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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注青年中强化青年研究的问题意识纪秋发

时间:2022-03-2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本文仅就青年研究中受到忽视的问题意识谈一些个人看法,对学科化、专业化这样宏大的问题还是留给那些具有专业情结的人士去解决。问题指出了研究的目标和方向,可以指导观察资料的收集工作。[11]显然,这些理解只是问题意识的一个方面。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更为重要的是问题背后的理论意识。以青年为研究对象的青年研究也不例外。
在关注青年中强化青年研究的问题意识纪秋发_青年研究:新视野、新问题和新方法(2016—2020)

中国严格意义上的青年研究或者说将青年研究纳入社会科学领域,至今已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在老中青几代学者的努力与坚守下,中国的青年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著作出版与论文发表的数量在不断增加,这是不容质疑与否定的。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目前青年研究方面的很多论文质量普遍不高,存在着大量低层次、重复性的研究与拼凑文章,以至有学者发出“如果研究只是旧内容的洗牌,表面的喧哗不过是学术的末路”[1]的警示。更为重要的是,青年研究的学科化、专业化的发展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成为困扰着一些青年研究学者的挥之不去的心头之痛。但笔者也不得不指出:学科化、专业化的问题不独是青年研究领域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其他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都或多或少经历过这样的困惑。[2]况且,就当前青年研究的队伍[3]而言,要担当起青年研究学科化、专业化的建设的重任,还需要长期的、脚踏实地的探索、积累,不可能一蹴而就。本文仅就青年研究中受到忽视的问题意识谈一些个人看法,对学科化、专业化这样宏大的问题还是留给那些具有专业情结的人士去解决。

一、问题与问题意识

问题是科学研究的起点和归宿。科学研究有各种目的、各种类型和方式,但它们都是从一定的问题出发,都是为了增进对某一未知领域的了解。问题指出了研究的目标和方向,可以指导观察资料的收集工作。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4]

国内学术界对“问题”的讨论,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的讨论主要是在哲学或认识论、科学逻辑层面上进行的。“问题——某个给定过程的当前状态与智能主体(人或机器)所要求的目标状态之间存在的差距;问题求解——设法消除给定过程的当前状态与所要求的目标状态之间的差距;疑难(puzzle)——求解的理想与目前能力的差距。‘疑难’也是一种‘问题’。如果我们把目前的能力看作是过程中的‘当前状态’,而把求解的理想看作是‘目标状态’,那么任何疑难就都可归化在问题的定义之下。只不过它是表明主体能力与求解理想存在着差距的那一类问题。……所以,正是这类疑难才真正构成了所谓‘科学问题’,这种科学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意味着知识的进展,甚至它本身就构成了科学中的‘发现’(发现问题),它在科学发展中有着重大意义。”[5]按照林定夷的看法,所谓“问题”,可以概括为两类,一类是对科学知识背景无知的“知识性疑难”,另一类是产生于对科学知识背景分析的“科学探索性疑难”。有学者从认识论范畴对“问题”进行探讨,将“问题”表述为“主体意识到自己在某一方面无知的结果,是主体的知与不知的矛盾统一体”,进而将“问题”分为“研究的问题”和“学习的问题”。前一类“问题”中所反映的无知是对于社会而言的,即对这种问题,社会尚无相应的答案,或被认为社会尚无相应的答案。因此,对这种问题的解答是为作为社会知识的信息总库增添新的成分。后一类“问题”中所反映的无知对于社会整体来说已经排除,但对于社会中的某些个体依然存在。对这种“问题”的解答不导致对社会知识之总量的增加,它们是通过从社会知识之总库中提取、掌握某一部分而得到解决的。[6]还有学者从人类认识活动的基本类型的划分出发,认为科学问题是在一定的科学知识背景下,科学认识主体所确立的探索性认识目标,并以科学问题的结构分析为基础,进一步区分出科学问题下的正确的科学问题与错误的科学问题、常规问题和非常规问题。[7]从这些学者的观点来看,在科学研究中,所谓的“问题”就是需要进一步探索、研究、解答的疑难,是认识主体在知与不知的矛盾中,所确立的探索性认识目标。因此,“问题”是相对于现有的“知识库存”而言的,是现有的“知识库存”不能解决或解答的问题。[8]

从问题出发,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意识,科学的、理性的怀疑首先与问题意识有关。对于什么是问题意识,目前学术领域还没有一个为学界所接受的、明确与规范的说法,且多是从教育学、哲学的意义上理解问题意识的,如“所谓问题意识是指人们在认识活动中,经常意识到一些难以解决或疑惑的实际问题及理论问题,并产生一种怀疑、困惑、焦虑、探索的心理状态。”[9]“问题意识是指主体在进行认识活动时,通过主体对认识对象的深刻洞察、怀疑、批判等多种方式,产生了认知冲突,经过深入思考后仍困惑不解时,出现了一种具有强烈的探索情境的真实问题或想做出发现式创新的一种心理状态。”[10]“所谓问题意识,是指主体思维活动对各类科学问题的一种敏感状态,是指在进入科学研究过程之前,对科学问题的种类、发现问题的途径、评价科学问题的规则以及表述问题的方法等的预先准备状态。”[11]显然,这些理解只是问题意识的一个方面。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更为重要的是问题背后的理论意识。正如当代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学者罗伯特·科克斯(Robert Cox)所阐述的,问题意识虽然仍以问题为基本内容,即原有理论和客观事实之间的矛盾,但是它更是一种客观事实作用于某种特定环境中的主观意识的产物,具有更强的意识能动作用和行动者的阐释因素,问题意识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对某些问题或事件的意识。[12]科克斯的问题意识深化了对“问题”的认识,即问题不仅是“科学探索性疑难”,也不仅是强烈的对问题的探索欲望,更为重要的是理论对于问题的能动的阐释,即问题意识是建立在研究者提出问题的理论背景基础上或者能动地选择一种理论观照一个社会问题,因此,任何问题的产生都和特定的理论或方法论有关。

二、青年研究需要怎样的问题意识?

自然科学将世界自然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心不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以人及其社会文化为中心。社会文化的主体是人,是人创造、传承、演绎社会文化。社会文化问题归根结底是关于人的问题,人文社会科学所研究的问题最终都是在研究人的问题,也就是对人的特性或本质及其在特定社会时空下的实践问题进行研究。以青年为研究对象的青年研究也不例外。

对于人的特性或本质,马克思提出两个著名的观点,即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3]以及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提出的“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14]马克思关于人的特性或本质的规定,对人文社会科学或者说青年研究的启示意义在于,人的本质既不是单个人的特性,也不是固定的和抽象的,而是群体的、社会的、具体的、变化的,人的问题存在于具体且变化的社会生活之中。而且,人的类的特性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不是固化的抽象物,人的问题就在于人一刻也不停止且瞬息万变的活动之中。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之外显方式就是以社会实践为核心的“生活世界”,[15]其结果就是不断地建构出由变动不居的社会关系编织而成的复杂多样的社会文化之网。“不论众多的学科、庞大的队伍、各异的方法、汗牛充栋的研究成果所提出的问题数量如何多、差异如何大,若略做抽象概括而求其荦荦大者,人文社会科学林林总总的问题却又可归入两大类型:一类是直接面对或研究焦点为社会文化实践问题,近到当下出现或学者身边的经验事实,远到上古或异国他乡的事件和人物,具象到各种个案研究、实地研究、民族志研究、经济运行分析、应用对策研究,抽象到马克思当年研究的阶级冲突和剩余价值等,都是对特定时期特定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与发生着的实践问题的研究;另一类是直接面对或研究焦点为社会文化实践研究的方法问题,宏观到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结构主义以及各种理论学派研究,微观到访谈方法、问卷设计、数据收集、文献查询、验证方法以及某个思想家或学者的研究,涉及的都是学者如何研究的问题。前者的研究可以称之为‘实践问题’或‘经验问题’,后者的研究可称之为‘方法问题’或‘元问题’。……发现、解释、回答人及其社会生活的实践问题,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根本目的和职责;而方法论问题则是为了让人们更全面、更准确、更深刻、更有效地认知、发现、解释与回答社会生活的实践问题而已。”[16]因此,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无论是研究实践问题还是研究方法问题,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社会文化。换言之,社会生活的问题就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既然人文社会科学的问题来源于社会生活,那么,无论是直接研究社会生活的实践研究,还是研究如何更有效地认知与研究社会生活的方法研究,都应该把目光转向社会生活即“生活世界”——接触、感受与思考生活世界的状态,发现、提炼、解释与回答生活世界存在着或提出的各种问题。显然,这既是青年研究的问题来源,也是青年研究所需要的问题意识。

尽管三十多年来,青年研究的成果不少,但也充斥着相当多低水平的、重复性的、粗制滥造的文章。之所以如此,既与受制于职称评审、年终考核、硕士博士答辩资格对公开发表论文数量要求等体制性因素有关,但也与研究人员缺乏问题意识有关。“环顾当今中国学术界的现状,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长期盘桓于自己狭小的书斋,忘却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和根本目的,不愿也无力审视问题丛生的生活世界,失去了直面、感受和言说生活世界及其问题的能力而陷于麻木不仁和‘失语’,醉心于概念演绎的抽象世界,致力于‘纯思’的逻辑推论,只能挖空心思或无病呻吟地闭门‘制造问题’和自说自话,学术研究与其‘真问题’的产生方向渐行渐远甚至南辕北辙。与此同时,那些源远流长、意涵丰富、地域和民族差异显著的社会文化命题及其急剧变迁过程中迫切需要深入研究与理性解释的现实问题,却又难以进入学者的视域而被尘封在学界之外!”[17]与人文社会科学其他学科或研究领域相比,问题意识的缺失在青年研究领域更为明显、更为严重。

有研究者指出,在反思改革开放以来的青年研究的文章中,问题意识受到关注的程度远低于学科化问题。“可以说青年研究的问题意识源于研究的自主性或者说研究者的主体意识,源于对研究对象的关注。从研究对象出发,对研究对象的持续关注和思考,是问题意识的源起,而在研究对象中发现需要探讨和分析的问题则是问题意识的表现。因而,青年研究所需要的问题意识,是以真诚关注青年群体为基础或青年本位的问题意识。”[18]田杰先生更是犀利地指出,“青年研究的科学化与学科化最重要的关节点不是某些或借用或独立的科学方法、概念、范畴等的确立和应用,甚至在整个过程中所谓的科学方法、概念、范畴等所起的作用都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的,重要的是研究者能够在中国现代性语境及与社会、青年的对话、沟通中真实而富有逻辑意义地回答‘谁是青年’和‘青年是谁’的问题,这是所谓青年本体论问题的第一道门槛,然后再进入‘什么是青年’的认识论论域,从而对青年一系列问题或论题做出比较科学、可信、有用的解释。……青年研究要对社会的变化(包括历史的和现实的)及其对青年的影响做出敏感的反应,……青年之于社会,往往并非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与其说青年是社会变革大潮中的弄潮儿,毋宁说他们的生存状态永远是在社会剧烈变革或‘现代性的旋涡’中挣扎、奋斗、反抗和求索。青年研究的学术关注亦将永远是对青年这种生存状态的描述和阐释,而是否能够站在所谓的学术最前沿,亦即看学术对这种状况反应的敏感程度和说明力度。”[19]这里提出的一个共同的关注点是,中国的青年研究应以青年为本位,深入青年群体的“生活世界”,真心地关注青年的日常生活实践,关心青年的所思所想所为,并对青年的真实生存状态做出客观的描述与分析,从而抛弃那些脱离青年的真实生活所主观臆想出来的或信手拈来大众话语中“再现”出来的“青年”及其所谓的问题。

三、怎样提高青年研究的问题意识

“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界的问题意识淡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仅只在自己的主观世界中想象学术问题和从学者之间的互动中去拟构学术问题,而不善于也不愿意直面生活世界中的社会文化实践去发现学术问题;另一方面,‘画地为牢’并‘鸵鸟觅食’地在各自的学科辖区和材料内去爬梳学术问题,而忘却了解答‘人的问题’的根本目标,不愿与其他学科合作为了共同目标携手并进。”[20]显然,这种状况在青年研究领域更为凸显,因此,田杰先生在对青年研究进行反思时呼吁“在目前状况下,应该更多关注和思考的还是如何打开青年研究的学术视野,拓展学术领域,促进青年研究在相关学科中的孕育和孵化,如果有可能的话则是进一步协调、组织相关学科的学术力量,共同策划和落实有关青年的专题学术研究。”[21]

提高青年研究的问题意识,就要深入青年的生活世界,思索青年是如何感觉、理解、诠释自己的生活在什么环节上遇到怎样的问题,又是采取怎样的行动面对与处理自己的困惑、遭遇并赋予这些行动以什么样的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的“真问题”,而不是蜻蜓点水式的提出一些常识性的问题甚至“伪问题”或“假问题”。“问题意识大致应包括以下几个环节:发现问题、界定问题、综合问题、解决问题、验证问题,这些环节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问题意识。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发现问题时必须不断地去鉴别我们发现的问题是真问题还是假问题。恕我直言,当前中国的学术文献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属于假问题。假问题既害人又害己,我们不应去研究假问题,要坚决地抛弃。任何一个真问题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逻辑上能自洽;第二,实践中能举证。凡是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就是真问题,缺少任何一个条件则是假问题。所谓逻辑上能自洽,就是指能成一家之言,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这是很高的标准,它要求立论要公允,材料要翔实,理论不能有破绽,逻辑不能有错误。而所谓实践中能举证,就是说在生活中可以找到例证,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而不是天方夜谭,不是谎言谬见。”[22]

“问题意识”的形成以及真问题的提出,依赖于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尤其是理论知识结构。没有理论,就不可能有科学的、理性的怀疑。因此,“问题意识”又是和“理论意识”密切关联的,即在一定的理论概念下思考和分析特殊的社会现象。同时,怀疑是建立在对社会生活观察的积累之上,是在对社会生活的观察过程中提出自己的疑问。但是,提出疑问还不够,还必须考察这样的疑问在人类的“知识库存”中是否得到解释。从现有的“知识库存”中获得问题的具体方法就是文献述评。[23]因此,深入青年的日常生活世界、观察青年的真实生存状态,在此基础上进行缜密、细致的文献梳理与研究,是提高青年研究的问题意识的重要路径,也是提升青年研究学术成果质量的有效方式。

青年研究领域的一个致命的现象是文献梳理与研究工作的严重不足。很多论文、调查报告在提出自己的所谓研究主题或问题时,很少或几乎从不涉及他人对相关主题或问题已进行的研究状况。尽管青年研究还缺乏如教育学、法学、社会学等一些较为成熟学科所具有的、为学术共同体一致接受的基本概念、理论、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忽视或无视他人在相关主题或问题上已做的研究。如果每一项研究都漠视文献的梳理与分析,青年研究的学术知识积累就很难形成。相当部分的青年研究论文或调查报告撰写人自鸣得意地以为自己的文章是在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其实完全是在重复已有的研究,与现有的知识库存中的内容是没有多少不同的。科学研究需要充分地占有资料,进行文献的梳理与研究,以便掌握相关的研究主题或研究内容的动态、进展,了解前人已取得的成果、研究的现状、存在的不足等,这是科学、有效、避免重复、少走弯路的必经阶段。综观青年研究领域公开发表的成果,真正花时间、精力在文献的梳理与研究上的是少之又少。相当一部分青年研究方面的调查报告总是从概念入手,从不或很少对前人或他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介绍或评述,自然也就无法确定研究所据的起点,无法知道自己的研究与他人的同类研究的异同,也无法证明自己的研究在哪些方面有新意或突破。学界这种缺乏文献梳理与研究的风气既违背了学术研究应遵循的基本规范,更反映了研究人员的惰性与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当下真正能够静下心来深入到青年中去,倾听青年的声音、观察青年的行为、感受青年的思想的研究人员即使不能说没有,恐怕也是凤毛麟角。既不愿意深入到青年的生活世界,又不潜心做文献梳理与研究的案头工作,这样生产出来的成果对青年研究领域的知识积累的价值是有限的,对理解现实生活中鲜活的青年个体甚至某个青年群体所能起到的帮助作用也是有限的。任何一项具有真正价值的研究成果必须是对青年研究的知识积累做出贡献,对青年的认识与理解有所加深,也唯有出现更多这样的研究成果,青年研究的学术水平才有望得到提高。

四、青年研究要关注青年的真实生存状况

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深刻指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就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展望未来,我国青年一代必将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历史规律,也是‘一代更比一代强’的青春责任。”[24]2014年5月4日在同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谋划人生、创造历史。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时代的责任赋予青年,时代的光荣属于青年。”[25]2016年4月26日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接续奋斗。”[26]这些讲话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青年历史责任的新定位新要求,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当代青年的充分信任和殷切期望。

与此同时,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转型加快,利益固化潜藏下的社会矛盾凸显,生活不确定性增加。身处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当代青年,成长的社会环境更趋复杂,面对的困惑与问题更多。虽然青年往往被看作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被要求担当国家的前途与民族的希望的重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青年面临着学业与就业、住房、婚姻与家庭、事业发展、赡养父母等巨大的生活与工作压力。如何帮助青年解决这些压力,固然要靠青年自身的努力,但更要靠政府的政策帮助与扶植。对从事青年研究的人而言,则应深入到青年中去,了解青年的所思所想,摆脱没有青年的青年研究和青年研究中看不到青年的怪相,使研究的结论或成果更具有学术价值,并为政府青年事务与政策的决策制订提供真正有参考价值的依据或前瞻性的引导。这里涉及的是,如何对当下中国青年群体的社会定位问题。这既是一个理论性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实践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界定与把握,很容易引起社会、政策层面对青年的整体看法与评价。我们认为,在社会的各种人口群体中,应将当代中国青年群体定位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因为从青年期开始,青年就面临社会对青年的选择和青年对社会的选择的张力。青年既要使自己融入到社会主流中去,又要避免被社会排斥与边缘化。就当下的生存状态而言,中国的青年群体整体已然处于社会的边缘和弱势地位。由于当前社会矛盾的增多,青年感知到的更多的是“问题”而非“理想”,“失落”而非“获得”。面对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整与社会结构的转型所带来的生活不确定性,由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甚至是不同阶层的青年群体之间的比较而产生的相对剥夺感,使得青年的社会焦虑情绪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明显,生活的无助感和挫败感更加强烈。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加剧了青年人的失落感,驱动着青年在价值选择上更加独立自主,也更加“物化”。青年的现实生存状况与价值选择的困惑反映了青年的社会态度,最终会表现出一定的社会行为。当社会问题和社会不公长期存在,当涉及青年切身利益的问题不能得到妥善解决,最终可能会消解青年对我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深层认同。21世纪以来,世界各地的“青年运动”原因不尽相同,但青年所感知到的失落、遭遇到的挫折与不公是重要的催化剂,这是值得密切的关注。

如果我们将当下中国的青年群体定位为弱势群体时,政府的相关青年政策就有可能会从塑造青年向服务青年转向。如果这一定位得到认可,从研究的角度而言,除了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外,这就要求研究人员在研究的过程中,对青年要具有更多的人文关怀,更多地关注青年的现实生存状况,探索青年的生活态度、价值观、行为、成长需求等真实样貌及成因。在项目的选题、设计、研究的过程中,研究人员就要将青年看作是有感情、会思考、有生命的鲜活个体,而不是一组组冰冷的统计数据,并尽力使研究的结果与青年的真实生活贴近,而不是一些无关痛痒、自说自话甚至是脱离青年生活的不着边际的所谓对策或建议。换言之,除了具备问题意识等专业素养外,研究人员需要树立服务青年、关爱青年的胸怀,将研究扎根于青年日常生活的社会环境中,摒弃肤浅、浮躁、急功近利的心态,以观察、个案访谈、田野调查等多样化的方式踏实地做好调研工作,全方位地了解与把握青年的生活状态。同时,要让被研究的青年参与到研究的过程中来,观察和倾听青年人是如何感觉、诠释、理解自己的生活,在哪个阶段遇到什么样的困惑或问题,采取了怎样的行动处理所遭遇的困惑或问题,赋予了这些行动怎样的意义以面对自己的生活。也就是说,青年研究的整个过程必须与青年的真实生活结合起来,并置于社会脉络中,这样得出的研究结果或成果才会有意义和价值。这也是青年研究的生命力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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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界有一种很普遍的学科现象,即元理论研究。这种研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增加新的知识,而是为了自我确证。即便如在中国发展比较早、比较成熟的教育学在那时也发出教育学是不是一门科学、教育学如何能够成为一门科学的疑惑。这种现象反映了一百多年来的学科发展中,人文社会科学一直在为自己的科学化和规范化而求索。见劳凯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学理意识和方法意识[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211.

[3]目前青年研究的队伍以共青团系统(团委研究室或相关部门以及各级团校系统的教师)、高校系统(从事学生工作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教师、在校的大学生硕士博士)为主,而社科院系统尤其是一些高水平的社会学者很少甚至从来就没有关注更不用说从事过青年研究。事实证明,当前青年研究队伍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一个极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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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生活世界”的概念借用胡塞尔的定义:“通过知觉被实际地给予的、被经验到并能被经验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张庆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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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田杰.“谁是青年”与“青年是谁”——关于青年研究的几个问题[J].当代青年研究, 2007(5).

[22]劳凯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学理意识和方法意识[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211).

[23]仇立平.社会研究和问题意识[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0(1).

[24]习近平.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J/OL]登录自新华网(http://news. 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5/04/c_115639203.htm).

[25]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登录自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 05/05/c_1110528066_2. htm).

[26]习近平.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J/OL]登录自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4/30/c_1118776008.htm).

[1] 纪秋发,男,北京青少年研究所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青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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