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馆是中国传统籍贯观念的体现。著名史家何炳棣先生认为：“会馆是同乡人士在京师和其他异乡城市所建立，专为同乡停留聚会或推进业务的场所。狭义的会馆指同乡所公立的建筑，广义的会馆指同乡组织。”[1]指明了会馆的同籍贯特征。不同籍贯者，由于不同的方言和社会习俗、宗教信仰上的不同，更有助于培养地域的认同感。在移民过程中，又进一步加强了地域上的认同感和方言的亲密感。这是东南亚华人会馆形成的基本条件。
雪兰莪成为英国保护国及1857年吉隆坡建立以后，福建人又大举移居雪、隆一带。来到马来半岛的福建人移民和其他华人，最初多数是青壮年，他们只身漂洋过海来到南洋一带谋生，鉴于人地生疏，环境恶劣，非团结无法生存，于是乡贤仿照中国旧有之会馆模式，建立福建会馆，以照顾南来同乡。雪兰莪福建会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于1885年在吉隆坡成立。乡贤在吉隆坡谐街7号延聘塾师，设馆授徒，名为“福建公司”，馆舍则供同乡住宿之用，后来同乡迁居者日多，则乡贤合献出吉宁街41号地方一段为建设新会馆之用，改名“福建会馆”。雪兰莪福建会馆就是雪兰莪福建籍贯乡亲的同乡组织。
早期华人社团的功能，是照顾同乡(地缘性社团)和同宗(血源性社团)在各方面的利益与福利。颜清湟教授曾通过马六甲应和会馆和吉隆坡广肇会馆的记录，总结会馆的职能有“宗教和社会职能”“福利职能”“仲裁职能”。[2]陈烈甫先生也有更明确的归纳，为我们认识大马华人会馆有很大帮助。[3]但问题在于，随着华人对中国政治认同的不断变化，会馆在处理有关中国和华人的问题时，并不是铁板一块。尤其是土生华人逐渐增多以后，他们对中国的认同程度大为降低。因此进入民国以后，不同籍贯会馆所体现出来的功能随着时间、政治形势、人员构成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迄今为止，笔者未见到对20世纪30年代大马华人会馆的专门详细研究。非常幸运的是，雪兰莪福建会馆从1930年开始，有比较完整的会议纪录，[4]笔者选取1930～1938年日本全面侵华开始为研究时段，考察早期雪兰莪福建会馆对中国事务的关注，以彰显彼时华人会馆功能表现的一般性，以及吉隆坡福建人对中国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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