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伯恩斯坦理论的批评

一、对伯恩斯坦理论的批评

与让·饶勒斯对伯恩斯坦理论的那种“小骂大帮忙”式的批评相比较，考茨基的批评尽管显得十分犹豫但还是真诚的。当伯恩斯坦在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推出了一系列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以后，考茨基就在同一刊物上接连撰文加以批评。特别是当伯恩斯坦推出他的修正主义的代表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以后，考茨基更是率领第二国际的理论家，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理论家，同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思潮展开了斗争。考茨基把他为批判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所写的文章，整理成题为“伯恩斯坦和社会民主党纲领”的著作出版。当这一著作正式推出之后，倍倍尔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关于伯恩斯坦观点的讨论持续了整个一年，考茨基的著名著作可以说是使这场讨论暂时告一段落”⁽¹⁷⁴⁾。列宁为考茨基的这一著作写了书评并作出肯定性评价，又委托其夫人纳康·克鲁普斯卡娅将它译成俄文。

在指出考茨基对伯恩斯坦理论批评的真诚性和积极影响以后，我们还须强调考茨基的批评中的明显局限性。如果说伯恩斯坦和让·饶勒斯在第二国际内部是属于右翼理论家的话，那么考茨基即使在他全面地与列宁主义相对抗之前，也充其量是个中派理论家。显然，他是站在“中派”的立场上对伯恩斯坦展开批评的。他的批评虽然不属于“小骂大帮忙”式的，但也充满着折衷主义和不彻底性。

由于立场和观点上存在着某种一致性，考茨基实际上对伯恩斯坦的批评是十分摇摆不定的。当伯恩斯坦亮出自己的修正主义观点时，考茨基竟然这样对党内的同志说道:“当1896年秋，伯恩斯坦先生在总标题为‘社会主义问题’的一系列文章中开始批判我们从前的观点时，起初这使我感到十分高兴。我把这看做是恩格斯和我开始所做的工作的继续。”⁽¹⁷⁵⁾从考茨基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知道，考茨基不但也像伯恩斯坦那样把恩格斯的后期和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前期对立起来，肯定恩格斯后期的理论而否定马克思与恩格斯早期的理论，而且也像伯恩斯坦那样把自己的理论视为对恩格斯后期理论的继承。从这里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当时实际上考茨基把自己视为伯恩斯坦的同路人。1898年，社会民主党在斯图加特召开代表大会审查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理论，考茨基一直保持沉默，只是在会议结束时才发言，而且用这样一句话结束自己的发言:“伯恩斯坦迫使我们思考，为此我们应该感谢他。”⁽¹⁷⁶⁾这句话表明当时他对伯恩斯坦还是褒扬有加的。随后不久，他给伯恩斯坦写了一封长信，规劝伯恩斯坦出于策略的考虑不要太积极地发表自己的言论，他在信中这样对伯恩斯坦说道:“我不否认我在某些方面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而你对党的批评，在多数场合我是全心全意赞同的，但是这是在不触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限度内。”⁽¹⁷⁷⁾最能表明当时他对伯恩斯坦的态度的，是他反对普列汉诺夫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文章批评伯恩斯坦。普列汉诺夫主要是从哲学上清算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理论，考茨基就以《新时代》杂志的读者对哲学不感兴趣为理由，不让普列汉诺夫的文章在该杂志上刊登。他给普列汉诺夫写信，这样陈述自己的理由:“如果伯恩斯坦只不过朝这个方面(指在哲学上修正马克思主义——引者注)‘蜕变’，那么这丝毫也不使我感到不安。”⁽¹⁷⁸⁾这句话清楚地表明，考茨基当时的基本认识是:伯恩斯坦只是在“哲学”上修正马克思主义，而这无关紧要。促使考茨基从这种犹豫不决的立场中走出来的，是当时社会民主党内普列汉诺夫、卢森堡等左派人士日益强烈地要求批判伯恩斯坦的呼声，以及那些反动势力日益利用伯恩斯坦的理论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局面。

考茨基对伯恩斯坦理论的批评得不彻底与肤浅，主要表现在他只是从方法论上加以揭露，似乎伯恩斯坦之所以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主要失足于用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对头。考茨基非常重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他甚至这样说道:“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中，决定性的是方法，而不是结论。”⁽¹⁷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核心就是唯物史观。如果卡尔·考茨基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就是推崇唯物史观，而相应地如果批评伯恩斯坦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就是批判伯恩斯坦背叛唯物史观，那么在这里对考茨基就没有什么可指责的。问题在于，考茨基在这里所说的伯恩斯坦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不对头，主要不是指伯恩斯坦背叛了唯物史观，而主要是从一般的思想方法这个角度论述的。这里，仅以他对伯恩斯坦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批评为例加以说明。

我们知道，伯恩斯坦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否定。正如考茨基所指出的，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中宣称，由于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社会主义已经成为科学了，“伯恩斯坦却把推翻这一论断当做自己的任务”⁽¹⁸⁰⁾。在考茨基看来，伯恩斯坦推翻这一论断的主要手法就是曲解“科学”与“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也就是说，伯恩斯坦主要是由于对“科学”和“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在理解上发生了偏差，从而导致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否定。

考茨基指出，按照伯恩斯坦的说法，“科学仅仅是经过系统整理的知识”，“科学是建立在积累起来的知识之上的”。伯恩斯坦用这一标准衡量社会主义，就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并不符合科学，从而也并不成立。考茨基强调，伯恩斯坦的科学观念是“中国人对于科学的观念”，而欧洲人的科学观念认为科学不仅是“经过系统整理过的知识”，而且“有条理的研究同系统地概括研究成果一样，也是科学的一项职能”。研究要以从已知事物推论出未知事物为前提，即要以假说为前提，“假说恰恰是科学的最有价值的产品”⁽¹⁸¹⁾。考茨基认为，从伯恩斯坦的科学观，亦即中国人的科学观出发，“预言”显然并不是建立在已知的事实基础上，“预言的正确性只是在它应验的时候才得以证明”，而由于社会主义显然只是一种“预言”，从而社会主义并不符合科学;同样，从伯恩斯坦的科学观，亦即中国人的科学观出发，科学不能带有倾向性，不代表研究者与观察者的利益，而社会主义显然具有极大的倾向性，同研究者与观察者的利益密切相关，从而社会主义不可能是科学的。在考茨基看来，伯恩斯坦的问题就出在放弃了欧洲人的科学观念，而坚守中国人的科学观念，这样必然导致反对把科学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如果伯恩斯坦回到欧洲人的科学观念上来，就不会如此激烈地反对科学社会主义了。

考茨基认为，伯恩斯坦对“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误解，是只把它当做“彼岸”的东西。“伯恩斯坦不仅把原始的社会主义的这一空想的方面，也就是它关于一种今后应当实现的新的、新定的社会制度的计划，当做社会主义的唯一标志而加以强调，而且承认它是任何一种社会主义的标志，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唯一标志。”⁽¹⁸²⁾考茨基强调，伯恩斯坦在这里在思想方法上犯了一个错误，这就是看不到马克思在提出社会主义时是“处处立足于经验的”，“所推论出来的未知事物不是处于我们的经验的彼岸，而是从已知事物推论出来的”。⁽¹⁸³⁾由此出发，伯恩斯坦就无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功绩恰恰在于，它克服了早期社会主义的空想的方面”。把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混为一谈是伯恩斯坦思想方法上的一大缺陷。实际上只有空想社会主义才是属于“彼岸”世界，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则属于“此岸”世界。“对于空想社会主义者来说，社会主义的全部动力在于它的特殊建议的合宜性的优越性，也就是在于‘彼岸’，对科学社会主义者来说，却是在于资本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也就是在于此岸。”⁽¹⁸⁴⁾考茨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就在于它的此岸性，它“处处立足于经验”，它“所推论出来的未知事物不是处于我们的经验的彼岸，而是从已知事物推论出来的”。⁽¹⁸⁵⁾

伯恩斯坦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彼岸性”，而提出了自己的所谓属于此岸世界的社会主义，这就是伯恩斯坦把社会主义描述为“走向合作制的运动”。考茨基认为，伯恩斯坦在这里所描述的社会主义同样建立在错误的思想方法之上。他指出，伯恩斯坦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乍一看这是完全说得过去的”，但实际上它“涉及的是社会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不是它的本质”，它“太肤浅了”。他强调，“合作制始终只能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人们不是为了组织起来而组织起来的，伯恩斯坦在这里犯下了把手段与目的混为一谈的错误。离开了消除群众性贫困和解放无产阶级，以及以此相应地开辟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这一社会主义的目的，来谈论社会主义就成了一种无稽之谈。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手段与目的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考茨基认为，即使是在对于社会主义的必然性的认识方面，伯恩斯坦也由于在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而导致走向荒谬。伯恩斯坦强调“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是从剩余价值的事实中产生的”。伯恩斯坦把剩余价值与社会主义的联系“理解成似乎工人被剥削是从剩余价值的事实产生的，而社会主义道义上的必然性又从工人受剥削这一事实产生的”⁽¹⁸⁶⁾。考茨基强调，伯恩斯坦用以论证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观点，实际上是19世纪几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观点。马克思从来也没有想到要根据工人受剥削的事实直接地，或“按照伯恩斯坦绞尽脑汁想出来的那种方式间接地”，为社会主义或者哪怕只是为反对资本主义制造出一个“科学的根据”来。马克思的观点不是那么幼稚的。社会主义是由“通过剩余价值揭开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才成为科学的，才具有了必然性的。对于伯恩斯坦来说，工人提供剩余产品这一得到经验确认的事实也就足够了，但是这一事实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因此它不能揭示这一生产方式特有的发展和运动规律，而只有根据这些规律才能对人们正在走向的那种超越资本主义的生产的本质作出科学的解答。在考茨基看来，伯恩斯坦由于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根本无法把握剩余价值与社会主义之间真正的内在联系。“伯恩斯坦没有能力理解剩余价值理论对于社会主义理论的意义，这一点突出地表明他倒退到原始的空想主义观点有多么远。”⁽¹⁸⁷⁾

考茨基强调，伯恩斯坦对科学社会主义所进行的所有错误的批评的根源，就在于思想方法上出了问题，而正确的思想方法、正确的认识对于把握科学社会主义，是至关重要的。他说:“认识，认识，始终还是认识，这就是我们的任务。这样，我们愿意在任何方面都保持我们已经成为的那个样子: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徒。”⁽¹⁸⁸⁾

不可否认，考茨基侧重于从思想方法上批判伯恩斯坦，为人们正确地认识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理论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倍倍尔，甚至列宁曾对他的这一批评加以肯定也是正确的。但他的这种批评毕竟不是从阶级立场和基本观点入手的批评，从而不可避免地带有肤浅性和片面性。伯恩斯坦本人对其他人的批评耿耿于怀，而对来自考茨基的批评心存感激绝不是偶然的。正因为作为第二国际最有影响的理论家，对伯恩斯坦的批评是这样一种不彻底的批评，所以最后导致马克思主义在第二国际被全面地修正和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