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设置的特点

2.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设置的特点

回顾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课程设置及变化情况，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设置，与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整体状况密切相关。高等教育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其发展必然受社会经济基础的制约，受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条件的制约。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3年，首先是集中力量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努力恢复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在这种发展态势下，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虽然受到高度关注，但在课程设置方面还没有条件进行系统研究，各地高校或教育主管部门往往根据各自的理解和认识开设课程，缺乏统一部署。如有的学校开设“社会发展史”，有的学校开设“新民主主义论”，也有的学校开设“政治经济学”，还有的学校开设“中国革命问题”等；课程设置和内容变化比较大，缺乏稳定性和延续性。从1953年起，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工业化建设从此大规模地开展起来，高等教育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其他各方面条件显著改观，而且人们对国家建设所需人才的培养要求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这些因素有力地推动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和对它的系统研究。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50年代后半期，国家非常重视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的选拔、培养工作，教育部多次发文，就此作出专门规定和部署。同时教育部和各地教育主管部门还经常举行研讨会，集中高校一线教师和专家的智慧，研讨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课程设置，讨论各门课程的教材建设等问题，从而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逐渐趋于稳定和系统化。所以，研究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包括其课程体系的演变，应当紧密联系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形势来进行。

其次，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深受前苏联高校政治理论教育的影响。建国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由于国内外多种因素，我们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明确以前苏联为楷模，接受前苏联援助，在各个领域学习和借鉴前苏联的经验。高等教育，包括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也是如此。1951年11月12日，教育部发出指示，要求各高校制定编译前苏联教材的计划。据统计，从1952年至1956年，我国翻译出版的前苏联高校教材达千余种，同时还聘请数十位前苏联专家来中国高校任教。这时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也明显留有前苏联的印记。1954年7月，高等教育部的通知规定，从1954至1955学年度起，停止开设“马列主义基础”课，改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课。根据这一通知要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课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九至十二章为中心内容，结合“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进行教学。学习的目的是通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课程的讲授，使学生较系统地了解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农业合作化进程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较深入地了解我国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以提高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以加强学习苏联、学习政治理论、学习时事政策的自觉性^[1]。1956年9月高教部发布的《关于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程的规定（试行方案）》又提到，“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大纲正在编写，各高校可参考前苏联1956年的大纲（草案）进行备课。引进前苏联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设置、教学大纲和教材等，对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设置的规范化、系统化起了推动和促进作用，但机械照抄照搬他国经验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教条主义学风，束缚了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创新发展，其负面影响延续了很长时间。

再次，由于“左”的思想干扰，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设置和教学进程屡次遭受冲击。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本质上是国家意识形态在高等教育中的表征，它应当体现党和政府对人才培养的政治要求，致力于提高教育对象的政治素养。但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政治要求被简单化、庸俗化、极端化，以至出现了违背教育教学规律、用政治运动代替理论教学的现象。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国际上发生苏共二十大召开、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后，国内发生了反右斗争扩大化、经济上急于求成的“大跃进”运动。这一时期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包括其课程设置受到严重冲击。1957年11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宣部的报告，决定“在高等学校和中级以上党校设立社会主义教育课程”。同年12月高教部、教育部正式发出《关于在全国高等学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指示》，规定“在全国高等学校各年级普遍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全体学生和研究生必须无例外地参加学习”。该课程以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中心教材，同时阅读一些必要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党的文件。该《指示》还规定：“各年级在学习社会教育课程期间，原应开设的四门政治课一律停开。”^[2]这样，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被搁置，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为一时的政治运动所取代。又如，1963年5月至1966年上半年，根据毛泽东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全国三分之一农村地区开展了所谓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猖獗进攻的“四清”运动。1964年，规定高等学校特别是文科院校的师生必须投入“四清”运动，1965年扩大到所有理工医农院校，在校师生都必须赴农村参加“四清”工作队，少则三个月、半年，长则一年。师生走出校门，在农村与农民同劳动、同学习、同批判、同斗争，结合“四清”运动提高阶级斗争觉悟。这样，学校的课堂教学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根本无法正常进行，取而代之的是“四清”运动的“教育”。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全局性的左倾严重错误，使政治运动代替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情况发展到了极致，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完全停止，代之以发动学生参加大批判和阶级斗争；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机构被解散，教师下放劳动。这种完全背离教学规律的做法使得高等学校的马克思主义教育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其中的教训极为深刻，值得认真思考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