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19世纪以来马来半岛境内的锡苗陆续被开掘，其中雪兰莪是重要的开采地之一。1857年在安邦(Ampang)发现锡苗，吸引了矿家和矿工前来开采。随着矿山不断被开掘，聚集到吉隆坡附近的商家、矿家和矿工越来越多，其中的华人数量也随之持续增长。在吉隆坡的矿工多来自中国闽、粤两省，因叶亚来的关系，其中尤以客家人居多。1884年，英殖民政府为了引进更多资本进入吉隆坡，改变原来客家人一支独大的现状，有意将原来客家人独享的饷码(Farming revenue)承包权转让予来自槟城的福建人。在遭到客家和广府人的反对后，即让福建、客家和广府人一起承包。[1]承包权的转让，连带吸引许多福建和广府人来到吉隆坡，逐渐改变了原来客家人居绝大多数的局面。到20世纪30年代，福建籍人数虽然未能达到与客家、广府平分秋色的程度，但亦毫无争议地成为吉隆坡华人第三大社群。
长期以来，对马来半岛各地华人史的研究，多集中于各方言社群及其发展变迁上，而对社群内部的微观研究，则尚不多见。这主要是因为原始资料保存相对较少，尤其是日本入侵大马半岛，对华人史料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这就使得1941年以前的华人史长期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比如对20世纪上半叶吉隆坡华人就只有方言群人数的大概认知。这就为有关方言群的籍贯分布和人口结构的微观研究造成阻碍，唯有另辟蹊径，方能得出一定的参考结论。
雪隆福建会馆保存有20世纪30年代福建义山的葬地收据，虽然并不完整，年份也并不完全连贯，但因收据记载姓名、年龄、性别、籍贯等信息比较全面，可以为我们认识福建人社群内部信息提供一些基本依据。本文选择20世纪30年代，即1930～1939年为研究时段。这些收据的时间、人数情况为：1930年4、5、12月共19人;1931年1～12月119人;1932年1～12月144人;1933年2、5、7～11月61人;1934年1～12月182人;1936年1～12月179人; 1939年1～12月231人，共计935人。由于义山收据所反映的死亡者具有偶然性，在概率论上具有随机性，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籍贯的分析，作为进一步认识30年代吉隆坡福建人内部情况的一个依据。笔者以之为分析文本，对20世纪30年代吉隆坡福建人的籍贯分布作些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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