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以来浙江文化民生报告

年以来浙江文化民生报告_中国文化产业评论

2000年以来浙江文化民生报告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　陈立旭

内容提要：世纪之交以来，随着文化意识、民生意识的逐步觉醒，浙江省不断整合文化资源，从创新服务机制、增加服务手段、完善服务网络等方面入手，增强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从而丰富了城乡公众文化生活，有效地改善了文化民生。但另一方面，浙江改善文化民生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进一步转变公共文化发展方式，扩大和改进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形成更优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扩大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将成为浙江未来公共文化建设的突出任务。

关键词：文化民生；浙江省；公共文化服务；文化建设

在改革开放以来相当一段时期内，浙江经济发展成果主要被用于改善人民群众物质生活以及扩大物质部门再生产和与经济发展有关的公共设施建设上。因此，与浙江经济迅猛发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与改善文化民生密切相关的文化事业建设，一度曾大大地落后于其他省份。进入新世纪尤其是中共十六大以来，随着人们文化意识、民生意识的逐步觉醒、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政府管理公共事务能力的提高、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浙江省在大力推进文化设施建设、创新文化投入和管理体制的同时，坚持面向基层、服务群众，从创新服务机制、增加服务手段、完善服务网络等方面入手，不断完善和充实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内涵，整合文化资源，关注弱势群体文化需求，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明显增加，从而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有效地改善了文化民生。

一、新世纪以来浙江改善文化民生历程回顾

（一）2000—2004年：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

在世纪之交，发展文化事业、改善文化民生被省委、省政府提到了更加重要的议事日程。1999年中共浙江省委提出“发展文化产业，建设文化大省”战略。2000年12月省委常委会通过《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2001—2020年）》，明确提出，要“围绕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大力弘扬浙江精神，提高全省人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提高城乡居民的文化生活质量，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在大力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同时，“加大公共财政对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投入”。《纲要》提出的对不同文化类型采取不同政策和管理方法的原则，在2001年5月出台的配套文件《关于建设文化大省若干文化政策的意见》中被进一步具体化。针对与文化民生改善最为密切的公益性文化事业，《意见》要求各级财政都要加大经常性投入，每年增长幅度不低于经常性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并明确省财政继续按省级宣传文化企事业单位上年上缴所得税的实际入库数列入当年支出预算，纳入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用于省级宣传文化单位技术改造、重点文化设施建设、精品创作、理论研究、人才培养、广播电视信号覆盖、图书发行网点建设、文物保护、新闻信息化工程等项目的补助和奖励。

显然，这些文化政策鲜明地体现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自然历史逻辑：在改革开放前期，浙江省公共财政大多投入到与改善经济环境有关的公共设施上，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浙江省公共财政已经相对宽裕，政府终于开始有余力解决文化民生方面的欠账问题。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改善文化民生关系密切的公共文化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现象却凸显了出来。在世纪之交，浙江已经成为在主要经济指标方面位居全国前列的省份。然而，也正是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强烈地衬托出了包括公共文化事业在内的公共事业建设方面的“滞后”。据《“九五”浙江发展报告（1996—2000年）》的表述，“尽管全省各级财政对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投入逐年增加，但由于欠债太多，积存问题多、缺口大，特别是原有部分文化政策未能落实，影响了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发展，相对于大文化范畴中的教育和科技，更显得滞后。据统计，1998年浙江省财政投入教育领域达581 192万元，占当年财政总支出的20．3%，公益性文化事业总投入为30 856万元，占当年财政总支出的1．08%；1999年公益性文化事业总投入为30 761万元，占当年财政总支出的1．07%，低于上年度0．01个百分点。此外，体育场地建设资金投入也不足，场地数量偏少。浙江省体育场地数量列全国第16位，人均体育场地面积0．44平方米，列全国第23位，万人拥有体育场地个数3．7个，位居全国第22位；人均累计体育场地投资为34．60元，与发达省市的200余元相比差距甚大，与浙江经济强省地位很不相称。”⁽¹⁾从1978年到20世纪末，浙江各个地市经济发展十分迅猛，但在同一时期文化建设投入并未相应增加。

不仅文化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而且文化建设内部与改善文化民生更为密切的公共文化建设，也滞后于经营性文化的发展。文化经济学已经表明，在文化发展领域，即使市场机制充分地发育和运作，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市场经济倾向于漠视缺乏货币支付能力的弱势群体的文化需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往往注重市场价值而忽视那些无市场价值、缺乏赚钱效应的东西。当眼前经济利益与文化发展目标难以兼顾时，人们常常会舍弃后者而追逐前者。这一点在浙江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中，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证明。在浙江省市场经济孕育和发展过程中，那些与市场经济关系比较密切的经营性文化首先出现了繁荣，从而曾一度凸显了经营性文化与公益性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现象。在《1992—1996浙江社会发展状况》中，“浙江社会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课题组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文化领域的发展不平衡，特别是高雅文化发展缓慢，与日趋红火的通俗文化相比显得比例失调。在公益性文化与消费性文化的发展方面，这几年公益性文化发展相对薄弱，文化设施发展也不平衡，近年来，在我省的大中城市，乃至小城镇等人口密集地区，舞厅、卡拉OK厅、夜总会发展很快，但在有些智力型、发展型的文化设施如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等的建设与发展仍不如人意。”⁽²⁾这就充分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市场能够通过价格的浮动等因素，发出灵敏的市场信号，形成有力的竞争机制，对市场主体形成经常性的激励和压力，迫使文化企业不断地降低生产成本，优化文化生产要素配置，提高文化产品的质量，以最大限度地去发展文化生产，形成具有竞争力的新的文化产品。然而，在文化领域，正如在其他领域一样，市场又绝不是万能的，它在配置一些社会效益好却缺乏经济效益的公益性文化产品方面也会“失灵”。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省委、省政府形成了两种认识：一是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公共财政的相对宽裕，解决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已经成为水到渠成、迫在眉睫的事情；二是伴随着市场“失灵”的暴露，要把浙江经济发展优势、市场机制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尤其是公益性文化发展优势、文化民生改善的优势，不能仅仅依赖于市场经济的自发力量，而是必须把“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结合起来，发挥政府在匡正市场“失灵”中的作用。《浙江省文化发展规划（1996—2010年）》早已指出“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是社会全面发展的两翼，经济是文化发展的基础，文化是经济腾飞的重要条件”，因此，“要在争创经济优势的同时，争创文化优势”，这体现了省委、省政府的第一种认识。《规划》还提到要“合理区分公益型、经营型、混合型等不同的文化类型，实行有区别的文化经济政策”，这体现了省委、省政府的第二种认识。当然，《规划》出台后不久（1998年），省委经历了换届的过程。由于这一因素，事实上，浙江省真正开始着手解决公共文化建设、文化民生改善方面的欠账问题，还是在《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2001—2020年）》出台之后。

按照《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2001—2020年）》确立的对不同文化类型采取不同政策和管理方法的指导思想，浙江省开始将原有文化事业单位分成三种类型，并按照政事分开、政企分开、企事分开的原则，区别情况，实行分类改革。不具有面向市场能力的公益性文化单位属事业性质，按非营利性机构管理，财政给予必要的经费保障，同时深化内部管理制度改革，实行全员聘用制和岗位工资制。具有一定面向市场能力的公益性文化单位，保留事业单位性质，实行企业化管理，推行全员聘用制、合同制和岗位工资与效益工资相结合的结构工资制等适合本单位特点的人事、分配制度，给予财政专项或定额补助；根据发展需要，把有条件的也改制为企业。把经营性文化单位全部改制为企业，并着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些做法与后来的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的做法基本一致。

2003年6月，浙江被确定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省。同年8月，《浙江省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总体方案》出台。作为“走在前列”的省份，浙江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率先在全国更彻底地打破大包大揽的“文化事业”发展模式，围绕市场“优势”和“缺陷”重构公共文化发展模式，提高改善文化民生的效率。《浙江省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总体方案》把富有“较强实力”、“活力”和“竞争力”等修饰词，不仅加之于文化产业主体，也加之于文化事业主体，强调“要以改革的思路，加大政府投入，吸纳社会资金，加快建设西湖文化广场、浙江美术馆、浙江科技馆、浙江自然博物馆、杭州大剧院、宁波大剧院等一批投资规模较大、技术先进、功能完备的重点文化设施。创新文化设施经营模式，通过市场机制运作，使之成为具有面向市场自我发展能力的经营主体”。这些都充分表明，提高浙江公共文化发展效率问题，已经在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中凸显了出来。

2000年以来，政府对文化投入逐年增加。2000—2004年，省级文化事业建设费支出1．26亿元，年均增长13．26%；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支出5．56亿元，年均增长7．06%。开展文化大省建设以来，省级财政对文化投入累计达27．74亿元，其中文体广事业费支出18．74亿元，年均增长19．58%；文化事业费支出5．89亿元，年均增长29．88%；文物事业费支出1．1亿元，年均增长17．33%；省级广播电影电视事业费支出1．99亿元，年均增长17．6%。2001—2005年，省财政安排专项资金5亿元，用于浙江美术馆、科技馆和自然博物馆建设；每年安排文化事业专项补助经费5 000万元用于基层文化建设、民族民间艺术保护和扶持文化产业发展等；文物保护专项补助经费2001年为490万元，2004年增加到1 500万元；广播电视“村村通”已累计安排专项经费3 400万元，全省共投入3．2亿元，消灭广播电视盲点自然村13 030个。

（二）2005年至今：逐步形成全覆盖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可以说，自从被确立为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省以来，大力推进浙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内外条件已经充分具备。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理论。推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必然要求全面、协调地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2004年，国家发改委颁布《关于200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要“深化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劳动人事、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这个指导性文件中，首次出现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一崭新概念。2005年国务院下发《关于200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进一步明确要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2005年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加大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这个中共中央全会的文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首次出现了以“加快建立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为定语的有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新提法。

在这一大背景下，2005年7月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建设的决定》第一次明确地用“社会公共服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新的关键词，来建构有关“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叙述框架，“提高社会公共服务能力”与“增强先进文化的凝聚力”、“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一起，被作为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三个着力点之一。与文化民生关系最为密切的公共文化发展问题，被提升到了关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全局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有学者认为，与浙江省第一个文化大省建设文件相比，第二个文化大省建设文件⁽³⁾的出台，“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文化大省建设的重心从发展文化产业转向发展文化产业与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并举。这说明，浙江省在文化体制改革的推动下，文化产业部门的改革已经得到了较好的实施，产业潜力已经得到了较大程度的释放，人民群众市场化的文化消费需求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满足，开始向公共文化产品需求提升”。⁽⁴⁾显然，这一说法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在第一个文化大省建设文件中，虽然也分别辟专块阐述了“繁荣文化事业”和“发展文化产业”，但浙江省首次提出“建设文化大省”战略，就是与“发展文化产业”并举的（即“发展文化产业，建设文化大省”），而且也是把“发展文化产业”作为建设文化大省的“突破口”和“重要标志”来定位的。2002年召开的全省文化工作会议主题则是“发展文化经济”。而紧随第一个文化大省建设文件后出台的两个政策《意见》⁽⁵⁾，也体现了浙江省对发展文化产业的倚重。前一个《意见》主要针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而后一个《意见》则几乎是专门针对“文化产业”的。

再来看第二个文化大省建设文件，其中提出的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八项工程”中，除了“文化产业促进工程”外，其他七项工程，即“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都可以被归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范畴。在文化大省建设三个着力点中，“增强先进文化的凝聚力”、“提高社会公共服务能力”，无疑都关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即使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也与“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有关。正如有学者所说：“‘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包含了两层内容：‘解放文化生产力’是针对文化产业，‘发展文化生产力’是针对文化事业。前者指向被原有体制束缚的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后者则指向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⁶⁾在这个纲领性文件中，与文化民生关系最为密切的浙江省“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蓝图，首次得到了比较清晰的呈现。

不仅如此，由于有了开展文化大省建设以来，尤其是被确定为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省以来丰富的实践基础和经验，关于文化大省建设的第二个文件，也以更加准确的文字，表达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一种“全新理念”，即“充分发挥公共财政的支撑作用，探索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公共事业发展新格局”。

这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全新理念”，在此后浙江省文化部门和杭州、宁波、温州、湖州、嘉兴、绍兴、金华、衢州、舟山、台州、丽水等地市党委和政府制定的相关政策文件以及公共文化建设实践中，被进一步地具体化和明晰化了。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省会城市杭州。2007年11月，杭州出台了《杭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08—2010年）》。这是杭州市也是浙江省内制定的关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第一个专项规划。它的出台，不仅标志着杭州市落实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措施、保障群众就近便捷享受文化的基本权益意识的充分自觉，也标志着以杭州为代表的浙江省地市党委和政府开始有步骤地通盘考虑健全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提高公共文化产品供给能力、丰富公共文化服务内容、打造公共文化服务品牌等问题。这个杭州市也是浙江省内关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第一个规划的突出之点，尤其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描绘了与加快建设“一名城、四强市”和“生活品质之城”相适应的杭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新蓝图，并明确了今后几年杭州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具体任务。二是《规划》中关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基本原则的表述，比较充分地体现了一种“全新理念”和“全新的方式”，即“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面向基层，服务群众”、“保障权益，多元发展”、“统筹发展，资源共享”、“重在普及，着眼提高”等。

2008年6月，浙江省委工作会议通过《浙江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纲要》，进一步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文化产业发展体系一起，作为浙江未来三大文化建设体系之一。《纲要》提出，要加强面向基础、面向群众的精神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开展公益性文化活动，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加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纲要》尤其鲜明的亮点，是在省委、省政府的政策文件中第一次以相当大的篇幅，详细地阐述了“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的内涵和途径，提出要通过政府采购、项目补贴等方式，提高重要公共文化产品、重大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和公益性文化活动的服务效益。加大向基层特别是低收入和特殊群体提供免费文化服务的力度，扩大重点党报党刊免费配送农村的范围。发挥浙江民营经济的优势，积极引导社会力量以兴办文化俱乐部、赞助活动、免费提供设施等多种形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支持民办公益性文化机构的发展，鼓励民间开办博物馆、图书馆等，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方式的多元化、社会化。可以说，在这份最新的省委政策文件中，“免费”、“低收费”、“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等原则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以全新理念和全新方式建设浙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思路，已经得到了相当完整的呈现。

进入“十一五”时期以来，浙江省各级财政进一步加大了对文化的扶持力度，投入总量较“十五”同期有显著提高，每年文化事业费总量均稳居全国第二，位于广东之后。据统计，2006年、2007年、2008年三年全省文化、文物事业费（指财政投入部分，含专项经费，不包括基本建设投资）为65．3亿元，较“十五”期间增加30．06亿元，增长了1．85倍；“十一五”前三年年递增速度为23．04%，高于同期财政预算总支出年递增速度0．37个百分点，占全省财政预算总支出比重也由2006年的1．17个百分点提升为2008年的1．18个百分点，基本与财政支出增速持平。

“十一五”时期，全省公共文化设施建筑面积总量稳步提高。2008年年底，全省公共文化设施建筑面积共计324万平方米，平均每千人拥有面积63平方米，分别较“十五”期末增加80．8万平方米和13平方米。其中全省群艺馆建筑总面积74 462平方米，平均每馆6 205平方米；文化站建筑总面积1 555 230平方米，平均每站1 041平方米；文化馆建筑总面积218 489平方米，平均每馆2 511平方米，建筑面积在800平方米以下的县级文化馆有13个；公共图书馆建筑总面积545 393平方米，平均每馆5 802平方米，建筑面积在600平方米以下的县图书馆6个；博物馆建筑总面积395 698平方米，平均每馆4 885平方米。2009年，全省文化设施建筑面积（不包括档案馆）达354．6万平方米，每万人文化设施面积为685平方米，比上年增长2．9%。全省体育系统共有场地面积4 503．3万平方米，每万人体育场地面积8 694平方米。2009年，城乡居民的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分别为1 114元和273元，分别占城乡居民人均生活性消费支出的6．7%和3．7%。

附表一、附表二、附表三、附表四，从统计数据上反映出世纪之交以来（2001—2008年）浙江省推动文化发展、改善文化民生的基本情况。

附表一　2001—2008年浙江省文化事业费发展情况表

续表

注：1．人均文化事业费按全省常住人口数计算；

2．农村文化事业费按县级图书馆、文化馆、文化站的财政投入数汇总计算。

附表二　2001—2008年浙江省文化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表

附表三　2001—2008年浙江省公共文化设施建筑面积情况表

附表四　2001—2008年浙江省文化部门艺术表演团体业务活动情况表

附表五　2001—2008年浙江省文化部门艺术表演场所业务活动情况表

二、浙江改善文化民生的主要做法

世纪之交以来，浙江省在进一步加大对城乡公共文化设施投入的同时，从创新服务机制、增加服务手段、完善服务网络等方面入手，增强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从而丰富了城乡公众文化生活，有效地改善了文化民生。

（一）创新城市文化活动形式，改善市民文化民生

1．实施城市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和低收费开放

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城市文化产品和服务，全部或几乎全部是以“公共方式”免费或低收费向社会公众提供的。计划体制下的免费和低收费虽然也体现了公共文化事业的“公益性”，但与此相伴随的，却是“低水平”和“低效率”，不仅公共文化服务品种少，而且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态度也差。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在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一些公益性文化部门开始面向市场开展“生产自救”。一些原先免费、低收费的城市公益性文化场所逐渐收费或一步步地提高了门票的价格。这种做法虽然解决了运行经费不足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职工的收入，却违背了公共文化机构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宗旨。同时，按照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平性原则，每个公民（包括不同社会阶层的成员）在获取公共文化资源、享受文化服务时，拥有获得服务机会的公平权，服务内容、质量和服务过程的公平权。但是，收费尤其是过高的收费却对低收入弱势社会群体产生了“排他”的作用，使这些社会群体因缺乏货币支付能力而无法参与公共文化活动，从而在客观上导致了公共文化服务享受上的不公平。

毋庸讳言，上述现象也曾出现于浙江省。有所不同的是，作为一个在全国具有先发优势的省份，浙江较早地意识到了以前做法的偏颇。开展文化大省建设以来，随着公共财政的逐渐宽裕，浙江率先开始逐渐对原先收费的城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实施免费和低收费策略。

浙江是全国实行博物馆免费开放的首个省份。从2003年开始，浙江省先后有近50家博物馆对社会公众实行免费开放，由此带来的门票收入损失，通过省政府财政的方式予以补贴。这一做法，无疑再次体现了作为“走在全国前列”省份的文化自觉。免费开放使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机构的“公益性”、“公平性”得以回归，恢复了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公有、社会共享、社会公用等公益性事业的特征。遵循公益性原则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既是政府在文化服务上弥补市场“失灵”的有效举措，也是公共部门回报纳税人，为全体公众创造文化福利的必要之举。正因如此，免费开放使浙江博物馆工作更好地融入了社会，也使更多的观众走进了博物馆，有更多机会了解历史、体验文明。免费开放后，浙江省博物馆、中国丝绸博物馆及杭州市的大部分博物馆观众量增幅一直处于稳定状态。浙江省博物馆作为全国第一家免费开放的省级博物馆，免费开放前，参观人数年均不到20万人次，2004年免费开放以来，平均年参观人数超百万；中国丝绸博物馆年观众量在40万左右，是免费开放前的2倍。

当然，公共文化机构的免费和低收费，又不是简单地向“计划经济时期”的做法“回归”，而是建立在改革开放成果和经验基础上的一种更高级别的“回归”：

第一，在完善公共文化设施基础上“回归”。免费开放后，由于观众量大增，使馆舍拥挤、硬件设施落后的问题更为突出，影响了公众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效果。在过去财力有限的条件下，这些问题都无法有效地得到解决。而现在，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浙江省已经有能力改变馆舍拥挤、硬件设施落后的问题。比如，2005年，针对观众对浙江省博物馆“馆舍拥挤、硬件设施落后”的反映，“省政府决定在建设中的西湖文化广场划出2万平方米作为该馆分馆馆舍用地。同时，浙江省财政也加大投入。完善配套，加快了浙江省博物馆服务设施的改造和建设”。⁽⁷⁾

第二，在深化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内部改革、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效率、改善服务态度基础上“回归”。免费开放后，公众对公共文化机构提供服务的质量要求并没有降低。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无法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管理水平落后、效率低、服务态度差等问题始终是困扰人们的“顽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浙江省政府部门的公共服务意识已经显著地增强，并且已经比较充分地积累了市场化取向改革的经验，尤其是国有企事业单位改革的经验，因而向这些传统的“顽疾”开刀也就成为“水到渠成”的事情。比如，“为强化免费开放后的激励竞争机制，杭州市开展了博物馆达标竞赛活动，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博物馆综合考评体系，采取明察与暗访相结合的方式，对市属各博物馆进行考评，发现问题及时整改。此举对各博物馆提升管理和服务水平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作为文化体制改革中公益性试点单位的浙江省博物馆，针对免费开放，认真做好深化改革，增强活力、改善服务、谋求发展的文章，以向广大公众提供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和精神产品为目标，规范各项工作，提升服务质量，满足观众的需求；同时，加强了讲解队伍建设，使得博物馆的宣传服务能力得到提高。”⁽⁸⁾

第三，在创新服务机制、增加服务手段、完善服务网络基础上“回归”。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公共文化服务机制僵化、服务手段单一、网络不健全。而现在随着浙江省各级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增加服务手段、完善服务网络，已经具备了比较充分的条件。嘉兴市以面向城乡居民提供均等、免费、无障碍公共文化服务为目标，建立以“政府主导、集中管理、资源共享”为主要特点的城乡一体化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模式就体现了这一点。杭州市则着力打造“市民大书房、平民图书馆”，不仅取消了公共图书馆图书借阅的所有收费，而且还实施了图书信息服务“一证通”工程，把传统的“人围着书转”转向了“书围着人转”，实现了全市图书大融合、大流通和此借彼还的通借通还功能，并开通了网上点书功能，为读者提供24小时送书上门服务。

2．创新文化活动形式，满足市民文化需求

显然，对原先收费的城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实施免费和低收费策略，主要体现了浙江省通过对原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存量”改革，以“回归”这些机构的“公益”特性，保证公众的基本权益。与此同时，浙江省也通过一些“增量”的方式，创新服务机制、增加服务手段，以丰富城市公共活动形式，满足公众文化需求。

浙江各地举办城市节庆活动，就属于丰富城市公共文化活动形式的“增量”方式。比如，2004年9月由文化部主办、浙江省政府承办的第七届中国艺术节，是新世纪第一次国家艺术盛会，也是中国艺术节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参加人员最多的一届。第七届中国艺术节“以前所未有的盛大规模、整体水平、创作机制和人民的广泛参与，充分地体现了‘发展先进文化、振奋民族精神’的主题和‘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宗旨”。⁽⁹⁾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杭州市节庆文化活动一直丰富多彩，每年推出开茶节、女装节、啤酒节、旅游购物节、工艺美术节等。杭州市也一直试图突破其他城市节庆活动的框框，突出自身城市人文特色，并体现人民群众共办共享的特征。清河坊历史街区举办的吴山广场节庆文化活动，就属于这方面的典型尝试。吴山广场文化节不仅体现了杭州城市的人文特色，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民众共办共享”的理念。“状元迎亲”活动，包括“状元”等很多角色的扮演者并非专业演员，而都是来自社会各行各业有体验兴趣的人群。又如，“吴山庙会”活动，更突出了群众参与性，真正成为了“民众办节庆”。其中，风筝大赛就吸引了众多的爱好者；“美食斗菜”活动，都是邀请市民来做评委。⁽¹⁰⁾

类似的节庆文化活动，在浙江其他城市也十分活跃。比如，改革开放以来宁波的节庆文化活动，就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单一到丰富的发展历程。自2005年以来，宁波已连续三年被评为“中国十大节庆城市”。宁波的主要节庆活动有宁波文化节、小百花艺术节、海曙区商贸艺术节、鄞州东钱湖文化艺术节、镇海区文化艺术节、大剧院艺术节、农民文化艺术节、社区家庭文化艺术节、鄞州区群众文化艺术节、外来建设者文化艺术节、社区家庭文化艺术节、鄞州区群众文化艺术节、北仑区大港文化节等。这些多种多样的文化艺术节，显然大大地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同时也展现了地方文化特色。

除了举办节庆文化活动以外，浙江省各级党委和政府也通过文明创建活动以及建设企业文化、校园文化、楼道文化、墙门文化、家庭文化、庭园文化等多种渠道，创新服务机制，增加服务手段，以丰富城市公共文化活动形式，满足公众文化需求、提升公众精神素质。

（二）加强农村公共文化供给，改善农民文化民生

在世纪之交，伴随着文化意识、民生意识、城乡协调发展意识的觉醒，浙江省开始把改善农民文化民生，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尤其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纳入建设文化大省的总体战略中予以通盘考虑。早在《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2001—2020年）》中，已经有“农村文化始终是文化工作的重点和基础”这样的表述，把农村文化建设的地位凸显了出来。2005年《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更加明确了浙江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具体目标。2008年，《浙江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纲要》则进一步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纳入全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总体战略中，强调要以乡风文明建设为主要内容，大力开展乡风评议活动，繁荣农村社区文化。正因为有了明确的思路和目标，浙江省改善农村文化民生才可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农村文化活动形式才可能出现多样化的局面。

1．加大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

新世纪以来，浙江省逐年加大对农村文化投入，以改善农村文化民生。“十五”期间，全省各级财政投入农村文化建设11．23亿元，居全国各省区第二位，人均文化经费7．8元，居全国各省区首位，至2006年年底，全省建有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92个，建筑面积45．3万平方米；群艺馆12个、县级文化馆87个，建筑面积26．6万平方米。县级文化馆和图书馆覆盖率分别达97%和87%。全省1 525个乡镇中，有文化站建制的达1 493个，覆盖率为97．9%；其中837个建有站舍，占有文化站建制的56%，439个乡镇（街道）创建了省级“浙江东海文化明珠”，占全部乡镇（街道）的29．34%。全省35 061个行政村，建有村文化活动室的有19 072个，覆盖率达到56%。

进入“十一五”时期以来，浙江省进一步加大了对全省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2006年至2008年3年浙江农村文化事业费投入15．21亿元，与“十五”时期5年相比，增加6．94亿元，增长了83．9%。2006年至2008年3年年均递增速度23．65%，高于文化事业费年均增长速度0．61个百分点，占文化事业费的比重也从2006年的22．7个百分点提升为2008年的22．88个百分点。至2010年，全省农村基本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文化大省建设要求的农村文化建设新格局，文化阵地覆盖面、文化资源利用率、文化服务能力等主要发展指标全国领先。全省城乡每百人人均文化设施面积超过8平方米，各县（市、区）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达到国家或省规定标准，彻底消除公益性文化单位无馆（舍）现象，45%的县（市、区）成为省级以上文化先进县，其中全国文化先进县的比例达到26%。全省35%的乡镇（街道）成为“浙江东海文化明珠”⁽¹¹⁾，其中欠发达地区达20%；全省85%的行政村建成能正常开展活动的文化活动场所，其中不低于1／3的行政村建成适应群众需求、符合相应标准的文化活动中心。⁽¹²⁾

2．创新农村文化活动形式

当然，一个在全国经济发达、公共财政相对充裕的省份，增加对农村文化的投入，并非一件出人意外的事情。更值得注意的，是浙江省创新农村文化活动形式、创新改善农村文化民生方式的做法。

（1）广泛开展“送书、送戏、送电影”活动。近年以来，浙江省政府连续几年把“送文化”（“送书、送戏、送电影”）作为为民办实事的一项重要内容，大力实施文化下乡“三万工程”，即万场演出进农村、8万场电影下农村、200万册图书送农村。2006年，浙江省向广大农村送电影11．7万场、演出1．6万场、图书306万册；2007年，全省共送1．56万场演出、21．35万场电影、194万册图书。2008年，全省共送演出2．5万余场、电影20余万场、图书184万余册；2009年，全省共送1．9万场演出、电影25万场、图书166万册。

在“送文化”过程中，浙江推出了钱江浪花艺术团下乡巡演、“雏鹰计划”优秀儿童剧巡演和“唱响文明赞歌”声乐专家辅导团优秀歌手展演团文化下乡等一批有特色、影响大、群众喜闻乐见的示范性文化下乡活动。其中，最具有典型性的，是浙江钱江浪花艺术团文化直通车开创的文化下乡模式。自2005年7月成立以来，钱江浪花艺术团行程5万余公里，走遍了浙江11个地区、400多个乡镇，演出500余场、观众超百万，被中宣部等十四个部委评为“三下乡活动先进集体”，获得了第四届中国十大演出盛事评选最佳基层演出金奖、文化部第二届文化创新奖等重大奖项。在钱江浪花艺术团的示范效应下，全省已开出了30多辆文化直通车，遍布广大农村。文化直通车现象，已成为浙江繁荣农村文化、创新农村公共文化活动形式的一个缩影，它集中地凝聚了浙江文化体制改革、文化创新、文化科技等多项成果，丰富了农民的文化生活，实现娱乐与教育的叠加效应。流动舞台车不仅仅提供了优秀的文艺节目，更重要的是以此为载体，把文化知识融合到各种演出活动中，以文艺演出、宣传画册、小型展览、手册指南、专家咨询、趣味问答等“文化集市”的方式，普及科普、教育、卫生、计生、禁毒等知识，使得农村文化艺术活动在一个更深更广的层次上传播和产生影响，成为广泛意义上的文化直通车。

除了上述以外，在浙江，寓教于乐的文化下乡也采取了其他多种手段和形式。比如，在义乌市农村，活跃着150余支文体宣传队伍。他们以《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浙江省公民道德规范》等为内容，开展各种健康有益、适合农村群众口味的宣传活动，以提高农民的素质，打造义乌的乡风文明。义乌市还开展了学习型社区创建活动，引导农民参与“四个一”活动，每天读一份报纸、收听（看）一档广播（电视）新闻，每月坚持阅读一本书，每年至少掌握一项实用技术。此外，义乌市也鼓励开发有地方传统、区域特色的民间艺术项目，发展农村文化俱乐部，激发农民参与文化活动的热情，大力开展“乡风文明村”创建活动，广泛开展“文明家庭”、“文明村镇”评比活动。德清县的做法颇有特色。从2004年开始，德清开展了“欢乐德清”系列群众文化活动，由“欢乐田野”、“欢乐广场”、“欢乐社区”、“欢乐行业”、“欢乐企业”、“欢乐工地”、“欢乐校园”等七个系列组成，全县每年举办各类文化活动近千项，被誉为“来自草根的‘同一首歌’”，并在此期间开展捐书助农、送书下乡等活动，建立村级图书流通点。桐乡市则从2000年就开始实施“文化示范户”建设战略，以提升农民文化素质，建设农村思想文化阵地，推进农村现代化进程。到2007年3月，全市建有文艺型、科技型、计生型、信息型等各种类文化示范户1 000户，覆盖13个镇乡（街道）。仅2006年一年，就组织了各类文艺小分队到文化示范户演出1 218场，放映电影3 718场次，并举办各类农技知识、法律知识、科普知识、文明礼仪等讲座辅导和观摩学习。文化示范户还吸引和集聚了一大批农民群众，看电视、读报纸、翻杂志、传信息、谈技术，从而在相当程度上转变了乡村社会风气。

（2）广泛开展农民“种文化”活动。随着农民参与意识、主体意识的提高，他们参与文化活动的愿望也更强烈了，他们希望对文化活动有选择权，希望能自主地参与到农村文化建设中来，在农村文化大舞台上登台亮相，从文化的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观众变成演员。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浙江省各级政府和乡村组织开始着力于突出农民在农村文化活动中的自主权和主体性，并把“送文化”和“种文化”结合起来，就像种庄稼一样，让文化的种子在农村生根、开花、结果。目前，在浙江农村活跃着1 300多支电影放映队、1万多支业余文保队伍、500多家民间剧团、近2．5万支业余文体队伍，集聚了513 501名业余文体骨干。这些队伍门类齐全，有腰鼓队、舞龙舞狮队、乒乓球队、象棋队、老年健身队及大量的地方戏曲团队等，覆盖老、中、青各个年龄层次。2008年全省县级组织开展各类文艺活动近5 000次，乡镇文化站组织开展各类文艺活动近20 000次，其中较大规模和具有较大影响的活动分别达120次和1 330次。浙江省激发农民形式多样自办文化活动积极性的具体做法是：

其一，改善“送文化”活动，在“送文化”活动中借铁打铁，突出农民群众对节目的选择权和主体性。如，钱江浪花艺术团采取了“定餐制”和“加餐制”的做法。在宁波市“万场电影千场戏”进农村活动中，农民可以自主选择剧（片）目，选择剧团（演、放映团队），补助政策和操作程序完全公开。围绕这个原则，宁波市有关部门把几十台越剧、甬剧、姚剧和滑稽戏剧目和3 000多部中外影片、数十个放映队做成详尽的目录手册，下发到各个村，供农民兄弟“随便挑、随便选”。农民既是消费的主体，又有了自主权，真正成了农村文化市场的“主角”。⁽¹³⁾

其二，在“送文化”下乡活动中，一些艺术团体的做法也体现了“输血”与“造血”、“送文化”与“种文化”的结合。比如，在钱江浪花艺术团的下乡演出中，已经在“送下乡”中添加了“请上台”的节目，即把乡间文艺骨干自编自演、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和浓烈乡土气息的节目请上舞台，营造专业与业余相结合、剧团演员与农村文艺骨干同台表演的氛围，从而扶持和培育了农村特色文艺团队，增强了农村文化的造血功能。此外，艺术团的专业文艺工作者还深入生活，收集资料，挖掘了一批真正属于民间原生态的艺术作品。如宁海的“长街渔歌”，常山的民俗舞“跳竹马”、“钢叉舞”等经过挖掘和加工，重新显现了优秀民间文艺的光芒。

（3）扶持农民自办公益文化、“种文化”活动。自开展文化大省建设以来，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倡导、推动和扶持下，浙江农民自办公益性文化活动日趋活跃。比如，在临安市，有449支农民表演队，每个乡镇都有1支以上。义乌市连续举办了15届农村文化节，每届均是以政府主办、镇街承办的方式进行，活动涉及文艺踩街、卡拉OK比赛、合唱比赛、民间艺术表演、书法美术展以及体育比赛等。通过举办农村文化节，把舞台搭在农村的广阔天地中，吸引群众广泛参与，文化的价值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也充分地显示了农民群众中蕴藏着丰富的文化能量。⁽¹⁴⁾

“送文化”以前是城市对乡村的专利，而随着浙江农村“种文化”活动的深入，也有农民开始向城市“送文化”了。宁波市鄞州区是全国经济发达区（市、县）之一，不仅农村公共文化设施相对完善，而且农民“种文化”活动也相当活跃，呈现出了普及化、多样化趋势。农民自办文化活动的项目，既包括了广场舞、健身舞、竹板舞、太极拳、木兰扇、扇子舞、门球、木球、篮球、双球、乒乓球、柔力球、健美操、保健操、拍手操、象棋、围棋等，也包括了文化娱乐、演艺、戏曲、文宣、舞龙、舞狮、腰鼓、秧歌、马灯、高跷、彩船、大头和尚等。对于这些活跃的农民自办文化活动，鄞州区政府的做法，是为他们“搭建平台”。比如，2007年区政府组织了“星光大舞台”演出活动，希望以区文化艺术中心为平台，达到“月月有活动”的目标，打造基层群众文艺演出品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有28支乡村业余文艺演出队依次登上了曾经站过许多明星、举办过多场大型文艺演出的舞台。活跃的农村自办文化活动，加上政府的扶持，使乡村业余演出团体的水平不断提高，演出人才也脱颖而出。结果是，农民也开始能够向城市“送文化”了。2007年7月，鄞州古林镇张家潭村业余文艺队登上了宁波市“逸夫剧院”的舞台，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登上宁波一流专业演出场所的农民演出团体。因此，一些农民深有感触地说：“以前是‘文化送百村’，现在是‘百村送文化’。”

（三）改善外来务工人员文化民生

外来务工人员（在社会上和学术界，仍然较普遍地被称为“农民工”）的文化需求问题，是我国落实文化民生最薄弱的环节。全国农民工文化生活状况调查课题组认为，农民工群体的文化边缘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这一群体没有被纳入国家管理系统，体现为一种自发的存在状态。⁽¹⁵⁾

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不仅吸纳了1 000余万本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而且还吸纳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据学者预测，2020年浙江人口总量将达6 000万，其中人口增长方式将由自然变动为主，转为机械变动为主，即以人口迁移增长为主。这样，从现在到2020年，浙江仍会有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的流入，⁽¹⁶⁾浙江将成为全国外来务工人员的主要流入地。

在贯彻和落实“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推进社会和谐的背景下，浙江省逐渐意识到，像浙江这样一个外来务工人员集聚较多的省份，能否推动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处理好新老浙江人的关系。外来务工人员为浙江经济的增长和居民收入的提高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外来务工人员也是广义的纳税人，他们有权利、有资格享受当地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包括公共文化服务，享受到公共服务会让他们产生融入感，从而使整个社会具有更高的凝聚力和向心力。2008年6月《浙江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纲要》强调，要“关注农村和特殊未成年人群体，切实保障孤残儿童、农村‘留守’儿童、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城市困难家庭未成年人的权益”，“大力推进‘文化低保’工程，加大向基层特别是低收入和特殊群体提供免费文化服务的力度”。

浙江省总工会一直把维护农民工精神文化权益作为自身的职责，着力于改善和丰富外来务工人员的精神文化生活，开展了送培训、送文艺、送图书等活动，受到了外来务工人员的欢迎。2006年10月，浙江省总工会“向农民工送文化行动”正式启动，11辆装配了全新数字电影放映设备的电影放映车从杭州启程前往全省各地免费面向外来务工人员放映。省总工会还将更广泛地开展“一千双万大培训”活动，即每年向农民工送演出1 000场，送电影1 000场，送报纸1万份，采取各种形式培训农民工100万人次。省总工会希望通过这一系列活动，不仅为广大进城务工人员提供一个文化娱乐平台，而且也为他们了解社会、学习知识、提高素质提供一条重要途径。2008年年初，因大雪封道，交通阻隔，很多外来人员滞留浙江。省文化厅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在做好春节文化活动安排的同时，特别要为不能返乡留在城里务工人员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随后，浙江时代电影院线推出外来务工者专场，将在其下属的杭州庆春、翠苑、奥斯卡、众安、恒隆5家电影大世界推出为滞留杭州的外来务工者和过路返乡群众放映新年专场电影的活动，5家电影大世界所有专场电影票价一律10元／张；时代电影院线还针对一部分被雪天困住的暂被集中安置的外乡群众，安排旗下数字电影流动放映队，将免费电影送到有关安置点。

娱乐是改善外来务工人员民生的起点，提高外来务工人员的素质是改善外来务工人员文化民生的重要目标。外来务工人员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缺乏专业技能培训。因此，浙江省把提高外来务工人员的素质、增强其生存能力，作为为外来民工办实事的一项重要内容。不仅在外来务工人员中组织开展法律法规、就业技能等培训活动，而且也将之纳入省委、省政府组织实施的“千万农民素质培训工程”之中，不断提高外来务工人员知识技能，尽快融入城市生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浙江省已率先开创性地把外来务工人员科普经费列入财政预算。2008年，外来务工人员科普经费财政投入经费已超过1 000万元。

与此同时，外来务工人员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也越来越受到全省各个市县党委和政府的重视。不少地方将外来人员教育纳入现代市民培育工程，专门编写《外来务工人员教育读本》，把计划生育、社会治安、劳动保障、职工权益等法规政策送到千家万户，把地方风土人情、人文环境以及文明礼仪、文明市民、健康娱乐、科学普及等思想文化知识送到千家万户。浙江省一些地区还免费为农民工办班。比如，长兴县每年专门从财政中拿出500万元，作为农村劳动力的培训资金，并制定了“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券”等制度、建立了17个政府免费培训基地。一些地方在丰富外来务工人员精神文化生活中，也比较充分地考虑他们工作生活的特点和消费能力，采取便捷的方式和渠道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尽可能多的公益服务。在设施建设上，重点考虑建在外来务工人员相对集中的地方，方便外来务工人员参加；在文化活动形式上，根据小型分散、简便易行的原则，组织和开展形式多样的地方文化、民间文化活动。

嵊州市面对外来务工人员涌入的实际，不仅把加强外来务工人员精神文化生活纳入全市精神文明建设纲要，而且也重点启动了“一卡三队五中心”工程建设。“一卡”即实施外来务工人员“文化绿卡”制，外来务工人员凭卡可免费借阅市图书馆图书，参观越剧博物馆、体育馆、越剧艺术中心等公益性场馆，参加各项文体培训和各类公益性活动；“三队”即组建外来务工人员越剧演唱队、民乐演奏队、体育运动队，为他们提供展示自我的平台；“五中心”即建立外来务工人员生活居住中心、教育培训中心、文体活动中心、管理服务中心和信息网络中心。自开展“一卡三队五中心”工程建设以来，嵊州市已经发放了38 000多张“文化绿卡”，建立了外来职工培训中心，创办外来人口越剧俱乐部，在外来务工人员相对集中的地方设立外来务工人员文化活动点（室），开展越剧演唱、音乐舞蹈、书画围棋培训，并在企业中组织文艺活动队伍，开展企业内部本市职工与外来职工的联谊文化活动。这些做法，不仅提高了外来务工人员的素质，使他们尽快地融入当地，促进了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拓展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对象和内涵，提高了服务效能。类似于嵊州市这样向外来务工人员发放“文化卡”的做法，也见之于余姚市等地。

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发放“文化绿卡”、“阳光文化爱心卡”等，就是承认了外地人口在本地生活的权利。这张小小的卡，就是落实外来务工人员获得公共文化服务权利的凭证，也体现了一种文化关爱意识和平等意识。当然，发放“文化绿卡”一类做法，也见之于国内其他一些先进城市。有所区别的是，嵊州市、余姚市把“文化绿卡”的发放对象，从本地居民扩展到了外来务工人员当中。

义乌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城市，目前，全市160余万人口中，常住外来人口近100万人，常住外商近1万人，已经成为外来建设者超过本地人口的多民族居住的“移民”城市。针对外来务工人员，义乌采取了建设一批“外来建设者之家”、“安心工程”，创办外来人员文化俱乐部（科技图书馆），组建外来人员文化活动点等方式，有效地满足了外来务工人员的业余生活，让外来建设者享受到“文化套餐”，也让他们在异乡有了在家的感觉。企业在满足外来民工文化需求方面起到了主力的作用。许多企业秉承“以人为本，善待员工”的理念，千方百计为员工提供健身娱乐场所，并开展丰富多彩的企业文化活动。外来建设者在工作之余，也纷纷投入到自己喜爱的各项文化活动中。街道、社区和乡村在为外来建设者构建欢乐家园工作中也做了不少工作。⁽¹⁷⁾

还有一些地方不仅向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公共文化服务，而且也吸引他们共同参与公共文化建设。比如，文明创建、和美家园创建中，宁波市鄞州区就广泛地吸引新老鄞州人共同参与。全区针对各个创建村外来人员多的特点，在老村民与“新村民”之间搭建了一个沟通的平台——“和美家园”共建会，共建会在创建工作中，发挥监督、参谋的作用，协助“和美家园”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开展创建活动。在鄞州区，共有381个“和美家园共建会”，在共建会这个民间性、群众性的自治组织下，新老村民争当主人翁，大力倡导和谐、文明的社会新风。杭州市在外来务工人员集中的地方成立“会员之家”、“外来人员之家”等组织，外来务工人员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有一个温暖的“娘家”。拱墅区活跃在基层的200支各类群众文体团队中外来务工人员占近40%，其中蒲公英艺术创作团等由清一色的外来创业人员组成，其作品曲目深受当地群众喜爱。由市文化局编排的大型情景歌舞《与外乡人一起跳舞》在杭州大剧院工地上演，来自广厦天都城建筑工地等在杭工作的外乡人与杭州歌舞团的专业舞蹈演员一起载歌载舞。温州市则举办了以关爱外来务工人员为主题的“尊重劳动、共创明天”和“共享一片蓝天”等晚会和歌手大奖赛系列活动，展示外来务工人员的艺术风采。在外来务工人员中开展“外来务工青年大家乐”、“把文明带回家”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奉化市西坞街道力邦社区是浙江省唯一一个全部由外来人口组成的社区，住着来自17个省、区、市的2 700余名外来务工人员，由他们自行管理。按照“人性化管理、市场化运作、社会化服务”的理念，社区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力邦文化”。社区针对以年轻人为主的特点，举办了“欢乐力邦村”首届青年文化艺术节，并利用青年文学社积极开展“打工文学”征文活动。

三、浙江改善文化民生的问题和对策

2009年浙江省人均GDP已经接近6 500美元大关，这标志着浙江经济社会实力的显著增强，也意味着浙江省有能力也应当拿出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文化建设，用以改善文化民生。省委省政府《浙江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纲要（2008—2012）》提出，“积极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有效保障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公共文化服务方式。”世纪之交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浙江在推进文化事业发展、改善文化民生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积累了一系列成功的经验。但同时也应看到，在发展文化事业、改善文化民生方面，浙江省仍然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

（一）浙江改善文化民生中存在的问题

浙江改善文化民生过程中突出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文化投入的总量偏少，地区间、城乡间差异依然突出。进入新世纪以来，尽管全省各级财政对文化的投入无论在总量还是在所占比例和增长速度方面与以前相比都有明显改善，对农村以及欠发达地区的财政扶持力度也不断地得到增强。但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财政投入基数过小，与满足城乡居民文化生活的需求相比，文化事业发展财政投入仍然存在着较大差距，仅仅停留在低水平的保障。与全国一些发达省份相比也有差距。比如，2008年浙江省文化共享工程建设每年专项经费已经从700万元增加到1 000万元，仍不到山东省的二分之一；近年来省财政对县乡两级文化设施建设的补助经费从3 800万元增加到5 800万元，但江苏省每年仅对乡镇文化站建设专项投入就达1亿元。浙江省多渠道投入政策还不完善，一些文化经济政策未能得到有效落实。虽然省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逐年增加，但对欠发达地区仍显不足，财政投入的地区间、城乡间差异依然明显。比如，2009年，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杭州市、宁波市的乡镇文化站平均财政拨款额为45万元，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衢州市、丽水市的乡镇文化站平均财政拨款额则低得多，分别为9万元和7万元。一些地区和领域还存在着公共文化服务短缺、错位的现象，区域间、城乡间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结构矛盾仍然突出。许多基层公共文化机构运转经费缺乏制度性保障。

其二，文化产品和服务仍然不能有效地满足社会公众免费或低收费的文化需求。自开展文化大省建设以来，浙江省公共文化建设的投入不断加大，服务网络不断完善，服务手段不断增加，但社会公众却并不因此而十分满意。这一点在2008年3月浙江省委宣传部对浙江近年以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基本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出来：社会公众认为当前妨碍其进一步享受文化生活的主要因素，最高的选项是“费用太高，难以承受”，比例达到35．1%，其次是“就近方便的文化设施太少”，比例达到33．19%，第三是“文化活动没人组织”，比例为24．43%。其对应的是，社会公众认为当前政府最需要提供的文化服务，最高的选项是“举办各种免费或低票价的公益性演出”，比例达到45．17%，其次是“图书馆、青少年活动中心等场所免费开放”，比例达到33．19%。⁽¹⁸⁾这一调查结果，不仅显示了浙江社会公众对免费、低收费公益性文化活动需求的迫切程度，而且也表明，市场经济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有效率的经济制度，在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社会富裕程度的同时，也会大大地强化人们的“主体意识”以及“纳税人意识”、“公共服务意识”。

其三，与文化民生关系密切的公共文化需求表达不足，表达机制不健全。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政治和长官意志决定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思维模式还有很深的影响。领导人拍脑袋替民众决定他们有什么文化需求的情况依然存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业的发展依赖于需求，公共文化的发展也依赖于需求。区别在于前者表现为“私人”需求，后者表现为“公共”需求。从理论上讲，无论是私人产品还是公共产品，最终的需求对象都是民众，都必须体现他们的意愿。⁽¹⁹⁾因此，与改善文化民生密切相关的公共文化产品服务的选择，必须经过一个公共决策程序，而当前浙江省与文化民生密切相关的公共供给在制度设计上仍存在着诸多的缺陷。

其四，作为全国市场经济的先发省份，浙江省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已经开始逐渐地从过去“大包大揽”办文化事业的模式中摆脱出来，但管理文化事业职能尚未得到充分的完善。比如，浙江省一些公共文化部门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改革，服务效率、服务态度和水平都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手续繁琐、收费贵等现象仍然存在；一些公共文化场所拥挤，服务质量难以保障，甚至连维持自身运营都存在困难，从而影响了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效率，妨碍了文化民生的有效改善。这些现象表明，政府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协调职能尚需进一步强化。虽然就总体上说，引入市场机制不仅没有削弱相反恰恰强化了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功能，并使政府有可能更好地承担改善文化民生的责任，但同时应看到，也有一些政府部门在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过程中，考虑更多的是解决财政与投资问题以及减少政府管理职能，减少人员编制等，而对于引入市场机制后可能存在的公共责任空白却估计不足，或许主观上就希望能够减少政府责任，如此等等。这也容易引发以改善文化民生为主要任务的公共文化部门责任危机，最终可能损害社会公众的文化利益。此外，引入市场机制以后也给政府管理知识和技能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以改善文化民生为主要目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引入市场机制，是一种公共决策的过程，它要求决策者既要有公共管理知识与技能，又要有市场经济的专门技术，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改革不会漏洞百出，反复无常。但是，在现阶段一些政府部门在这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往往又是比较欠缺的。

其五，民营经济进入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门槛仍然过高。作为一个民营经济大省，浙江民营经济已经开始突破进入公益文化事业的壁垒，打破了政府垄断投资的局面。但毋庸讳言，目前浙江省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民营经济进入社会事业门槛过高的问题。在一些地区，政府依然垄断着公共文化的投资，民间投资者的项目选择受到很大的限制，一些文化行业难以进入。有些公益性文化行业虽然国家没有明文规定不准民间资本进入，但行业主管部门往往出于自身利益等考虑不愿意让民间资本进入，民间资本进入壁垒同样很高。即使是国家明文规定民间资本可以进入的一些行业，进入的程序也往往过于复杂，行政审批通常要经过多道程序，涉及多个部门，从而增加了进入公共文化事业的成本，降低了进入的可能性。现在民间非营利性文化机构的兴办需要文化主管部门和民政部门双重审批，批准后只能以“民办非企业机构”的名称登记。这个名称只说明了该机构不是什么性质，而没有对其性质进行正面界定。此外，民营经济进入的标准还欠公开，在一些行业，政府允许民间资本和社会力量可以进入哪些具体的领域、具备什么条件才能进入等准入信息相对封闭，这些也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民营经济进入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可能性。

其六，文化管理体制上仍然存在条块分割的现象，影响了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效率和改善文化民生功能的发挥。在现行管理体制中，许多文化事业单位至少被十多个政府机构所管辖，综合管理部门就有人事部门、机构编制部门、财政部门、计划部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等，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就有文化、教育、劳动、公安、社会保障、旅游等。文化事业的行政管理体系不仅复杂而庞大，而且各行业主管部门之间往往各自为政，综合管理部门的管理则存在既有分工又有交叉的状态，造成政出多门、缺乏统一的管理目标、不同层级政府间的责任划分不合理等现象。这种条块分割的文化事业管理体制的直接结果，是管理上的低效、统一组织协调严重不足，许多同一领域的文化事业分属不同层级政府和不同部门，造成了管理上低水平的重复和相互掣肘等弊端，并不可避免地助长了部门或地方无视或放弃对公共文化利益的追求转而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此外，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也使本来就极为有限的公益性文化资源因为管理权的分离而得不到有效利用。比如，杭州的省市区三级文化设施面积近80万平方米，每百人拥有的文化设施面积已近12平方米，但群众依然感到文化活动没有去处。

其七，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中引入市场机制后，相应监督和考核制度还未到位。在推进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各级政府也已经开始考虑监督和考核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问题。比如，2006年10月杭州市下城区政府针对区内各行政单位、街道办事处、供应商等出台了《下城区政府采购供应商监督考核办法（试行）》，明确规定了监督考核的单位、方式和内容等。但就总体情况来看，执行的效果还不够理想。政府对社会力量参与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优惠政策的落实还不够有力，出台的多，到位的少。对民营经济参与公共文化事业发展的监管力度也不够大，造成一些民间组织不良竞争，浪费了社会资源，乱收费现象也时有发生。与此同时，一些具有良好发展潜力的社会自发组织却因资金、政策未到位，而得不到很好的发展。此外，一些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制度外财政收支账证不全，甚至没有建账，监督成本过高，监督不足。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资金被短期或长期挪用，不能及时到位或不能到位的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二）加快推进浙江省文化民生改善的建议

浙江省未来将进入社会加速转型期，进入从注重总体发展向注重均衡发展，从注重提高社会发展总体水平向更加注重实现社会发展公平性和均等化，从注重经济领域改革向更加注重公共服务领域改革转变的发展阶段。这一发展阶段也将是浙江省深入推进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取得新突破、文化生活品质提升迈向新高度的发展阶段。以全面改善“文化民生”，实现“文化惠民”为目标，加快推进文化事业发展，找准文化事业发展的方向和着力点，创新文化事业的投入和管理模式，转变文化发展方式，扩大和改进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加强公共文化产品的有效供给，扩大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将成为浙江省未来文化建设的突出任务。

1．加大对公共文化事业领域的投入力度

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进一步明确界定浙江省文化事业领域公共财政投入的范围。应以“社会共同需要”为标准，把公共财政投向那些代表社会共同文化利益、长远利益和非盈利性、不能够或不便于市场调节的领域。毋庸置疑，随着浙江省文化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文化产业正在逐步地步入市场化的轨道，政府在财政上减少对文化产业的投入，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但是，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公共物品性质，使之不适合于通过市场和产业的方式进行经营，必须由政府财政投入以及其他途径予以保障。因此，必须严格地区分经营性文化产业和公益性文化事业的界限。应针对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文化产品实行分类管理，不搞一刀切。在进一步明确界定文化领域公共财政投入范围的同时，要根据浙江省人均GDP 6 000美元后公共财政相对宽裕的特点，显著地加大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尤其是农村和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投入。

2．统筹兼顾城乡、区域、群体的文化民生改善

统筹文化发展，实现城乡平衡、区域平衡、群体平衡，重点关注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和最薄弱的文化需要，在盘活优化存量文化资源的同时，确保增量文化资源向基层和弱势社会群体倾斜。

3．创新浙江省公共文化发展方式

作为全国市场经济的先发省份，浙江省要率先在全国改变过去公共文化建设投入由政府“大包大揽”的低效率的做法，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优势，把政府权威与市场交换的功能优势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实现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从传统的单中心提供模式向多中心、多层次、协同合作的提供模式转变，以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改善文化民生的能力和效率。可以采取公共财政直接投资、产业政策扶持、政府采购、特许经营、委托生产、公共文化项目外包等多种方式。

4．营造有利于公共文化发展的宏观环境

加快推进公共文化发展、加快改善文化民生，既需要改变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政府作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垄断性的生产者和提供者”的地位，也需要创造各种社会的、体制的、政策的条件；既需要宏观经济体制环境的变化，也需要法治环境、创业环境和民间组织的发育和成熟。其中，尤其重要的是：

首先，应大力推进相应的法制建设，要在相关法律框架内进一步明确政府在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改善文化民生中的责任，在政府管理和法治理念上有大的创新和大的突破。

其次，要完善公益性文化事业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配套措施。一是完善现行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会计制度。建议参照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的做法，区分文化事业单位的经营性和非经营性固定资产，对其中经营性固定资产提取相应的折旧，确保公共财政对公共文化事业的投入每年能够实现一定比例回收补偿。二是推动从事公共文化事业领域服务的社会中介机构的建立和完善。目前浙江省公共文化服务事业方面的社会中介机构还不健全，中介组织不仅数量少，而且资质不高，难以承担大量的社会事务，投资者也难以从市场上获得高质量的投资中介服务。从国外经验看，中介组织是专家集团。因此，要按照“宽进严管”原则，逐步取消中介组织的市场准入限制，进一步改革中介组织管理体制，完善治理结构，促进一些尚未与政府部门完全脱钩的投资中介服务机构尽快脱钩，并推动公共文化事业资产评估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的建立。

5．进一步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

政府和文化事业主管部门要尽快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转变管理方式，从直接参与对公共文化服务的经营管理转变为宏观管理，从对企业负责转变为对公众负责、对社会负责。重点是加强规划引导、政策保障、资产管理，主要职责是制定文化事业领域的规则，加强市场监管职能，规范市场行为。

转变政府管理方式，要解决政出多门、缺乏统一的管理目标问题。目前浙江省文化领域的行政管理体制，依然存在着条块分割的现象。以全新方式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必须在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上有所突破。否则，即使是文化事业单位改制了或是拨款方式改变了，也仍然不能改变运行低效的问题。

转变政府管理方式，必须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拨款制度，把政府投入和事业单位自主经营结合起来。政府要继续加大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投入，但必须给予文化事业单位以自主经营的权利。政府的管理应当集中到对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服务质量以及投入、产出效率的监督上。公益性文化部门则要在享受自主经营的同时，以对全社会负责的态度约束自己，要在明确社会责任的基础上，努力成为政府为公众服务、促进社会公平的真正平台。在改革中既要实现政企、政事分开，又要通过规范的制度来约束文化事业单位的行为。

在转变管理职能过程中，政府部门还要防止对公共文化事业发展领域引入经济机制的简单理解，通过“一卖了之”解决问题。既要明确市场化决不等于私有化，又要明确在文化发展中引入市场机制决不等于政府放弃应当承担的责任。

6．解决民营经济进入公共文化领域门槛仍然过高的问题

浙江省是民营经济大省。要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民营经济进入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门槛仍然过高的问题。应针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的不同层次，即基础性的，还是高水准的，制定相应的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公共文化领域的政策，在市场准入上，应按照不同要求、不同服务对象设置不同的准入门槛，有些对公共文化事业发展特别重要的项目，或者是特别能体现社会公平的项目，则应像促进经济增长一样，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降低民营经济进入公共文化服务领域门槛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必须进一步改革和创新行政审批制度。在前几年的审改中，一些地区实际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已大大减少，并对实施主体和规范性文件进行了确认和修订，也建立了与设立行政许可事项相配套的公示、申诉、听证等制度，初步构建了行政许可工作体系框架。在进一步的审改中，应当把不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定位的行政审批事项，不符合政、事、企分开的行政审批事项，妨碍企业的自主经营、市场开放、公开公正的审批事项，都予以坚决地裁撤。同时，还应创新审批方式。比如，再造审批流程，进一步提高行政效能，进一步创新行政服务中心体制，不断探索完善行政许可和服务事项的联办机制，推进行政服务中心从单一的为投资者服务的平台向功能完善、受益面广的综合性政府服务平台转型。

参考文献

1．杨建华、葛立成主编：《“九五”浙江发展报告（1996—2000年）》，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浙江社会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课题组：《1992—1996浙江社会发展状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2001—2020年）》（2000年）。

4．《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2005年）。

5．《浙江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2008年）。

6．《关于建设文化大省若干文化经济政策的意见》（2001年）。

7．《中共浙江省委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2002年）。

8．陈立旭：《文化的力量：浙江社会发展的引擎》，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9．李景源、张晓明主编：《浙江经验与中国发展（文化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10．陈野主编：《2008年浙江发展报告（文化卷）》，杭州出版社2008年版。

11．陈立旭、潘捷军等：《乡风文明：新农村文化建设——基于浙江实践的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12．章建刚、尹昌龙、张晓明主编：《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200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13．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编：《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专题调研成果汇编》（内部资料，2008年7月）。

14．浙江省统计局：《2009年度浙江省民生指数与民生评价报告》。

Zhejiang Culture Minsheng Report

Chen Lixu

Abstract：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quite a period time，Zhejiang economic achievements of development is mainly used in improving people’s life and expanding the material such as material department reproduction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public facilities related construction，and im‐proving people’s livelihood cultur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ultural undertak‐ings construction，once greatly behind in his country．The century since，as cultural awareness，minsheng consciousness gradually awaken，Zhejiang un‐ceasing conformity and cultural resources，from the innovation service mech‐anism，increase the service means，perfect service network in such aspects as，strengthen urban and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upply，enriching the urban and rural public cultural life，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ulture of people’s life．But on the other hand，Zhejiang people’s livelihood improve‐ment culture in the process also exists some outstanding problem．Further transform public cultural development mode，to expand and improve public cultural products production，forming more optim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upply mode，expanding the coverage of basic public cultural service，to re‐alize the equal access to basic public cultural service，will be the future pub‐lic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Zhejiang outstanding task．

Key words：culture minsheng；Zhejiang province；public cultural serv‐ice；culture construction

【注释】

(1)杨建华、葛立成主编：《“九五”浙江发展报告（1996—2000年）》，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02页。

(2)“浙江社会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课题组：《1992—1996浙江社会发展状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112页。

(3)第一个文化大省建设文件是指2000年出台的《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2001—2020年）》；第二个文化大省建设文件是指2005年出台的《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建设的决定》。

(4)张晓明：《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关键》，李景源、张晓明主编：《浙江经验与中国发展（文化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35页。

(5)即2001年的《关于建设文化大省若干文化经济政策的意见》和2002年的《中共浙江省委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6)　张晓明：《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关键》，李景源、张晓明主编：《浙江经验与中国发展（文化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 0 0 7年版，第1 3 5页。

(7)陈官忠：《积极推进浙江省博物馆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努力构筑服务社会大众的文化平台》，陈野主编：《2008年浙江发展报告（文化卷）》，杭州出版社2008年版。

(8)陈官忠：《积极推进浙江省博物馆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努力构筑服务社会大众的文化平台》，陈野主编：《2008年浙江发展报告（文化卷）》，杭州出版社2008年版。

(9)黄先钢、薛亮、柳河：《艺术的盛会　人民的节日——第七届中国艺术节概述》，卢敦基主编：《2005年浙江发展报告（文化卷）》，杭州出版社2005年版。

(10)清河坊历史街区管委会：《吴山广场努力办好节庆文化》，杭州市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杭州市文化体制改革回眸》，杭州出版社2007年版。

(11)“浙江东海文化明珠”工程是由浙江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等6部门联合在全省组织实施的基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该项目于1995年启动。“浙江东海文化明珠”评选标准为：重视文化建设；设施设备齐全；活动丰富经常；保护文化遗产；队伍稳定活跃；管理科学规范。

(12)参见陈立旭、潘捷军等：《乡风文明：新农村文化建设——基于浙江实践的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7—128页。

(13)李建新、罗颖杰：《把文化消费选择权交给百姓：宁波“万场电影千场戏”进农村的启示》，《浙江日报》2005年4月25日。

(14)中国社会科学院“义乌发展之文化探源”课题组编：《义乌发展之文化探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59页。

(15)傅才武等：《当前农民工群体文化生活状况调查及对策研究》，章建刚、尹昌龙、张晓明主编：《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200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16)参见杨建华：《浙江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若干关系探讨》，《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17)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义乌发展之文化探源”课题组：《义乌发展之文化探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59—360页。

(18)浙江省委宣传部：《关于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调研报告》，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编：《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专题调研成果汇编》（内部资料），2008年7月。

(19)参见章建刚、陈新亮、张晓明：《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存在的问题》，《学习时报》2007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