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参政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现状与支持机制
一、妇女参政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意义
1.妇女参政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指标。列宁指出：“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1]妇女参政就是妇女参与政治，就是参与国事和管理公众事务的讨论和活动，包括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体的国务和事务。政治文明是指一个执政党及其领导的国家机关在表达国家意志及权力动作过程中的一种成熟和自觉的状态，是对“执政为民”理念的实践程度，具体说来体现在国家权力主体和执政党在制定法律和政策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民主性、正义性和科学性。政治文明的本质在于不断变革，不断创新，体现“执政为民”。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重视对女干部的培养和选拔。伴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妇女广泛进入社会各个领域，实现了历史性的解放，与男子一样成为国家的主人，共担救国意识。我国政府制定了以《宪法》为依据，以《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干，包括《婚姻法》《继承法》《劳动法》等法律法规在内的保障和维护妇女权益的法律，各种法律保障了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和家庭生活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为我国妇女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国家制定《妇女发展纲要》并纳入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作为促进妇女进步，推动社会发展的行动纲领，明确宣布“把男女平等作为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政府设立妇女权利保障机构和监督体系，党把妇女解放事业作为群众工作的一个方面纳入议事日程，优化了妇女参政的大环境，强化了妇女参政与政务管理的热情和实力，促进妇女参选率和当选率的提高，为此，她们在“两个文明”建设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2.妇女的参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政治文明要体现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要求和方向上，最终体现和落实在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对几千年来风云变幻的人类历史的客观总结，唐太宗李世民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满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我国的妇女参政，受益于中国的社会制度，女干部掌握政权只有让广大妇女感受到它是代表自己利益的并能努力使她们安居乐业，才能真正得到妇女的拥护和爱戴。因此，用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来领会妇女参政对政治文明影响的必要性。可以说，除了整个社会管理必须体现女性的社会地位，需要女性的生理优势和才智外，女性从政还有利于照顾和反映群体的特殊利益,有利于反映女性的利益和要求，促进女性从政参政意识的提高。
妇女参政是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一部分被纳入到社会生活中的，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下，在各项政策的保障下，女性参政比例从“领导干部性别比”指标看，仍然是可观的。作为女性解放标志之一的女性参政活动，在数量上、质量上，都取了得前所未有的进步。这些事实，让世界人民看到了中国“具有聪明才智的女性走上了领导岗位”。因为在新中国诞生初期，党和国家以政策、法规形式肯定和维护了女性参政的民主权利，并采取必要措施予以落实，对在数千年封建意识奴役下，经济地位、政治地位都十分低下的女性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处于弱势的女性在弥漫着男尊女卑封建文化的氛围中正常工作。从政治上说摧毁了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为实现男女平等提供了法律保障。包括参政的民主权利在内的女性的各项权益受到了法律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法律上就迅速确立了男女平等。妇女参政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每前进一步，每一项成果，都通过宪法和有关的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使妇女的权利成为有法律依据，受法律保护的合法权利。这是完全符合妇女的根本利益和愿望的。妇女参政的实践证明，无论立法上的男女平等还是事实上的男女平等的实现，都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贯穿始终，因为现实中一部分女性对政治冷漠，认为“妇女从来就没有政治兴趣”，从而放弃了女性应有和已获得的参政权利。然而中国的政治文明是要体现对妇女参政的支持和保护，克服或者修正对中国女性参政片面认识的依赖性、特殊性、被动性和随意性。当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既给妇女参政从政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又对妇女参政从政提出了挑战。比如，女干部的选拔、任用，已经从静态任免式向动态竞争式转变。从照顾安排性向实际能力性转换。这种转变，表面上使妇女参政受到冲击，但这种冲击对女性参政提出了更高要求，即在政治上争取做到“男女平等”，在素质、业务、技术水平上也达到“男女平等”。这种要求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符合女性的自身利益。可以说，如果没有政府对妇女政治参与的特殊支持与规划，妇女的政治参与就不可能得到一定的保障。因此，建议组织社会各界开展妇女参政的专题研究，构建培养选拔女干部规范化、制度化的工作机制。宣传妇女参政的意义和优秀参政妇女的业绩，不断优化有利于妇女参政的社会在环境。强化妇女参政与政务管理的热情和实力，不断优化妇女参政的大环境。
二、女干部发展资源的配置现状与障碍
⒈影响女干部发展的重要要素。要素一：女干部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教育机会决定了一个人在社会系统中的位置，接受较多的教育，意味着为跻身较高的社会层次创造了前提条件。近几年，女性受教育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2000年文盲比例由30.1%下降到11.1%，特别是青壮年妇女文盲率降至4.9%，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从37%上升到50.7%。其中，城镇女性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为44.3%。男女两性的比例差由12.6%缩小到9.5%。城乡女性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从1.4%上升到3.5%。[2]从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得知，女性文盲高出男性一倍以上，东乡族大学程度的女性只占男性的1／6、高中为1／3、初中为1／5、小学为1／5。在农村由于传统农业对现代技术的需求不大，农业劳动力在教育和培训上有差别还不明显，女性没有因为是否受到必要的职业培训和技术培训而直接影响到她的收入增长。但是15～49岁育龄妇女的识字状况，不仅直接关系到计划生育工作和少生、晚育、优生、优育、优教工作的开展，是提高下一代劳动者素质的关键问题。
要素二：女干部拥有流动的机会。此机会与女性发展程度成正比。流动产生发展机会。对群体而言，一个群体拥有的流动机会是与其发展程度正相关的。女干部的交流，有利于女干部的成长，在交流中，带来了发展空间的扩张和与新的生产要素结合的机会，“迁移本身是一种影响个体发展的人力资本投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妇女的职业发展提供了更多向上流动机会。近几年来，女企业家的群体发展迅速。被调查的女企业高层管理者中，有95%是改革之后走上企业管理岗位的，其中1990年以后，担任高层管理职务的占57%，男女比例接近。但是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相对集中于党政机关、社会团体、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部门，而在各经济领域的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则为数过少。
要素三：组织对个人发展的重视。组织资源是群体接受教育，培训、流动的结构性支持，组织参与对女干部的选拔、培养，直接影响到女性群体的发展进程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妇女干部的选拔、配备已从静态任免式向动态竞争式转变，从照顾安排性向实际能力性转换。
要素四：时间年龄。女性的发展需要制度，也需要时间。时间的充分利用，会给女性群体以一定的自由度和更多的选择机会，以便获得全面的发展。提拔女干部年龄小者，发展空间更大，拥有发展的时间对一般女性退休时间段而言相对延长。如果在单位，在组织资源约束下，不得不在牺牲哪个女干部的培养上做出选择的话，组织上不培养的人不可避免地处于不利地位。现实中存在的实例可以发现，随着女干部参政层次的提高而人数减少。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妇女对公共事务的关切度提高。妇女关注并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是实现男女平等的重要标志之一。据调查，有15.1%的女性主动给所在单位、社区提过建议，比1990年提高了8%。女性对国家主席的知晓率为87．1%，这比1990年提高了42．3%。二是妇女政治参与程度提高。最近5年来，选举地方人大代表的参选率，女性为73．4%，男性为77.6%，性别差异较小。在投票时，分别有65．85%的女性和77．4%男性能尽力了解候选人情况，认真投票。在被调查的中共女党员中，有53.5%是近10年内加入党组织的，比男性高13．2%。被调查的女企业高层管理者中，共产党员占到85．7%，男女差别不大；女企业家中担任过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分别是29．9%和19．8%。而男企业家这两项的比例分别为26.1%和11．2%，都高于女企业家。三是社会对妇女参与高层决策的期望值较高。有关统计表明，我国省级党政领导班子中至少有一名女性，省部级女干部占同级干部的比例达8%，比1990年提高了1．8%。社会大众仍然希望有更多的女性参与高层决策，对于“在政府高层领导中，至少应有30%的女性的主张，有74．7%女性赞同，有75．5%的男性支持这一主张。女性干部腐败观象明显低于男性。1991年全国女市长不到150人，现在已有480多人。女干部出的问题要比男干部少得多。[3]2002年4月17日中央组织部专门召开了关于培养选拔女干部的工作会议，曾庆红讲：要加大对女干部的培养选拔力度，采取同等优先的做法，大力培养中高级女干部，而且要选拔优秀的女干部担任正职。这段话也说明女干部中高层的人数不多。2000年，我国各级各类女干部有1489.5万人，占干部总数36.2%，其中党政群机关县处级以上女干部达7．33万人。全国有30个省区市党委、政府领导班子配备女干部45人，375个市（地州盟）党委、政府领导班子配备女干部506人，2703个县（市区旗）党委、政府领导班子配备女性3545人。实际上从人数上看，女干部没有撑起执政的半边天。
2．女干部发展相对不足。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上，女性一直处于受压迫、被奴役的地位，被社会所忽视。女人不能以自身所具备的人格素质向社会的发展展示充满个性色彩的竞争力量，以致被视为弱者。在封建社会里，中国妇女虽然也作为人类社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但无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在其他方面都处于被压迫、受歧视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并把它贯彻到各个领域中，使各民族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享有平等的机会和权利。在社会变迁中，妇女得到更多的发展资源，党和政府以极大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大力选拔培养妇女干部，一批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妇女干部脱颖而出。但与男性比较，女性的发展资源拥有量相对不足，特别是在稀缺资源的分配中，女性处于明显弱势。妇女作为经济活动中起“半边天”作用的力量，获得人力资本投资的机会却大大低于她们对社会以及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表现为，首先，女干部在接受和培训的机会上明显低于男性干部。单位组织部门重视男性发展，把相对优越的岗位让男性占领。到省级党校培训先男后女。有利于个人发展的机会如外出开会、出国考察女性不优先。其次，女干部向上流动机会甚少，参政人数比例不稳定。全国1178个村委会样本中，女性担任村委会委员的达75．9%，但有24．1%的村委会干部中没有女性。在我国高层权力领域，女性参政人数占代表或委员总数近20%，基层单位女性参政人数高于高层，但所占参政人数的比例不会太高，在20%左右。如，1987年十三大、1997年十五大中央委员中女性只有8人。1987年六届人大女性代表比四大下降了3倍，1998年地方民主选举中女性领导急剧减少。家庭责任的过多承担会影响女干部在社会事业中对成就的追求。
宁夏妇女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程度逐步提高，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注重加强宁夏妇女干部的培养和选拔，不断提高妇女的文化素质，使妇女能平等的参与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管理和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
在人大代表中，宁夏本届各级人大代表中妇女代表占代表总数的19%，比上届下降1%。宁夏区内各级女政协委员的比重为22%，比上届上升1%。妇女干部人数增长较快，到1999年宁夏共有女干部6．5l万人，比1995年增加0．9l万人，增长16．2%，占全部干部总数的34．7%。在宁夏4个地级党政领导班子负责人中，共配备女干部6名，占地级党政领导班子负责人总数的10．7%；全区20个市县（区）党政领导班子均配备了女干部，共有35名，占县级党政领导班子负责人数的9．2%，比1995年上升3．9%。提前达到《规划》中规定的“积极实现各级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中都有女性”的目标。女性共产党员队伍稳步壮大。1999年宁夏共有女党员4．95万人，占党员总数的18%，比1995年上升了2%。基层妇女群体参政意识增强，1999年宁夏企业女职工代表达2．04万人，占职工代表总数的36．4%，女代表们发扬当家作主精神，积极参与企业改革和民主管理。
表11～9 届全国政协会议女委员、女常委 单位：人
表21～9 届全国人大女委员、女常委 单位：人
表3 中共8～15届中央委员会女委员数 单位：人
如果没有政府对妇女政治参与的特殊支持与规划，妇女的政治参与就不可能得到一定的保障。民主选举也提高了妇女参政议政的意识。
三、发展女干部的支持建议
1.在发展妇女方面，政府应该起积极作用。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政府在提高妇女地位中的宏观调控作用；在社会成员利益格局的调整和资源配置上，坚持男女平等参与、共同发展、共同受益的原则，把“男女平等”纳入政府工作的各项决策中，努力消除不利于妇女地位提高的各种障碍。
2．政府应支持妇女提高竞争能力。为了增强妇女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竞争能力，应提高妇女的终身教育水平，应组织妇女干部学习世界发展前沿的知识，学习经济管理、科学技术方面知识。各级妇联要为培养妇女干部创造良好的环境，建设动态的、多层次的、多级别的女干部资源和配备信息库，进一步扩大对妇女人才的知晓度，积极向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及各个领域决策层推荐优秀女干部，促进妇女参选率和当选率的提高。
3．妇女要摒弃旧观念，充分实现自我价值。对女性本身来说，成功给女性带来的焦虑，使相当多的女性回避成功，压抑自己的成就表观，从而失去了自己能够得到的社会地位，这也是女性失去部分人力资源的原因。当代社会生产要求充分发展个人能力，只有改变因社会文化因素造成的女性的歧视和压抑，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女性人力资源，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注释】
[1]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报告，载《妇女研究》，2002年，第1期，第5页。
[2]吴仪：女干部要努力提高自身素质，《领导科学》，2001年，第18期，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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