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产阶级怎样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曾经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时代出发提出过设想。恩格斯在1847年的《共产主义原理》中说:“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10]马克思在《1848—1850中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也指出,可以预料,“只要法国发生任何一次新的无产阶级起义,都必然会引起世界战争。新的法国革命将被迫立刻越出本国范围去夺取欧洲的地区,因为只有在这里才能够实现19世纪的社会革命”。[11]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革命将在资本主义比较成熟的国家,而且是在几个国家同时取得胜利。
列宁在帝国主义时代,以大无畏的勇气,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一国获得胜利的理论。1915年8月,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写道:“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奋起同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抗衡,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发动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各剥削阶级及其国家。”[12]1916年9月,他又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写道:“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13]
列宁的论述告诉我们,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极不平衡性,是“一国胜利”论的客观依据。“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就是说,这个规律在自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都存在并起着作用。那么,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同时胜利”的设想,而列宁却作出了“一国胜利”的结论呢?这是因为,这个规律在两个阶段所起作用的形式和意义有着根本的不同。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由平稳进化变成跳跃式前进,一些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迅速跃进到前面去了,使帝国主义各国的经济实力发生变化。这种发展的不平衡,表明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经济、政治实力的对比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同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原有划分情况极不适应,而这时世界领土又被分割完毕,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要想取得与其实力相适应的领土,便必须要诉诸战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激烈冲突和大规模的战争,使他们力量相互削弱,并且特别严重地打击某些国家,从而造成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易于为无产阶级所突破,使社会主义革命在个别国家内获得胜利成为可能。
所谓“薄弱环节”,就是要看它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以及革命的政治条件的成熟情况。那么,这个“薄弱环节”是不是一定要在那些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无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呢?不一定。诚然,帝国主义时代的政治发展不平衡是由经济发展不平衡决定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条件的成熟程度与经济条件的成熟程度成正比。实际上恰恰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因为有些国家,如英国,一方面工业发展水平较高,为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更好的物质条件;但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力量比较强大,统治经验比较丰富,又拥有广大的殖民地,便于用超额利润的一部分培养工人贵族,无产阶级革命反而比较困难。正如列宁所说的:“比较容易开始革命运动的,并不是那些能够比较容易地进行掠夺和有力量收买本国工人上层分子的剥削国家。”[14]而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相对比较落后的国家,由于是帝国主义各种矛盾的焦点,又有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条件却较早地成熟了,十月革命前的沙皇俄国就是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正因为帝国主义经济政治的发展不平衡,决定了帝国主义反动统治力量的不平衡和各国革命力量发展的不平衡。所以社会主义革命要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列宁的“一国胜利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所作的划时代的新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一理论武装了俄国和全世界的革命人民,使他们充分利用革命的有利时机,主动冲击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消极地等待革命的“总爆发”。它揭示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规律,指明了社会主义革命从一国胜利到多国胜利、到全世界胜利的光辉进程。列宁的“一国胜利论”,是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是指导俄国无产阶级进行胜利的十月革命的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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