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体育教师教育课程设置特点

一、旧中国体育教师教育课程设置特点

(一)体育师资培养课程设置的“日化”模式

我国体育教师培养课程产生于20世纪初。1840年的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列强用轮船大炮轰开了我国一直闭关自守的大门，近代体育也因此而舶来我国。到19世纪60年代，在一些洋务派学堂中开始有了近代“体操”的教学活动，并在1903年颁布与实施的《奏定学堂章程》中以法规的形式加以确定。

体操课设置以及近代学校体育的形成必然带来对体育师资的需求。1904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学制《癸卯学制》颁行时，师范教育作为专门的体系放置于学制体系中，且一直延续至今。由于学制模仿日、德而建立，整个教育体系体现很浓的模仿色彩。所以，体育教师教育也不例外，特别在课程设置上(见表6－3－1)，完全模仿日本师范学堂体育专业课程设置。不仅有今后教学所需的专业课程，如体操、田径、球类、生理卫生等，还设有增加基本素养的国文、经学、伦理等基础课和培养教师基本素质的教育学、心理学课程。

表6－3－1　清末部分体操教师培养机构课程设置情况

续表

资料来源:1.陶景魔主编:学校体育大辞典［Z］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4年。2.吴文忠著:中国体育发展史［M］台湾，三民书局，1982年。

由于清末新学制受日本影响至深，基本模仿日本学制，在师范教育、学校教育等方面都深深带有“日化”的烙印，表现在学校体育中即为以日本兵式及普通体操为体操课的主要内容，体现了军国主义教育的思想。我国早期体育师资培养课程的主要内容情况可从表6－2－1看出。

清末新学制颁布后体育师资培养课程模式受当时学制“日化”及军国民教育思想的影响，表现为与中学堂一致的“日化”课程模式，其术科内容与当时学校体育的内容基本趋于一致。当然，这也与创办并任教于师范培养机构的人员多以留日学生为主有关。总体来看，清末体育师资培养机构多数办学时间不长，学习年限较短，带有速成性质，课程设置也不够规范，尚缺乏系统性，师资培养质量也难以保证。

1912年民国成立后，民国教育部继续仿效日本学制，并于1912至1913年间颁布了《壬子学制》，在其颁布的中小学《学校令》及其《施行规则》中规定:中小学仍设体操一科，每周3学时，中学体操分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并规定:“兵式体操尤宜注重”，将“学堂”改为“学校”，学制有所缩短，但学制的基本模式仍是模仿日本。民初至1923年期间，学校体育虽有所进步，“双轨制”也逐步形成，但仍以日本模式为主，尤其是体操课内容仍以兵式体操为主。同时，随着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自然体育思想的传入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与学校体育一样，体育师资的培养也有了一些变化，至1923年前，一批体育师资培养机构相继创建，师资培养的课程体系也有所发展。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开始后，一批新的体育科、系得以设置，并向高层次、规范化迈进。例如，南京高师于1916年设体育科，1922年改为体育系(修业4－5年)，北京高师1917年设体育科，修业2年，1920年改为4年，1930年改为体育系，这些都是早期比较有影响的体育系科。由于学制允许私立师范学校存在，一些私立体育师资培养机构也得以较大地发展，如私立上海体育师范学校(1921)、私立上海两江女子体育师范学校(1921)、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体育科(1921)等^[5]。

可以说，我国体育教师教育课程设置从一开始就走向正规化。虽然清末政府通过强制性的手段，吸取别国先进经验，短暂的时间内就在我国这样一个毫无现代体育基础的国度里，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独立的体育师范教育制度以及在学制、课程、法规等诸方面完善的体系，并在随后的民国以及国民党统治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由于我国近代意义上的体育师资培养可谓“前无古人”，因此，从其产生到新中国的成立，虽然期间经历了从学习日本到学习美国的转变，但都只是一个对日、美等发达国家的模仿过程，其所采用的课程体系基本上是对国外同类专业课程的抄袭和照搬，吸收转化的内容极少，没有结合我国国情利用这些国外先进的体育教育思想和理论创造出符合我国特色的理论、思想和观点。

(二)体育师资培养课程设置的“美化”模式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实行军国民教育的德国战败使得许多人感到军国民主义没有前途。在“五四”运动中，学校的“以兵操为主”的军国民主义体育受到进步人士的谴责，教育界人士纷纷提出废止兵操。民初至1923年新学制期间，虽然学校体操课以兵式体操为主的基本模式未变，但课外体育的内容已有相当发展，以田径、球类、游戏为主的近代西方体育运动，自1915年民国教育当局提倡开展后，逐渐成为学校课外运动的主流。这种变化对体育师资的培养也产生了影响，尤其是1922年11月，新学制将“体操”课改为“体育”课，并且正式把培养体育师资的专门学校的“体操科”改为“体育科”，从此兵操在学校体育中被废止，以田径、球类、游戏运动等为主要内容，学校体育也开始逐步“美式”化。随着学制由“日式”模式转向“美式”模式，体育师资培养模式相应也开始“美化”。

总体来看，民初与清末相比体育师资培养的课程已发生较大变化，受到当时全国(旧中国)第一届和第二届运动会和东亚运动会项目设置的影响，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以后，随着学校体育思想与实践的变化已有所改变，一般都改变了旧式体操(体育)学校重视兵式体操和普通体操的状况。如北京体育学校(1920年)当时开设的课程有:学科: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各科教法、中国教育史、东洋教育史、欧美教育史、教育行政、新学制大概、体育原理、体操理论、武术理论、体育教授法、体育处理法、生理学、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身体检查学、急救法、创伤疗法、音乐、图画、国文等。术科:国技、体操、童子军、田径、柔道等。

1922年，北洋政府颁布了新学制《壬戌学制》，1923年公布了中小学的课程纲要草案。此学制是仿照美国学制而制定，它废除了中小学体操课程的兵操内容，规定体育课内容以田径、球类、游戏为主。此学制的意义在于:一是由于废除了兵操，提倡“体育”，使我国学校体育不再单纯追求军国民教育目标，而转向以体育教育为主目标，标志着美国的实用主义体育逐渐取代军国民体育，对学校体育有了较全面的理解，使学校体育开始迈向科学化方向。二是扩大了学校体育的范围，在初、高中加入了生理、卫生内容，由于课内剔除了兵操，代之以田径、球类、游戏等为主要内容，从而使体育课内与课外的内容趋于统一，促使了以前的“双轨制”体育现象的消除。三是重视体育教学方法的研究，体育课内容的确立及变化，促使了人们对体育教学规律和教法的研究;同时，由于注重体育运动要适应人的生理及心理特征，促进了运动生理学、运动心理学、运动解剖学等学科在我国的随后发展。这些变化及影响也波及体育师资培养的课程内容。例如，华东体育专科学校(1927年)的课程主要有:体育原理、体育行政、体育教学法、体育史、生理学、心理学、人体测量学、人体机动学、按摩术、军事学、运动指导、运动评判学等学科，以及田径、球类、器械体操、舞蹈等术科^[6]。

这些课程内容基本反映了当时体育系科及体育专门学校课程设置的一般情况。可见，由于受到当时美国先进教育模式的影响，加上英美的田径、球类等近代运动项目在学校体育课外以及1923年后也在课内的普遍开展，并且进入体育师资培养机构的课程，体现了师资培养课程模式与学校体育模式趋于一致的倾向。1923年新学制颁布后所新建的体育学校系科，这种倾向则更为明显。20世纪30年代以后，学校体育进一步发展，“美化”倾向更趋明显，相应地要求体育师资的培养模式也与之一致。此间，又一批体育专门学校及系科相继成立，随开放式师资培养体系的形成，体育师资的培养形式也呈多样化。一些体育专门学校系科归并于大学的教育学院或师范学院，在大学里培养体育师资的形式开始出现，修业年限也有所提高。一些本科要求的体育师资培养形式随即出现，美式的主辅修制模式也在一些体育系出现。大批体育师资培养学校、系科的建立，从量的方面反映了这一时期学校体育追求规范化的趋势，而体育师资培养模式及课程模式的变化则从质的方面反映了学校体育追求科学化的趋势。体育师资培养模式及课程体系模式美式化明显，这可从20世纪30年代初北京师范大学及中央大学两所具有代表性的体育系课程计划中看出。见表6－3－2和表6－3－3:

表6－3－2　国立中央大学体育系课程内容(1931年)^[7]

从6－3－2中课程结构可以看出，课程分为普通基础课、教育课程、体育专业课程和专选课四类，层次比较分明，从该课程计划的整体看由于没有给定各门课程的学时，也没有限定各学年所开课程及规定学分，但在课程体系的有关说明中给定了周学时数以及修业年限，可见此课程设置是典型的学分制。

表6－3－3　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课程内容(20世纪30年代)^[8]

上述两系的课程反映了当时体育师资培养课程的一般情况，表明当时体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受美国教育影响，比较注重普通教育课程的学习和专业基础理论教育。抗战期间及抗战胜利后，又建立了一些体育系科及体育专门学校，但课程模式并没有实质变化，基本还是以仿效美国为主。由于办学形式多样、条件不一，不同类型学校课程设置内容的情况也有差别。为统一课程内容，民国教育部20世纪40年代初颁发了《修订师范学院体育系、科必修和选修课科目表》，以试图统一课程内容。此表中所列体育系的必修课有:体育理论、人体解剖学、人体生理学、卫生学、卫生教育、体育测验、矫正体操及按摩术、运动裁判法、体育行政、体育术科、体育学科教学法、教学实习、童子军、毕业论文。选修课有:中国体育史、人体机动学、小学体育、营养概论、医药常识及急救、运动生理、国术研究、舞蹈研究、器械操研究、田径赛研究、球类研究、骑射研究、童子军专科、音乐、美学、卫生学教材及教法、诊断学、外国文(二)、第二外国文、滑翔训练、普通教学法、训导原理及实施^[9]。可见，此课程计划较重视教材教法(4学分，开设一年)，选修课中注意术科的研究，而不是单纯技术的提高。

回顾近代中国体育教师教育课程的建立和改造过程，我们可以发现，近代体育教师教育课程是伴随我国新的教育制度一起从国外移植过来的，课程的改革也是源于外国课程模式的影响，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色。虽然当时的课程体系中也包含一些我国的传统体育内容，如武术、气功等，但总的来说，当时的借鉴是浅层次的，主要表现为:不顾当时中国经济、文化、教育背景而盲目抄袭，以致产生诸多不适应，如速成式师资培养要求与国外修业年限长以及文化基础高的课程方案之间不相适应，最终造成课程方案不统一、教材使用不规范、课程评价体系不完善、课程管理紊乱、很多课程有名无实等等。旧中国体育师资培养也极不规范，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以前。30年代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为统一课程方案，曾于40年代初颁发了《修订师范学院体育系、科必修和选修课科目表》，但鉴于当时的办学条件、规模以及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原因，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认为，模仿是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原则。虽然这种模仿的借鉴方式表现为对别国的简单照抄和照搬，但其成就是显著的。一方面它填补了我国体育史上的一项空白，使我国这样一个没有现代体育基础、现代体育观念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通过政府运用强制手段，吸收别国经验，短短几年便建立了西方工业国家花费一百多年建立的较为完备的现代体育师范教育制度，为我国体育师资培养课程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促成了体育科学在中国的萌芽和发展。要在“前无古人”的条件下实施我国近代意义上的体育师资培养，就必须模仿发达国家，没有这种模仿，就没有我国近代意义上的体育科学和体育专门人才的产生，因而这种模仿是必然且是必须的，它对我国学校体育的影响是积极的和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