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中国农业新闻传播
一、背景概述
二战后不久，世界格局演变成“三个世界”，美苏超级大国为第一世界，英法德等资本主义国家为第二世界、战后独立的众多殖民国家为第三世界，中国在1949年10月宣布独立，属于第三世界国家。世界农业呈现出不同景观，形成了新的世界农业生产和分布格局，并影响了世界的农业新闻传播概况。即欧美各国的农业在原有的技术水平上快速发展，各种农业新技术不断地被应用在农业生产上，出现了多种形态的农业，农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也较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虽然获得了国家独立，但其经济依然是小农经济，国民中大部分人口从事农业生产。为实现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独立，这些国家用各种办法降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大力发展工业。到了七八十年代左右，一些国家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出现了多种形态的农业生产，但也有一些国家重新沦为发达国家的新殖民地，成为其初级产品的供应基地。
二战后，各国的大众传媒均得到了飞速发展。广播、电视与传统的报纸成为公认的三大传媒，其中电视后来居上，成为公众接受外界信息的主渠道。90年代信息技术被应用于新闻传播，以网络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兴盛起来，数字农业随之兴起。发达国家的农业不同程度地进入了数字农业时代。农业新闻亦随着数字化的传播渠道，与农业信息一道被发送到各个农业用户手中，农业媒体形成了立体化传播生态。比如，早在70年代，英国即面向农户设置了全国性、地区性或地方性计算机信息服务中心。农场活动数据每天、每周或每月按规定格式定期寄送到中心（英国国内快递邮件一天内到达），由它进行加工分析，并将结果和咨询建议寄回。国际英联邦农业局是全国最大的农业情报中心。该局每年从全世界40个语种的85000种期刊中选录文摘，占全世界文献总量的50%还多，统计15万条，出版42种文摘杂志，发行到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据2000年统计数据显示，日本有34%的农户拥有PC机，其中12.2%接入互联网。日本现已将29个国立农业科研机构、381个地方农业研究机构及570个地方农业改良普及中心全部联网，271种主要农作物的栽培要点按品种、按地区特点均可在网上得到详细的查询。其中，570个地方农业改良普及中心与农协或农户之间可以进行双向的网上咨询。法国的《法国农业》杂志年阅量达20万份，订户约占法国农场主的40%。该杂志社除办有综合刊和专刊外，它还办有自己的局域网和广域网，凡订阅《法国农业》的用户，在订阅期间可以免费上网查询信息。在这个局域网上，可以查到法规、政策、世界农产品价格行情和当天、最近的天气预报等。(65)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民热情高涨地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国民经济建设，国民经济迅速得到了恢复，并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形成了经济发展的“大跃进”以及随后的“十年文革”，给包括农业在内的国民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新闻媒体险遭覆灭。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共产党拨乱反正，中国社会重新驶向了正轨，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前进。农业和传媒亦呈现出新的景象。因此，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中国农业新闻传播就有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1977—1978年为这两个阶段的分界线。下面分别叙述之。
二、1949年—1977年的中国农业新闻传播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大国，绝大多数人口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为改变这种状况，中共中央对旧中国留下的国民经济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并确定了重点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但是也没有放弃对农村、农业、农民的社会主义改造。由于党内左、右倾的影响，从50年代中后期，国民经济受到了严重影响，并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方针，“十年文革”严重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并造成了党的新闻事业的严重破坏。1949年到1977年的中国农业新闻传播就是在此逻辑背景下演变的，下面从传播媒介和宣传报道两个方面论述之。
（一）农业传播媒介(6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共产党迅速完成了对旧中国新闻事业的清理整顿，后又通过对新闻事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以《人民日报》、新华通讯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核心的全国规模的比较完备的新型新闻事业网。这个新闻事业网是传播农业新闻的总渠道，在这个新闻事业网内，也有一些专门为农民、为农业服务的新闻传媒。这些传媒主要包括报刊以及广播、电影。
报刊一直是传播农业新闻的主渠道。据统计，解放初期的1950年，全国有农业期刊55种，70年代末，农业期刊发展到290种；另据1954年1月的统计，在全国区以上报纸总共258种中，共有农民报纸23家，约占全国报纸总数的9%。在这23家农民报纸中，没有全国性的农民报纸。省一级农民报纸有山东《农村大众报》、《山西农民》、《黑龙江农民报》、《四川农民报》、《安徽农民》、《甘肃农民报》、浙江《农民大众报》等。沈阳还有一份《农民画报》（1951.4），为当时的一份农民画报。这类报纸以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为读者对象，通俗易懂、发行面广，成为提高农民政治文化水平的重要园地。此外，农村依然沿袭着战争年代的墙报传统，各地农村有异常丰富的墙报。到1955年初，据统计，以农民为主要对象的各种报纸，全国发行147万份。1956年，全国创办300多种以当地农民干部和农民群众为主要对象的铅印和石印的县一级报纸。
60年代前期，农民报有一个短暂的发展期。1962年以后，许多省创办或恢复了农民报，这些农民报大多是省委机关报的农民版或农村版。如：1962年创办《安徽日报·农村版》，同年复刊的《山西农民》，1963年创办《南方日报·农村版》、《黑龙江农村报》，同年复刊《陕西农民报》，1964年创办《河北农民报》，同年复刊《甘肃农民报》。还有北京、山西、江苏、广西、湖北、湖南、河南、辽宁、吉林、四川、山东、贵州等许多省（区）都出版了省报的农村版或农民报。但好景不长，在文革中，很多农民报刊被迫关、停、并，幸存者寥寥无几。
此外，中央和省市级党报也注重农村读者群。1950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文件，其中规定，全国报纸要用主要篇幅报道人民生产劳动的状况，建立和规范读报组、宣传“工农”联盟等，据此要求，从中央级和省、市级党报编辑部都设有农村或农业报道组（部），建立农村通讯员和读报组。例如，据1952年5月统计，农民通讯员占《人民日报》通讯员队伍的1.3%。为提高通讯员写稿水平，《人民日报》还编印出版内部刊物《人民日报通讯》，作为培养通讯员的园地，从而保证了农业报道的流通渠道。据统计，到1955年底，全国城市和工矿区建起了1.5万个报刊推广站，有的省做到了每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都有报纸。
广播媒体的一大特点是它靠声音传播，能跨越空间的限制，这一特性成为解放后党和政府发展农业传媒的首选，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农村广播得到了迅速发展，成为群众性教育宣传的最有力的工具。中国的广播事业，是从1940年12月底开始播音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发展而来的，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事业管理处改组为中央广播事业局，同年12月5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定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到1950年全国共有各级人民广播电台65座，总发射功率272瓦，1952年完成对分散在7个大城市的33座私营广播电台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部收归国家经营，之后大力发展基层收音站，建立推广农村优先广播站，初步建立了从中央到各大行政区，省（市）到地市、县区乡村的广播宣传网络。但是，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国大约只有100万台收音机，而且半数以上在东北、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农村基本上没有收听工具。因此，建设收音工具成为当时农村广播建设的重中之重。1950年4月国家新闻总署发布了《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决定》从中国国情出发，大力发展基层收音站，据1952年12月统计，全国建起县区镇的收音站20519个，有4.2万多收音员活跃在广大城乡，建起县区镇的有线广播站575个。这些收音站或有线广播站负责抄收中央和地方广播电台的纪录新闻，并把抄收的纪录新闻写成油印小报、黑板报，向群众预告广播节目、组织群众收听，或者用喇叭筒在屋顶上广播，使广播进入千万农家，此后不久，地处西北边陲的新疆也出现了收音站。农村广播事业有了初步的群众基础。(67)
50年中后期，农村广播、农业广播节目有了新发展。1955年3月，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国务院决定在农业、畜牧业和渔业生产合作社重点建设一万个收音站，所需的收音机免费供应。同年12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讨论了发展农村有线广播的方针和规划，确定了发展农村广播网的方针。即“依靠群众，利用现有设备，分期发展，逐步正规，先到村社，后到院户”。1955年中央电台还开办《对农村广播》节目，1956年开办了对学龄前儿童广播的《小喇叭》节目。到50年代后期，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电台都开办了对农村广播节目，内蒙古、新疆、西藏也办了对农牧区广播的节目。
1956年初，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全国农村发展纲要》并具体规划了农村广播网的蓝图。1956年7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上又确定中央和地方建设并举的方针。1958年第五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确定了“多快好省”、“开门办台”的方针。农村广播建设出现“大跃进”，出现了诸如“卫星发射团”、“现场广播大会”等多种“开门办台”形式。到1960年底，据统计全国地方电台发展到135座，比1956年增加了1.32倍，广播喇叭发展到581.1万只。
1963年11月和1965年8月周恩来总理两次提出广播电台要向农村和农民知识青年普及科学知识，广播要面向农村，为农民服务。1964年2月，农业部全国科学技术协会和中央广播事业局成立了“农业科学技术广播工作小组”，研究选题计划和组织稿件。随后，有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了相应的工作小组，28个地方电台开办了《农业科学技术》节目，未开办《农业科学技术》节目的电台也在原有对农村广播中增加了有关农业科技的内容。此外中央电台还开办了专门为农民服务的文艺节目《农村俱乐部》等。到1965年，全国已建立县市有线广播网2365个，收听喇叭8700多万只，形成了一个由有线和无线，连接中央和地方，城市和乡村以及边远地区的具有相当规模的城乡广播网和收音网。(68)
从1966年到1976年间，农村广播有所发展。1968年财政部和中央广播事业局规定，县广播站的经费列入国家财政预算，公社放大站的事业费由地方财政拨款，因此，在动乱期间各地广播工作者仍能风餐露宿，在田野里、江河畔、深山中，架设线路，安装喇叭，把广播联通到千家万户。1973年召开的全国广播事业规划会议，确定农村有线广播网的建设方针。到1976年底，全国建成县有线广播站2503座，安装广播喇叭约1.13亿只，91%的人民公社、93%的生产大队、86%的生产队通了有线广播，农户安装广播喇叭达60%。此外，在牧区和边远地区，以公社或大队为区域范围，建成小片广播网16万多个。但由于受到林彪集团推行“电话、警报、广播三合一”方针的影响，加上管理工作混乱，一些地方出现了“一年建，二年乱，三年就瘫痪”的局面，给农村广播网的巩固、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以致一些农村广播站、台有名无实。据统计，到1982年前后，全国共有114座广播电台，中央台有6套广播节目，有2643个县、市、旗的有线广播站，农村的广播喇叭达到9145万只。
（二）农业宣传报道
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一穷二白的农民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有90%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农业新闻报道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是新闻报道的重要品种，为各新闻单位日常工作的必备项目。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77年文革结束的27年间，我国的农业报道是随着党中央的农业政策、路线、宣传方针的演化而演变的，一直向广大农村撒播着党和政府的声音，传达了党和政府的农业政策、方针，以及其它农业知识，起到了教化农民、传播农业政策、动员农民的传播功效。
从1949年到50年代初期，党中央深化土地改革运动，新闻媒体积极配合政府的土地改革运动，采用典型报道、总结性报道、正面报道等形式报道“土改”运动，为土地改革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此次土改宣传吸收了历史上的经验，对土改的全过程不作连续的动态报道，基本上采用在运动告一段落时再进行正面报道的作法。在报道内容方面依然以揭露封建土地制的罪恶，反映广大贫雇农要求改革的愿望，刊登政府土改政策、文件，以及各民主党派人士、广大知识分子参加土改见闻，衷心拥护土改的文章，报道老解放区土改后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繁荣景象等，用典型案例、亲身感受、名人证词等方式说明土改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比如，《人民日报》发表的新闻记者、作家萧乾写的《在土地改革中学习》，《光明日报》发表的清华大学教授吴景超写的《参加土改工作的心得》等文，受到毛泽东的好评并推荐新华社播发。后随着土改在全国分期分批的完成，新闻机构有计划有组织地报道了一个个地区、一个个乡村土改后的新气象新变化，用事实向读者展示土改的伟大历史性胜利。(69)
为推动土改运动的胜利完成，新闻机构十分注重对农民群体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其中有突出特色和成就的是《新湖南报》策划的关于“李四喜思想”的大讨沦。李四喜是一部分政治觉悟不高，土改后满足于现状，不愿继续前进的落后农民的典型，他是《新湖南报》根据土改后部分地区的农民和基层干部狭隘的思想观念虚拟的一个人物。《新湖南报》于1951年7月中旬开始组织这一讨论，9月底，《人民日报》呼应，以评论、消息等形式总结报道了李四喜现象，(70)使“李四喜”现象在全国产生了深远影响，有效地提高了农村和干部思想，推动了农村工作。
此外，新闻机构还通过报道政府兴修水利、根治水患、介绍农业科技知识，树立农民典型等形式鼓舞农民投入农业生产，形成农民热爱政府、政府为农民的良好舆论氛围。比如，50年代初，新闻机构塑造了“李顺达互助组”、曲耀离的棉花丰产经验、农业增产竞赛等典型。
“土改”让全国农民分得了土地，获得了农业生产自主权，但是，党中央认为这种生产方式不是社会主义的，为完成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共中央又在农村开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掀起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新闻媒体积极宣传之(71)。起初，农业报道比较零碎、就事论事，现场罗列较多，没有明确地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不能令人满意，(72)毛泽东的批评是“没有路线”。1951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先在党内试行，《人民日报》力求全面、准确地宣传中央这一方针(73)，取得了一些成果。1953年3月，《人民日报》刊出《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春耕生产的指示》，同时发表中央农村工作部领导起草的社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阐述中央的精神。这三个文件很快汇集成书《农村工作指南》，毛泽东亲自写通知，号召从事农村工作的人员“认真学习”。《农村工作指南》亦成为农业互助合作宣传报道的指导方针。为此，《人民日报》、新华社派记者深入农村调查，抓住农业互助合作这一主线，进行了一年多时间的符合中央精神、符合农村实际的宣传报道。宣传用消息、通讯、评论等形式，通过报道先进典型和各种生动事迹、批评落后等形式推进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比如各新闻机构广泛宣传报道被誉为“社会主义之花”的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耿长锁将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起来十年的历程，山西省平顺县李顺达模范互助组爱国增产的先进经验，成为各地农村效仿学习的榜样。1953年6月新华社播发新闻《全国各地纠正农村工作中冒进偏向，互助合作运动稳步前进》，《人民日报》及时在一版头条刊出等。1954年春，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举办的全国农民报纸展览，专门评价了《山西农民》、《江苏农民》、《黑龙江农民》、《新海南报》、《延安报》、《南充报》等6家报纸，关于总路线的宣传，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指出报纸在报道互助合作发展方面存在急躁冒进现象。1954年10月，总路线的具体内容见报后，《人民日报》用两个多月发表从不同角度阐述总路线的社论21篇，其中面向农民的就有12篇，如《帮农民算三笔账》等。这些社论从实际出发，通过农民切身经验和他们所熟悉的事例，由近及远、深入浅出地引出农民易懂爱听的道理，因而深受读者欢迎。但是，农业合作化运动后期，特别是1955年夏秋以后，农业宣传报道出现急躁冒进的偏差，虽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此有所纠正，但最终难以抵制(74)，以致酿成后来的农业报道的虚夸、浮躁之风。
1957年党和政府发动了整风“鸣放”运动，新闻界随之开始了“大鸣大放”。“左叶”事件是当时农业报道领域的一个重大新闻事件。1957年4月I 7日，刘少奇陪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在北京参观全国农业展览会，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在场负责维持秩序，与记者发生了冲突。在整风“鸣放”时，不少媒体批评左叶辱骂记者，这在全国新闻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文汇报》在这方面的报道最为突出(75)。起初报道略有失实，片面地批评左叶，后来演变成对记者的大鸣大放，并定性为“右派”，把“左叶事件”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76)，结果是小题大做，有了一个不好的开端。
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大跃进”的总路线。农业领域掀起“大跃进”，农业报道推波助澜。早在1957年秋报刊上就有了“大跃进”的提法，同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提出，我国农业生产要在五年内赶上和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这是一个“大跃进”。1958年总路线决定后，农业战线上“左”的宣传更加突出，其主要表现是：（1）宣传农业生产建设的浮夸风，具体表现是大放农业高产“卫星”。1958年初夏，全国从中央到地方各报纸、电台争相报道小麦、水稻高产“卫星”的情况，一个比一个高，小麦从最初的亩产几百斤“放”到亩产“7320”斤；水稻的高产卫星更是“放”到了亩产10万多斤。这些报道形式上符合新闻要求，内容是完全的假新闻，在这一段时期内，类似的失实、虚假新闻从全国各地报纸可随手拈来(77)。（2）宣传人民公社运动刮起了“共产风”，违反了等价交换、按劳分配的原则。比如，1958年8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人民公社好》的报道，其中写道：“在祖国全面大跃进的鼓舞下，一个由社会主义迈向共产主义的伟大社会改革——建立人民公社的运动，正在河南信阳地区蓬蓬勃勃地展开”，并且此文肯定人民公社有十大优越性。10月4日，该报发表通讯《毛主席在安徽》一文。文章说当毛泽东知道安徽省舒城县舒荣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后吃饭不要钱时大为赞赏，并说，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了。于是全国好些地方宣传“吃饭不要钱，不限量制度”。再如，上海《解放日报》在宣传社办工业时，在社论中提出“三献”方针，即向公社献计、献料、献力，“支援大集体，要啥有啥”，把全民所有制的财产，无偿地转移到集体所有制的人民公社。在公社内部，队与队之间，也片面强调协作，不讲等价交换。有一篇宣传先进事迹的报道说：离开自己的家，离开原来的生产队，就是收入减少一些，也要去帮助人家，不能光顾自己小队，建设社会主义要靠大家一齐朝前等。（3）推广农业先进经验方面的瞎指挥风。如有的文章写道“思想解放无边无岸；异想就能天开；今天做好梦，明天就是粮”等，再如有报道宣传农业技术时说，要“深耕土地三尺”、“每亩下麦种200斤”，一些干部、群众稍有抵制时，就挨“整”。（4）不仅宣传内容“大跃进”，宣传方式也搞起了“大跃进”。具体表现是报纸“版面”大跃进。比如，1958年8月16日，刊登一则山西河津县小麦丰收的消息，全文只有1000字，却用了可容纳5000字的半个版面，以一面大红旗作底，以《请看河津五麦王》作主题，五个丰产公社和小麦产量依次排列，作副题。同版下半版配发社论《一亩地究竟能打多少粮》。另以《天外有天》特大标题报道其他省四条丰收消息，整个版面一派大丰收气象。“大跃进”持续到1960年冬才停止，但是新闻报道的“左”倾烈马却没有勒住，它虽在60年代初有所收敛，但随后暴烈无比，成为危害党和国家、愚弄农民的舆论工具。
从1966年到1977年十年间，受“极左”思潮影响，农业报道是单调、枯燥，“假、大、空”盛行。新闻媒体塑造了一些农村典型，多为虚假报道、语言生硬，形象单调，均是拥护阶级斗争的典型，比如山西昔阳的农业大寨的宣传、《拉革命车不送套，一直拉到共产主义》的农村基层干部王国福的假典型等报道。总之，“文革”期间的农业报道是“四人帮”愚弄农民的舆论工具。
除此之外，在文革之前，新闻媒体对农村的风俗、婚姻制度、农村的新气象也作了不少报道，促进了农村风俗的改变。文革中的农村社会新闻的报道为各种类型的写作组所写，挂上阶级斗争的帽子。专门为农村服务的农村广播节目大都以教育性为主，但也兼有新闻性，知识性、文艺性和服务性的综合节目。
由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媒体有了长足发展的空间，但具体发展情况要依据党中央对农业的重视程度；其次，从总体上说，农业报道是服务于党中央的农业政策，政策好，农业报道就会取得正面效果；政策本身有问题，农业报道就会产生负面效果。要使农业政策与农业报道之间产生良性循环，必须发挥农业报道的监督功能、健全农业报道的反馈机制。
三、1977年以后的农业新闻传播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经过两年左右时间，党中央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中国社会经济回归正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改革，最终形成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表征的农村新体制。在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中，新闻事业经过拨乱反正后，迅猛发展，到90年代已形成了庞大的新闻事业网。90年代中后期，网络媒体兴起并迅速发展成为一种大众媒体，传统媒体向集团化、国际化方向发展，中国新闻事业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并持续至今。在改革开放的大潮和新闻事业迅猛发展的过程中，农业新闻传播的演变也有了新的轨迹：即随着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现实逻辑而呈现出曲折多变的发展线条。这种发展线条既体现在农业传媒上，也体现在农业报道上，下面分别叙述之。
（一）农业传播媒介的发展概况
农业传播媒介是指面向农村的大众传媒，包括农业/农村报纸、期刊，对农的广播电视节目、频道，农业新闻网站、网页等，还包括传播农业新闻的非农业传媒的栏目等。改革开放后，农业传媒是随着新闻事业的壮大而向前发展的，其演变烙着时代的痕迹。
1.农业/农村报刊的发展概况
文革结束后，农村报刊所剩寥寥。文革结束后的1976—1978年，有不少农业报刊创办或复刊。80年代初，由于农村改革的信息需求，各地纷纷创办了一批农民报刊。1980年8月《中国农民报》创刊，1985年邓小平题名改为《农民日报》，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张全国性农民报纸。从1980—1985年间，各省纷纷创办农民报刊，到1985年各省均有一到两份面向农村和农民的报刊，且又较好的经济效益。除此之外，其它各类报纸纷纷开辟各种类型农业专栏、专版或专刊。1984年成立了中华全国农民报协会。据1987年底统计，在全国正式登记注册公开发行的1482种报纸中，农民报37家，占2.49%；据《中国新闻年鉴》的统计，到1990年底，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全国统一刊号的报纸共1442家，其中农民报24家，占1.7%；1990年全国各类报纸平均期发数排列显示，农民报为379万份，占第11位。到1992年，我国农业期刊已达479种，农业报纸46种，合计525种，约比三中全会以前翻了一番，比解放初增长了九倍多，并初步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三级农村报纸网络，形成了鲜明的出版特色。（1）中央一级的首推农业部主办的《农民日报》，省级的农村报纸有19家，它们有的由省委主办，有的由省报社主办，事实上绝大部分由省报的农村版扩改而成，在名称上大多数叫《xx农村报》、也有的叫《致富报》（《新华日报·农村版》）、《富民报》（《福建日报·农村版》）；地、市级的农村报仅4家。（2）农村的专业报、科普报有所增加，到1992年农村专业报有11种，其中农垦报5种，农村金融报3种，农业机械报1种，水产报有1种；农村科普报有9种，在46种农村报中约占1/5。（3）刊期都较长，其中称为（其中是周六报）日报仅有两种，为《农民日报》和《农垦日报》，每周出版两次的有17种，出刊三次的11种，每周出一次的13种，旬报1种，半月刊2种。（4）主办单位多元化。除上述由省委、省报报社主办的外，也有省科委、科协、农科院主办的，甚至有由民间文艺家协会分会主办的。（5）地域分布上的不合理性。在46种报纸中，东部地区占29种，占61%；广大的中西部地区仅17种，占39%。
在农业期刊方面，种类比较齐全，内容形式丰富多样。在479种农业期刊中有综合类、科普类、专业性、文摘类、外文期刊、文献目录类、大学学报和科研学报类，具体种数见表2—2。
从表2—2中可以看出，农业期刊以综合类和专业类居多，二者总数为459种，在479种农业期刊中占到了95.8%，其次是科普类、大学学报和科研类农业期刊，它们分别占10.4%和13.6%。在这些期刊中，发行量在20万份的有《农村工作通讯》（1979复刊）、山东省的《农业知识》、江西省的《农村百事通》、河北省的《农村实用科技》，《农民文摘》（1984年创刊）等。《农民文摘》被称为《农村小百科全书》，1992年发行量达430万份，是国内发行量仅次于《半月谈》的银牌得主。但是，这些农业期刊内部结构不尽合理，综合类、工作类占的比例过高，专业类占的比例偏少，质量上乘的不多，且内部重复的现象仍较严重，在地域分布上也是不平衡的。农业期刊的分布，东部地区282种，占59%；中西部地区197种，占41%。首都出版88种农业期刊，其中名列前茅的还有黑龙江（34种）、江苏（28种）等省，西部地区如青海省只1种，宁夏回族自治区2种，形成了强烈的地区反差。
表2—2 1992年农村期刊种类图
注：数据来源于项戈平的文章《我国农业报刊述评》，见《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94年第3期。下文中关于报刊部分也有许多内容引自此文。
从总体上说，90年代初的农业报刊的绝对数虽比解放初增加了九倍多，但农业报刊在全部报刊中所占比例却下降了一倍多，1950年农村期刊占全国期刊总数的18.84%，到1992年却下降到8.12%。另一方面，不论从数量和质量上，90年代初的农业报刊与我国农村人口占人口的90%以上的国情严重不成比例，农村人口人均农业报刊的比例严重偏低，许多农村地区根本没有农业报刊。
但是，到了90年代后，随着中国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入城市，新闻媒体的市场化经营，农业报刊的发展陷入了低谷。近半数省（市）的农民报停办或改办其他报纸，农民报发展慢慢进入低谷，经营困难、发行量降低。但在许多省的干预下，部分农民报如《辽宁农民报》、安徽《现代农村报》开始复刊，在发行上，一些省也制定了特殊的保护性政策。但行政并不等于市场，政策支持不意味着市场的认可，也不意味着农村受众的认可。现存农民报中基本可以盈利的只占25%左右，其余多数是亏损或持平略亏。(78)到1999年，据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统计，我国有面向农村、面向农业的报纸35种，占全国报纸总数（1949种）的1.79%，其中中央报纸7种，地方28种；期刊502种，占全国期刊总数（7153种）的7%，其中社科类期刊126种，占现有社科期刊的3.5%，科技类期刊376种，占科技期刊总数的9%。在35种农村报纸中，指导农村工作的占较大比例，除全国性的《农民日报》，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河南、湖北、广东、四川、贵州、陕西、甘肃、黑龙江等14省市均有专门的农村报或农业报，包括了农业科技、乡镇企业、农业经济信息以及有关农业机械、畜牧水产等专业行业报纸，分布较广、种类较多，但发行量均偏低，发行量在10万份以上的共有7种；在502种农业期刊中，工作指导类74种，农业理论类105种，农业高校学报80种，农业科技类89种，信息文摘类40种，农村科普类90种，文化生活类20种。农业期刊门类较全，基本涵盖了农、林、牧、渔、水利及科研等各个农业领域和专业行业。在502种农村期刊中，有376种农业科技期刊，比重较大，说明科技期刊在科技兴农、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还出现了一批发行量较大的期刊。农业部的《农民文摘》期发行量达104万份，山东的《农家生活》期发行量60万份，富有理论色彩、用于指导工作的《乡镇论坛》期发行量达60.1万份。长期以来影响较大的刊物还有《农村财务会计》、江苏《当代农业》、《农村工作通讯》、《湖南农业》、江西《农村百事通》。农业期刊的发行量也不高，在502种农业期刊中，发行量100万份以上的1种，50万份以上的5种，在新闻出版署举办的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和全国地方报社先进管理单位的评比中，有《乡镇论坛》和《农民文摘》两种期刊和《农村孩子报》入选，成为农村报刊群体中好的典型。总之，在改革开放二十年里，农村报刊在出版的规模、品种、数量、门类等方面，有了较大进步和发展，形成了门类相对齐全、结构比较合理的我国农村报刊的基本格局，并影响至今。但是，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农村报刊出版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对于我国众多的农业人口和广大的农村文化市场需求而言，还有很大差距，主要存在着的问题有：（1）与城市报刊相比，农村报刊发行量较低。据1999年1月统计，报纸方面，发行量在10万份以上的城市报纸约200余种；发行量10万份以上的农村报纸有7种，仅占城市报纸的14%左右。对全国报纸出版量统计，城市报纸全年总印数为281.1亿份，占全国印数的97.9%，农村报纸为6.5亿份，占2.1%，城市报纸全年总印数为455.4亿张，占全国印张99.1%；农村报纸为4.4亿张，占0.9%。期刊方面，1999年1月统计，发行量在100万份以上的城市期刊24种，农村期刊1种，仅占城市期刊的4%。有关资料还表明，在发行量25万册以上的81种期刊中，城市期刊有75种，占92.6%，农村期刊有6种，占7.4%。这些数据说明城乡报刊无论在发行量、增长速度、报刊质量等方面存在着严重不平衡的问题；（2）出现了城市报刊向农村摊派发行的问题。随着城市报刊数量的快速增长和竞争的进一步加剧，许多办有报刊的行政部门，如公安、工商、税务、交通以及党委部门，强行向农村摊派征订报刊，这些报刊大多不是农民欢迎和需要的，但却大量挤占了农民手中的订报费用。在一些地方，报刊摊派已成为当地农民的一项沉重负担，为后来的报刊整顿埋下了伏笔；（3）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一些报刊出现了不适应市场的症候，不少农村报刊自身质量下滑，内容平平，偏离了农民的实际需求；一些报刊在出版形式上，不太适合农民读者的喜好，版面设计和装帧陈旧；有的农村期刊名称相近，内容平平，结构布局不够合理；有的农村报刊人员素质、业务水平不高，有的报刊上级主管部门不够重视等，使得农村报刊发行量下滑，效益不高，部分报刊亏损严重。
到2005年，据各方资料证实，农村报纸依然没有扭转下滑的趋势，但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据统计，目前农村报纸在28到36种之间徘徊。目前中华全国农民报协会有会员36家(79)，其中有13家是省委机关报主办的，且大部分经营、发行困难；发行量能够保持十几万份以上的，只有四川农村日报、南方农村报（广东）、农村大众报（山东）等少数几家。2005年8月份，我们从中国记者网《新闻机构》栏目中在“媒体名称”一栏输入“农”字检索到28家农民报。(80)目前在真正的农民报纸中，除中央级的《农民日报》外，主要有《中国畜牧报》、《中国乡镇企业报》、《中国农机化报》、《四川农村日报》、《农垦日报》、《农村大众》、《农村经济信息报》、《农村信息报》、《广西农垦报》、《果农报》、《海南农垦报》、《河南农村报》、《江苏农垦报》、《江苏农业科技报》、《农业科技报》、《南方农村报》等大报。其它涉农类的报纸还有《山西日报》、《四川日报》等省报的农村版。在经过市场经济的冲击后，一些农村报纸勇于改革，获得了新生，有较高的发行量和知名度，但也有一些报纸陷入了恶性循环，发行量日趋减少、广告额下降，普遍陷入经营困难的状态，如何面对市场经济，依然是此类报刊的头等大事。此外，随着互联网的崛起、报业集团的发展，农村报刊纷纷上网，开办农村报纸网络版，有些报纸还主办了相关的农业网站，一些农业报纸创办子刊、尝试着集团化发展的道路。农业期刊方面，继续向前发展，门类、种类、数量不断增多，目前据统计有3000多种农业期刊，这些农业期刊依然以科技类、专业类、学术类为主，面向农民的大众化期刊发行量没有多大变化，依然面临着生存危机。
除了农民报刊外，各地市县级报纸的读者对象主要是当地农民基层干部和农民。从解放后，他们一直缓慢发展，改革开放后各市县几乎都有了自己的机关报，但这些报刊一直存在着质量偏低、内容平平，发行量不高、影响力不大等问题。90年代中后期，这些报纸面临着市场经济的冲击，为了生存，不少报纸依靠行政命令强行摊派给农民，增加了农民的经济负担。2003年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等单位联合对县市级等报刊进行了强力整顿，在这次报刊整顿风暴中，不少市县级报刊被停办、专办、合办，其中停办的县市报纸有282种。(81)这次报刊改革如陈力丹所言，“报业除了自身的发展逻辑外，社会大系统的发展所提出的要求，对于报业功能、角色的转型与建构，往往具有根本意义上的规定性。”(82)此次改革消除了报刊中的权力色彩，让市场力量主导县市报以后的发展轨迹。
2004年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颁布了促进农民增收的“一号文件”，随后不久中共中央决定建设和谐社会，统筹城乡发展，下令免除农业税，健全农村医疗体系，“十一五”期间实现免费农村义务教育等，2005年10月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十一五”规划，据报道此规划将倾向于增加穷人收入。由此可见，农村改革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农业报刊亦会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也许会扭转下滑的局面，有所发展。
2.农村广播电视的发展概况
广播电视的传输环节，是我国广播电视事业的一个薄弱环节。建国后党和政府一贯十分重视农村广播建设，并把其作为农村媒体建设的首选。“十年动乱”期间农村广播建设虽然受到了一些干扰，但也有所发展。
经过1977至1978年的“拨乱反正”，农村广播电视建设检讨了极“左”思想，一些农村广播节目相继恢复或开办。1977年中央电台恢复了《对农村广播》节目，开设普及农业科学技术知识、推广农业生产经验的《农业科学技术专题》栏目，1981年7月《中央农业广播学校》节目开播，到1984年底，注册会员83万人，成为全国规模最大、学生最多的中等专业学校。
1978年中央广播事业局在《整顿、巩固、提高农村有线广播网的几点意见》中要求，“提高服务质量、完善服务手段”，围绕保证广播不中断进行技术改造。农村广播网自办节目的次数和时间大大增加。1980年10月第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总结了30年来广播工作的经验教训，对“文革”的错误进行拨乱反正，农村广播发展恢复了正确的方向，驶进了迅猛发展的轨道。
1982年5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国务院部委机构改革实施方案的决议》，宣布撤销中央广播事业局，成立广播电视部（1986年改为广播电影电视部），任命吴冷西为部长。广播电视部的成立，利于对全国广播电视事业的统一管理，更好地调整中央与地方、广播与电视、有线与无线、宣传与技术等关系，促进了农村广播电视协调发展。此后，在广播电视部的统一规划下，农村广播电视长足向前发展。
电视是图文并茂的传播媒体。1958年北京电视台开播，标志着我国电视的诞生，开播的第一天，就播出了新闻电影制片厂制作的节目《到农村去》。但受到技术和社会形势的影响，直到“十年动乱”结束后，电视才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据统计，1978年全国有广播电台93座，电视台32座，1978年全国电视机拥有量304万台。期间，农业节目逐步涉及到农业科教片、卫生、农民风采、文艺等多种形式。甚至从1961年开始电视有了实行固定的农业栏目，在每周五有“农业节目”、周六有“一周工农业节目综合报道”(83)。
1983年3月底至4月初，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提出以新闻改革为重点，推动广播电视宣传的全面改革，此次会议确定了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州）、县“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方针，提出要在最近三五年内，除了少数人口稀少的边远地区以外，做到县县、乡乡、队队通广播，户户、人人都能够听到广播，在本世纪末建立覆盖农村，分步骤做到户户、人人都能看到电视，听到广播的广播电视网的目标。“四级办广播电视，四级混合覆盖”开拓了广播电视的发展空间，各县市普遍创办县、市广播台、电视台。
1984年，为解决部分农村因江河湖海和沙漠的阻隔，有线广播难以形成以县的行政区域为范围的有线广播网的问题，这些地区逐步建立了小功率调频电台，主要为乡（镇）广播电视台传送节目，同时兼顾县城内的调频覆盖。到1988年底，全国已建成县级调频节目传送台328座，用有线和无线相结合的手段大大改善了农村地区的收听条件，推动了农村有线广播的进一步发展。
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已经建成了一个广播和电视相结合、中央与地方相结合、有线与无线相结合、对国内广播与对国外广播相结合的完整的广播电视传送网，形成“四级办台、四级覆盖”的广播电视结构体系。据有关数据统计，1988年底全国共有无线广播电台461座，节目568套，平均每天播音4968小时。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第一套节目的混合人口覆盖率70.6%。全国有线广播台（站）2521座，平均每天播音14746小时，已装喇叭农户7976万个，入户率40.1%，社会拥有收音机26197台（平均每百人23.9台）。1990年底，全国县级广播电视台站有3011座，乡以下广播线路627931公里，用户喇叭822.6万只，入户率为37.3%，村通播率为69.9%。(84)广播、电视也代替报纸成为农民获取外界信息的主渠道。
90年代后，由于电视的迅猛发展、农民收入的增长等各种因素，农村广播走向了下坡路。农村广播节目大量停办，许多镇、乡、村的广播站、广播线路遭到破坏，广播喇叭在部分农村销声匿迹，农村收音机社会拥有数量下滑，到了90年代末，电视代替了广播，成为农民获得外界信息的主渠道，并一直延续至今。
“十年动乱”后，党和政府重视电视媒体的建设，无论在传输能力、覆盖面、影响力、市场份额等方面，电视均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对农电视节目发展缓慢。1984年，安徽电视台创办的《致富之路》是全国省级电视台当中最早的农村电视栏目，1985年吉林电视台创办《农村俱乐部》，1987年广东电视台创办《摇钱树》，同年农业部在中央电视台开办了一档农业节目（后合并到中央七套），辽宁电视台从1989年创办《黑土地》，到90年代后，出现了山西电视台的《黄土地》、中央2套的《金土地》（1996）、云南电视台的《红土地》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农村节目，初步形成了以中央电视台第七套农业频道为“龙头”，省、市、自治区电视台农业节目、县级电视台并存的农业新闻传播格局。
从1998年起，针对我国农村广播、电视发展滞后，广大农村和边远山区（主要是西部地区）群众难以看电视和听广播问题，国家广电总局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作，得到各级政府和广播电视工作者的支持。据统计，截至2003年底，共完成11.7万个行政村“村村通”任务，解决了7000多万农民群众收听收看广播电视的问题，使我国的广播和电视人口总和覆盖率分别由1998年的88.3%、89%提高到2003年的93.72%、94.97%。目前已基本实现通电行政村“村村通”，但是依然有48万多个自然村的农村群众收听不到广播、收看不到电视。这些自然村大多位于西部偏远地区、中部贫困地区，地理条件、经济条件差，信息闭塞、文化生活匮乏，广大农民对广播电视的需求十分强烈(85)。目前，国务院2004年至2005年已批准了全国自然村“村村通”工程建设方案，广电总局目前正抓紧实施村村通工作，确定2005年为“农村服务年”，围绕着建立健全农村广播影视公共服务体系，结合村村通工程、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程的建设，大力提高农村广播影视人口有效覆盖率(86)。预计“村村通”工程完工后，农业新闻传播的硬件建设将上一个新台阶。
目前，农业电视频道有5套，它们是中央电视台第7套农业频道（含少儿军事）、河北电视台农民频道、吉林电视台乡村频道、山东电视台农村科普频道、山东临沂电视台农村科普频道。这些专业的农业频道有很多自办栏目或栏目板块组合，涉及到农业新闻、咨询、服务类、综艺类等栏目。其中1995年11月11日开播的，由农业部、中央电视台主办，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承办的中央七套节目（少儿、军事、农业节目为主的专业频道），通过亚太1A卫星覆盖全国，是覆盖面最广、最权威的一个专业频道，其中农业板块是这个频道的一个重要板块，每周一到周五的12：30—15：15、每周的18：05—19：30、每周一到周六的21：19—22：42、每周一到周六的23：15时间段是农业大板块，《致富经》、《科技苑》、《每日农经》、《农广天地》、《聚焦三农》、《搜寻天下》、《乡约》等精品栏目都在这些时段搭配播出。
中央、省级电视台共有农业节目20多个。主要是中央电视台的电视杂志《金土地》、中央二套的《田野》、山东台的《乡村季风》、北京台的《京郊大地》、广东台的《摇钱树》、山西台的《黄土地》、浙江台的《田野风》、辽宁台的《黑土地》、四川台的《金土地》、河北台的《时代科技》、河南台的《乡村》、湖南台的《乡村发现》、江苏台的《大视野》、新疆台的《农牧天地》、广西台的《走进乡村》等。上述节目或栏目有不少是农业板块组合而成，并且有一些节目构成了农业频道。如中央台的《金土地》辟有“打开信箱”、“串门”、“生财有道”三个板块；中央电视台七套《致富经》设有“闯天下”、“名人本色”“经济视野”三个板块；《每日农经》有农经信息、市场前沿、品种档案、周末版等几个板块。
县级电视台有1000多个，一些有实力的乡、镇或村也创办了一些镇（乡、村）电视台。这些电视台的主要观众是当地农民，一般设有农业节目或栏目。但是县级电视台发展参差不齐，良莠并存。2003年全国广播电台整顿，部分县级电视台被砍掉，省、市级电视台、公共频道成为农业电视新闻传播的主渠道。
除此之外，中央、省、市级电视台还根据农业形势发展需要，创办了一些不定期的农业栏目，播放部分农业电视新闻报道。这些栏目多为临时创办，寿命不长，多为农业报道专题或其它小栏目形式(87)。
尽管农业电视节目发展比较快，但与全国各种内容的电视节目相比，农业节目在数量、覆盖率、影响力、市场份额等方面差距还很大，总体落后于全国电视发展步伐。2004年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电视频道总量是2094个，节目全年播出总量为1004万小时。据中国传媒大学有关专家测算：农业电视节目所占比例“不超过1%”。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副会长张振华认为，媒体的资源配置与我们的实际国情“严重错位”：我国绝大多数人口在农村，但大多数节目却是做给城里人看的。另一方面，这些农业节目或栏目普遍存在着竞争力不强、节目形态落后、收视率偏低、广告额较少、经营困难等问题。农业节目依然面临着严峻的生存问题。部分农业节目逐渐被市场淘汰，如中央台的《农业新闻》栏目等。
3.农业新闻纪录片
19世纪末电影传入中国，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摄制了京剧舞台纪录片《定军山》，揭开了国人摄制影片的序幕。作为一种传媒，若电影技术被用于传播新闻，就成了新闻纪录片，如果电影传播的是农业新闻，那就是农业新闻纪录片。1942年王震旅长率领359旅留守延安，在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习惯称延安电影团）吴印咸等工作人员拍摄了影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由钱筱璋编辑，周从初洗印。影片纪录了毛泽东书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情景。影片拍摄后放映队在边区各地放映，受到群众热评。此部影片被称为是“人民政权下摄制完成、公开放映的第一部影片，是极具历史意义的”，也是现有资料中较早的一部农业新闻纪录片。1947年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反映土地改革的《农民翻身》、《翻身曲》合辑为《民主东北》第三辑。新中国成立后，农业新闻纪录片有了较大的发展。1953年在北京成立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简称新影厂）是我国唯一生产新闻纪录电影的专业厂，在电视不发达的20年中创作了许多优秀的农业新闻纪录片，记录了建国后农业、农村发展的历程。50年代新影厂拍摄了第一部政论式文献纪录片《伟大的土地改革》，该纪录片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揭露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反映翻身农民的喜悦，以确凿的材料和鲜明的形象征服人心，此外还有《在荒地上》、《第一次收获》、《五亿农民的方向》、《新农村的接班人》等。在70年代新影厂还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拍摄了一些农业纪录片，这些纪录片有《丰收喜讯（一）》（1971）、《丰收喜讯（二）》（1972）、《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特辑一）海城人民多壮志》（1972）、《大寨红旗》（1973年）、《金稻银花齐跃进》（1973年）、《林茂粮丰气象新》（1973年）《红旗渠畔展新图》（1975年）、《搬山填沟造平原》（1973年）、《华容盛开科技花》（1977年）、《农村办沼气》（1974年）、《战鼓催春》（1975年）等，改革开放后，新影厂又拍摄了许多农业影片。2005年10月份，我们从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网站中号称万余部的“纪录片库”里检索到反映农业、畜牧业、水产渔业、林业的农业纪录片共有142部。其中以“农业”为主题的有121部，林业11部，畜牧业3部，水产渔业7部。但是，“纪录片库”仅记录了从1970年到1993年的农业新闻纪录片，其每年拍摄的农业纪录片数量情况如图2—2。这些影片记录了从“文革”中后期到90年代的我国农业发展的波澜壮阔的景观。
图2—2 1970—1993年新影厂纪录片变化图
改革开放后，电视迅速崛起，电视新闻纪录片逐渐取代了电影新闻纪录片，农业新闻纪录片也不例外。纪录片的播放也逐渐由放映队下乡放映转到在各电视台公开放映。从90年代后，有关农业新闻纪录片的资料越来越稀少，这表明我国农业新闻纪录片一直在走下坡路。
4.农业新闻网站（频道）的发展概况
90年代互联网在中国迅速崛起，并发展成为“第四传媒”。随着网络媒体的崛起，传统媒体纷纷上网的大潮，农村报刊、农村广播、农业电视节目纷纷上网，开始了农业新闻网络传播时代，各种类型的农业网站纷纷创办。据农业部信息中心检索，到2002年初，中国大陆农业网站数量已达2000多家，到了2005年农业信息网站发展到4000多家(88)，而且数量还在增长。2004年11月农博网联合《农民日报》、CCTV农业频道共同发起“‘2004’中国农业网站100强”大型评选活动，此次评选共分为教研类、企业类、政府类、新闻类、行业类、综合类六大类农业网站。其中，获奖的媒体类网站有4家，它们是央视国际农业频道（www.cctv.com）、中国花卉网（www.china-flower.com）、中国园艺科技网（www.ch-yy.com）、三农在线（www.farmer.com.cn）。其他各种类型的农业网站大都有农业新闻栏目或网页，甚至频道。不过这些栏目、网页、频道上的农业新闻发展良莠不齐，存在着农业信息过多，农业新闻偏少，大都是转载传统媒体、其他网站的农业新闻，但也发布本系统内的一些农业新闻。目前农业网站的传播潜力受到了政界和学界的重视，农业网络媒体发展迅猛，估计未来将会成为影响农民群体的强有力的新型大众媒体。但是目前农村还存在上网络基础设施落后、农民缺乏上网的基本设备和技能、计算机能力偏低、网络素养偏低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农业网络媒体的发展。
由上可见，改革开放后，农业传媒获得了长足进步，形成了由农村报刊、农村广播电视、农业网站构成的立体化、多途径的传播结构，基本上解决了农民接触不到媒体的问题，在物质、技术层面保证了农民获取新闻的渠道。但是，无论从总量还是从质量上看，农业媒体与数亿农村人口的“国情”依然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绝大部分农村地区还存在着看不到农民报纸，偏远、落后地区的农民还存在听不到广播、看不到电视的情况，绝大多数农村还缺乏网络基础设施，绝大多数农民还没有上过网，甚至不知道网络为何物。因此，新时期农村媒体市场依然亟待开发。
（二）1977年后的农业报道
中国的基本国情之一是农民的数量特征。“十年动乱”后，90%以上的人口是农业人口，经过二十余年的分化，当今中国农民人口依然占全国人口总数的60%—70%。据2001年10月《人民日报》报道，当代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0%，世界总人口的15%，世界农业人口的35%，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农民的规模与数量都无法与当代中国相比(89)。中国农民人口的数量特征决定了农业新闻资源在中国新闻资源总量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分量，农业报道是新闻报道的重要一员，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农业报道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报道高峰，不论从报道的领域、范围、数量，还是报道的深度、广度，以及报道的品种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与农民社会相比，与都市报道相比，无论从报道的数量还是从质量上看，农业报道依然有较大的市场空间亟待开发。
1977年后的农业报道是在党和政府的农业政策、农村改革波澜壮阔的现实、新闻媒体的发展推动下形成的新图景。“十年动乱”结束后的1977—1978年间，农业报道以“拨乱反正”为指导思想，以揭批文革期间“假、大、空”的农业报道，揭批“农业学大寨”中的“左”倾错误为主，呈现出农民痛恨“四人帮”、拥护党中央“拨乱反正”的图景。
约从1978年到1986年间，苦难的农村内部酝酿改革，并在短短的8年内完成了农村体制的改革，以人民公社、农业大寨为代表的农村制度被废除，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新农村体制建立起来。从1982年起中央连续5年在1月1号（或2号）出台了五个1号文件，指导农村改革取得了突破性历史进展。与此相应，农业报道亦在这8年间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央五个1号文件和当时农村改革的波澜壮阔的现实是农业报道的重点，从整体上来说，这一时期的农业报道有波折，虽取得了丰硕成果，稳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也有一些不足。
约从1978年以后，原来频频出现在媒体上的大寨渐趋消失，但也有一些报道反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业大寨的新变化。1981年新华社采写了4篇关于昔阳大寨的稿件(90)，反映了昔阳大寨的可喜变化，系列报道被《人民日报》、《山西日报》等转载，文章不渲染，平实可信，深受读者好评；1982年《人民日报》、《中国农民报》、《经济日报》、新华社、《山西日报》、《山西农民报》等多家单位陆续发表了《今日大寨》、《重访大寨》、《大寨新歌》、《大寨人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等长篇通讯，这些通讯从各个角度反映大寨发生的深刻变化。1982年底《羊城晚报》记者罗文锦采写的独家新闻《大寨也不吃大锅饭了》，轰动一时，并被北京、香港传媒立即转载、转播，很快传遍全球。当年被评为全国好新闻奖。至此，从60年代兴起的农业大寨的报道划上了句号。
中国农村改革是农民自发的、由中共中央领导、规范的一场制度变革运动。新闻界对此作了大量富有成效的报道，营造了良好的改革舆论，但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之音。此次报道根据改革的进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1978年前后为第一阶段。在此阶段，农村不满“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自发创新，实行“大包干”，中央高层对新事物“大包干”处于观望、了解阶段。1978年新闻界报道了这一新生事物，报道了中央制定的恢复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等农业政策；1979年初宣传了“包工到组、联产计酬”，未宣传“包产到户”，但报道出现了失误，给基层农村干部造成了思想混乱，随后做了补救(91)。1980年9月《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发布前后为第二阶段。中央明确了农村改革方向，政策上的干扰基本消除。新闻界对“包产到户”、“大包干”的宣传报道持积极谨慎的态度，此次报道以介绍典型经验、农民欢迎“大包干”并踊跃参与大包干等形式为“联产承包责任制”营造良好舆论氛围，此外还用评论、记者来信、理论文章等形式帮助干部群众认识“大包干”的现实价值，其中安徽、豫东等地农村的“包产到户”的报道数量较多，影响力较大。1982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前后为第三阶段，此时全国农村已有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农业生产制度的大规模变动已基本完成，转入了总结、完善、稳定阶段。新闻机构以典型报道、政策解析、时评分析等形式深入宣传新型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结合实际案例和党中央文件精神，阐述了“大包干”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农村生产力水平的“农民首创”，渲染了“政策不变”，稳定了民心，并对一些地方出现的破坏集体财产的现象进行了批评。1982年以后为第四阶段，中央连续5年颁布了五个1号文件，指导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健全，新闻界以这五个1号文件为指导，对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引发出来的各种新事物、新问题、新景象进行了大量报道，加强了对农产品价格、政社分开、专业户的发展及其协作联合，农产品流通、农业雇工等方面的报道，报道多以专题讨论形式，文风平易近人、语言朴实、效果较佳。总之，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报道是80年代前期最大规模的、持续性较长的一次农业新闻报道。报道对新生事物采取了谨慎的态度，注意控制报道的数量，以典型引导，避免“一哄而起”和“一刀切”，同时配发评论，积极有效地推进了这一新生事物的成长。总的说来，这是一次成功的大型农业新闻报道(92)。
在此期间，专业性的农业传媒兴起，这些传媒侧重于农业政策信息、农业科技信息、服务信息、农村人物的报道，“致富”、“增收”的报道主题渐渐显现，也有不少反映农村新景象的社会新闻报道。因此，从总体上，这一时期的农业报道反映了农村欣欣向荣的景象。
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改革的重心开始由农村转入城市，农业报道的数量有所下降。从1984年到1991年间，农业报道以“指导农村工作”为主，宣传在整个报道中占有主导地位，此外服务类、信息类、致富类信息也不少，主要内容大致有农产品统购派购，农产品的价格、乡镇企业、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民致富、增收的信息，农业“四季歌”，农村婚姻习俗的变化等。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讲话，“十四大”党代会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标志着经济体制的改革进入了新阶段。农村则要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内容主要包括建立和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建立和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中西部乡镇企业的发展；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宏观调控；深化粮食流通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改革的内容即是农业报道的指导方针。从1992年开始农业报道加强了对上述改革政策的报道。上述报道多以政策发布、正面宣传、典型引导、问题揭露、专题报道、系列报道等形式进行。报道多紧跟中央改革政策，侧重于政策的贯彻、执行，农民的拥护等方面，对于政策引发的负面效果报道较少。
如果说农业大寨、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农村转变到“包产到户”、“大包干”下的农村比较顺利，那么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村转型到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农村则相当艰难痛苦，至今尚未完成。农业报道也面临着市场经济的冲击，需要改变观念，调整报道内容、结构、领域、文风等，在这方面，农业报道做得不算好，没有满足农民的新闻需求，大部分农业报道存在着形式老化、内容脱离农民需求、不受农民欢迎等问题。从内容上来说，除了政策类农业报道外，1992年以后的农业报道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1）农业产业化报道。90年代初农业产业化在我国迅猛发展，成为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的第二次重大变革，如何引导农业实现结构调整、引导农民进入大市场，是农业报道的重要职责。新闻媒体采取了正面引导、经验总结、典型渲染等形式，以动态报道、调查报道、系列报道、专题报道、“策划”报道等报道形式强化宣传效果，此外还辅以大量的致富信息、市场信息等报道内容。2001年以后，农业产业化报道有了国际化的视角，有不少报道从国际视角审视中国农产品。WTO对农业的影响、人民币升值对农业的影响、国际农产品走势对农产品影响的报道日趋增多。
（2）农村问题的曝光。90年代后，农村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各种问题，“三农问题”是这些问题的总称。农业报道对此也有所揭露，对农民卖粮难、增收困难、打白条、农村治安、就业难、负担重、村官贪污腐败等问题，形成了同情农民、关注农村的舆论氛围，2000年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朱 基总理，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经媒体报道后，掀起了关于李昌平事件的舆论 涡，把同情农民推向了高潮。2003年陈桂棣、春桃夫妻在互联网上公布了他们的《中国农村问题》大型调查报道，再次掀起了对农村问题的关注。至今，对于农村医疗卫生、农民增收、农村教育、社会治安，依然是媒体监督报道的重点，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村、农民的负面形象。
（3）农民工的报道。80年代初农村就出现了雇工，曾在媒体上引起了大讨论，轰动一时。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量民工进城打工，初显“民工潮”。此后，年年都有民工潮，到2005年有1亿多民工在城市打工。新闻界逐年加强了对进城民工的报道量，形成了关于民工的社会舆论 涡，并持续至今。前些年，媒体对民工的报道侧重于民工对城市的负面影响，“盲流”、“社会闲杂”、“无业人员”是媒体描述民工的常用语，但也有媒体报道了民工对城市的巨大贡献、民工进城的原因、对策等，要求正确对待民工进城，报道略显零散，专题报道、系列报道、深度报道较少。近两年来，媒体加强了对进城民工讨薪、生存状态、子女就学、民工犯罪等方面的报道，彰显出媒体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但也有“妖魔化”民工的一面。其中，2003年农业的报道量较多，其中媒体对“讨薪”事件、孙志刚事件、非典、禽流感事件的报道最为突出。报道形成了媒体合力，以专题报道、动态报道、系列报道、深度报道为主要报道形式，形成了关注农民工的较强的舆论力量，并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目前关于农民工的报道集中在“民工荒”、社会歧视、生存状态、越轨犯罪等方面，报道的数量和力度有所减少。
除此之外，新闻媒体对农村医疗卫生、村官选举、村民自治、农村现代化、“三农问题”的化解等问题也有大量报道。至于农业科技、致富信息、农村先进经验、农业“四季歌”等农业报道，新闻媒体从未间断过。这些报道数量庞大，一些报道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但也有一些报道存在着语言枯燥、形式落后、不受农民欢迎等问题，并造成了许多农业报道资源的浪费。
2004年1月，中共中央出台促进农民增收的第六个“一号文件”，文件指出“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再次掀起了社会关注“三农”的舆论高潮。2005年10月11日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决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治、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地加以推进。”(93)据此可断定，在政府的强有力的推动下，农业报道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向纵深发展。
综合相关研究表明：1979年以来的农业报道以“指导农村工作”为主，报道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促进了部分农民群体的增收、致富以及观念的转变，证明农业媒体对于“三农”问题的解决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报道对农村、农业、农民的社会真实情况存在着一定的偏差、误现。比如一项研究表明《人民日报》对农民形象的再现是一种误现，《农民日报》的再现是一种低度再现。再现中的偏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农民的基本特征方面，报纸倾向于中年年龄段、男性、农村干部群体；二是报纸再现的农民生活现状与真实情况有区别，并有明显的模式化倾向，体现了一种不平等的政治权力关系和中国社会传统的性别权力关系(94)。其次，农业报道起了“社会安全阀”的社会功能，不少农民绝望的最后关头，想到了有社会良知之称的媒体，“有问题找报社”在农民群体中成为一种潜规则。再次，从消息来源的角度看，媒体仅仅反映了少数农民的心声，还有大量的民声、呼吁和要求，媒体没有反映，一些重要的农村社会问题被压制、真相在地下涌动，甚至演化成悲剧事件才被一些媒体所关注，但关注的媒体报道的数量和力度不够，难以形成舆论强力。还有一些报道虽然反映了民声，但却有“强暴”之嫌疑。种种迹象表明，农业报道的角度多站在了城市的立场，站在了官方的立场，鲜有站在农村、农民的立场上，因此，农民的话语权问题值得重视。
【注释】
(1)本章有许多资料采用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一、二、三卷），文中为注释的数据、案例等均来自此著作。特作此说明，并在此向方汉奇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此外，其他重要的引述，文中特别作了注释。
(2)萨空了：《科学的新闻学概论》，香港文化供应社1947年版，第3—4页。
(3)李良荣：《新闻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4)引自《明清时期的农业》，中国农业历史与文化网站，http://agri-history.net/history/mqny.htm.
(5)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1页。
(6)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66页。
(7)李敬一：《中国传播史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2页。
(8)李敬一：《中国传播史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8—99页。
(9)刘建明、胡钰等：《科技新闻传播理论》，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
(10)摘自《汜胜之书》（耕田），http://www.agri-history.net/books/fszs.htm。
(11)摘自《马首农言·农谚》，http://www.agri-history.net/books/msny.ny.htm。
(12)张天雁，《成语“一亩三分地”源于皇帝世代沿袭“亲耕”》，《知识窗》2005年第12期。
(13)摘自《宋史·志第五十五·礼五（吉礼五）》，（元）脱脱等，http://www.tianyabook.com/lishi2005/songshi/index.htm，原文无标题，笔者根据内容暂拟。
(14)［美］梅尔文·门彻Melvin mencher：《新闻报道与写作》，华夏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89页。
(15)［新加坡］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增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16)吴廷俊：《中国新闻传播史稿》，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第41页。
(17)［新加坡］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增订版），第54—55页。
(18)见1838年10月1日《各国消息》，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第一卷），1996年版，第506页。
(19)温济泽：《从邸报到现代新闻事业》，《中国新闻年鉴》1982年版，第4页。
(20)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插图整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81页。
(21)《格致汇编》，由1872年8月在北京创刊的《中西闻见录》在1876年迁往上海改名而来。
(22)陈玉申：《晚清报业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17页。
(23)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36页。
(24)《丝客须知》，刊于1874年7月13日《汇报》，摘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第436页。
(25)［新加坡］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增订版），第199页。
(26)丁淦林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版，第270页。
(27)丁淦林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版，第91页。
(28)方汉奇、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54页。
(29)陈玉申：《晚清报业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87页。
(30)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时务报》1896年1月。
(31)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43页，第547页。
(32)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12月第1版，第90页。
(33)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68页。
(34)张恣宽：《王伯南与〈江皖灾民图〉》，载自《老照片》（第二十二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41—第46页。
(35)汇编根据文军主编的《中国老新闻》（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36)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92页。
(37)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插图整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63—164页。
(38)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28页。
(39)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插图整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63页。
(40)梁启超：《农会报序》，1897年4月12日。
(41)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29—630页。
(4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版，第692页。
(43)参见费正清著，刘尊棋译：《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263页，第269页。
(44)方汉奇、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69页。
(45)方汉奇、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82页。
(46)钱玄同致胡适信（1921.1.24），《胡适来往书信选》上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7页。
(47)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2—第73页，第136—第137页。
(48)方汉奇、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222页
(49)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页。
(50)《中央日报》1927年3月创刊于汉口，1928年2月在上海复刊，次年2月迁南京，1932年实行社长负责制，该报是国民党中央机关报，直接对国民党中宣部负责，曾出多种地方版，1949年3月12日迁台湾出版。
(51)朱汉国：《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王桧林：《序》，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52)王先明：《历史学视野中的“三农”问题——历史的沉积与现代趋向》，载《光明日报》2004年6月22日。
(53)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39页。
(54)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69页。
(55)方汉奇、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4页。
(56)《红军宣传工作问题》，《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
(57)原话是“以前文告是给知识分子看的，尽可掉文，现在的文章是给工农群众看的（知识分子也在内），许多文语不可再用，要用也要经过工农群众了解或改造之后”，《谢觉哉日记》，1943年3月7日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58)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02页，第316—317页。
(59)评论参见了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351—352页。关于乡村读报系统，此书写道“中央根据地的寻乌县，是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该县人口中识字的占40%（其中不少只识200字，或只能记账），不识字的占40%，“女子可以说全部不识字”。在这样的农村环境中，报刊是稀有品，不少农民甚至没有见到过。共产党让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报刊一出现，就受到他们的欢迎，渴求进步。他们从报刊上懂得了革命道理，增长了知识，还学习了文化。有些人把读报与识字相结合，不识字的还可以听别人读。圩场设有“读报团’，逢圩日读报，如中央根据地上抗县上才溪乡圩场，每次圩场读报，最少五六十人听，多的八九十人。”
(60)参见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94—796页。
(61)例如，《晋绥日报》发表贫农朱兴发在群众会上的诉苦记录《二斗小米与二亩地》，编者配发短评写道，从这篇诉苦记录中，“我们看到农民对吸血鬼地主阶级的仇恨，比山高，比海深。眼前正有像朱兴发一样的千百万农民奋起向地主阶级作坚决斗争。”要求报纸工作者、干部，把更多的农民的控诉记载下来，“公诸报端，以鼓舞农民斗争”。又如，《东北日报》在土地法大纲公布前夕，从1947年9月初起，连续半个月在一版头条位置，刊载揭露地主阶级勾结日伪、国民党残酷剥削农民的罪恶史实。各报还及时揭露地主阶级抗拒与破坏土地改革运动的罪恶活动。通过这方面的报道，人们看到在土改中，一些地主一面搞假“献地”，施“美人计”，装傻、装穷、装死，一面暗中转移分散土地和浮财，引诱拉拢干部和农民，改假成分、伺机进行造谣破坏等捣鬼活动，从而提高了人们的革命警惕。
(62)编者向农民们介绍说设立这个专栏，“为的是让大家在这里控诉地主的罪恶，揭发工作里面的缺点，发扬那些咱们农民认为好的合适的事情，提出自己的要求和改进工作的意见。”编者还提出：“大家会写的就自己写。不会写的，可以找报馆的通讯员、记者和当地干部写，要不就亲自来报馆跑一趟。”贫农魏殿花被诬害，扫地出门，并受管制，他在集上听人读了《农民呼声》专栏后，就怀揣报纸连夜偷跑，从几百里外跑到人民日报社痛诉委屈。报社协同边区政府组成工作组，配合地方党组织查明真情，纠正了错误。魏殿花平反的报道，在边区各地引起了强烈反响。不少农民纷纷来信来访，要求报社代写“呼声”，有的甚至说是来“告状”的。农民欢迎《呼声》专栏说，“咱总算有一个说话的地方了。”晋绥区汾西县土改中，地主恶霸破坏土改，杀害贫农郭四颗。《晋绥日报》对这件惨案作了详尽的连续报道，发表了题为《为贫农郭四颗报仇》的社论，发动群众惩办了凶手，伸张了正义。
(63)批示：“现在是成千万的人民群众依照党所指出的方向向着封建的买办的反动制度展开进攻的时候，领导者的责任，就是不但指出斗争的方向，规定斗争的任务，而且必须总结具体的经验，向群众迅速传播这些经验，使正确的获得推广，错误的不致重犯。”
(64)土改运动初期（1946年8月中旬到11月初），宣传上存在右的偏向，主要表现是不真实报道：如过度渲染了地主“拥护”土改。自动“献地”，“献地”后马上变成了“劳动人民”，受到政府“赞扬”，群众“感激”等极个别现象，造成了一种“和平土改”的错觉。1947年春6月在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的领导下，《晋绥日报》首先掀起了反对“客里空”运动，自检了自身存在的问题，《解放日报》等报刊跟进，掀起了新闻界反右倾的浪潮。反右倾虽然纠正了新闻工作中一些失实报道，改进了业务，挽救了党报的威信，但没有注意反左倾，即一些通讯社、报、电台不加分析地报道土地改革，尤其以1947年第四季度比较严重。毛泽东在《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中把这种左倾现象概括为：（1）不是宣传依靠贫雇农，巩固联合中农，消灭封建制度的路线，而是孤立地宣传贫雇农路线。不是宣传无产阶级联合一切劳动人民、受压迫的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分子（其中包括不反对土地改革的开明士绅），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而是孤立地宣传所谓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2）在整党问题上，有唯成份论的错误宣传：（3）在土地改革问题上，助长急性病，甚至发表赞扬急性病的东西。在领导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上，错误地强调所谓“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否定了党的领导作用，助长了尾巴主义；（4）在工商业和工人运动的方针上，对于严重的“左”的倾向，或者加以赞扬，或者熟视无睹。《晋绥日报》、《人民日报》、《东北日报》等各地报刊根据这一指示对报纸的左倾进行了自检。
(65)赵晓春主编：《农业传播学》，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3—94页。
(66)该节的数据资料来源，未注释的部分，除了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外，还有项戈平的《我国农业报刊述评》（图书馆管理与实践，1994.3）、梁衡的《办农民愿意花钱订订了能致富的报刊——在全国部分农村报刊座谈会上的讲话》，（报刊管理，1999年9月）等文。
(67)1952年4月1日，吉林省九台县首先把收音站发展为农村有线广播站，利用电话线路定时广播，在各村政府、学校、文化站、供销社等公共场所设置了喇叭330只，直接为农民服务，每天有一两万人收听。浙江省的195个收音员巡回了1383个村庄，听众达30多万人，河北省84个县仅1952年就出版《收音小报》4956期。山西省41个县的收音站，1952年出版油印小报17万份。全国许多县的收音站，都把纪录新闻写成黑板报或者用喇叭筒在屋顶广播，把新闻传送到千家万户。
(68)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9页，第34页，第245页等。
(69)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6页。
(70)《人民日报》于9月底转载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为指导这次讨论写的论文《批判李四喜思想加强干部思想教育》，并加编者按说：“李四喜思想”不但存在于湖南的一部分农村干部中，而且也存在于土地改革完成了的其他农村的许多干部中，希望各地读者普遍注意，参加讨论，以便克服这种错误思想。《人民日报》在《党的生活》专栏发表述评《介绍＜新湖南报＞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接着又发表《新湖南报》编辑部写的《领导关于“李四喜思想”讨论的经过》等。
(71)关于土改的报道，参见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9—213页。
(72)例如，1951年4月下旬，《人民日报》编印一版画刊，大字标题用了北方农村中流行的一句口号：《要发家 种棉花》，刊出14幅照片，反映河北邯郸地区棉农积极种棉、售棉和赶集、盖房、订购、孩子上学、家庭欢乐等生产发展和生活改善情景。领导机关严肃批评这一宣传脱离实际。当时不少棉纺厂停工待料，主要因为私商操纵市场，棉农又观望借售。为此政务院发出《关于购棉储棉的指示》，中央领导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响应国家号召，开展售棉储棉运动》，提出“爱国发家、多种棉花”的口号，纠正画刊上那个片面的口号。
(73)宣传既反对右倾又反对“左”倾，连续不断地有节奏地报道互助合作发展情况和典型经验，着重宣传当前要大量发展个体经济基础上的互助组，也介绍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范长江深入太行老根据地平顺县采访，发表关于著名劳动模范郭玉恩领导的平顺县川底村农业生产合作社长篇调查报告，记者田流采写长篇通讯《一个集体农庄的成长》等。
(74)1955年10月，《人民日报》刊登中共中央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和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后，合作化运动出现急躁冒进的偏差。同年底，《人民日报》在报道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124万多个的消息的同时，针对实际工作和地方报纸宣传中出现的一哄而起的情况，及时发表《闻胜勿骄》等社论和《要保持清醒头脑》的评论，提醒人们要看到新的困难，防止片面性。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刘少奇审阅的著名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着重批评党内出现的急躁冒进倾向，指出最近一个时期，有些事情做得太急了，有些计划定得太高了。没有充分考虑到实际的可能性，并列举种种事实，要求党政领导严密注意这种“急躁冒进的偏向”。但是不久，这篇社论连同《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邓拓却遭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指责。正确意见遭到压制，以致未能挽回工作中的失误，转而在新闻宣传中助长了实际工作中的急躁冒进，造成长期的后遗症。
(75)《中国青年报》于5月7日最早发表《部长助理和摄影师》一文，报道了这个事件并不指名地批评了左叶，次日，《文汇报》发表该报记者的北京专电《新闻记者的苦闷》，再次报道了这个事件，而且公开点名批评了左叶。同日，还专门配发了社论《尊重新闻工作者》。社论对左叶进行了尖刻的讽刺，缺乏与人为善的批评精神。当时，《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要学会尊重人》的文章和《官僚架子滚开》诗，并配发了讽刺性的漫画。其他不少报刊，如《工人日报》、《解放日报》、《大公报》、《新民报》晚刊等，也都发表文章，尖锐地批评了左叶，并对此事发表了意见。另一方面，报刊上也有少数文章，如《中国青年报》的《对（部长助理和摄影师）一文的意见》、《新闻业务》的《不是庇护》等文。
(76)8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左叶事件”报道失实》一文，说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曾向有关各方进行了调查核实，左叶没有说“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也不是说的“你重要还是我重要”，而是态度急躁地说：“你的工作重要，还是我的工作重要。”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新闻工作的一个教训》，其中写道：“新闻界的右派分子恶毒地抓住这件事情，尽力把它夸张、渲染，并且歪曲某些重要的情节，煽起了反动的火焰。”8月15日《文汇报》也接着发表社论《“左叶事件”的沉痛教训》写道：“事实极为清楚，制造‘左叶事件’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文汇报》的右派分子是罪魁祸首。”曾批评左叶的有关报纸和个人也都纷纷在报上做了公开的自我检讨。
(77)上海《解放日报》一版大标题是：《伟大中国人民创造伟大奇迹》，肩题：《谁说增产能到顶请看河南新卫星》，副题：《比已知世界记录高出近四倍》，作了十分突出的报道。报道早稻高产“卫星”更为惊人。7月25日报道江西鄱阳三庙前乡和丰社早稻“卫星”亩产7745斤。7月26日，江西又传出亩产9195斤“卫星”的消息。7月31日，湖北应城出现每亩10597斤高产“卫星”。8月1日湖北孝感长风农业社早稻每亩15361斤。以后又直线上升，早稻高产‘卫星”一直放到36956斤。早稻亩产高达60 437斤。10月3日报道天津新立村人民公社丰产的消息说，用移秧并田的办法，水稻亩产突破10万斤。一些报刊在宣传农业高产“卫星”时，用尽各种新闻手段，尽力渲染，给人以“真实”印象。比如《人民日报》5月10日头版消息《安徽高丰社试验田开放大红花早稻亩产16000多斤》就是典型的一例。这条消息，新闻要素俱全，报道了这块试验田的丰产措施：密植、施肥、耘草等。验收时，有领导参加，有名有姓，从省委农村工作部长到乡干部，有外地代表团参加，还有科学家及一批农学院专家、教授等数十人。这块试验田还有4个小组负责具体验收，分为丈量、监收、监打、监运和过秤，验收结果干谷16909斤6两。第二天又发了一篇由三个记者署名的通讯《发射早稻高产“卫星”目击记》。三位目击记者进行了一番现场考察后写道：“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这块田平铺着的两三尺厚的稻面上，就是放上西瓜也不会掉下去的。”最后公布数字却是16227斤13两，消息与通讯不仅尽量描绘丰产现场，并力求从多方面来证实产量是经过权威们组织核实的。但仍是露出了马脚，因为消息与通讯的发表只隔一天，产量却出入600多斤。
(78)曲昌荣、颜景理：《省级农民报的现状及其分众传播思考》，《新闻战线》2003年第5期。
(79)这36家报纸是《农民日报》、《京郊日报》、《陕西农村报》、《山西农民报》、《河南农村报》、《东方城乡报》、《农村信息报》、《农村大众报》、《南方农村报》、《四川农村日报》、《中国畜牧报中国渔业报》、《中国农机安全报》、《黑龙江农村报》、《黑龙江农垦日报》、《吉林农民报》、《多种经营报》、《延边日报》、《通化日报》、《辽宁农民报》、《晋中日报》、《临汾日报》、《甘肃农民报》、《河北农民报》、《石家庄日报》、《农村新报》、《横店集团报》、《徐州日报》、《常熟日报》、《现代农村报》、《安庆日报》、《致富快报》、《赣南日报》、《三明日报》、《贵港日报》、《海南农垦报》。
(80)它们是《江苏农业科技报》、《农资导报》、《上海农工商报》、《农村孩子报》、《信阳农专报》、《农村医药报》、《陕西农村报》、《辽宁农民报》、《现代农村报》、《沈阳农业大学报》、《经济日报农村版》、《河北农民报》、《农村新报》、《四川农村日报》、《农村信息报》、《农民日报》、《中国农机安全报》、《农村大众报》、《海南农垦报》、《山西农民报》、《农业科技报》、《果农报》、《南方农村报》、《河南日报》、《农垦日报》、《甘肃农民报》、《西海农民报》、《农村报》。
(81)以山东为例，停办的有《即墨日报》、《胶州日报》、《莱西日报》、《蓬莱日报》、《青州日报》、《昌邑日报》、《诸城日报》、《安丘日报》、《高密日报》、《兖州日报》、《邹城日报》、《新泰日报》、《肥城日报》、《文登日报》、《乳山市报》、《临清日报》、《平度日报》、《荣成日报》、《龙口日报》、《曲阜日报》、《章丘日报》等21种；被划转的有《山东法制报》、《音体美报》、《沂蒙生活报》等3种，被保留实行有偿兼并的有《寿光日报》、《滕州日报》等2种。
(82)陈力丹：《报业集团和报纸改革的17个问题》，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83)石长顺：《电视栏目解析》，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第15页。
(84)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31—632页。
(85)《覆盖农村——广电总局关于印发〈“村村通”广播电视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的通知》，网址：http://info.broadcast.hc360.com/html/001/003/005/49942.htm.
(86)《总局定2005年为农村服务年和电影发展年》，http://info.broadcast.hc360.com/html/001/001/025/72281.htm.
(87)例如，《焦点访谈》2005年1月的《释民心解民忧暖民心》、2005年4月的《做好“农”字大文章》、《屡打不绝的劣质化肥》、《维护公众利益的民心工程》、《靠山吃山毁林建墓》、2005年5月《山寨换新颜》、2005年6月《农资市场之怪事》等；像《新闻调查》栏目2005年3月《梁锥村调查》和《后陈村的变革》以及2005年7月的《广龙村的忧伤》等，中央电视台2套的《健康之路》在2001年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之际制作了“情系西藏大型直播节目——光明行”，还有《关注农村癌症》、《我为乡亲出趟诊》、《健康之路——广安行》等节目。《今日说法》、《法制在线》等法律栏目也有很多为农民普及法律知识、解决纠纷的新闻节目。
(88)王宪文、颜璐：《农业信息化：农民能用是根本》，《农民日报》2005年5月13日。
(89)徐冲：《人民日报·华南新闻》，2001年10月8日。
(90)这4篇报道是，消息《昔阳县初步纠正了学大寨运动中的错误，形势发生了可喜的变化》、通讯《淡绿轻抹虎头山》、评论《喜看大寨昔阳迈新步》、访问记《县委书记答记者问》。
(91)引起混乱的报道是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一版头条位置，以大标题《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应该稳定》形式发表了读者张浩的来信，并加了编者按语，称正在建立的“联产到组”责任制动摇了“三级所有”。补救的文章是《辽宁日报》记者范敬宜评述辽宁省农村形势的文章《分清主流与支流莫把“开头”当“过头”》，《人民日报》于5月16日在一版头条转载了这篇文章。按语指出：“作为新闻记者，要像《辽宁日报》记者范敬宜同志那样，多搞一些扎扎实实的调查，用事实来回答那些对三中全会精神有怀疑、有抵触的同志。”
(92)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第447—452页。
(93)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会议公报（全文），中国新闻网，2005年10月11日。
(94)卢迎安：《媒介形象再现与社会真实建构：国内主要报纸对农民形象的再现研究》，第二届中国新闻传播学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论文，2005年4月21日。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