的秘密》进行了批判，提出了文学应该“真实地评述人类的关系”，以及在人物塑造上应该忠实于人物的现实个性、性格逻辑等思想。他们提出，要正确地反映现实，就要确立正确的世界观，把艺术创作建立在对社会运动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在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倾向的批判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阐发了文艺要反映现实生活的观点。在他们看来，文艺对现实的反映绝不等于枯燥无味地记录个别不幸的事件和社会现象，而是要深入到社会生活中去，从各种社会关系中揭示出那些最本质的东西。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艺术创作看做反映现实的方式之一，因此，他们一贯重视文艺的真实性问题。1888年，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创造性地提出了“现实主义真实性”的命题，这是美学思想发展史上第一次把现实主义和真实性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真实性思想强调要把“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作为现实主义真实性的核心，强调文艺作品要忠实于客观现实，真实地反映生活的本来面目，主张用“伦勃朗的强烈色彩”栩栩如生地描绘人物和事件。对于文艺作品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二者是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恩格斯在《致敏·考茨基》的信中指出，任何作品都有一定的倾向，区别在于倾向的表现方式不同，鲜明程度不同。他既反对削弱文艺的倾向性，又反对把倾向性特别指点出来，而主张把革命的倾向性寓于对生活的真实描写之中，即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恩格斯劝告考茨基，不必把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应塞给读者，而只要“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恒性的怀疑”。^[33]恩格斯认为，做到这一点，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作品也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而文艺作品能否真实性和倾向性辩证统一，能否深刻地揭示现实关系及其发展趋势，又是与文艺创作的典型化分不开的。针对玛·哈克奈斯的《城市姑娘》中的人物描写，恩格斯指出，“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34]这也就是要求文艺创作塑造出的人物，既要有鲜明独特的个性特征，又能充分反映出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特点，反映出时代精神。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军事的基本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活动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深入研究历史上各个时期进行的战争的经验教训，撰写了《皮蒙特军队的失败》、《欧洲军队》、《步枪史》等文章、条目和评论，阐释了战争、军队和战略战术等多方面的问题，逐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推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提供了锐利思想武器。

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研究战争，必须搞清暴力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对暴力在社会变革中的巨大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到了70年代，为了回应杜林的唯心主义暴力论的挑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运用唯物史观进一步分析了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论证了战争、暴力与经济的辩证关系。恩格斯认为，经济是暴力的本原和物质基础，“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状况’，以可供暴力支配的物质手段为基础的。”^[35]恩格斯以最有组织的暴力——陆军和海军为例提出，阐明了现代军队对经济的巨大依赖性。他指出，军队的装备、编成、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这里起作用的不是天才统帅的“知性的自由创造”，而是更好的武器发明者和兵士成分的改变。在考察武器装备发展历史的基础上，恩格斯更为明确地提出，杜林所说的“本原的东西”是绝对无法从所谓的“直接的政治暴力”中找到的。恰恰相反，以现代军舰为基础的海上政治暴力，表明它自己完全不是“直接的”，而正是取决于经济力量，即冶金工业的高度发展、对熟练技术人员和丰富煤矿的支配。

在战争的起源和终结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严厉批判了认为战争是由人的本性所决定，因而战争是永恒的、不可避免的等错误认识，提出战争只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导致战争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利益的冲突。在原始社会极低的生产力水平下，一个地区的人口数量要受到当地所生产的生活资料的限制，一旦人口数量超过这种限制，原有的平衡就会被打破，人们就不得不向其他地区迁移，从而侵犯到其他社会集团的经济利益。由此便导致了人类社会最早形态的战争。进入阶级社会后，战争有了全新的发展。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随着古代氏族的瓦解和阶级与国家的出现，战争已经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功能。以前进行的战争只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而现在进行的战争则纯粹是为了掠夺。从这个历史阶段开始，战争已经失去了与生产过程的直接联系而转变为阶级政治的继续。可见，作为经常性、掠夺性的战争是伴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它也必将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消亡而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在揭示资本主义走向军国主义这一发展趋势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分析了军国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并对未来战争的特点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军国主义者把军队看做国家的主要目的，因此不得不每年在陆军、海军、火炮等方面花费更多的金钱，从而愈来愈加速财政的崩溃。同时，由于在他们心中，人民仅仅是为当兵和养兵存在的，因而如何不断地充实兵源，实行严格的义务兵役制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其结果就是全体人民学会了使用武器。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预见到“一旦人民群众——农村工人、城市工人和农民——有了自己的意志，这样的时机就要到来。那时，君主的军队将转变为人民的军队，机器将拒绝效劳，军国主义将由于自身发展的辩证法而灭亡。”^[36]恩格斯在晚年还对未来战争进行了分析和预测，他预见到欧洲大陆的战争决不会局限在原有的范围内，局部战争只能是战争的假象，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而这会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战争，这场战争将会引起到处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战争将“把整个欧洲都吃得干干净净”。恩格斯预见到未来战争将会给国际工人运动和广大劳动人民带来巨大危害，但他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却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他认为，反动统治阶级为巩固本身地位而挑起的世界战祸，只能给自己的最后灭亡制造条件。而当这场悲剧过去之后，无产阶级的胜利不是已经争得，就是终于不可避免。恩格斯这些深刻的预见和全面分析，已经为随后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引发的革命形势所证明。

在关注战争问题的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对军队、武装起义等问题也进行了深入探讨，阐释了军队的产生、军队的社会本质和职能、军队的战斗力、武装起义的作战形式、武装起义的成功条件等理论，为无产阶级军事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当然，由于时代的限制，马克思和恩格斯只能在既定的条件下去观察、分析各种军事问题，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也同他任何科学理论一样有着历史的时代的局限性，但这丝毫无损于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伟大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