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福建人与上海小刀会起义

上海福建人与上海小刀会起义⁽¹⁾

18世纪50年代的上海小刀会起义，主要发生在上海闽、广、浙与本帮失业人群中，上海福建人是上海小刀会起义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群体，对此我们并无异议。但是上海福建人的生存状态和群体特性究竟如何影响了上海小刀会起义的进程。同时上海小刀会起义的失败又是如何影响了上海福建人人口数量的变化、它与上海闽商的整体衰弱之间的关系怎样？不少论著对此虽有涉及，仍不尽详实。本文试图略作探讨，以期与同仁共同研究。

一、卷入起义的上海福建人

1853年以前，上海的福建籍人口达5万人之多（一作6万人），⁽²⁾这一数字在上海外来移民人群中名列前茅。他们大多集中居住在上海一定的区域，诸如：上海老城厢东门沿江码头、北门法租界的金陵东路福建中路、福建南路一带。当时的福建人群大致可分为两大群体：水手、苦力和富裕的商人。清乾隆、嘉庆年间，上海沙船业兴盛，黄浦滩头汇聚沙船总在3500余艘，总运载量达25—30万吨，有水手10余万人。福建大量水手和船上的雇工，也帆海漂泊到上海滩来谋生，他们“大部分在运送食糖的民船或其他海船上服役”，⁽³⁾社会地位较低。他们不仅带来了闽乡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也把“小刀会”这一福建民间的秘密结社形式带到了上海。除此之外，上海福建人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商人。明清以来福建商人名扬东南亚，而上海的福建商人则自有特点。开埠以前，他们在上海主要从事贩运和销售国产糖、纸、棉、蓝靛、檀香、桂圆、炒货、福产果橘等商品，他们或者是这些行业的开拓者，或者是重要参与者。可大体按籍贯将他们分成几大群体。泉、漳两府商人大多为船商或以船商起家，以贩运为主，贩运种类也比较多，主要有糖、桂圆、海鲜、木材、漆器、洋什货等。他们一般载糖、蓝靛、鱼翅到上海，小船拨运姑苏行市，船回则载布匹、纱缎、织锦、凉暖帽子、牛油、金腿、惠泉酒等，贸易数量巨大，利润丰厚。因此一度在上海的航运、棉花、食糖、海味等业占有重要地位。福建兴化、莆田是中国优质桂圆、荔枝产地，莆田、兴化商人几乎垄断这一行业，以后才有本帮和浙江帮介入。桂圆檀香业从南市咸瓜街逐渐发展，延伸到郑家木桥一带（即福建中路），分成南北两市。南市咸瓜街一带桂圆店专营船帮批发，门市亦售。北市郑家木桥一带桂圆店则以零售为主。建宁、汀州的闽西商人，主要经营纸棕各业，也经营砂糖等。福州产橘，福州商人多从事果橘业。上海也曾是中国糖的集散中心。福建是中国蔗糖生产重要地区，上海糖业的创始经营者最早以闽商与粤商最多，宁波帮次之，再次为镇江帮与本帮。其中的区别是：实际经营批发者多为宁波帮。一般来说，福建、广东各帮以“号家”名义在糖产地采购贩运，然后提供给糖行批发，并不直接销售，而糖行则不直接赴产地采购，这样的状况一直延续到1932年。⁽⁴⁾1927年以前，上海糖业亦有南北两市之分，南市帮之组织为点春堂，专营糖类。北市帮为集益堂，兼营其他如油粮北货等。亦有产地各帮在上海设立字号代理推销经营的，他们分属闽商在上海设立的泉漳会馆、晋惠会馆和兴安会馆等机构。⁽⁵⁾上海城东十六铺洋行街（当时所谓洋行是指经营洋货的闽粤商号，洋行街后改名为阳朔路）是闽商的聚集地。

上海福建人中底层群体的生存窘态是导致小刀会起义发生的直接原因。闽浙总督刘韵珂曾这样描述：福建的漳州、泉州、兴化、福州等府，“地多滨海，民鲜恒业，沿海编氓，非来食于网捕，即受雇于商船。……自外夷通商以来，商船大半歇业，前之受雇于该商者，多以衣食无资，流而为匪。”⁽⁶⁾《北华捷报》说：“其时有一、二百艘福建沙船上的船夫，几乎全部是秘密会党的徒众。”⁽⁷⁾很多资料说明，在上海开埠后，沙船航运业在外国火轮的冲击下迅速衰弱，千帆汇集的浦江岸边，沙船数锐减至不足四、五百艘，上海街头时而可见沦为乞丐的失业水手。自然，福建籍水手占其中的大部分，小刀会便以福建失业水手为主要部分组织起来了。清政府官员是这样描述上海福建人在小刀会起义时的表现：黄浦江上的摆渡船、蛋船、乌船主“从乱如归，非帮同拒敌，即设法接济，罪不容诛。”⁽⁸⁾

福建的失业水手、船上雇工和船民是小刀会起义的主体，这已毫无疑问，但是我们却忽视了上海闽商也卷入其中的事实。上海小刀会起义队伍中福建帮的主要首领有4人：李仙云、李咸池、林阿福、陈阿林。其中2人经商为生，李仙云是福建兴化（今莆田）人，早年为“江苏上海县地方棉花行生理”⁽⁹⁾当时已年近花甲，公开身份便是上海兴安会馆董事，各牙行商号如有货物进港，先要向他交钱，以寻求庇护，可见他在上海福建移民中颇具威望。李咸池，福建龙溪人，早年外出谋生，曾是糖业掮客，也做过“上海县地主棉花行生理”，⁽¹⁰⁾经营棉花行贸易。林阿福，原籍福建同安，后为海澄（今龙海）人，曾是黄浦江上摆渡舢板船船户头领，做过绿茶掮客。陈阿林，福建同安人，英国领事馆马夫出身，虽非商人，但起义爆发后，作为福建帮首领，则以点春堂为指挥部。

从清政府善后的处置措施看，至少三所闽商会馆卷入其中。兴安会馆一度由“美军守卫驻防”。⁽¹¹⁾而泉漳会馆惨遭火浴。点春堂遭严重破坏。明清以来，上海闽商建立了不少同乡同业的会馆组织，小刀会起义期间已经存在的有：1757年泉漳两属商号、船主集资所建的泉漳会馆；清嘉庆初年建宁、汀州纸棕业商人所建的建汀会馆；道光元年由汀、泉、漳花糖洋货业商人所创的点春堂；清乾隆年间由闽籍桂圆黑枣商人建立的桂圆公所；福建兴化（辖属莆田、仙游两县，简称兴化）籍商人共同组织的兴安公所等。所有这些会馆建筑都富丽堂皇，合庙宇与同乡机构于一体，不单供奉神偶，而且每年的一些重要日子，必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比较一致的神偶崇拜和乡土认同意识不仅使会馆成为上海不同阶层福建人的联系纽带，还一度成为上海官府、本地居民与上海福建人之间联系的桥梁，承担着不同阶层、不同群体间的协调作用。一般情况下，福建水手失业，流落街头，“动辄聚众滋事”，皆由“会馆董事设法周恤安抚”。上海小刀会起事之初，上海地方政府开始也想让会馆来控制事态，让会董召集同乡“举办团练”，⁽¹²⁾出乎当局所料，随着局势的发展，会馆不仅“稽察难周，弹压不易”，⁽¹³⁾而且已卷入其中。从现有资料看，不仅兴安会馆、点春堂已卷入其中，泉漳会馆也已涉足其中。福建帮首领之一李仙云是兴安会馆董事，且在上海福建人中极具威望。点春堂成了另一位福建帮的首领陈阿林的指挥所。清政府将小东门外羊毛街、福建街视为肇祸区域，事后又将这一带的房屋烧毁，“福建会馆院中的大香炉，因系紫铜铸成，并未受损，但它的花岗岩垫架已化为齑粉。”⁽¹⁴⁾紫铜大香炉是上海闽商最古老、最富丽的会馆——泉漳会馆的镇馆之宝。泉漳会馆遭遇火劫似无疑问，花岗岩尚成粉齑，木结构的房屋是很难保全的。兴安会馆、点春堂和泉漳会馆是上海福建会馆中历史较为悠久，组织规模较大，功能较为完备的三所会馆。其中泉漳会馆最早为福建泉漳船商集资构建，坐落在上海南市区大东门外咸瓜街上。在上海福建会馆中建立时间最早，规模最大。泉漳会馆所聚集的闽商是上海闽商中最殷实的群体。兴安会馆亦称兴安公所，由福建兴化（辖属莆田、仙游两县，简称兴化）旅沪商人共同组织。⁽¹⁵⁾最初馆址在小南门普陀桥。旧时福州市面上流行一句俗语，称“无兴不成镇”，⁽¹⁶⁾从中可窥见兴化商人在闽商中的地位。他们主要经营南北货，即从莆、仙两县输出商品龙眼（桂圆）、荔枝、砂糖、枣、烟叶、橘饼和蜜饯等，主要输入豆饼、豆油、棉织品、蚕丝等。也做这些产品的代理商，专门代客经营。他们也是上海闽商中经营比较昌隆的一个群体。点春堂是福建汀州、泉州、漳州三府花糖洋商在此建立花糖洋货公所。它所创立的时间比目前碑刻资料所显示的更久远，大约在清中叶，最初福建花糖商人由沪购办棉花南运，再由闽粤采购食糖、洋什货如淡菜、檀香、鱼翅、海参等货运沪趸售与此间，业食糖及海味什货者转销各地，因业务发达，遂于乾隆二十五年时出资收买点春堂兴建房屋。⁽¹⁷⁾清代，蔗糖销路很广，闽商一般从台湾运糖到上海，动辄数百万金，然后收棉花回福建。“糖去棉花还”一度成为闽南的俗谚。⁽¹⁸⁾花糖商人因此非常富有。由于点春堂的闽商们除贩运蔗糖外，还捎带各种海鲜、洋杂货和福建干果。因此点春堂既是汀、泉、漳商人的同乡会馆，更是海味、糖、洋什货等业的同业公所会址。至少在同治初年以前，点春堂的糖、海味、洋什货业都混在一起。以后才分立行业公所。⁽¹⁹⁾小刀会起义后，清政府实施严厉镇压措施，“点春堂”遭到严重破坏。1860年一度还被洋枪队占用，作为军营，周围景物破坏殆尽。从上述卷入的会馆及几位福建帮首领的职业情况分析，上海福建人中卷入的已不只是福建的失业水手和游民，兴化、汀、泉、漳商人也涉足不浅，由此推论，上海闽商从事的糖业、桂圆、洋什货、棉花等业受之影响则毫无疑问，而这些都是上海闽商经营得比较好的行业。

上海闽商的卷入，原因要复杂得多。开埠以后，上海闽商在国产糖、纸、桂圆、洋什货、棉花等行业都受到冲击是基本原因；闽商们被浓厚的乡土认同意识所鼓动为其重要原因。

二、起义进程中的上海福建人

1853年前后，上海福建人的生存状况和群体特性，也直接影响了上海小刀会起义的发展进程和最后的结局。从某种程度上说，上海小刀会起义成则少不了上海福建人，败则很大程度上也因为上海福建人。上海福建人的群体特性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

受地理环境和人文因素的影响，福建各地人群的性格很难一言以蔽之。闽北人安贫乐道，闽东人求稳怕乱，闽西人重宗内聚，而闽南人则讲究“过番”、“出洋”，到外面闯世界。就商人素质和商业精神的角度而言，闽南人是最优秀的一群。闽南本来就不适宜农耕，商人出海归来，常常带回大把大把的钞票，于是，“出海从商”就成了闽南人的最佳职业选择。自古以来，闽南做生意的就特别多，经商成为他们的一个主要职业。闽南人一生下来耳闻目睹的情景就是祖辈父辈外出经商，所受到的教育就是“经商好，商中自有黄金屋，商中自有颜如玉”。上海福建人中，闽南人居多，其次是闽西人。而卷入上海小刀会起义的主要是泉漳帮和兴化帮，属于闽南人。他们在上海众多移民中独具鲜明个性：一方面好斗、反叛；一方面擅贾、富实。祖祖辈辈异地漂泊的经历，培育了他们勇于开拓的性格，同时也成了争强好胜的一族。在小刀会起义中，无论在捉放吴健璋还是如何支配夺来的道库银两等问题上，福建人在与各帮的协调上缺少了些委婉和通融。这样，在强敌当前的情况下冲突迅速表面化。

除此之外，上海福建人强烈的乡族认同意念也是起义中各帮密切协作的障碍。福建是中国乡族势力比较强盛的省区，直到晚清，人们往往聚族而居，一村一姓，每姓有宗族祠堂，年年要祭祀祈祷，宴请同族，这种乡族观念的因袭，在外出谋生的福建人身上的体现就是，整族整乡外出谋生、整族整乡为商相当普遍。在外乡则攀藤援枝，相互提携。在上海福建人中，无论是水手还是商人，乡族认同的意识同样强烈。乡族认同使上海福建人不同阶层间的联系和联络并不困难。同时从商人们大致以行业、出身地域建立众多会馆这一状况看：一方面福建人的同乡组织乡族纽带维系力强，突破阶层的联系并不困难，内部凝聚力较大。另一方面，整个上海福建人群体仍然是团体分立，畛域分明，从未有通省组织出现。强烈的乡族意念和商人的行业差别，使得会馆与会馆之间协作性差。显然上海福建人的结帮互助、强悍好胜，绝对促成了上海小刀会起义的出现和轰轰烈烈的发展，但福建人较强的畛域观念和争强好胜性格，也为起义组织中各帮协调合作留下隐患。英国领事阿利国于1853年9月9日发布的通告说：“在占领城厢的属于不同省份的武装人员中间，发生剧烈的内讧，主要在福建帮与广东帮之间，为了争夺统治地位，恐有演成血战的危险。”⁽²⁰⁾上海小刀会起义部队有七帮，主要是福建人与广东人。福建人与广东人在生活习性、宗教信仰方面有很多一致性，应该更容易合作，然而恰恰是地域相近的两帮，彼此之间的矛盾也最为突出，并贯穿起义全过程，直接影响了起义的成败。从起义当天所发布的文告中已显端倪。广东帮首领刘丽川以“大明国统理政教天下招讨大元帅”名义发布文告，李咸池则以“平胡大都督”名义张贴告示，刘丽川、李咸池、陈阿林、陈芝伯、林阿福又联合以“奉天承运开国元勋”发布告示，“各怀意见，令出多门”。⁽²¹⁾接着又出现李咸池离队，舍近求远，到福建去搬救兵。而后又是林阿福带着一批人离开县城，不知所往。而留在上海县城中的福建籍起义军仍未与广东帮同舟共济，冲突的记载同时频频出现在外国人的报道、清朝政府的情报中。对上海福建人而言，畛域之别和强悍、好胜的性格即使不是起义失败的唯一因素，也是绝对重要的因素。

三、起义失败对上海福建人的影响

1855年，小刀会起义被镇压，这是上海福建人群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上海福建人的人口数量急剧下降，以后也从未达到上海小刀会起义前的规模；二是上海闽商的商业活动受到很大打击，这几乎成为上海闽商在城市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发生变化的转折点，也可以说是上海闽商整体衰弱的一个起点。

上海小刀会起义“策动和进行叛乱的是广东、福建两帮，而福建沙船上的船夫，却是叛党的主体”，⁽²²⁾清政府悬赏捉拿4名首犯刘丽川、陈阿林、林阿福、李咸池，其中三人是福建籍。因此，小刀会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对在沪的福建商民采取了非常严厉的镇压措施。对上海县城，特别是县城东南十六铺码头一带进行了多次纵火和洗劫。小东门外羊毛弄、福建街一带的大火延续了4天，大小东门外到法租界南端一片废墟。这里是上海县城商业的繁华区域，也是福建商民活动、居住比较集中的区域，“士民市庶逃窜乞哀，昏夜号哭，焚死被害者何可胜道！所虏器用财贿，载入广艇大舟而去”，“百年富庶精华，席卷殆尽。”⁽²³⁾遭此劫难，上海福建人自然损失惨重。上海闽商中比较富丽的兴安、泉漳、点春堂不是被占领便是被焚毁，闽商的损失可见一斑。更有甚者，起义失败后，上海地方政府制定了严厉制裁闽、广人的措施，旨在铲除上海福建人的生存基础：首先是“毁巢穴，清逆产，以绝根株”。将上海福建人的聚集地房产店铺充公，会馆建筑烧毁。他们认为“小东门外羊毛弄、福建街为闽广游匪窝藏出没之所，此次刘逆酿乱，即由该二处起事，业将贼巢烧毁净尽，所有基地，概行入官，勒碑永禁，不准再造民房，其贼匪所置房产店铺货物，逐细清厘，籍没入官”；其次，“永禁闽、广人入城居住。所有城内从前建造会馆公产，并私置房铺，一概入官，变抵充公。旧址冢地，勒碑圈禁，并将贼尸移出城外空地，归骨一墟，叙明创乱始末，刻石标垂，警心触目，流传千古，以昭炯戒而息众怒。”再次，“严逐舢板船进浦渡载”，“口外泊船，以消祸萌也”。由于闽、广人中许多是些“撑驾马蹄杉（舢）板小船，在于黄浦摇摆”的船户，小刀会起义中，这些船户“弃舟从逆”，因此，要将“在浦船只，锯断将干示众，并于吴淞口勒碑永禁，不准此等小船进口渡载，如敢抗违，即行轰击。”而“闽、广蛋船、鸟船，向泊黄浦”，由于此次“从乱如归，非帮同拒敌，即设法接济，罪不容诛”，以后“准在吴淞口外停泊，不许进入黄浦，货物用内地船厂只剥运，并倍征关税，薄示惩罚。”第四，“连环互保”，⁽²⁴⁾主要是稽察闽、广流民。上海福建人经此打击，不仅财产损失很大，而且继续谋生也困难重重。即使在小刀会起义过去许多年，清政府及上海的外国人对上海福建人仍心存余惧，采取歧视政策。同治初年，泉漳会馆曾在“北门外二十五保五图圩地，建造泉漳北馆一所，供奉观音大士神位”。⁽²⁵⁾也有“泉漳别业”之称。此时，该处被划在法租界内（今址金陵东路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法国人一怕停柩不卫生，二怕上海福建人强悍，易滋事，强使清政府勒令会馆搬迁，会馆极力抗争无效，只得放弃这数十亩地。当然，就上海闽商而言，它的整体衰弱与上海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城市经济结构发生很大变化有着必然的联系，但是，小刀会起义失败明显使上海闽商的生存环境和经商环境失衡，闽商在一些行业逐渐地退出也是事实，上海闽商整体的衰弱由此而始。

资料表明，上海闽商在沪商业地位节节下降的同时，上海福建人的人口数量也急剧下降。到1885年，公共租界内的福建籍人口只有708人。到1930年，“华界”12173人，公共租界3057人。⁽²⁶⁾1934年为13196人，⁽²⁷⁾再也没有恢复到小刀会起义以前的数字。如果将上海福建人的数量变化与有着同样遭遇的上海广东人作一比较，在清政府同样的制裁政策下，广东移民数确实在一段时间里急剧下降了，但在近代百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总的倾向还是持续上升，到民国时期，在公共租界与华界中已超过8万。而上海福建人的数量华界和公共租界加起来远远没有超过它原本最高的数额，即使在1852年至1890年间上海人口猛增之际，福建籍人口却在下降，个中因素虽然复杂，但至少与上海闽商的商业活动有关。上海闽商的商业活动与移民往往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商业活动的兴盛会推进移民的发展。五口通商，尤其是小刀会起义后，上海闽商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和生存环境都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使上海闽商或一蹶不振而衰败，或为全身而退。移民上海的势头自然减弱。

【注释】

(1)本文刊于《上海研究论丛》第十五辑。

(2)晏玛太：《太平军纪事》，《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6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26页；《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59页。

(3)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28页。

(4)《上海市糖商同业公会简史》，上海档案馆S352‐3‐1。

(5)《上海市糖商同业公会简史》，上海档案馆S352‐3‐1。

(6)《史料旬刊》第36期第319页。

(7)《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3页。

(8)《吴煦上吉尔杭阿禀　附善后请奏条款》（1855年4月10日），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四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

(9)《福建巡抚王懿德奏拿获上海小刀会首领李咸池折》，《福建·上海小刀会档案史料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7页。

(10)《福建巡抚王懿德奏拿获上海小刀会首领李咸池折》，《福建·上海小刀会档案史料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7页。

(11)《关于清军占领上海县城的本地人报道》，《北华捷报》第240期（1855年3月3日），《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125页。

(12)郭豫明：《上海小刀会起义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3年版，第85页。

(13)《福建、上海小刀会档案史料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页。

(14)《福建、上海小刀会档案史料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页。

(15)《会馆登记表》，上海档案馆Q118‐1‐6。

(16)郑桂芳等：《“兴化帮”在福州》，《福建文史资料》第十二辑，1986年。

(17)《上海海味杂货商业同业公会概况报告》，上海档案馆S349‐1‐1。

(18)《福建史稿》（下册），福建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19)《上海海味杂货商业同业公会概况报告》，上海档案馆S349‐1‐1。

(20)《北华捷报》第164期（1853年9月17日），《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309页。

(21)佚名《上海小刀会起事本末》，《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37页。

(22)［英］约翰·斯嘉兹：《在华二十年》，《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521页。

(23)《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863页。

(24)《吴煦上吉尔杭阿禀　附善后请奏条款》（1855年4月10日），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四辑，第81—8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5)《上海县为泉漳会馆地产不准盗卖告示碑》，《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233页。

(26)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4页。

(27)《二十三年上海市民籍贯统计》，《上海市年鉴》，中华书局193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