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妇女》和前《浙江日报》

四、《浙江妇女》和前《浙江日报》

《浙江妇女》在中共浙江省委文委（中共东南局文委）领导下，由战时儿童保育会浙江分会主办，于1937年7月15日创刊。发起人为浙江保育会秘书贵畹兰（中共党员）和正副理事长蔡凤珍（时任省主席黄绍竑的夫人）、黎沛华，主编先后为陈怀白、林秋若、秦秋谷（均是中共党员）。刊址初设金华，后即迁丽水大水门横街。该刊每月1期，16开本40页，半年为1卷，至1942年4月共出刊6卷34期，因战事停版。翌年3月，又在前《浙江日报》第四版辟《浙江妇女》周刊，10月间，主编秦秋谷遭国民党通缉离浙而终刊。在它历时4年多的出版期间（包括附设的周刊），致力于宣传团结抗日和妇女解放，曾在省内乃至全国妇女界产生积极的影响。

《浙江妇女》绐终贯彻“团结、教育、动员广大妇女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编辑方计，设有“时事报告”、“妇女哨岗”（短评）、“地方通讯”、“专论”、“妇女呼声”、“法律顾问”等十多个专栏，并出各种“特辑”、“专号”。每期内容都围绕一个中心，集中反映和探讨某一专题，引导读者认清国内外形势，明确抗战时期的斗争任务。

1939年下半年至40年代初，国民党不断制造反共摩擦，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时浙江的“主和派”则在散布谬论蛊惑人心。针对这股逆流，《浙江妇女》组织发表19篇文章加以揭露和痛斥，其中由中共浙江省委文委委员葛琴所撰《号召开展全国讨汪、斥和、肃奸运动》，以及其他署名文章《高陶暴露“主和派”真相》（高陶指高崇武、陶希圣——编者注）等，并载文介绍梅爱文（汉奸之女）大义灭亲事迹。与此同时，出版《反侵略运动特辑》和《保卫浙东特辑》，突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坚决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该刊还刊登绍兴妇女营渡江杀敌、诸暨800多妇女准备上前线和《妇女界的献机运动》等报道，鼓动广大妇女走出家门，投身抗战。其“各地通讯”栏，关于妇女抗日的消息源源不断，有些来稿发自沪、宁、鄂、皖、粤、桂、冀等省市，如报道广西女学生军的《活跃在大后方的一群小妹妹》，上海通讯《孤岛妇女》，冀南专稿《活跃在敌后的姐妹们》等等。编辑部收到过许多妇女读者来信，赞扬该刊“能坚持抗日进步要求，在广大妇女中，特别是女知识青年中留下了深刻印象”。⁽⁷⁾

战时妇女的喉舌《浙江妇女》月刊，先后刊发大量文章，为妇女的解放大声疾呼，动员妇女为改变自身命运而奋起抗争。除了登载《鲁迅论妇女解放》、《女权论》、《三十年来的中国妇女运动》等文，该刊着重就妇女参政、妇女职业和妇女受虐待受歧视问题，曾经发表百余篇文章，指斥谬论，解析问题，伸张正义。第3卷5、6期合刊，专门编发妇女职业问题的“特辑”。1940年9月，浙西双林、菱湖妇女会响应浙西游击区妇代会号召，集体签名向即将召开的“国大”提出8条建议。据记载，建议书在《浙江妇女》上全文刊出后，经过大家努力，浙江省参议会有了2名女代表，一些基层政权中也有妇女参加。在此前后，福建省主席陈仪多次发布停用女职员令，其时已在中共东南局文委领导下的《浙江妇女》，特载《厦门女大学生呈陈仪主席代电》及《陈仪的复函》。陈在复函中竟称：男女平等是指人格上、法律上的平等，不是指工作上的平等。该刊对此加了编者按语，鼓励读者发表评论。不久读者纷纷向“反响”栏投稿，据理批驳陈的辩解，所载短评直指陈仪“和希特勒一样叫嚣妇女回厨房去”，“走法西斯道路不会有好下场”。“妇女呼声”一栏，来稿来信比较多，主要是对妇女被压迫的血泪控诉。

有关文章在为妇女反迫害、争人权呐喊的同时，呼吁妇女要树立正确的婚姻恋爱观，并提高科学文化知识和技能水平；要到抗日前线去，到广阔的社会中去。

这个战时的进步妇女刊物，期发量初创时约1000份，很快增加到了三四千份，除发行省内和附近省市外，远销川、滇、粤、湘等地，深受妇女读者的欢迎和好评。有记载称，出席浙西游击区妇代会的200多名代表，写信称赞《浙江妇女》是“配合抗战建国，争取妇女解放，反映各地妇女动态，提高姐妹们文化水平的刊物”。另有读者来信说：“妇女呼声”栏发出的呼号，“是全中国无数姐妹们共同的惨苦命运的暗弦上所弹出来的，这声音也是无数被压迫的姐妹们要挣断枷锁的信号，粉碎那千钧重压的前奏”。1942年12月20日，重庆《新华日报》副刊《妇女之路》也曾予以较高的评价，认为“《浙江妇女》是妇女月刊中内容较丰富的一种月刊，每期的‘哨岗’及述评均能及时提出若干妇女问题。最充实的是‘各地通讯’，各地妇运动态及各阶层妇女生活，都能真实地反映出来，间或刊载一些妇女工作经验教训”。⁽⁸⁾

1941年3月12日，即在《浙江潮》停刊两个月后，严北溟主持的战时《浙江日报》创刊于永康县岭张村。它是一张半官方报纸，以黄绍竑为“后台”，黄还曾兼任报社董事会董事长，初创时有省政府资助。该报从开始筹备起，就得到中共地方组织的支持，不少共产党员参与办报，建有中共地下支部。

前《浙江日报》作为宣传抗战的报纸，对开4版，一、二版为新闻版，三、四版是社论、专论文章、副刊和广告。在当时情况下多用中央社电讯，所以新闻并无特点。但它的一些言论、专稿贯彻团结抗日的主题，颇具见解。尤其是万湜思等人编辑的副刊，不时刊登暴露黑暗现实的杂文和教师、学生呼吁信，发表过纪念鲁迅的文章和茅盾、艾芜、沙汀的作品，还译载高尔基的小说，编发来自延安的文稿，并报道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坛动态。1942年初，浙江前线战局吃紧，又有几个县陷落。当时金华的国民党报纸上，却连篇报道“我军英勇奋战”、“日军遭受重大损失”。有一则消息还说，天台城防司令蒋某“坚守阵地光荣殉国”。恰在这时，报社收到通讯员来稿，披露了事实真相：原来，日军进攻天台县城时，国民党守军毫无准备，蒋某那天晚上酒醉回家，在路上与日军先头部队遭遇，就这样糊里糊涂被打死了。这件事见报后，引发一场轩然大波。次日新闻检查处打电话来质问，要追查作者和编辑；第三天，金华警备司令部派人查封报社。经过说情、交涉和疏通上层，碍着黄绍竑的面子，总算以罚停刊3天了结此案。⁽⁹⁾

创刊头几年内，该报以较公正的报道和言论文章，以及富有特色的副刊，赢得众多读者的好评，销路逐渐打开，经费已能完全自给。这其间，社长兼总编辑严北溟录用的编辑记者，多为中共党员和主张抗日又有才干的人。20世纪40年代初，日军侵扰频仍，报社从永康岭张村向浙南山区撤退，途中一度停刊。后虽在丽水的碧湖复刊，然因迁徙逃难，人员器材流散，碧湖又僻处山岙，报纸销数减少，而更大的困难是政治压力越来越大。国民党特务娄子伦把持的浙江新闻检查处原设金华，为便于控制前《浙江日报》，此际也搬到碧湖来了，压稿、警告甚至扣发报纸的事时有发生。1944年5月，日寇步步进逼，报社再南迁至龙泉，新闻检查处跟着也移址此地。鉴于政治上的压力，加之经济拮据，遂由中联企业公司与省地方银行投资，进行人事改组。除了严北溟仍为社长，中联公司派朱祖舜来兼副社长，新任正副总编辑为陈虞荪、白砥民。原《浙江潮》的沈任重、李士俊从上饶集中营暴动出来，这时两人也进报社参与编务。报社虽经改组，编辑部核心力量依然是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故仍保持报纸的进步性。不仅坚守团结抗日立场，且能针对军政弊端直言不讳。如某地国民党驻军军官强买物品、公开赌博，该报就此据实报道，那些军官上门大闹，报馆差点被砸。在龙泉出版的那些日子，中共浙江省委文委邵荃麟曾推荐编辑人员和介绍稿件，又有艾芜、许杰、许天虹、孙用等为特约作者，这都给报纸增添了生气。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报社即派人筹备，旋迁杭州出版。对新出的《浙江日报》，国民党省党部盯牢不放。1945年冬，浙江大学学生举办形势报告会，严北溟应邀作关于反内战的报告，并将记录稿公开发表。不料印好的2万多份报纸全部被当局扣住，还被罚令停刊1天。次年春，严再到浙大讲演时，竟遭国民党特务围殴，浙大学生因而进行罢课斗争。不久，浙大学生举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示威游行，前《浙江日报》发了独家新闻。据曾在该报工作过的老报人追述，那几天蒋介石刚好在杭州，看了报纸大发脾气，叫秘书传话说：“你们这是搞什么。”⁽¹⁰⁾1946年6月，国民党省党部下令改组报社，指名白砥民、林芷茵、沈任重等必须离开。嗣后，又有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相继辞职，严北溟也被迫离浙去沪。经过这次改组，朱祖舜任社长，陈伯昂、虞梦周任副社长，翁达藻任总主笔兼编辑主持社务，报纸扩为对开2张。该报的进步性此时已完全消失，言论紧跟国民党，文艺副刊也变得低格调。

1947年4月底，前《浙江日报》与《浙江商报》合并，改出《工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