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苏州河、黄浦江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上海城市的发展，工厂企业开始增多，现代建筑的管道卫生设施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随之而来的是中小水体不断遭受污沾，发黑发臭，如虹口港、沙泾港、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周塘浜（今西藏东路）等”[1]。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州河上游轻纺工业快速发展，苏州河水质逐步恶化。1921年闸北水厂尚可用苏州河水作为水源，但至1928年闸北水厂被迫迁址。[2]20世纪30年代后，法华浜一带工厂增多，“苏州河水质更为恶化，这些污水废水经过苏州河等大小支流，都排入黄浦江”[3]。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城市高速发展，苏州河区域房屋栉比，工厂林立，仓库码头此衔彼接，日夜进出船舶数以千计。据统计，1963年，苏州河区域人口349万，大小工厂近1 200家[4]，洩入苏州河的年平均日污水量达706 480吨，其中生活污水289 200吨，工业废水417 280吨。（见表9－1）工业废水的来源主要为纺织、印染、轻工业及化学工业等工厂，其中污染较为严重的有印染、造纸、电镀、制革、制药等行业。[5]
表9－1 1963年苏州河区域各行政区年平均日污水量分类表
（单位：吨／日）
资料来源：《苏州河污水处理工程设计任务书资料（初稿）》，上海市档案馆B11—2—122。
苏州河中游污染最为严重，宜昌路桥至曹家渡桥一带，“不论在涨潮与落潮，污水来去回荡，在绝大部分的时期内，玷污严重，尤在夏季，久旱水枯，烈火薰蒸，河泥发酵，黑臭特甚”[6]。苏州河下游，以西藏路以东至出口一段为代表，“这一段在退潮时其恶臭情况不亚于玷污严重的中段，在外滩公园可以看到退潮时苏州河的黑水与黄浦江的黄水在汇合时的明显分界线”[7]。
20世纪60年代初期，苏州河区域只有污水处理厂5个，“每日处理污水量有限，仅约5万吨／日，只占区域内全部污水量的7%左右”[8]。加之，排污管的埋设年份不一，系统紊乱，造成沟管接缝的脱节渗漏，管外泥沙随着地下水而渗入，或因沟管坡度起伏不一，管内流水不畅，污泥沉积，“高潮期间，潮水从沟管内倒灌或漫溢堤岸造成沿江河地区大面积积水”[9]，使工业生产与市民生活均受重要影响。
黄浦江水体因苏州河、虹口港、杨树浦港、日晖港等河流的污染而受严重影响，“这些河流都汇入黄浦江，给黄浦江增加了大量污沾”[10]。如苏州河，20世纪60年代初其污染范围，涨潮时上游可达龙华，落潮时下游直至吴淞口外。高昌庙至东沟一段污染严重，尤以落潮时苏州河口至定海路桥一段污染最甚。[11]1964年夏季，黄浦江“江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黑臭现象”[12]。据上海城建局观测资料，1964年5月“五日生化需氧量”（它表示水中有机物质进行分解过程中，起始五日所耗的氧，所以数值越高，意味着水中有机物污染越多）记载：“黄浦江上游至龙华附近，因有清水径流，且沿途污染较少，水质较好，五日生化需氧量较低；下游出江口附近，因有潮汐的稀释和排出，五日生化需氧量也较低；而中游从日晖港至张华浜一带，因受市区大量污水的影响，五日生化需氧量很高。尤其是在高阳路浦西深处（涨潮时）高达9．6毫克／升，在杨家渡浦西深处（落潮时）高达10．8毫克／升，在东沟的浦东和浦西深处（落潮时）分别达到11．97毫克／升和10．8毫克／升，在苏州河口达到10毫克／升。”[13]
黄浦江污染物主要来自生活和生产两个方面。生活方面，主要为化粪池污水，它通过合流管流入江河，沾污河浜。20世纪60年代初，全市有化粪池18 000余只，使用人口约120万人，其中以徐汇区和卢湾区最多，共计9 000多只，占50%，绝大部分经肇嘉浜和日晖港流入黄浦江。[14]生产污水方面，除来自传统的纺织、食品、印染、造纸等行业外，还来自一些新产品、新企业。譬如人造纤维，1961年为1 776吨，至1964年达11 104吨；又如制药，上海第四制药厂链霉素、合霉素的总产量1960年为1．4吨，1963年则达132．1吨；再如农药，上海农药厂1961年敌百虫、乐果产量分别为1 423吨和90吨，至1963年分别上升为3110吨和300吨。这些传统和新兴产业均产生大量污水。据调查测算，全市耗氧量较大的53个废水较多的工厂，每天消耗水体的溶解氧达147．1吨，比生活污水危害更为严重。[15]
黄浦江的污染，使得上海水厂的水源也受到影响，杨树浦水厂、南市水厂、长桥水厂污染严重，游离氨、耗氧量、每毫升细菌数、每公斤大肠菌数均严重超标（见表9－2）。20世纪70年代前后，“汞、酚二项大多数水厂源水都超过地面水最高允许浓度”，氰化物、铬、铅、砷、硒、二硫化碳、苯都能经常检出，说明黄浦江这些有害物质污染仍是相当严重的。[16]
表9－2 黄浦江各自来水厂进水水质情况（1963年年平均日）
注：1．表中百分数系以闵行厂的水质为标准计算；
2．根据1959年8月卫生部建工部颁布的《生活饮用水卫生规程》规定，经过净化处理及消毒的原水的大肠菌数，每公升不得超过1 000个。
资料来源：《苏州河污水处理工程设计任务书资料（初稿）》，上海市档案馆B11—2—122。
2．运河水系苏南段
运河北自微山湖流入江苏省，经铜山、邳县、新沂、宿迁、泗阳、淮阴、清江、淮安、宝应、高邮、扬州、江都、邗江诸县流入长江后，又经镇江、丹徒、丹阳、武进、常州、无锡、吴县、苏州、吴江诸县市出省至浙江。运河苏南段涉及长江以南诸市县。运河不但是南北交通干线，也是沿河居民和工农业用水、渔业生产的重要水源。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政府对运河进行了疏浚、拓宽、截弯，改建新建了许多港口、码头和船闸，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运河水质也受到严重影响，运河沿岸工厂排出的工业废水，大多未经处理或者没有达到净洁处理即排入运河。据运河水系调查协作组1973—1975年的调查，运河两岸工厂不下数百家，每天约有近55万吨（苏北段10万吨，苏南段45万吨）工业废水直接排入运河。其中以化工、造纸、制革、钢铁、印染、电镀等行业的废水为主。其中每天排出的废水中含酚9 922公斤（苏北段3 042公斤，苏南段6 880公斤）、氰化物1 433公斤（苏北段56公斤，苏南段1 377公斤）。[17]
运河水系镇江段是大运河苏南段起点，北连长江，南止丹阳吕城，全长66公里，流经镇江、丹徒、丹阳三个市县八个城镇。据镇江市卫生防疫站1973—1975年检测分析，一般卫生学指标，pH值，大部分在正常范围，仅1973年电镀厂下游断面上pH值为5．5，因该厂酸性废水污染所致；色度，仅1975年枯丰两期个别断面上超标，其超标率分别为3．5%、1．5%，其余在正常范围之内；硬度，超标的仅在钢铁厂和磷肥厂下游断面，其余大部分正常范围；浊度，全部超标，最高超标44倍，这主要是水中含沙量及废水污染所致；氨氮，全部超出0．02毫克／升，表明受有机物污染严重，最高超标294倍；耗氧量，超标范围为17．5%—95%，逐年加重；细菌，总数88%的样品超过1万个／毫升的标准，最高超标369倍，表明受生活性的污染严重。有害物质指标，酚的最高检出值为7．16毫克／升，超标715倍，出现在钢铁厂下游50米的断面上；氰化物最高一次检出值为0．43毫克／升，超标3．3倍，这与制革、电镀、化工等废水污染有关；砷最高一次检出值为0．12毫克／升，超标1．5倍；总铬最高检出值为0．4毫克／升；汞在1973年丰水期和1974年枯水期均有检出。[18]上述检测数据表明，运河镇江段水体已受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酚、氰两类有害物的污染比较突出，其污染源主要是钢铁厂、制革厂、电镀厂、造纸厂的废水。
运河水系常州段，“文革”前，该段污染较少，如武进县运河水质污染仅有青龙、潞城、湖塘三个公社的六条河浜。1970年以后，污染面积扩大到东青、剑湖、遥观、横林等7个公社约1．6万亩水面，1974年以来又扩大到30个公社约4万亩水面。[19]据常州市卫生防疫站等单位的检测，“运河通过常州段河中溶解氧不断下降，耗氧量逐渐增加，不论枯、丰水期河中有害物质酚、氰化物、砷、总铬、铜、锌、铅都有不同程度的检出，底质中同样检出砷、汞、铜等有害物质，细菌和大肠菌指数绝大部分水样都超过标准，说明常州段运河水已受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明显污染”[20]。由于污染，导致该段水产品逐年下降，如横村公社常夕联圩，1969年前年产成鱼3万斤左右，而1973年产量不到1万斤，下降了60%以上。有的水面因污染严重，已无法养鱼。
运河水系无锡段，由西北无锡县的洛社镇流经市区至东南硕放，长45公里，包括环城运河全长50公里。20世纪70年代，“沿河两岸工农业生产繁荣，工厂林立，有大小各种工厂100多家”[21]，“工厂排放工业废水、生活污水量较多，对污染运河水质影响很大。”[22]如无锡造纸厂，每天排放造纸废水11 000吨，流向市区达2．5公里。[23]1974年，枯水期酚、氰化物、砷均有检出，其中酚一次最高值为0．36毫克／升，主要是无锡县造纸厂、化肥厂排出的工业废水污染水质。氰化物一次最高值为1．15毫克／升，主要受无锡钢铁厂、焦化厂、动力厂等工厂排出的工业废水污染。[24]至1979年，在双河尖自行车厂附近河道中已测出铬，钢铁桥至化肥桥河段中也测出氰和酚。无锡农药厂附近河道中，含酚量竟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13倍。[25]污染使得鱼的质量发生变化，“所捕的鱼，轻者鲜味减退，不能出口，重者鱼有煤油味，不能入口，曾有少数人食后还发生肚痛、腹泻、舌麻等症状”，“1969年9月和1972年12月所发生的二次死鱼事故，产量损失就达15万斤”[26]。
运河水系苏州段，北自吴县望亭进，流经浒关、苏州市区，吴江松陵、平望等城镇往南流入浙江，全长60余公里，该段由于流经工业区较多，污染较重。据苏州市卫生防疫站1975年检测，氨氮全年范围为0．16—2．30毫克／升，均超过0．02毫克／升，其中枯水期范围为0．19—1．70，丰水期为0．16—2．30，最高值在苏州钢铁厂、人民纸厂、东方红纸厂、化肥厂下游；细菌总数，范围为100—206 000个，最高值出现在浒关下游，大于1万个／毫升的占33．3%；大肠菌指数，范围为230—238 000以上，大多数断面出现238 000这一数值，大于1千个／升的占96．6%，污染较普遍。[27]另据该防疫站1973—1975年的检测，378个样品中，检出酚234个，占61．9%；氰化物129个，占34．6%；汞15个，占4%。[28]1972年吴县当龙桥大队发生死鱼事故，经化验，水体含酚量高达0．92毫克／升，超过国家卫生标准的92倍，而在该污染源的苏化厂、溶剂厂之运河排放口的含酚量达9．4毫克／升，超过国家标准竟达940倍。1973年10月，吴县跨塘、斜塘两公社的溇江外荡污染遭致大量鱼类死亡，经化验，水体中含砷量为4．4毫克／升，比国家标准高出88倍。1977年6月，黄埭公社因污染而死的珍珠蚌达46．68万只，据化验，中毒致死的三角帆蚌含铬量为0．9毫克／公斤。受运河水质污染，吴江县屯村公社渔业大队，1972年产虾450担，1973年后骤然下降，1974年后几乎绝迹。同里公社渔业大队，以往年产鲜虾300担左右，1975年后，虾类逐渐绝迹。据不完全统计，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因运河水系江苏段的水质污染而造成的渔业受害面积达11万多亩。[29]
3．太湖水系
太湖是一个吞吐湖泊，其主要入湖水系有二：一是西南岸浙江苕溪水系，源于天目山地，在长兴、吴兴一带分注入湖；二是源出宜兴、溧阳山地的荆溪水系，由大浦、百渎等港汇入太湖。有时还有来自长江、运河倒流入湖的东北部河水。太湖出水集中在东部和北部，分别由大浦河、瓜泾口、南库港、胥口港、沙墩港等70多条河道，流经无锡、苏州地区下泄长江入海。太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流域大、湖面广、深度浅、流速小，湖区西高于东，湖流从西往东。故太湖西、西南岸的城镇有污染源时，可把污染物带进太湖。但在暴雨季节或河水逆流时，则位于太湖北岸及东边的无锡、苏州市的工业废水也可流入太湖造成污染。据太湖水系调查协作1973—1975年的调查，由苕溪、荆溪水系入湖的废水主要由长兴、吴兴、宜兴三县的化肥、钢铁、印染、食品、造纸、电镀、煤矿等工矿企业排放，“日排放量共约8万吨，大部分未经处理即排入河道，而且在太湖的上游，对湖水污染的威胁较大”[30]。太湖下游无锡、苏州、吴江、吴县等县市，每日排出工业废水40万吨以上，在正常情况下，这些废水通过大运河流经苏州地区下泄长江，平时只有近湖岸边的工矿废水直接排放入湖。苏州市离太湖约14公里，河水倒流入湖的机会较少。无锡市离太湖约8公里，每年约有一半的河水流入太湖，该市每天排放工业废水20多万吨，约有10万吨以上流入太湖。[31]此外，无锡市郊施放的灭螺农药对湖体水质也有一定的影响。如五氯酚1973年施放量861吨，1974年为690．346吨，1975年为2 347．026吨。[32]
但调查报告也显示，20世纪70年代初中期，太湖水质尚好，“湖水的一般卫生指标基本上属于正常范围”[33]。有害物质砷、氰化物、汞检出率较低，但酚检出率达44%，超标率31．6%。[34]至70年代末，太湖水质虽有一定污染，但还是保持较好状态。无锡市卫生防疫站1978—1979年进行检测，显示湖水一般卫生状态较好。pH值，测定值波动范围在7．4—8．8，两年除个别样品超标，其余均符合要求；色度，两年40个样品中，超标率分别为85%和90%，耗氧量和溶解氧检测值基本上符合卫生要求。但氨氮检出值显著增高，1979年检测平均值为1．11毫克／升，比1978年增长2．6倍，增长幅度较大。二年中毒物检测，氰化物，1978年检出率为5%，1979年为10%；六价铬，1979年检出率为5%。但汞检出率较高，1978年达95%，波及整个湖区。[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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