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世纪年代的讨论

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对所谓“唯生产力论”大兴问罪之师，政治经济学脱离生产力而在政治化的方向上达到极端。粉碎“四人帮”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长期被压抑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激情在全民族的范围内迸发出来，生产力恢复了它的“王位”。在这巨大历史潮流的冲击下，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生产力的呼声重新出现并达到高潮。

1980年，三联书店将平心先生1959年至1961年研究生产力的文章结集出版。孙冶方以“政治经济学也要研究生产力”为题作序，表明了他对平心观点的赞同。但是，从孙冶方的一贯思想看，实际上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只是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范围内，生产力才应该进入政治经济学的范围。

这一时期引起巨大反响的，是熊映梧的观点。他在《经济科学》1980年第2期发表了《经济科学要把生产力的研究放在首位——兼评单独创立生产力经济学的主张》的论文。他大胆地提出，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是“首先揭示出生产力自身发展的规律”。所以，“政治经济学要把生产力的研究放在首位”。他认为，如果离开生产力，孤立地考察生产关系，我们便不能科学地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许多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源，也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走进了“死胡同”，只有探索生产力内部的秘密，寻求生产力自身发展的规律性，才能使政治经济学有所突破。因此，他不主张建立“生产力经济学”，而主张创立统一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经济学。^[29]熊映梧把上世纪20年代开端的生产力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位置的争论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他看来，经济学仅仅联系生产力来研究不行，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并列起来同等地研究也不行，必须把生产力的研究放在首位才对。这可以说是有史以来经济学要研究生产力的最响亮的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