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年代新文学出版的阶段性特征

中国新文学进入到20世纪30年代，也就是“第二个十年”，新文学出版延续着五四新文学出版的启蒙性、革命性、工具性的价值呈现，同时努力超越个人或团体的独语状态及先锋品格，一步步走向社会化生产，其文化功能的张扬渐趋理性，而其商业性追求效应在新文学的意义生成中逐渐显著。梳理新文学出版在新文学“第二个十年”里的阶段性特征，可以发现新文学在这一时期经历了一个由传统的先锋性向大众化转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昭示出，新文学只有作为现代出版体制下文学生产的积极因素，从而为出版业带来一定物质动力的时候，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才算真正取得了胜利和成功。

第一个阶段　左翼文学出版潮（1928-1932）

出版的本质属性是其传播功能，这一本质属性又决定了出版具有很强的工具性。在一定的条件下，信息知识的传播者、接受者都可以将出版作为手段实现自己的目的。大革命失败后，政治环境呈现复杂局面，一些政党、社团迎合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阅读需求，也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纷纷参与到出版活动中来，共产党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更是以宣传革命文学为己任，利用文学出版张扬自己的政治理想。“在青年知识分子中间，大部分倾向马克思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办了许多宣传‘三民主义’的书刊，却很少人予以理会，而只要带点‘赤色’的书刊，却大受欢迎”^[1]。正因如此，出版机构不管其自身政治立场如何，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这种社会阅读倾向的诱导，纷纷出版进步书刊，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形成了左翼文学出版热潮。

办刊宗旨相同或相近的多份杂志，在相同的社会背景下，面向趣味相近的读者群，同时或先后创刊，组成一种自觉的杂志群团，为达到张扬某种思想、倡导某种潮流、控制某种舆论的目的，形成统一的战阵，声势浩大，在读者中造成轰动效应，这种群团性和统一性是左翼文学杂志出版的最大特点。郑伯奇指出，1928年文坛有两个重要现象：一是“新刊物的簇生”；一是“关于革命文学的全文坛的论战”。他说：“自从《新青年》提倡白话文学以来，中国的文坛恐怕还没有像这样紧张过，不管是艺术至上主义也好，人道主义也好，既成的作家也好，一齐都参加到‘革命文学’的论战。”^[2]大革命失败后，新的革命形势和激烈的阶级斗争对文学艺术提出了新的要求，新兴的无产阶级迫切要求建立自己的文艺阵地。1928年1月，由共产党员作家蒋光赤、钱杏邨等组成太阳社，创办了《太阳》月刊；同月，从日本回国不久的创造社新成员李初梨、冯乃超、彭康等创办了《文化批判》；后期创造社的《创造》月刊也于第1卷第8号起“突变”。这些杂志共同倡导“革命文学”，正式拉开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序幕。论战中，大批杂志应运而生，据统计，1928年文化类杂志创刊达40余种。在这些杂志中，《太阳》《文化批判》《流沙》《战线》《我们》《戈壁》《畸形》《思想》《时代文艺》等形成了强大的“文化批判”的战阵，《语丝》《北新》《小说月报》《奔流》《大众文艺》《现代文化》《长夜》《狮吼》《文化战线》以及《新月》等杂志也卷入了论战，正是杂志的活跃和对峙构成了1928年的文坛。这场有关“革命文学”的论战应该说就是一场杂志之战，一场话语权争夺之战。

“革命文学”的论争促成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随之，潘公展、朱应鹏、黄震遐等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社会局、警备司令部的这些政客、军官、特务、御用文人组织成立了“六一社”，鼓吹所谓“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在《宣言》里提出要铲除“多型的文艺意识”，而统一于“民族主义”的“中心”意识，先后在上海及南京发行了《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现代文学评论》等十多种杂志。国共两党在舆论传播领域展开了争夺战，但是“民族主义文艺”的命运却并不佳，仅产生出诸如黄震遐的诗剧《黄人之血》、小说《国门之路》一类的政治宣传品，艺术上乘的佳作则无。仅一年多的时间，“民族主义文艺”的各种杂志便纷纷停刊了。究其原因，正如鲁迅所说，就是这些文学杂志“盖官样文章，究不能令人自动购读也”^[3]。“民族主义文艺”脱离读者，结果只能遭到读者的唾弃，而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左翼作家借助庞大的杂志组合力量对其进行了猛烈攻击。另外，左翼同“新月派”、“自由人”、“第三种人”等的论争，也显示了左翼文学杂志出版的活力，其鲜明的战斗性表露无遗。

这一时期的图书出版，形成了“革命加恋爱”流行风。1928年至1930年“普罗文学”运动高涨，“革命加恋爱”小说风靡一时，成为新文学出版的一大盛景。1928年大革命失败后，蒋光赤改名为蒋光慈，同年10月出版了中篇小说《野祭》，小说通过对陈季侠、章淑君、郑玉弦三个青年不同的恋爱观、人生观的刻画，巧妙地将革命与恋爱织结在一起，开创了“革命加恋爱”的模式。之后，各出版社纷纷出版其作品：上海现代书局1928年4月出版了《菊芬》，6月出版了《最后的微笑》，1929年8月出版了《丽莎的哀怨》；北新书局1930年1月出版了《冲出云围的月亮》，当年多次再版。“蒋光慈继《少年飘泊者》以后的《鸭绿江上》《短裤党》和《冲出云围的月亮》，在青年学生中简直风靡一时”^[4]。

蒋光慈“革命加恋爱”模式的流行，有社会和时代的原因，也有作家自身思想矛盾等方面的原因，但同时还有当时普遍的读者阅读取向的影响。这之前，蒋光赤出版《新梦》和《少年飘泊者》时，革命文学还没有那样流行，“因而光赤的作风，大为一般人所不满。他出了那两册书之后，文坛上竟一点儿影响也没有”，但“革命军到上海之后，国共分家，思想起了热烈的冲突，从实际革命工作里被放逐出来的一班‘左倾’青年，都转向文化运动的一方面来了；在1928、1929以后，普罗文学就执了中国文坛的牛耳，光赤的读者崇拜者，也在这两年里突然增加了起来”，“同时他的那部《冲出云围的月亮》，在出版的当年，就重版到了6次”^[5]。当年的一位读者回忆说：“说实话，对那些革命文学所宣传的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我并不懂。但是又朦朦胧胧似乎懂得了四个字，那就是‘革命’和‘爱情’。‘革命’是打着悲惨的烙印已将消逝的，又重新被召唤回来的热情的字眼，显得更加神秘和崇敬”；“‘爱情’这两个字也很神秘，它是在感到寂寞的心底悄悄生长出来的一棵嫩芽”；“这种革命加爱情的作品也就恰好一箭双雕，正中下怀”^[6]。

蒋光慈作品的畅销，竟引发了盗印潮、仿作潮。爱丽书店将亚东图书馆出版的蒋光慈《鸭绿江上》改名为《碎了的心与爱》多次再版；新文艺书局将《冲出云围的月亮》改名为《一个浪漫的女性》出版，在《蒋光慈小说全集》第一、二集中，将《鸭绿江上》改名为《李孟汉与云姑》，《寻爱》改名为《求偶》，《逃兵》改名为《归家》，《少年飘泊者》改名为《长信一封》，《丽莎的哀怨》改名为《别了，一切都永别了》，《野祭》改名为《哭淑君》；上海沪滨图书馆也出版了假冒的《蒋光慈全集》；美丽书店把蒋光慈与宋若瑜的通信集《纪念碑》改名为《最后的血泪及其他》……由于蒋光慈的名字有巨大的号召力，一些书店还把其他人的作品换上蒋光慈的名字出版，明月书店把联合书店出版的邹枋的短篇小说集《一对爱人儿》署名蒋光慈作品出版，就连茅盾的短篇集《野蔷薇》里的作品，也被爱丽书店包装成蒋光慈的《一个女性》出版。^[7]正是由于蒋光慈作品中的“革命加恋爱”的内容符合当时青年读者普遍的阅读心理，所以受到广泛关注。“某一类书籍如在读者中间获得成功，就会有人不知疲倦地一再炮制这类作品”。^[8]这一时期，左翼文学的商业价值实际上也已凸显出来。

第二个阶段　新文学多元发展与“杂志年”（1933-1934）

1933年至1934年间，出版界出现了一个特有现象—“杂志年”，上海由此被称做“杂志的麦加”。1933年，上海共出版各类期刊215种；而1934年，仅“文艺定期刊几乎平均每月有两种新的出世”^[9]，“有人估计，目前全中国约有各种性质的定期刊三百余种，其中倒有百分之八十出版在上海”^[10]。1934年5月上海还出现了全国首家专营杂志的书店—上海杂志公司，每月“近千种的杂志，每天平均有二三十种出版”，“各种杂志，陈列在一起，等于一个‘杂志市场’了”^[11]。

“杂志年”特有现象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经济方面看，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的经济更加贫弱，读者的购买力极低，图书市场行情低迷。阿英在《杂志年》一文中说：“单行本的市面，却跌落得很厉害。在往年，寒暑假期间，是书店的‘清淡月’，而现在呢，除掉杂志而外，是每个月都成为清淡的了。许多书店，停止了单行本的印行，即使要出，也是以既成的大作家的作品为限。”^[12]相对于图书，杂志价格低廉，内容丰富、新颖，深得读者青睐。这种现状，当时的出版界也意识到，如张静庐也说：“农村的破产，都市的凋敝，读者的购买力薄弱得很，化买一本新书的钱，可以换到许多本自己所喜欢的杂志。”^[13]为了摆脱困境，出版业不约而同地把出版方向瞄向了杂志。此外，还有深刻的政治原因。国民党为稳固政权，在文化方面实行严格管制，30年代初的文坛一度呈现“创作不振”的局面。1932年1月，《北斗》杂志开展了“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的讨论和征文活动。寒生认为：“中国的新兴文艺运动刚刚才在1930年的上半年得着较大的开展，紧跟着在下半年就遭受了严重打击，书店被封，杂志被禁，作家被捕，创作集被扣，在公开活动上，这一运动便被政治上的压迫力打到地下去了，进步的创作的发展，在这种情势之下，当然受了一个很大障碍。”^[14]

在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下，创作不振，作品匮乏，于是造成出版经营上的窘境，文艺书单行本的出版几乎绝迹，出版商“营业上无路可走，好销的书不好出，好出的书不好销，于是只剩下‘杂志’一条路还可捞几个现钱”^[15]。据《申报月刊》的调查，1934年4月份出版的各种文艺新书仅13种，而相比之下，当年出版的各种类型的杂志却多达300多种。的确，与书籍相比，杂志对付国民党的查禁要相对灵活一些。图书一旦遭禁，出版社或书店往往血本无归，而杂志则可以用临时撤换一些文章篇目的办法，得以继续出版。在这样的出版环境中，出版商自然更热衷于杂志的经营。

杂志作为公众传播媒介对于各文学派别推行自己的文学主张具有重要作用，所以当时“想办杂志的人多”^[16]。例如左翼文艺界承续着1928年以来的革命性，迫切需要通过杂志来使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得以最大程度的社会化，因而在自办杂志上倾注了巨大热情，虽然杂志不断遭到国民党当局查禁，但换个刊名、换个出版社名继续出版，可谓百折不挠。都市文化的环境，通俗文学的盛行，卖文为生的创作经历，培植了海派文人的商业意识。海派作家最能理解文学的商业性功能，他们创办杂志，也以市场为导向，千方百计迎合读者的阅读需求。自鸳鸯蝴蝶派起，海派文人就与传播媒介有着天然的联系，他们有的是报刊编辑、记者出身，如包笑天为《时报》记者、周瘦鹃为《礼拜六》杂志编辑；有的自办杂志推介自己的作品，如曾今可创办《新时代》，邵洵美、章克标创办《金屋》，张资平创办《乐群》等。30年代海派杂志的发展，第一阶段为新旧过渡期，代表性杂志有《真美善》（1927-1931）、《金屋月刊》（1929-1930）、《新时代》（1931-1934，1937）、《文艺茶话》（1932-1934），这些杂志的特色是介绍西洋文学不遗余力，刊登的作品以“都市男女”及人性描写为主题；第二阶段为新形态时期，代表性杂志有施蛰存主编的《现代》（1932-1935），叶灵凤、穆时英主编的《文艺画报》（1934-1935），梁得所等主编的《良友》画报，这些杂志的特色是刊登海派新作，造就现代派^[17]。京派承续《语丝》传统，以周作人为核心的留京文人创办《骆驼草》杂志，保留和弘扬了自由主义文学观。到1933年沈从文执掌《大公报》“文艺”副刊，同年发生“京、海派”论争，左翼、海派、京派，文坛上的三种势力均利用文学杂志进行着各自的文学活动。1934年，文坛上各种派别的学说达到高潮，除了延续发端于1933的“京、海派”之争，“‘小品文论战’，‘大众语论战’，‘伟大作品产生问题的讨论’，乃至‘文学遗产问题’，‘翻译讨论’也都是这一年的事。‘文坛’在那里动，那里斗”；“可以从它的在动，在斗，而断定了它那旺盛的生命力在求发展”^[18]。杂志为文坛的活跃提供了充分展示的空间，同时也促进了自身的发展。

但是，所谓“杂志年”，并非真正的杂志繁盛。正如茅盾所说：“杂志的‘发展’恐怕将要一年胜似一年。不过有一点也可预言：即此所谓‘发展’决不是读者人数的增加，而是杂志种数的增加。”^[19]陈望道也说：“‘杂志年’之所以造成，无论由出版家方面看，或者由读者方面看，都可说是一种畸形的发展；而这中间的原因现在可得而说的，就是‘不景气’，这是出版界—或者‘杂志年’的一个矛盾。因有这矛盾，也许‘杂志年’终于只能成为‘一年的热度’了。但看最近新出版的努力想以‘低级趣味’吸收一些读者，我们不妨说‘杂志年’已到了‘强弩之末’，大有撕破了‘发扬文化’那冠冕堂皇的招牌的神气了。”^[20]但无论如何，1933至1934年“杂志年”期间，各种派别、各种形式的文学杂志为众多作家提供了充分的舆论空间，及时地把作家们的思想观点、理论学说、文学创作、翻译作品等汇总起来，分门别类地呈送到读者大众面前，而读者大众可以从繁复纷纭的文学杂志中各取所需。杂志出版与作家创作互相推动，接连不断地制造出文学思潮、文学论战、文学运动以及时代精神，极大地活跃了“第二个十年”中期的文坛。

第三个阶段　新文学图书出版的复苏（1934-1937）

新文学图书的出版，在五四高潮时期曾经一度兴盛，许多新文学作家的处女作、成名作，许多新文学的奠基性作品和丰碑式的巨著在短时间内接连出版，甚至出现了如《文学研究会丛书》《创造社丛书》《文艺丛书》等新文学丛书。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新文学出版虽然一直在继续着，但是新文学图书出版在新文学发展的“第二个十年”的上半期却遭到冷落，正如鲁迅所说“出版界的现状，期刊多而专书少”^[21]，直到“第二个十年”的中后期，新文学图书出版才又迎来了新的辉煌。这一时期仅长篇小说图书就有近百部，新文学丛书大量出现，如开明书店的《开明文学新刊》，生活书店的《创作文库》，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学丛刊》《现代长篇小说丛书》，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的《良友文学丛书》《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华书局的《现代文学丛刊》，商务印书馆的《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北新书局的《创作新刊》，万象书屋的《现代创作文库》以及新钟书局的《新钟创作丛刊》等等。30年代新文学图书出版的复苏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事实，它说明，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动带来的文化的相应演变，影响了文学主张的变化，文学出版也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政治意识形态、市场、读者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文学出版内在运行机制的制约因素。

中国新文学进入到“第二个十年”，新文学的意义和文化内涵愈益丰富，文学格局向多元化发展，这一时期的新文学出版已经不同于五四高潮时期新文学出版对五四新文学品格的“情感认同”，而演化为由先锋走向常态的文学主流的大众化出版。如果说以汪孟邹、张元济、赵南公、郭沫若、鲁迅等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图书出版的文化品格，由于坚定地履行着文化启蒙的使命与责任，高扬自身的现代性人文价值，与五四新文学的内涵呈现着高度同一性的话，那么30年代的新文学图书出版则更多地建构起文学的生产体制，引导和规约着新文学超越了个人或团体的独语状态及先锋品格而走向社会化生产。30年代新文学图书出版的复苏，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出版者不懈追求新文学出版的文化性和商业性统一的结果。

1929年前后，左翼团体从社会革命的需要出发，把文艺受众定为革命性最强的无产阶级工农大众，瞿秋白在30年代初的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中，明确提出普罗大众文艺为了“由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而执行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任务，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应当“在思想上意识上情绪上一般化问题上，去武装无产阶级和劳动民众：手工工人，城市贫民和农民群众”。^[22]郭沫若也强调“大众文艺！你要认清楚你的大众是无产大众，是全中国的工农大众，是全世界的工农大众”^[23]。如果说左翼文艺的大众化是追求一种政治宣传和文学的艺术性之间的平衡的话，那么海派的大众化则是寻求一种娱乐性与文学的艺术性之间的契合。海派的产生与所处的都市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又与通俗文学离得最近，所以特别重视受众的地位。《现代》在创办之初就自觉地拒绝成为读者的“师傅”，以“伴侣”的姿态与读者交流，有的海派杂志甚至直接命名为《良友》《大众》。在新文学追求大众化时，京派作家们表现得最为冷静。京派作家追求文学的独立与自由，维护文学的纯正与尊严，反对“名士才情”和“商业竞卖”相结合的海派文学，也反对文学依附于任何政党和派别，但京派《文学杂志》在创办之初就超越狭窄的同人性，以其巨大的包容姿态将不同流派的作家团结在一起，并通过书评、广告宣传等形式让他们的作品在读者中经受检验。由于不断创新的艺术追求暗合了受众群体的阅读趣味，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京派也就不自觉地步入了大众化行列。可以说，无论是左翼文学，还是京、海派文学，不管其文学主张是否高扬“大众化”的旗帜，也不管其“大众化”的主张和实践出于何种目的，都无一例外地与都市大众阅读群体发生了较五四时期更为密切的接触和联系，这正是新文学图书出版再次繁盛的一个重要的文学现实背景。

30年代新文学图书出版的复苏还得益于出版社的经营策略和编辑主体意识的张扬。1927年国民党在南京建立政权之后，就制订了《著作权法》《出版法》等法律，还有各种文件和训令，并成立了专司图书审查的机构。《出版法》规定，涉及“党义”的图书须交“中宣部”审查，实际上，文艺、哲学以及社会科学方面的图书也同样要送审，否则便予以查禁，并严厉处罚甚至拘捕出版者。“文学场和权力场和社会场的同源性规则，大部分文学策略是由多种条件决定的，很多‘选择’都是双重行为，既是美学的又是政治的，既是内部的又是外部的。”^[24]“选择”的“双重行为”使得文学出版对于规约产生了一种“自觉意识”，促使它努力在文学体制下争取最大的自由空间。面对政治和文化的高压，出版商们不仅联合请愿，迫使当局放宽了对图书的审查标准，而且开动商人经商的精明大脑，与国民党当局的查禁律令巧作周旋，这成为30年代新文学图书出版的一种经营策略。另外，以巴金、赵家璧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新文学编辑也以自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新文学出版体现出现代出版的基本规律，他们努力寻求新文学出版的商业性和文化性二重逻辑间的平衡，策划、出版了一大批新文学图书，成就了新文学图书出版的复苏局面。在巴金主持下，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文学丛刊》《译文丛刊》《现代长篇小说丛书》。如《文学丛刊》，这套书自1935年11月开始出版，历时14年，共出版10集160册，是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最重要的、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丛书，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文学丛书。丛刊作家阵容强大，许多作品多次再版，《雷雨》1936年1月初版，至1943年6月已再版19次；《故事新编》1936年1月初版，到1947年5月已再版15次；《秋花》《江上》《画梦录》《鹰之歌》等都是出版一个月后即再版。《文学丛刊》内容丰富、销量巨大、影响深广，既是中国新文学发展的一个缩影，又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堪称“现代文学史上与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影响极其深远”^[25]。赵家璧在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策划、出版了以《良友文学丛书》《中国新文学大系》为代表的一大批新文学图书，使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成为新文学出版的一大重镇。1934年赵家璧提出编辑出版一套《中国新文学大系》的设想，这一选题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契合了五四新文化人的“历史意识”，因而得到了广大读者的普遍认同，尚未出齐，预约定数即已超过初版数，之后精装本和普及本又多次再版。《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成功，不仅在于它展示了现代出版业对现代文学体制的深刻介入，描绘了一幅影响至今的“现代中国文学”发生的历史图景，还在于它以其自身所具有的市场品质赢得了读者的肯定，使新文学出版的商业性和文化性实现了高度统一。

（原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注释】

[1]《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64页。

[2]何大白（郑伯奇）：《文坛的五月》，《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1928年6月。

[3]鲁迅：《致李小峰》，《鲁迅书信集》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267页。

[4]王西彦：《船儿摇出大江》，《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2期。

[5]郁达夫：《光慈的晚年》，《现代》第3卷第1期，1933年5月。

[6]荒煤：《伟大的历程和片断的回忆》，《人民文学》1980年第3期。

[7]参见旷新年：《1928：革命文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5-96页。

[8]〔法〕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于沛选编，于沛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5页。

[9]丙（茅盾）：《一年的回顾》，《文学》第3卷第6号，1934年12月1日。

[10]兰（茅盾）：《所谓“杂志年”》，《文学》第3卷第2号，1934年8月1日。

[11]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184、165页。

[12]阿英：《杂志年》，《夜航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63页。

[13]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157页。

[14]寒生：《新进作家把创作反帝国主义文艺的任务负担起来！》，《北斗》第2卷第1期，1932年1月20日。

[15]兰（茅盾）：《所谓“杂志年”》，《文学》第3卷第2号，1934年8月1日。

[16]丙（茅盾）：《一年的回顾》，《文学》第3卷第6号，1934年12月1日。

[17]参见吴福辉：《作为文学（商品）生产的海派期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年第1期。

[18]丙（茅盾）：《一年的回顾》，《文学》第3卷第6号，1934年12月1日。

[19]兰（茅盾）：《所谓“杂志年”》，《文学》第3卷第2号，1934年8月1日。

[20]陈望道《明年又是什么年呢？》，《太白》第1卷第7期，1934年12月20日。

[21]鲁迅：《零食》，《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553页。

[22]史铁儿：《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文学》第1卷第1期，1932年4月25日。

[23]郭沫若：《新兴大众文艺的认识》，《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1930年3月1日。

[24]〔法〕皮埃尔·布迪厄著：《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刘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8页。

[25]钱谷融：《〈世纪的回响〉丛书序》，珠海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