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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黑格尔主义的复活

时间:2022-11-2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毫无疑问,卢卡奇对于马克思哲学的这样一种黑格尔主义的阐释,在其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有着莫大的积极意义的。因为归根到底,虽然马克思哲学中包含着黑格尔哲学的因素,但那是经过了彻底的唯物主义改造的。因此,我们必须超越马克思哲学阐释中的这种黑格尔主义传统。这种超越的必要性从理论本身上说,是因为马克思哲学与这种黑格尔主义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不可将二者混为一谈。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黑格尔主义的复活

前面提到,卢卡奇是自觉地以黑格尔主义的方式去阐释马克思哲学的,但这是一个过于简单的论断,还需要进一步的说明。

我们可以把黑格尔哲学的特征简单地归结为三种内在关联的“元素”:(1)对精神活动性的强调,即黑格尔认为,从本性上说“精神不是一个静止的东西,而宁可是绝对不静止的东西、纯粹的活动,一切不变的知性规定的否定或观念性”[33];(2)基于对精神活动性的强调而对于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唯心主义解决方式,即对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绝对肯定,认为“思想不仅是我们的思想,同时又是事物的自身,或对象性的东西的本质”[34];(3)以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方式对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的解决,即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看做一个过程、一种精神或思想的劳作过程,通过精神或思想的这种劳作,精神或思想克服了事物的外在性,达到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而历史性在这当中有着一种特别重要的意义,构成了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载体

不难看出,黑格尔哲学的这三种实质性“元素”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得到了全面的“复活”。这里所说的“复活”当然不是说黑格尔哲学被简单地照搬了过来,而是说在马克思哲学的语境中得到了重新阐释。而在同时,马克思哲学也就被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做了阐释。这里所说的“语境”的改变,最主要的是活动主体的改变,即由黑格尔的精神改变为了“人”或“无产阶级”。这一改变导致精神的活动性转变为了人的能动性,创造世界的精神、外化为自然的精神,转变为了作为“同一的主体—客体”、“创世的‘我们’”的无产阶级。这一转变的结果,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也就不再是“思想不仅是我们的思想,同时又是事物的自身,或对象性的东西的本质”,而是说,“现实并不是现成的,而是生成的”,“而在这种生成中,意识(无产阶级的已经变成实践的阶级意识)就是一个不可少的、基本的组成部分”[35]。至于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在此也由精神的历史转变成了人类历史的异化以及异化扬弃的辩证过程。显然,通过卢卡奇的阐释,黑格尔哲学的三种基本元素便以人的能动性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从而也就在马克思哲学阐释中,真正开创了一个黑格尔主义的传统。

毫无疑问,卢卡奇对于马克思哲学的这样一种黑格尔主义的阐释,在其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有着莫大的积极意义的。如前述,卢卡奇等所面临的问题是要克服第二国际的庸俗唯物主义和新康德主义哲学。这种哲学最为根本的问题是宿命论与唯意志论的并存。而强调通过辩证运动扬弃矛盾对立以达致总体性的黑格尔主义则恰好能对这一问题提供一种克服手段。在《历史与阶级意识》“新版序言”中,卢卡奇尽管对其早年的一些思想作了自我批评,但他仍坚持认为,“毫无疑义,《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重大成就之一,在于使那被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科学性’打入冷宫的总体范畴,重新恢复了它在马克思全部著作中一向占有的核心地位”。这是因为,一方面,“黑格尔辩证法的复活狠狠打击了修正主义传统”,另一方面,由于“普列汉诺夫等人过高估计了费尔巴哈作为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中介的作用”,因此,必须明确提出“马克思直接衔接着黑格尔这一问题”,甚至必须明确提出,“对任何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传统是一项迫切的义务”[36]这一问题。这种自我评价无疑是客观的。当然,卢卡奇这一著作的积极意义还不止于此。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它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出实体性哲学以及主体性哲学范式,走向今天已居于主导地位的实践哲学范式,也是起到了极其积极的作用的。

然而,尽管有上述积极意义,我们还是不能不提出超越由卢卡奇所开创的马克思哲学阐释中的黑格尔主义传统的问题。因为归根到底,虽然马克思哲学中包含着黑格尔哲学的因素,但那是经过了彻底的唯物主义改造的。而卢卡奇所开创的黑格尔主义阐释方式,却如其所言,“未能对黑格尔遗产进行彻底唯物主义改造”[37]。这就是说,尽管有上述阐释语境上的转变,尽管卢卡奇以无产阶级作为“人类历史的同一的主体—客体”,似乎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之类主体相比,是一种现实的主体,但若仔细考察起来,就会发现,二者的这种差别只是表面上的。如果卢卡奇把自然看做“一个社会的范畴”,将自然统一于历史过程,将无产阶级视为“创世的‘我们’”,那么,这种“无产阶级”就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没有什么区别。这是比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类本质”更为黑格尔化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比黑格尔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此点卢卡奇自己后来也认识到了。他承认,对问题的讨论方式,“是用纯粹黑格尔的精神进行的。尤其是,它的最终哲学基础是在历史过程中自我实现的同一的主体—客体”,而“将无产阶级看作真正人类历史的同一的主体—客体并不是一种克服唯心主义体系的唯物主义实现,而是一种想比黑格尔更加黑格尔的尝试,是大胆地凌驾于一切现实之上”[38]

因此,我们必须超越马克思哲学阐释中的这种黑格尔主义传统。这种超越的必要性从理论本身上说,是因为马克思哲学与这种黑格尔主义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不可将二者混为一谈。这里最根本性的差别在于,黑格尔哲学的主体是绝对精神、理念、理想之类的东西或存在物,而马克思哲学的主体则是现实的个人。显而易见,前者是无限性的,而后者则是有限的存在物。这种主体的无限与有限的区别,决定了其能动性的限度。在黑格尔,精神的活动性或能动性是无限制的,而在马克思,主体既然是现实的人,其能动性便不可避免地是有限制的。在黑格尔,基于精神活动性的无限性,思维与存在便能够达到一种无限制的同一性,即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精神与自然、自由与必然之间对立与矛盾的绝对的解决。而在马克思,这些矛盾与对立的解决在有限的历史中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得到有限的解决。进而,作为矛盾对立之解决方法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便是一种绝对的方法,即一种从主体出发,能够最终回到主体的辩证方法。而在马克思,由于主体的有限性,由于外部自然的优先性,人与自然对立完全克服的不可能性,这种方法便只能是一种有限的方法,即不可能从主体出发回到主体,达成主客体的完满统一。由主体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的差别,还进一步派生出理论与实践的有限同一性与无限同一性的差别与对立,在理想性与现实性之间的有限同一性与无限同一性的差别与对立,理论对象与实践对象或实在的有限同一性与无限统一性的差别与对立,历史与自然的有限同一性与无限同一性的差别与对立,等等,而这些差别与对立又会导致实践上的种种根本性的差别与对立。显然,这些差别和对立的存在,向我们提示着,要回归马克思哲学的真精神,便必须超越这种黑格尔主义的阐释方式。

但超越马克思哲学阐释中的黑格尔主义传统的更为重要的理由则在于,这种阐释方式已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发展的理论障碍。黑格尔哲学最为根本之点在于基于精神能动性的无限性,认为思维与存在能够达到一种无限制的同一性,即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精神与自然、自由与必然之间对立与矛盾的绝对的解决,这对于反对康德式的二元论虽然是有重大意义的,但这种对于无限制的同一性的肯定毕竟矫枉过正了,毕竟忽略了人类的有限性,将有限的人抬高为了神的复制品,这就使其无法正视由于人的有限性所产生的种种问题,而往往将这些问题推诿于历史过程,将本可在现实中得到有限现实解决的问题推诿于历史未来的理想解决,从而放弃了现实的解决。另一方面,这种借助于历史过程将现实与理想轻易统一起来的所谓历史辩证法,由于忽视了有限性与无限性之间的根本性对立,也造成了理想性的贬值,使之失去了观照现实的批判性标准的意义。而在当代中国,急速转型的社会生活提出了一系列问题需要从哲学层面去把握、去解决,但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往往黑格尔主义式地忽视了现实与理想的根本区别,却不能正视这些问题,而将问题的解决推给了他种主义,从而失去了通过解决问题而发展理论的机会。

【注释】

[1][英]麦柯莱伦著,李智译:《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2]转引自[英]麦柯莱伦著,李智译:《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3][匈牙利]卢卡奇著,杜章智等译:《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6页。

[4][德]黑格尔著,贺麟、王玖兴译:《精神现象学》(上),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5页。

[5]关于《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理论逻辑与黑格尔哲学逻辑的类似性,卢卡奇自己有过确当的评价。参见[匈牙利]卢卡奇著,杜章智等译:《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新版序言(1967)”,第17~18页。

[6]Martin Jay.Marxismand Totality:the Adventures of a Concept fromlukacs to Haberma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26.

[7][匈牙利]卢卡奇著,杜章智等译:《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52、65、69页。

[8][匈牙利]卢卡奇著,杜章智等译:《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28、275页。

[9][匈牙利]卢卡奇著,杜章智等译:《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51页。

[10][匈牙利]卢卡奇著,杜章智等译:《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43页。

[11][匈牙利]卢卡奇著,杜章智等译:《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48页。

[12]笔者以为,马克思对于商品生产的二重性分析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兼容韦伯对于资本主义的合理化分析,但二者之间仍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而卢卡奇这里的不加区别的由此及彼的过渡也就埋下了因逻辑上的跳跃从而使其论证失效的种子。

[13][匈牙利]卢卡奇著,杜章智等译:《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49~151页。

[14][匈牙利]卢卡奇著,杜章智等译:《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75页。

[15]卢卡奇在《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一篇中对于“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的分析,可以说是该书中最富创意、最富洞察力的篇章,是卢卡奇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为重大的理论贡献。遗憾的是,这一至为重大的理论贡献往往被研究者忽略了,至今并未得到较为深入的理解和确当的评价。

[16][匈牙利]卢卡奇著,杜章智等译:《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9页。

[17][匈牙利]卢卡奇著,杜章智等译:《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78页。

[18][匈牙利]卢卡奇著,杜章智等译:《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79页。

[19][匈牙利]卢卡奇著,杜章智等译:《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53页。

[20][匈牙利]卢卡奇著,杜章智等译:《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50页。

[21][匈牙利]卢卡奇著,杜章智等译:《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65页。

[22][匈牙利]卢卡奇著,杜章智等译:《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67页。

[23][匈牙利]卢卡奇著,杜章智等译:《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81~182页。

[24][匈牙利]卢卡奇著,杜章智等译:《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84页。

[25][匈牙利]卢卡奇著,杜章智等译:《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86~187页。

[26][匈牙利]卢卡奇著,杜章智等译:《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07页。

[27][匈牙利]卢卡奇著,杜章智等译:《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27页。

[28][匈牙利]卢卡奇著,杜章智等译:《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29页。

[29][匈牙利]卢卡奇著,杜章智等译:《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40页。

[30][匈牙利]卢卡奇著,杜章智等译:《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64页。

[31][匈牙利]卢卡奇著,杜章智等译:《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68页。

[32]若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卢卡奇的论证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当论证物化现象的产生时,他虽然也援引马克思,但更多的是借助韦伯的合理化来立论的,这意味着这里物化的原因在于生产过程的合理化。而当他论证物化的克服时,却又转回到了马克思,这又意味着物化的原因被归结为了商品交换。这样一来,即便通过无产阶级意识的自觉解决了商品交换所造成的物化,也不能解决生产过程合理化所造成的物化。但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无法在本文中展开,当另文论述。

[33][德]黑格尔著,杨祖陶译:《精神哲学》,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34][德]黑格尔著,贺麟译:《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19~120页。

[35][匈牙利]卢卡奇著,杜章智等译:《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99页。

[36][匈牙利]卢卡奇著,杜章智等译:《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新版序言(1967)”,第15~16页。

[37][匈牙利]卢卡奇著,杜章智等译:《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新版序言(1967)”,第15页。

[38][匈牙利]卢卡奇著,杜章智等译:《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新版序言(1967)”,第17~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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