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年代以后的家庭社会学

四、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家庭社会学

20世纪50年代以后，家庭社会学的研究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并重视通过研究解决本土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工业社会的殖民统治迅速瓦解，不发达社会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而西方工业社会本身也经历着社会变迁的过程，反映在家庭问题上，是家庭模式的多样化。家庭社会学对社会变迁和家庭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产生兴趣，并向应用学科的方向发展。

W.J.古德于1963年出版的《世界革命和家庭模式》一书，堪称以家庭为论题的现代化理论的一部代表作。古德广泛、系统地收集并分析了跨文化和历史的资料，驳斥了过去认为家庭制度是随工业和经济发展而发生变化的因变量的观点。认为工业化和家庭这二者的变化是个平行的过程，它们都受到社会、个人观念变化的影响。同时，古德还认为，伴随着迈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世界革命过程的变化，必然是不同类型的扩大家庭趋向于向某种类型的夫妇式家庭制度转化。夫妇式家庭制度的观念与经济进步、工业化的观念是相互依存和适应的。

1973年出版的P.I.伯杰、B.伯杰和凯尔纳等人合著的《无家意识：现代化与意识》一书，也是运用现代化的理论，考察了第三世界的现代化过程及其对传统生活方式、亲属模式的影响，认为现代化有助于个人摆脱扩大家庭、亲属、部落的控制，为个人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但现代化同时也导致了“无家”意识、绝望感、挫折感和社会失范的滋生。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生活领域的多元化和社会、个人活动领域的分离。而传统社会的生活领域相对统一，人们不会体会到现代生活的分裂感。依据他们的观点，社会和个人活动领域的分离是现代西方家庭制度的主要特征。对这一特征的分析为探讨社会变迁和家庭提供了新的角度。与古德一样，伯杰等人也得出了核心家庭占主导地位是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的观点。

与此同时，也有许多人提出质疑，认为现代化理论提出的历史上存在的庞大的扩大家庭最终将过渡到核心家庭的假设与事实不符。因为西方社会中核心家庭在过去300年来一直处于支配地位。P.拉斯利特和研究人口与社会结构的牛津小组、对美国独立前家庭生活进行研究的小菲力普·J.格雷文（Philip J.Greren）、对殖民地进行研究的J.迪莫斯都持这种观点。他们在研究中运用“家庭重组”技术，即根据从出生、死亡、结婚、遗嘱、土地转让记录中整理出来的人口统计资料来推定世系和亲戚关系，重建家庭和户的模式。他们承认家庭生活内容、家庭与工作及社会关系的变化是当代家庭的显著特征。而这些变化并不是由血缘式扩大家庭制度向夫妇式核心家庭制度的转化所引起的。核心家庭早在300年前就普遍存在，只有根据核心家庭价值观念取向的变化，根据家庭与工作、社会的关系的变化，才能准确把握家庭的现代化。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社会现代化与家庭现代化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一度成为家庭社会学领域的重要课题。

另有一些学者针对20世纪初芝加哥学派关于城市核心家庭中亲属关系失去活力的认识提出了异议。通过对城市家庭关系的研究，积累经验材料，他们论证了亲属关系依然是家庭的重要社会联系：城市核心家庭的亲属结构是互惠互利型的，以交换为基础。萨斯曼、伯奇纳尔的研究都证明了这一论断。H.甘斯、J.莫杰则对沃思等人关于都市生活与郊区生活的区分进行了重新评价，对城市生活将危害家庭的论点提出了疑问。这些研究实际上是对早期芝加哥学派关于城市生活方式导致社会解体的基本命题的重新讨论。

近20年来，各国的家庭社会学研究向应用学科的方向发展。在研究上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①面向现实，把注意力集中在人们关心或争议的问题上；②运用多学科力量“综合治理”，如心理学、法学、经济学、人类学、人口学、历史学以及生理学和遗传学等各界学者，都从各自的角度去阐述家庭问题的一个侧面；③学术研究与政府政策的制定密切结合，政府也开始关心家庭问题，家庭社会学的研究出现了政府、学者、国民三方面彼此呼应、互相促进的局面。

在美国，有600多种有关家庭社会学的刊物，有600多所大学讲授家庭社会学。1980年夏，美国政府召开白宫家庭会议，组织各种力量解决家庭中出现的诸如虐待、自杀、非婚生子、性病等问题。

在苏联，社会学研究恢复以后，家庭社会学也日趋活跃。各界学者就离婚问题、家庭解体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闲暇时间问题、家庭中的妇女问题分别发表了许多见解。如兹·伊·法因布尔格的《有关婚姻和伦理动机》一书研究了结婚的满意程度和离婚情况。思·弗·格弗里洛娃的《“有问题的家庭”是社会学调查的对象》是对家庭病理进行研究的代表作。勒·阿·戈尔顿的《下班后的人们》则关心家庭生活的研究。另外还有哈尔切夫和戈洛特在《职业妇女和家庭》、尤·阿·扎莫什金和弗·阿·亚多夫等在《社会与青年》中的相关问题研究。

研究内容更为广泛，研究课题面向未来，研究方法上的多学科、多层次，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是目前家庭社会学研究的显著特点。^[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