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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年代以来日本妇女的政治参与浅析

时间:2022-03-1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妇女的政治参与浅析胡 澎1945年12月颁布实施的《众议院议员选举修正案》,使日本妇女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了选举权与被选举权。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妇女的经济、社会地位的提高,她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政治参与上也表现得越来越积极主动。[4]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妇女在地方政府官员选举中有较大突破。90年代以来,日本妇女在此三个职业上也取得了很大进展。
世纪年代以来日本妇女的政治参与浅析_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学术论文集·日本研究所卷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妇女的政治参与浅析

胡 澎

1945年12月颁布实施的《众议院议员选举修正案》,使日本妇女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了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然而,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日本妇女在政治参与上远远落后于社会发展和时代需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妇女的经济、社会地位的提高,她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政治参与上也表现得越来越积极主动。日本妇女在政治参与上取得的一系列引人瞩目的成绩,引起日本社会各方高度重视,被称之为“静悄悄的革命”。[1]那么,日本妇女在政治参与上取得进步的原因是什么呢?相比一些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的根源在哪里呢?

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妇女政治参与的进展

(一)女议员及女候选人所占比例显著增长

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至20世纪80年代末期,各届众议院议员选举中当选的女议员所占比例除极少数届略超过2%外,大体都在1.5%左右徘徊。1989年大选是一次有着里程碑意义的选举,女众议员比例一跃升至2.3%。自此之后女众议员人数一直处于上升趋势,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众议院议员选举实行了小选区和比例代表并立制,增加了女众议员产生的机会。1997年大选女众议员占到4.6%。2000年6月大选女众议员升至7.3%。2002年1月大选中诞生了36名女众议员,占众议员总数的7.5%。参议院于1947年举行了第一届议员选举,女参议员仅占4%,截止到1989年的42年期间,女参议员人数增长缓慢,没有一届超过10%。1989年第15届参议院议员选举中,女参议员比例首次突破10%,达到13.1%。2001年第19届参议院选举中女参议员人数跃升至38名,占15.4%,参议院女议员比例大大高于众议院。值得一提的是,自1993年8月到1996年10月,土井多贺子担任了日本有史以来第一位众议院女议长。

女候选人的增多是女议员人数增长的基础和保证。20世纪90年代以来四次众议院议员选举中,女候选人所占比例始终处于升高趋势。在2000年6月第42届大选中参加竞选的女候选人达202名,占候选人总数的14.4%。参议院自1983年第13届选举后,除1992年女候选人一度有所下降外,90年代其他届的选举都处增高态势。2001年第19届参议院议员选举中女候选人占27.6%,比1998年第18届选举时女候选人占23.2%的比例又有所增加。

在地方议会中女议员所占比例一直极低。1976年日本各级地方议会中女议员仅有735人,占地方议员总数的1.0%。1987年之前一直在1%左右徘徊。90年代以来女性地方议员人数有所增长。1991年首次超过3%,1995年又超过了4%。据1998年4月自治省调查,女性地方议员总数为2954人,占4.6%。2000年地方议会女议员共有3982人,占地方议员总数的6.4%。

(二)在行政、司法领域日趋活跃

1960年,池田内阁中诞生了日本历史上首位女大臣中山美纱,但她的任期只有短短的四个多月。自二战结束至1989年宇野内阁下台的44年间,各届内阁成员中女大臣仅有3位。从1989年的海部内阁到2001年上台的小泉内阁,日本政坛更替频繁,共产生了14届内阁(不含内阁改组),每届内阁中都有妇女的身影,短短12年间出现了25人次的女大臣(含新组阁和改组时连任)。特别引人注目的是2001年4月25日成立的小泉纯一郎内阁,18位内阁成员中有5位妇女,女大臣占内阁成员总数的27.7%,创历史纪录。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仅女大臣人数增长显著,各届内阁中的女政务次官(2001年1月后称副大臣、大臣政务官)人数也呈渐增趋势。自三木内阁到宇野内阁的15年(1974~1989)间,仅有11人次的女政务次官,而海部内阁至小泉内阁的12年(1989~2001)间则产生了24人次的女政务次官,每届内阁大体都有两人以上,最多的一届是森喜朗内阁,前后任命了6名女政务次官。这些女政务次官负责的工作涉及医疗卫生、环境、科学技术、外交、劳动、总务、北海道开发、冲绳开发、文化教育、经济规划、邮政、通商产业、法律等领域,特别是在法律和外交这些曾是男性一统天下的领域,也展露了妇女非凡的才干。

日本中央各省厅以及地方的都道府县都设有参与决策的审议会。就各省厅审议会来看,1975年审议会中女委员只占2.4%,到1990年上升至7.9%。[2]90年代以后审议会中女委员人数开始大幅攀升,1995年达到13.1%,2001年又升至24.7%,有女委员的各省厅审议会也由1975年的30.8%增加到2001年的94.7%。

分别于1947年和1950年公布《国家公务员法》和《地方公务员法》保障了妇女参与公职、执行公务的权利,但在公务员的录用、晋升和福利等方面长期存在着男女不平等现象。国家、地方公务员中妇女所占比例一直增长缓慢。2000年,女性国家公务员占20.0%。从主要担任高级职务的行政职甲类公务员来看,1985年女性占18.8%,2000年增加到34.3%。一般说来,职务越高,女性所占比例越少。但90年代以来女性高层干部人数明显增长,1996年国家公务员课长级以上的女性(包括指定职与行政职甲类[3])占1.0%,2000年升至1.3%。[4]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妇女在地方政府官员选举中有较大突破。自1945年到2000年的半个多世纪,日本47个都道府县的知事职位一直为男性所垄断。在2000年2月大阪府举行的知事补缺选举中,女知事空白成为了历史。原通产省审议官太田房江在自民党、公明党和民主党等政党的支持下,以高票顺利当选,成为日本第一位女知事。此后,潮谷义子在2000年当选熊本县知事,堂本晓子在2001年当选千叶县知事。在2003年4月举行的统一地方选举中,49岁的高桥春美又当选为北海道知事。另外,还诞生了4位女市长、5位女町村长。[5]

法官、检察官、律师是在日本社会地位很高,且被男性长期垄断的三个职业。90年代以来,日本妇女在此三个职业上也取得了很大进展。1977年日本女法官有58名,占法官总数的2.1%,1995年升至236人,占8.2%,2002年增加到376人,占12.2%。1977年日本女检察官仅有22人,占1.0%,1995年升至77人,占3.7%,2002年又升至180人,占7.7%。在日本律师联合会注册的会员中,1977年仅有女律师362名,占会员总数的3.3%,1995年升至996人,占6.6%,2001年女律师升至2063人,占律师总数的11.0%。[6]女性参加司法考试的人数也逐渐增多,合格者呈上升趋势。1985年报名参加司法考试第二轮考试的女性为2095人,合格者为45人,占合格者总数的9.3%。2000年报名参加第二次考试的女性高达7463人,其中有270人合格,占合格者总数的27.2%。

(三)政党中女党员人数增多

女性在政党党员中所占比例也是衡量妇女参政程度高低的一个指标。妇女通过加入政党来参与政治是其获取政治地位的一条主要道路。日本政党中女党员比例长期偏低。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党员人数增长很快。1996年,公明党女党员占45.6%,自民党女党员占40.3%,日本共产党女党员占40.0%,社会民主党女党员占17.0%。2001年3月,公明党女党员占50.0%,日本共产党女党员占42.0%,自民党女党员占40.3%,社会民主党女党员占25.0%。除自民党保持原状外,其他政党女党员都有不同程度增长。1986年9月社会党委员长土井多贺子首次出任日本大政党党首,在日本引起强烈震撼。1991年卸任,1996年再度出任党首。

(四)积极参与外交和国际事务

日本妇女首次登上国际舞台是1976年,绪方贞子在联合国日本代表团就任日本第一位女公使。此后,日本妇女逐渐在外交领域展示其才干与魅力。至1988年先后有5位女外交官分别出任日本驻联合国代表团公使,日本驻丹麦、荷兰、乌拉圭大使。1989年以来女大使、公使更是不断涌现,至2002年共产生了7位女大使,分别驻芬兰、联合国裁军委员会日本代表团、肯尼亚、土耳其、爱尔兰和乌兹别克斯坦大使。2002年4月,学者出身的猪口邦子就任联合国裁军委员会日本代表团大使,成为日本最年轻的大使。1998年以来还出现了两位女总领事,分别在日本驻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和美国西雅图领事馆任职。

在联合国秘书处从事专业工作的日本女职员人数也比以前有了明显增加,在全部日本职员中所占比例由1978年6月的12.2%,增加到2001年的57.3%。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各主要国际机构中,担任专业性工作的日本女职员,1975年为19人,1996达到213人,她们在各自的领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二、日本妇女在政治参与上取得进展的原因

文化素质的提高和经济上的日趋自立,是日本妇女在政治参与上取得进展的基础。除此之外,还有以下几点更为直接的原因。

(一)国际社会的影响

联合国宣布1975年为“国际妇女年”,1976~1985年为“联合国妇女十年”,并于1975年、1980年、1985年和1995年分别召开了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这些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宣言和行动纲领,如《墨西哥宣言》、《实现国际妇女年目标世界行动计划》、《内罗毕战略》、《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这些纲领性文件以及1979年联大通过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的公约》,对于提高各国妇女地位,督促各国政府采取行动推动男女平等以及提高妇女思想意识起了很大作用。当前,平等、发展与和平日益成为国际妇女运动的宗旨和行动准则。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社会对妇女运动的推动是日本妇女在政治参与上取得进展的外部原因之一。

(二)政府和民间的努力

为了配合联合国开展的“国际妇女年”、“联合国妇女十年”活动,实现世界妇女大会所提出的目标,日本国会、内阁、地方自治体、民间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在行政上,中央政府和地方自治体均设置了有关机构,制定计划并积极付诸实施。例如,1977年制定了《国内行动计划》,1987年制定了《新国内行动计划》,并于1991年予以修订。1986年实施了《男女就业机会均等法》,1992年施行了《育儿休假法》。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提出要把21世纪的日本建成“男女共同参与社会”,即在男女相互尊重人权的基础上,不分性别地发挥个性和能力的社会。1994年在总理府设立了“男女共同参与室”,设置了以首相为本部长、内阁官房长官为副本部长的“男女共同参与推进总部”和“男女共同参与审议会”。1996年制定了《男女共同参与2000年计划》。1999年修改了《男女就业机会均等法》和《育儿休假法》,制定并实施了《男女共同参与社会基本法》。这些法案给予了妇女和男子同等的参与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机会,保障了妇女的人权,提高了妇女的地位。

20世纪90年代末期,由日本民间人士发起的“让妇女进入政界”的新妇女运动,将妇女参政活动推向了一个高潮。作为核心力量的妇女团结基金、亚洲妇女资料中心、市川房枝纪念会、全国女议员联盟、妇女选民同盟等民间团体,积极致力于男女平等,是促进妇女参政道路上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如WINWIN这一团体给女候选人以资金援助,举办了一系列演讲会、讨论会,探讨妇女对政治和日本未来的影响,号召“妇女团结起来,打开参政大门”,将“消除地方议会中女议员空白运动”在日本各地开展得卓有成效。

(三)妇女参政意识的提高

世纪之交,日本妇女的参政意识有了很大提高。表现为妇女积极参与投票行动,积极出席竞选者的演讲会、政治讨论会,而且希望参与竞选的女候选人数增多。许多在地方行政上有突出业绩的妇女赢得了选民的信任和支持,击败其他男性竞争对手,步入政坛。无党派女候选人似乎更容易受到选民的欢迎。例如,无党派的堂本晓子在千叶县知事选举中,虽没有政党的推荐,但得到了“胜手联”、宫城县知事、诸多女性地方议员、国会议员、名人以及无党派选民的支持,尤其是得到了众多妇女选民的支持而大获全胜。基督教慈善机构慈爱婴儿园园长潮谷义子,几十年致力于熊本县孤儿、贫困儿童、境况不佳的妇女和老人的扶助工作,在福利事业上做出较大贡献,参与竞选活动后得到了以妇女为中心的选民的支持,成为熊本县历史上第一位女知事。

(四)各政党为促进妇女参政而积极采取措施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民党、日本共产党、公明党等党派采取或加强了有利于女活动家作为候选人参加竞选的措施,如:社民党为资助和支持更多女候选人竞选国会议员,建立“妇女与政治网络”;成立“政治与妇女学校”,由土井多贺子亲自担任校长;举办讲座、讨论会,提高妇女的政治意识。日本共产党在党内设立了男女平等推进委员会,在党的网站中设立妇女页面,介绍妇女政策、妇女委员会的活动以及为消除男女差别、促进男女平等而提交的议案。议案内容广泛,有对选举制度弊端的批评、对扩大录用女性国家公务员的建议、对歧视妇女的法案进行修改的提议,等等。事实证明,社民党、日本共产党、公明党对妇女参与政治所做的努力取得了初步成效,党内女候选人明显增多。

三、妨碍日本妇女政治参与的因素

近年来日本妇女在政治参与上虽然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但与国际社会所制定的目标和一些妇女政治地位较高的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差距。那么,阻碍日本妇女政治参与的因素是什么呢?

一是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以及“男主外,女主内”的男女性别分工意识依然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发生着潜在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实,特别是在政治领域,男女不平等现象还十分严重。二是日本政治文化中的弊端。在战后相当长的时期里,选举区相对稳定,议员与选民的关系也较稳定,一些现任议员与上至政府部门、大企业、财团,下至普通选民结成稳固的关系,牢牢掌握选举区选票,形成自己的“政治地盘”。那些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没有可继承的“政治地盘”的女新人政治家要想在竞选中击败对手脱颖而出,则十分困难。另外,“料亭政治”作为日本政治家之间独特的沟通方式也是横在女政治家面前的障碍。三是来自妇女自身传统观念的束缚。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妇女参政呈现出活跃势头,似乎预示着21世纪“妇女时代”的真正到来。日本妇女通过政治参与扩大社会活动范围,提高对国家的责任感,并在政治参与过程中成长为具有民主观念和民主能力的公民,这不仅对她们自身,而且对日本政治民主化、对日本国民的政治和社会生活都具有重大意义。

(原载《日本学刊》2003年第3期)

【注释】

[1]1998年元旦至7月,《日本经济新闻》以“静悄悄的革命”为题,以大量具体、鲜活的实例,对日本妇女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变化进行了系列报道,引起巨大反响。同年8月,该社在连载的基础上,结集以《女性静悄悄的革命》为题出版。

[2]img1理府『女性の現状と施策——新国内行動計画に関する報告書(第4回)』、大蔵省印刷局、1994年。

[3]指定职是次官、局长、审议官级,“行政职甲类(日文为〈一〉类)”11级~9级为各省厅课长和相当课长级别。

[4]『男女共同参与白書』、2000年、http://www.gender.go.jp。

[5]内田广子『女性情報ライプラリー』Vol.2、2002年9月9日。

[6]『女性の政策決定参与状況調べ』、2002年8月,http://www.gender.g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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