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年代斯大林思想对我国哲学研究的影响

一、20世纪50年代斯大林思想对我国哲学研究的影响

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及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所谓“苏联哲学”相当程度上就是“斯大林思想”的代名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曾有组织有步骤地开展了对斯大林著作以及以诠释斯大林思想为特点的一批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学习和宣传普及工作。“斯大林思想”作为中国理论工作者学习、研究苏联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心环节，对中国学界的影响既深且久。

斯大林所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是新中国广大党员干部、理论工作者参照苏联哲学，学习社会发展史、学习唯物论的首选，是他们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改造世界观、为人民服务的必读之书。该书撰于1938年。曾作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一节（第四章第二节）流行于世。在这本被毛泽东称作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的《联共（布）党史》中，斯大林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内容作了说明，其中对唯物辩证法的四个特征所作的阐述很有名，值得在此引用。斯大林写道：（1）与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不是把自然界看作什么彼此隔离、彼此孤立、彼此不相依赖的各个现象底偶然堆积，而是把它看作有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其中各个对象是互相密切联系，互相依赖，互相制约的。（2）与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不是把自然界看作静止不动的状态、停止不变的状态，而是看作不断运动、不断变化的状态，不断革新、不断发展的状态，其中始终都有某种东西在产生着和发展着，始终都有某种东西在败坏着和衰颓着。（3）与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不是把发展过程看作什么简单增长的过程，看作数变不会引起质变的发展过程，而是看作由不断显露的细小数变进到显露的变、进到质变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质变不是逐渐的发生，而是迅速和突然的发生，即表现于由一种状态突变为另一种状态，并不是偶然发生，而是规律式地发生，即是由许多不明显的逐渐的数变积累而引起的结果。（4）与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所持的出发点是，自然界的对象或自然界的现象含有内在的矛盾，因为所有这些对象，或现象都有其反面和正面，都有其过去和将来，都有其衰颓着的东西和发展的东西，而这种对立面的斗争、旧东西和新东西间的斗争、衰亡着的东西和产生着的东西间的斗争、衰颓着的东西和发展着的东西间的斗争，便是发展过程的实在内容，由数变进展到质变的这一过程底内容。

斯大林规定的上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四个基本特征曾被我国学者普遍认为是对哲学理论作出的一项伟大贡献，它们“是斯大林同志根据自己的时代特点，在新的实践基础上，观察和分析了各个事物的特征的结果，到目前为止，这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特征最完整的表述”。^[1]鉴于此，斯大林对唯物辩证法所作的这种表述成了当时流行的从苏联搬用过来，几乎不能持有一点怀疑或异议的哲学体系的典范，对中国的学术、思想、文化领域开展的哲学理论研究和普及工作一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斯大林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写于1950年，1952年发行中文版。这本书对于中国的理论工作者结合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任务，加深认识历史唯物主义及政治经济学若干原理发挥了重要作用。斯大林在书中针对苏联语言学者马尔等人提出的语言属于上层建筑，具有阶级性的观点，指出语言是全社会交际的工具，不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没有阶级性；对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作了解释，还提出了飞跃形式的多样性，提出通过新质要素的逐渐积累和旧质要素的逐渐衰亡来实现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新事物变化的特点等。中国理论工作者在学习该著作过程中发生的一些分歧和争论，直接触发了当时有关“单一经济基础论”和“综合经济基础论”一场影响较大的论争。在学习该著作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时，艾思奇等人认为，过渡时期实际上只存在着两种互相对抗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二者间不是和谐地共同合成为一个定型的经济基础，而是在进行着生死斗争，正是通过这一矛盾和斗争过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逐步建立起来，资本主义归于消灭。杨献珍则提出，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由国营经济等5种经济成分组成，各种经济成分的结合构成了社会的经济形态，或者说“基础”，也就是斯大林所说的社会经济制度。他认为，要从客观分析中国现存的社会经济结构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才能正确地反映中国过渡时期的“基础”的实际情况。杨献珍还提到，十月革命后，苏联也是一个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的国家，所以其社会主义建设也需要一个过渡时期。艾思奇和杨献珍的观点有的并未公开发表，但已引起了不少理论工作者的关注，社会上争论得很热闹，围绕这两种不同观点，论争双方都发表了许多文章^[2]。由解读斯大林著作引起的这类论争，总的来看，是配合党的中心工作进行的，人们仍把它们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没有牵扯到政治问题，其中更多反映出的，是党的理论工作者借鉴苏联哲学成果，投身现实问题研究的主动性和求真务实精神。

中国的理论工作者学习和领会苏联哲学或斯大林思想，其内容也随着实践任务而不断变化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抽象学问，它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而马、恩、列、斯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研究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则贯穿在他们对于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所作的理论考察及其著述之中。1952年斯大林发表的另一部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其时中国从事哲学研究的理论工作者看来，是一本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作出理论上的分析和总结，进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科学论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对1951年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的讨论所作的总结。此书提出的若干论断，例如不能夸大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作用，不能认为苏维埃国家及其领导人可以“废除”或“创造”规律，不能把科学的规律和政府的法律、法令混为一谈；规律是客观的，可以被发现、认识、利用，但决不能被改变、废除、制定；等等，曾引起我国学术界的热议和讨论，对党和国家领导人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制度下各种性质的关系、矛盾产生过重大影响。斯大林提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这一提法在很长时间内被视为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所作的经典表述。

此外，作为学习哲学重要参考书籍的“苏式哲学教科书”，既是理论研究者的必备读物，又被当作广大党员、干部和学生的基本教材、宣讲资料等。“苏式哲学教科书”体系用简明标准的方法对普及、提高人们的知识素养和理论水平起到了很大成效，然而也不能忽略这一体系灌输式、单一化理解模式造成的消极后果。由于20世纪50年代奉苏联为“老大哥”，这类后果往往通过个人化、间接的方式表达了出来^[3]。也有青年教师以探讨辩证唯物主义体系和内容为名，力图打破苏联哲学体系一统哲坛的情况^[4]，主张用毛泽东的《实践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这一主张“在理论上最正确，在经典上有根据，而又适合民族形式的要求”。尽管这类探讨似未成熟，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也未能深入下去，但在研究者们看来，它毕竟是对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一种公开挑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改革的最初尝试^[5]。实际上，特别是自斯大林1953年逝世后，党中央已经注意到了使用“苏式哲学教科书”造成的许多问题^[6]，并采取了措施来减少其消极影响，推动新中国哲学事业合理、有序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