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人口状况

一、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人口状况

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最初几年里，俄罗斯社会经受了痛苦的煎熬，残酷的武装冲突几乎从未间断。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的人口危机从1914年开始一直延续到1922年。危机的基本特征是人口大量死亡、移民大量外迁、人口自然增长率直线下降。造成危机的主要原因是战争，包括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此外还有瘟疫和饥荒。1916～1922年，俄罗斯人口总量连年下降，1922年以后恢复增长，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才恢复到1915年的水平。

十月革命后，俄罗斯宣布退出世界大战，但战争并未就此结束，先是多个欧洲国家派出军队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进行武装干涉，之后又持续了数年的国内战争，各种地方势力、政治党派、民族力量和宗教派别在形形色色的外国势力的支持下纷纷拥兵自重，抢夺地盘，彼此残酷征伐。大范围的内战造成了广泛的社会动荡，导致了无数的宗教冲突和民族仇杀。战乱制造了汹涌的难民潮，无序的人口流动极大地加速了当时肆虐欧洲大陆的烈性传染疾病西班牙流感和斑疹伤寒的广泛流行，由此造成了更大的人口损失。

有学者认为，仅在1918年1月～1921年1月的3年间，俄国人口就减少了660万，这中间包括战争损耗和移民外迁。也有学者认为，国内战争期间俄罗斯人口损失共计达720万，其中210万人死于内战，510万人死于西班牙流感和斑疹伤寒。^[1]根据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近年提供的资料，按1926年苏联国界计算，国内战争期间，俄罗斯人口减少了1100万～1500万，在人口学意义上的损失在2000万～2500万(包括实际人口损失和因战乱造成的出生率下降而少生的人口)。^[2]

战争造成的人口学灾难不仅仅在于人口的大量非正常死亡、伤残人口的急剧增加，而且在于孤儿、寡妇的大量出现，还在于人口内部性别比重的严重失衡。19世纪末～1914年，俄罗斯男女人口比重大体相当，而且在1914年年初男性人口数量还略占优势，而到1920年，女性人口突然比男性人口多出了950万。^[3]显然，这是在战争中男性人口特别是青壮年男性人口大量死亡所造成的。人口性别比重的严重失衡从此成为俄罗斯人口发展史上的一个难以疗治的痼疾，至今已持续了80多年，虽然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差距在逐步缩小，但进展速度极为缓慢，直到今日还未恢复到20世纪初的水平。

1920～1921年，俄罗斯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干旱使俄罗斯主要的产粮区大面积歉收，造成了大范围的饥荒，直接威胁到3000多万人口的生命。这场饥荒的恐怖程度丝毫不亚于战争，1921～1922年，有成千上万的农村人口因饥饿和营养不良而丧命，其中主要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因为青壮年男子大多上了战场。当时的伏尔加河流域和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的广大地区完全笼罩在可怕的饥荒之中。

十月革命后，俄罗斯的疆界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首先，原沙俄殖民地芬兰、波兰及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相继宣告独立，恢复了原先的国家建制;其次，在与周边国家发生的多次武装冲突中处于劣势的苏维埃俄国被迫割让部分土地以换取和平。沙皇俄国崩溃后的俄罗斯新疆界基本上是在1920～1922年间确定下来的，这反映在苏维埃俄国与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和土耳其等国签署的一系列和平条约中。根据这些条约，与战前相比，俄罗斯领土面积减少了71.88万平方俄里(76.68万平方公里)，人口也相应减少了3100万～3200万。^[4]

国家版图的巨大变化对苏联国内人口规模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在丧失了大片领土的同时也丧失了居住在那里的大量居民。同时受到影响的还有人口的民族构成，最为明显的变化是波兰、芬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摩尔达维亚等民族人口急剧下降，因为这些民族人口的主要聚居地波兰、芬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比萨拉比亚地区或独立或被并入邻国，成为他国领土。同时，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脱离俄罗斯进入波兰版图同样造成了乌克兰族和白俄罗斯族人口的减少。受此影响，其他民族，首先是俄罗斯族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相应地有所上升。

俄罗斯人是苏联的最大民族。与革命前相比，尽管战争使俄罗斯族人口的绝对数量明显下降，但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在全国人口的比重却明显上升。以1920～1921年的疆界计算，1917年俄罗斯族人口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重为44.6%，在芬兰、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三国脱离俄罗斯后，俄罗斯族人口的比重上升到52%～53%。^[5]这是200年来俄罗斯族人口首次超过总人口的半数。在随后的1920～1922年间，俄罗斯族人口比重又略有下降，这是因为国内战争期间俄罗斯族人口的损失大于其他民族。基于同样的原因，人数居第二位的乌克兰族人口比重也有所上升，但绝对数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因西乌克兰的脱离而减少。波兰的独立使苏联境内的波兰族人口大幅减少，沙俄时期以人口数量位居第三的波兰族变成了绝对的少数民族。由于西白俄罗斯的脱离，白俄罗斯族人口比重也相应下降。但在1918～1919年的战乱年间，白俄罗斯族人口数量基本保持平稳，没有像同时期的其他斯拉夫民族那样出现下降，从1920年起，白俄罗斯族人口先于俄罗斯族和乌克兰族开始恢复增长，并相应地从1922年开始提高了自己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1920～1922年，苏联许多民族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人口下降，但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各民族人口则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增长。20世纪初期，苏联最大的民族集团仍然是斯拉夫人，主要是3个东斯拉夫民族(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3个西斯拉夫民族(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1个南斯拉夫民族(保加利亚)，其他斯拉夫民族人口数量极其有限。^[6]

20世纪20年代初期，全国的人口密度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每平方俄里9.5人下降到7.3人。这种局面的出现，一是因为战争期间损失了大量人口，二是因为十月革命后丧失的领土是原沙俄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在苏维埃俄国的领土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是其欧洲部分各省:平均每平方俄里波多利斯克为98.3人、波尔塔夫72.6人、哈尔科夫63.3人、基辅68.4人、库尔斯克66.4人、奥廖夫63.6人、图拉63.3人、坦波夫57.6人。北部和西伯利亚地区密度最低，平均每平方俄里阿尔汉格尔斯克为0.8人、摩尔曼斯克0.1人、叶尼塞0.5人。^[7]

20世纪30年代，苏联经历了曲折艰辛的人口发展历程，它伴随着一系列可怕的社会变故和自然灾害。尽管战争已经远去，但人口悲剧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终结，而是以新的形式继续着、扩散着。强迫集体化、消灭富农阶级、大饥荒、政治清洗、强制移民、大规模镇压，等等，发生在30年代的这些悲惨的历史事件引发了一场又一场人口灾难。俄罗斯人口学家一般将1932～1933年大饥荒造成的人口损失视为俄罗斯现代史上的第二次人口危机，而事实上，整个30年代的俄罗斯人口几乎始终处于危机状态。

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直至整个30年代，苏联加快了工业化进程，从192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后的10年时间里，仅在俄罗斯联邦一个加盟共和国就新建了4000多个大型工业企业。像马克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体、库兹涅茨克冶金联合体、莫斯科汽车制造厂、高尔基汽车制造厂、乌拉尔重型机械制造厂、莫斯科轴承厂等著名的大型企业都创建于这一时期。与此同时，苏联政府还有计划地对一系列老旧的工矿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和扩建，全面更新了机械装备，扩充了劳动力。

在人类发展史上，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一对相伴而生的孪生姊妹。工业化的加速发展促进了城市的成长和扩大。在苏联大规模工业化期间，成千上万的农民放下锄犁进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进而也由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同时，由于大规模地征用农业土地用于工业建设，许多农村居民被成建制地转换为城市居民，很多时候是整个乡村不分男女老幼一夜之间整体转变为城市人口。1926～1939年，苏联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城市人口的比重也大幅度提高。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和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自然加大了国家对粮食的需求量，为此苏联政府急于改革原有的农业体制，以期更好地为国民经济服务。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苏联领导集团认为，集体化是加快农业发展的最佳途径，同时，只有改变农业所有制关系才能把农业纳入计划经济体系，为工业发展提供更多的原始积累。

1929年年底，苏共开始着手实现农业集体化。1930年1月5日，苏共(布)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集体化速度和支援集体化建设的措施》的决议，规定主要产粮区必须在1930年秋至1931年春全面完成集体化，其他地区可以晚1年，同时还规定了加快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农业机械的生产和农机工厂的建设，从此拉开了声势浩大的农村集体化运动的序幕。回顾这段历史，笔者无意对苏联农业集体化政策本身加以评说，只想说明在这项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十分错误的做法，严重违背了集体化本来应当遵守的两个基本原则，即自愿原则和渐进原则。由于各级领导干部急于求成，许多地方采取强制手段强行推进集体化，提出了“谁不加入集体农庄，谁就是苏维埃的敌人”的口号，有些地方政府还无理地要求农户在加入集体农庄前付清所有的债务，包括信贷、种子贷款和股金，个别地区的干部甚至强迫当地农民将政策本来允许的自留地、小牲畜和家禽等一并充公。强迫集体化遭到各地农民不同程度的抵制，这些抵制大多是自发的、分散的和消极的，许多农民减少了耕种面积，在自有财产充公之前纷纷宰杀自家的禽畜，也有少部分农民拿起了武器，结果遭到了残酷的镇压。成千上万的农民成为随后颁布的“保卫社会主义所有制法”(农民称之为“五穗法”)的牺牲品，根据该法，全苏有10多万农民(包括国营农场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个体农民)被判有罪，其中有6000多人被处以极刑。^[8]

广大农民对集体化运动的激烈反对引起了苏共决策层的关注，随后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在集体化运动中同歪曲党的路线行为作斗争》的决议，再次强调自愿集体化的原则，还允许农民退出集体农庄。于是，各地农民纷纷退出集体农庄，到1930年7月，仍然留在集体农庄的农户已经从最高峰时的1000多万户下降到不足600万户。经此折腾，苏联的农业生产，特别是畜牧业生产大幅下降，农业总产值连年递减，为后来的饥荒埋下了伏笔。1931～1933年，谷物总收获量同前3年相比减少了9%。1933年家畜存栏数比1928年下降了50%～75%。^[9]如果将1928年苏联的农业总产值视为100%的话，那么1929年则只相当于上年度的98%，1930年再降至94%，1931年又进一步下降到92%，1932年仅为86%，1933年就只剩下81.5%了。^[10]

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苏共党内提出了消灭富农阶级的口号，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大批的已经被剥夺了财产和自由的富裕农民遭到流放、监禁和镇压，这其中包括相当部分只是略微富裕一些的普通农民，还包括没有任何资产但曾经对苏维埃政权表示过不满的贫苦农民。根据古拉格所辖特别移民局的报告，1930～1932年年初，被流放的农民达38万多户，约合180万人。^[11]由于残酷的虐待和恶劣的自然环境，成批的人倒在迁移的路上或最终死于流放地。这些人大多为种地好手，此举的结果是使苏联失去了一大批优秀的农业技术人员，从而降低了农业生产力。

由于物质供应严重不足，苏联政府被迫从1929年开始全面实行票证制度，限量供应食品。1931年，苏联局部地区遭受了多年未遇的干旱，旱情覆盖了5个粮食产区。苏联政府采取紧急措施，控制了灾情的蔓延，为此，财力和物力十分有限的苏联政府元气大伤。然而祸不单行，随后一场范围更大、更为残酷的自然灾害不期而至，吞噬了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中下游、南乌拉尔、西伯利亚部分地区、坦波夫和哈萨克斯坦等苏联最主要的小麦产区，粮食严重歉收，3000多万农民遭受饥饿的煎熬。至此，面对天灾，苏联政府已无力做出反应。不可思议的是，在如此状况下苏联政府却无视农民的承受能力，依然按照比市场低8倍到10倍的价格无限度地向农民征收粮食，高于市场价格的差价部分被用来向国外购买工业设备。尤为恶劣的是，个别地方的行政长官为了显示政绩、讨好上司，在征粮过程中采取极端不理智的做法，强行征购农民的所有储备粮食，甚至连口粮和种子也不留下，完全摧毁了农民的抗灾能力。1932年年初，写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控诉信从四面八方像雪片一样飞往克里姆林宫，在信中农民们抱怨家中的粮食全部被收走，老人和孩子在挨饿。

当数以百万计的灾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苏联政府没有给予有效的救助，由于苏联政府的严密封锁，国际社会全然不知苏联的灾情，没有一家国际组织向灾区民众提供援助。一直依靠在国际市场出售粮食来弥补外汇不足的苏联政府自始至终也没有放弃粮食出口，在丰收的1930年苏联政府出口粮食484万吨，在1931年农业歉收的情况下苏联政府不仅没有停止粮食出口，反而提高了出口量，达到518万吨，在已经爆发大范围饥荒的1932年仍然出口了18万吨粮食。^[12]这无疑进一步加重了粮食的短缺，造成了更多的死亡。

就在饥荒猖狂肆虐的时候，苏联政府突然宣布从1932年12月27日开始实行严格的护照管理制度。根据当时的苏联政策，只有城市居民有权领取护照，显然，实施护照管理制度的真正目的在于禁止灾区农民外流。不仅如此，1933年1月22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还专门指示有关地区的党政军机关全力阻止乌克兰、库班地区的受灾农民向中央黑土地带、伏尔加河地区、莫斯科、西部各州和白俄罗斯迁移。乌克兰和北高加索的政权机构和国家统一政治管理局^[13]受命以武力阻止受灾农民大规模流向其他地区。根据国家统一政治管理局的资料，截至1933年3月，有21.95万人被当做反革命分子遭到拘捕，其中18.66万人被追究刑事责任。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为了活命而逃荒的农民。^[14]

大饥荒在全苏范围内造成了极高的人口死亡率。根据1964年苏联中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33年全苏人口死亡率高达40.6‰，而俄罗斯学者的统计数字比官方数据还要高，例如，Е.М.安德烈耶夫和Л.Е.达尔斯基认为达到了42.6‰，而Т.Л.哈尔科娃的统计则更是高达70.3‰。上述三家对1932年死亡率的统计分别为20.2‰、27.7‰、29.6‰，1934年为18.1‰、23.7‰、31.6‰。^[15]由于饥荒主要发生在乌克兰和俄罗斯联邦(含哈萨克斯坦，当时隶属于俄罗斯联邦)，因而这两个共和国的死亡率更高。1933年，俄罗斯联邦欧洲部分的城市人口死亡率高达265‰，农村则更是达到了骇人听闻的735‰!^[16]

由于营养不良，不满周岁的儿童大量死亡。苏联中央国民经济统计局资料显示，1933年，不满周岁儿童的死亡率，俄罗斯联邦欧洲部分为42%(城市)和35.3%(农村)，亚洲部分为47.3%(城市)和38.8%(农村);乌克兰为38.1%(城市)和31.6%(农村);白俄罗斯为43.3%(城市)和43.8%(农村)。1934年，不满周岁儿童的死亡率，俄罗斯欧洲部分为58%(城市)和64.7%(农村)，亚洲部分为52.7%(城市)和61.2%(农村);乌克兰为61.9%(城市)和68.4%(农村);白俄罗斯为56.7%(城市)和56.2%(农村)。^[17]

最早公开披露20世纪30年代大饥荒死亡人数的是当时在苏联工作的外国记者和外交官，具体数字从700万人到1000万人不等。在俄罗斯学者中，堪科维斯特提供的数据最为著名，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撰写过多篇文章论述这一问题，他认为，1932～1933年直接或间接死于饥荒的人口约有800万，其中乌克兰死亡500万人，哈萨克斯坦死亡100万人，北高加索死亡100万人，其他地区死亡100万人。他的统计数字被广泛引用，但也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到底有多少人死于那场可怕的饥荒，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但所有的研究者都认为死亡人数不会少于100万。^[18]

查询历史档案可知，20世纪20年代后期苏联每年人口自然增长都在300万左右，例如1927年为300万人，1928年为330万人，而在30年代初人口自然增长开始减少，1931年为210万人，1932年只有160万人，1933年全国人口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160万人，1934年恢复增长，新增80万人。^[19]显然，新增人口数量的减少乃至人口总量出现下降是统计期内高死亡率造成的直接后果。可以假设，如若不发生上述天灾人祸，即便不考虑人口递增效应而只是按照1927～1928年新增人口300万～330万的静态数据来推算，1931～1934年苏联本应新增人口1200万～1320万，而实际只增加了290万人，少了910万～1030万人，也就是说，20世纪30年代初的天灾人祸使苏联人口减少了1000万左右。笔者认为这个假设是能够成立的。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苏联社会发生了一些积极变化，反映在人口学上就是人均寿命有所延长。由于健康状况的改善，死亡率有了一定的下降，特别是婴儿死亡率明显低于19世纪末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1938～1939年，苏联人均寿命为47岁，比1896～1897年的32岁提高了15岁，比1926～1927年的44岁也提高了3岁。1926年4岁前儿童死亡率比1896～1897年降低了大约40%，为78.9‰，1938～1939年又进一步降为75.8‰。^[20]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1939年的苏联人口数据是根据当年全苏人口普查得出的，而这次普查的结果被公认充满了水分，历来受到专家们的置疑。在此之前，以1937年9月25日为基准日，苏联刚刚进行了一次全国范围的人口普查，普查结果是全国人口总数为1.62亿。根据此前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预测，到1937年苏联人口应达到1.81亿。普查的结果比预测整整少了将近2000万人。普查数据之所以与预测数据不相吻合，一方面有预测高估的原因，20世纪20年代中期人口高速增长的现实和当时苏共提出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扩大人口再生产”的理论思想对预测结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另一方面显然也有30年代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原因。可是，斯大林早在1933年年底就在苏共(布)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苏联人口已经达到1.68亿。4年后苏联人口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在当时看来，这个普查结果是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是对共产党及其领袖的恶毒攻击，因而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于是，一次科学普查瞬间转变为一场政治斗争，其结局是普查结果被取消，普查资料被严密封存，禁止出版和引用;普查的实际组织者和参与者纷纷被冠以“人民公敌”、“托洛茨基—布哈林的密探”等当时流行的罪名遭到残酷的迫害。在这种背景下完成的1939年全苏人口普查的真实性就可想而知了。^[21]其实，对1937年的普查数据也有学者表示怀疑，理由是，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不可能完全排除弄虚作假的成分。不过，单就普查的组织者敢于冒天大的政治风险提出不同于斯大林已经公告了的数据这一点，普查数据应该说还是基本可信的。

这一时期，苏联社会也开始暴露出一些人口学方面的消极现象，这首先表现为两性之间人均寿命的差距在扩大，其次表现为两性所占人口比重的差距也在扩大。1897年，俄国男女平均寿命只相差2岁，1939年则扩大到6岁。显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经出现了抑制男性寿命增长的一些特殊因素。男性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20世纪初基本稳定在49.8%～50.0%之间，1926年下降到48.3%，1939年又下降到47.9%。青年男性人口的过早死亡显然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20世纪20年代前期，男性人口比重的下降无疑与战争密切相关，而30年代的下降显然不能主要归咎于战争，因为整个30年代苏联因战争减员不足15万人:苏联分别于1938年在远东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哈桑湖地区、1939年5～9月在蒙古共和国哈勒欣河地区与日本军队发生武装冲突，损失官兵1万人;1939年11月～1940年3月，苏军入侵芬兰损失官兵12.69万人;^[22]此外还有少量苏联公民参加西班牙内战毙命沙场。详细考察这段历史，不难发现，残酷的政治清洗和大规模的镇压是造成男性人口比重下降的最主要的原因。

表2－1　　　　　　俄罗斯各时期人口平均寿命(1896～1939年)　　　　　　单位:岁

资料来源:［苏］《苏联国民经济60年》，莫斯科，1977年版，第517页。

1937年7月2日，斯大林签署了苏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反苏维埃分子”的决议，这份决议可被视为大清洗的动员令，随后形成的苏联内务部“发动镇压前富农、刑事犯罪者和其他反苏维埃分子战役”的决议，标志着一场空前残酷的政治灾难和人口灾难的降临。成千上万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军人以及普通的工人、农民遭到迫害甚至被剥夺生命。根据苏共中央历次全会和俄罗斯《国家档案》公布的资料，大清洗时期共有150多万人遭到逮捕，其中有68万多人被处决;1930～1940年的10年时间里，有详细档案可查的流放者就达229万人之多，其中54万人命丧黄泉。^[23]在大清洗过程中，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凌驾于党政军所有部门之上，为所欲为。苏联学者估计，被迫充当内务人民委员部牺牲品的人员不下2000万。^[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