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年代的佛学研究

回顾过往　关注当下——中国佛学研究六十年的总结与反思

夏金华

一

20世纪50年代，中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十年间，从表面上看，佛教受到的冲击似乎不大，过渡平稳：佛事照常，书刊照发，甚至连佛教电台也照样播音⁽¹⁾。1956年佛诞日，上海市佛教协会还举办了大型的佛教活动，参加者达十万之众，空前盛会，引起84岁高龄的应慈和尚的赞叹⁽²⁾。但是，因主流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佛教被人们视为封建的宗教迷信受到排斥，寺院的法务活动无形之中受到制约和萎缩，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使原先寺院赖以生存的租息、募化、香火、经忏等项经济来源，大幅度减少或不复存在，年轻僧侣纷纷离开佛教队伍，有文化且思想活跃的，去上了“革命大学”⁽³⁾；一般年轻比丘也自寻门路，投向社会的怀抱；甚至连一些比丘尼也在有形无形力量的鼓励下，脱下袈裟，成为新中国的工人或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寺院里剩下的基本是老弱病残，以及一些宗教信仰坚定的僧尼。

同时，这些留守的僧尼由于缺乏十方的供养，衣食来源成为严重的问题，以致不得已开始自食其力，发展生产以自救，从事诸如开办食堂、制作麻袋、搓麻绳等业务。然而，因为没有营销经验，经营不善，很快被市场淘汰出局。所以不久就出现了第二种生产方式，即将寺院改为工厂，僧人还俗后，或就地划归该厂编制，成为正式工人；或经有关方面斡旋，另行转业安置。这种方法虽彻底解决了僧尼的生活出路，却是以牺牲佛教的僧宝为代价的。这就造成了寺院减少、僧尼被迫还俗的局面⁽⁴⁾。至于留守的僧尼则在相当艰难的环境中度日。这就是20世纪50年代全国佛教界的大致情形。

在此情况下，佛学因为与佛教仅一字之差而受到连累，其研究工作也基本是停滞的。汤用彤先生对《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所作的“检讨”⁽⁵⁾，可视为一种标志。其余所能见到的，不过是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本书虽是研究唐宋时期的思想，但其中有两章专门讨论唐代佛学，内容包括三论、法相、华严、禅宗等佛教宗派的理论学说，出版于1959年12月。其次是中国佛教协会的机关刊物——《现代佛学》中发表的若干论文。而且即使在全国为数极少的佛教刊物里，其中还有相当篇幅重在报道僧尼参加学习、生产等事迹或消息，包括《现代佛学》也不例外，论文不过是点缀而已。上海的《弘化月刊》、《觉讯月刊》、《净宗月刊》和《觉有情》等，虽然其中的学习内容略逊色于《现代佛学》，但重要性却是与之一致的。

二

到了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则热衷于对佛学的批判、改造，并进而达到高潮。但是，这中间有两个“小插曲”不能不提：

（一）任继愈所著论文集《汉—唐中国佛教思想论集》，1963年由三联书店出版，1973年再版，更名为《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是标准的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判研究宗教历史的代表性作品。

（二）1961年，吕澂老先生受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委托，举办了一次为期五年的佛学班，招收了三名研究生：他们是杜继文、高振农、张春波，还有金陵刻经处的李安参与旁听，谈壮飞作为助手。

这个五年佛学班的成果有两个：一是培养了佛学研究人才；二是直接促成了《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二书的问世。这两本书比较集中地体现了老先生数十年佛学研究的成果，对印度、中国的佛学源流穷原竟委，条分缕析，全面、系统地作了介绍，尤其是关于佛灭年代“点记说”的提出、刊定“分别论者”为上座部、有部《相应阿含》的发现，以及唯识古今学的辨析和考证某些典籍和史料的真伪、佛学初传的时间、佛教宗派史料的采择，等等，均有孤明先发之见。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版后，对于推动国内的佛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在处在“文化大革命”前奏的严峻形势下，居然有这样五年期的佛学班，实在是个偶然。对于我国的佛学研究而言，则是难得的“福音”。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到来。佛教首当其冲，寺院被毁，或被占用，经书被焚，僧尼还俗、遣散。与此相对应，佛学研究者也与其他知识分子一样，被视为“臭老九”，更因与“佛”字结缘，所以还被冠以封建社会“残渣余孽”，佛学研究完全停顿。众所周知，在那样一个年代里，中华传统思想文化正遭受巨大的冲击，不独佛学研究为然。

三

阴霾散去，阳光灿烂。20世纪80年代初，佛学研究终于迎来了和煦的春风。然而，一些学者由于过去长期以来受到左倾思潮的熏陶，不知不觉之中，在“唯心”、“唯物”两者之间，偏向于后者，阴影一时难以除尽，也在情理之中。他们在自己的研究成果中，贴满马克思主义的标签，对佛教教义大加讨伐，以求“保险系数”。最典型的，莫过于郭朋的《隋唐佛教》一书。

郭朋居士，原名郭云章。1934年至1948年在河南桐柏、北京、开封、西安、重庆等地寺院或者佛学院出家为僧学法。1948年到正定华北大学，旋入平山党校、华北人民教育部学习、工作。20世纪50年代先后，在北京市民政局、中央统战部、中国佛教协会、中央民委、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任职。1964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成为研究员。这样的经历，用佛门的话说，是横跨僧俗两界，对佛教的了解更为深刻，因而也更有“发言权”。在当时那种形势下，作者不知是出于对形势判断的心领神会而争取主动，还是为保护自己不得已而为之，仍以佛家的智慧给自己披上一层“保护色”？可惜老居士已于2004年往生，其中的问题将永远成谜，无法解开。

之所以有如此疑问，是因为笔者发现，《隋唐佛教》全书，只要在有可能的地方均不会漏引马列主义的著作或语录来加强批判的“火力”，以此证明其正确性。而事实上，这种做法与佛子将佛陀所说视为判断一切是非与否的“金科玉律”，完全出于同一路数。倘若剔除其中严厉的批判成分，以及标签式的语录，居然仍可独立成书，且颇有学术价值，无论是资料掌握的详实程度，还是对佛法义理的深入剖析，乃至于陈述僧伽制度方面的得心应手、隋唐时期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评价等，都有他人所不及之处，显示出作者亲受佛家智慧熏陶的内在功力。

其次是，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一卷。这本1981年出版的佛学专著，尽管引用语录颇多，但批判佛教的“火力”，没有郭朋《隋唐佛教》那么“猛烈”，也比先前《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的政治色彩淡去不少。此外，吕澂的《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也不得已在其“绪论”中，表示对唯物主义的“敬畏”⁽⁶⁾。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唯心、唯物之争，长期主宰我国哲学界，产生了深入而持久的影响。

四

真正转向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标志性著作是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二卷和《中国哲学发展史·隋唐卷》，尽管还有照搬一些马、列著作的印记，但佛教研究进入理性的轨道毕竟已是大势所趋。

20世纪90年代后半叶开始，佛学研究进入正常状态，逐渐走向兴旺发达，有一些年轻人选择佛学专业。旧有的条条框框终于从人们的视野中逐步淡出，不复存在，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和谐共处，社会对佛教有了比较理性的认识；对于佛教存在与在一定范围内发展的预期及作用的评价趋于达成共识。尽管在行政上依然显得颇为生硬，而且颇有争论，但是在学术界基本已经是“一边倒”了，即对佛教在过去的不公平遭遇表示同情，对佛教在未来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予以看好。经过十年“文革”之后，佛教得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得以展现其本来面目，使之在现代社会里，为人们生活的丰富多彩，对人生欲望的更趋合理、自然，而贡献其独特的智慧。

只是，在最近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佛学研究论文的数量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据初步统计，2000—2006年我国内地共发表佛学论文近7 000篇，以佛教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140多篇，硕士论文350多篇，召开研讨会100多次⁽⁷⁾，平均每年10余次。如此高产，其质量可想而知。

此外，佛学界又出现另外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那就是学术良知的被金钱所钳制，缺乏起码的学术批判精神。本来，佛教的根本旨趣就在于对现实社会的否定，包括否定政治、欲望、财富、价值观等一些偏见，这也是佛教的优势所在。

然而，在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佛教界或者说寺院已经由过去需要人们布施才能生存的窘境，转变为主要由自身经营宗教用品而独立发展的阶段，经济上自给有余，而且发展势头越来越好。在此形势下，寺院与信徒（包括一般游客）的经济与信仰之关系，由原先前者对后者的相互依赖，突变为后者对前者的信仰依赖。这样，寺院的“自主权”得到了有效的保证，加上经济基础的雄厚，尤其是社会富豪与官僚阶层的“寻租”行为，使得一些寺院的高层僧侣渐成腐败的温床。这些问题本应由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佛学研究者站出来进行揭露与批判，促使佛教界本身保持纯洁性。

但残酷的现实是，某些寺院凭借其财大气粗的实力，为达到个人和寺院争名夺利的目的，以“撒钱”的方式引诱学者，为他们既定的题目做文章。这些题目虽看来冠冕堂皇，但背后的“潜台词”不言自明，所谓“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也”。这也就是为何佛学界这些年来特别热闹，一年当中每月皆有专题“研讨会”的原因所在。这些学术会议全由寺院主办，学者都是客人，难免得看主人的脸色说话。佛学界自身恐怕已有将近二十年没有独立举办研讨会了，这其中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造成目前这种局面的原因是，由寺院的“诱惑”和学者们的“自投罗网”共同完成的。表现在研究的方向上是投寺院所好以及无学术原则地服从寺院僧人的主张。这种状况如果长此以往，佛学研究的前景令人担忧。

五

反思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佛学研究的全过程，有着深刻的经验教训，主要表现为：

从积极的方面说，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解读佛教，到目前为止，依然是非常科学有效的利器。佛教与其他宗教一样，其本质“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因此，“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来研究，是解剖佛教的根本所在，对于揭示佛教产生、演变、发展、衰落的基本规律，深有助益。道理很简单：佛教的本质问题，是人而非神。佛教是人生的一种信仰，乃从久远的历史中产生出来，社会和地域的原因，政治、经济的背景，人们对于自然万物的认识过程，是它得以成立的基础。同时，人们的一切活动，又与上述基础，以及思想、文化等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所以，从历史地理的背景、政治经济的环境，以及思想文化的论述中去寻求其佛教的本来面目，这是唯物主义的长处。

然而，从哲学上说，教训也许更多一些。

政治的过度介入是学术的天敌，极不利于学术问题获得公平、自由的讨论，从而得出尽可能客观而公正的结论。

还有，学者应当摒斥“为稻粱谋”的研究路径，不要献媚世俗。此外，近年来佛学界纯学术性的争论较少，相对于其他学科来说，是有差距的，应当迎头赶上才是。学术是学界的生命，学者应当驱除浮躁心理，沉静下来，专注主业，广泛开展充分的学术争论，以提升学术质量和水平，这是学术界走得更为长远的出路所在。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注释】

(1)上海佛教电台由佛教青年会主办，主要负责人有郑颂英、李行孝、陈海量等人。原定在每隔一周的星期日上午八时至十时假座1430K C的新声电台定期播出，对于佛教的宣传，起到了很好的效果。除了上海政权交接期间略作停顿外，于1949年6月6日起恢复佛学播音。如《弘化月刊》第7卷第120期，第16页曾刊出《播音改时》消息：佛青电台播音在1430K C新声电台，自4月1日起时间改为：早课——《金刚经》（上午630—705）；佛教徒讲话（上午705—715）；佛学讲座（上午715—750）；消息报告（上午750—800）。星期日，早课、讲话两档照常，后由少年部播音（1951年5月）。

(2)上海市佛教协会在玉佛寺举行庆祝佛诞法会，启建水陆道场，宣讲大乘经典及各宗派修法，既有禅堂的坐香参禅、诸经坛的宣说教义，也有净土坛的专称佛号，还有密坛的持咒修法。此外，还举行了浴佛、开光、传供等许多庄严隆重的佛事。因缘殊胜，沪上著名的僧侣均云集于此。除应慈主持外，还有弘扬天台的静权、修东密的持松、修藏密黄教的能海、修藏密红教的根造等。会场内人山人海，络绎不绝。面对如此景象，应老非常高兴地说：“这样大团结的法会是我八十年来所没有看到过的。”（《在庆祝佛诞的日子里》、觉月《今年庆祝佛诞法会的新气象》，《弘化月刊》总181期，1956年6月）

(3)这样的例子不少，如上海静安寺的中流师，新中国成立前夕进入革命大学，后至青海，成为教授；郭朋由中国佛学院进入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后来成为学者等，皆属此类。

(4)例如，上海三昧寺的比丘尼住持，因没有人来做经忏佛事，寺中生计无着，参加了学习班的学习，思想发生急剧变化，遂决意还俗，更名崔芳并参加生产。还写了《我脱下了袈裟》一文，刊登在《新闻日报》上，内地其他报纸也竞相转载。这是20世纪50年代僧尼流失最常见的现象（《新闻日报》1950年6月29日，上海图书馆藏本）。

(5)1955年6月，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重印后记》中说：“解放后开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回头来看这一部旧作，感到非常惶悚。”接着，引用马克思、恩格斯语录各一条，然后指出：“这些原则性的指示，适用于一切宗教，自然佛教史也非例外。”（《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下册末，中华书局1983年版。）

(6)参阅吕澂：《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页。

(7)此据宇恒伟、李利安《新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在几个重要领域的佛教研究综述》一文所提供的数据。详见秋爽主编：《寒山寺佛学》第5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