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大革命到以城市为重点的政治文明建设方略

六、从政治大革命到以城市为重点的政治文明建设方略

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城市（特别是中小城市）在其间2000多年中所发挥的功能，主要是在政治上作为封建政权统治社会的治所与商品交换场所，在经济生活中一般难以发挥（手）工业生产的基地作用。其中许多古代城市的兴起，大多是因为军事攻防与行政统治的需要而建立，它们对于整个国家的兴衰与政治文明的发展状况，起着更为直接的作用（或者是保卫、促进，或者是阻碍、破坏）。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疯狂抢劫和殖民主义占领，许多大的中心城市变成了外国强盗吮吸中国人民血汗的据点，成为阻挡中国政治发展的反动堡垒。基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殊国情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推行“城市中心论”（实施大中城市的武装起义）的惨重教训，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发动各族人民通过革命战争夺取国家政权的过程中，并没有走“先城市，后农村”的道路，而是开辟了一条“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夺取全部国家政权的成功之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中，党和毛泽东同志虽然摒弃了“城市中心论”，但并没有否定城市在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事实上，我们党的城市工作（特别是在大中城市开展的地下工作，在解放区小城镇的各项建设工作，等等），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城市斗争与各项城市事业开创性的建设，提供了十分有益的经验。新中国成立之后，如何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农村与城市的关系问题，如何正确认识城市政治文明建设在整个社会主义文明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这是涉及共产党人执政兴国能力和国家能否长治久安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时代提出的一个崭新课题。它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是没有现成答案的，只能靠人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地艰苦探索，及时地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中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共产党的执政规律。这个工作做得认真不认真、做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也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人类解放事业的兴衰成败。从我国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对包括城市政治文明在内的整个城市工作进行的艰苦探索来看，其过程中既有成功的欢乐，也有失败的痛苦。深刻地反思这段历史曲折发展的经验教训，对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努力实践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认真抓好城市政治文明建设，促进全面建设和谐的小康社会，不但是必要的，而且十分迫切。下面仅从同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推进城市政治文明建设发展密切相关的三个问题，谈一谈笔者的浅见。

其一，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人必须树立全心全意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科学理念，才能从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上端正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方向。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依据对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情况的观察和研究，虽然提出了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就是消灭私有制的主张；但是，他们所指的社会主义是在生产力有了高度发展、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有了极大提高、资本主义制度这张外壳不得不爆炸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在这个新社会里，不但资产阶级的生存失去了物质基础、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也在急速地改变。掌握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只要通过科学的领导方法和适当的工作形式，就可以在不长的时期内，既迅速消灭残存的资产阶级（把他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又可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使一切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阶级）融入工人阶级队伍。因此，对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的判断，只能看作是一种价值性的判断，是一种历史性的应然；不能将此理解为现实性的实然，更不能以限时、限量的具体工作目标，去要求人们努力地实行。如果硬要将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作为一种目标性的工作实践，那就毋宁用当时列宁的一句名言即“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来表述，建议大家把心思和力气用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事业上。事实上，包括前苏联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既不是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和全民素质极大提高的基础上诞生的，也没有在建国之后认真地实践列宁关于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指示（其客观原因当然不排除帝国主义的封锁、干涉和武装侵略）。如果社会主义国家不建立发达的大工业，不牢固树立提高生产效率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念，只是一味地凭借美好的价值理想和革命热情，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制性手段去直接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那就无异于白日做梦。因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构想，不但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经济文化发展相当落后的中国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难以达到，就是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制度被消灭之后，恐怕短时期之内也难以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可是，我们在长达一二十多年的岁月中，就是一味地本着急于求成的天真幻想，试图从主观设想的纯粹又纯粹的“公有制模本”（包括经济模本、政治模本和思想模本）出发，运用革命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战略战术，依仗“农村包围城市”与土地改革式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依照“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式的大规模政治冲击，直接地强制性地去实施消灭阶级和消灭私有制度（其极端形式就是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其结果只能是把个好端端的国家搞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拨乱反正，科学地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政治路线与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坚决执行并丰富发展了“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和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措施，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20多年改革开放的辉煌成果表明，牢固树立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战略思想，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这才是抓住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根本，把稳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脉搏。在党的“十二大”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上，党的“十六大”前夕，江泽民同志又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及其建设问题。“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在进一步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战略构想，从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上要求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党的“十七大”又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这些文明建设相互支撑、相互促进，使我们的社会生活与环境、资源、人口的发展保持协调一致的关系。从人类文明的发展角度观察，社会主义的整体文明建设已经找到了“五根支柱”（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只要人们去正确认识和科学实践，在它的支撑下，不但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长治久安，而且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所成就的一切文明硕果，都将为开辟人类的崭新文明提供现实的经验和理论的支撑。

其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借鉴和吸收全人类包括政治文明在内的一切文明成果，在利用人类科学技术成果和以市场作为配置社会资源基本手段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在不失时机地建立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千万不要滞后了社会主义社会上层建筑尤其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千万不要丢失了人文精神的涵养，必须在国民中培养为社会主义社会结构制度化、绩优化服务的战略眼光。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发展证明，计划经济体制在革命和建设初期（也许还有往后的某种危机时期）起过重大作用，但不能僵化、永久化，更不能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来看待。市场和计划都只是实行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没有达到极高程度时，利用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这是人类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应对生存压力、促进社会进步的伟大成果，并没有所谓姓“资、”姓“社”的区别。因此，对以往适应某种特殊环境和条件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要尽快地实行改革，努力建立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个方面，我们经过20多年的努力，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与此同时，还必须彻底改革为适应计划经济体制而建立的政治、文化、科技、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体制。就城乡关系来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乡社会的二元结构及其管理体制，党和国家在农村所实施的各种方针、政策和措施，无一不是为强化这个二元结构体制服务的。其突出表现：一是人口管理上的城乡分离甚至从户籍制度与身份等级上将统一的中国公民，人为地划分成“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严格地禁止农村人口向城镇“盲流”。城镇人口虽然在身份上也有差别（诸如：干部和群众，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和集体单位所有制职工，以及政治上的所谓依靠对象、团结对象、打击对象等），但是，绝大多数城镇人口在各种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方面，都能享受到计划安排（国家财政投资）的好处（如就业、劳保与生活补贴等）。这种刚性的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的钳制，既挡住了城市向农村的辐射力，也挡住了农村对城市发展的推动力。二是农村行政管理上的“村社制度”。村社制度是适应自然经济的一种家族或狭小地方的管理制度，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和闭塞狭隘的特征。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把广大农村变成政府掌控之中为城镇人口生产粮食和其他副食品的基地，以及为工业化提供土地、劳动力和农业性的原材料生产基地，便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把一盘散沙的亿万农民组织成了“农业劳动大军”，其组织的实体形式就是“生产小组——合作社（其中又有初、高级之分）——人民公社（其存在期间，原高级社变成属下的生产大队，生产大队之下有小队即生产队）。人民公社为政社合一的组织，农村的党、政、军、民、农、工、商、学统统汇聚于其中，党、政、财、文大权统统由公社党委（书记）执掌。在如此系统而严密的组织下，广大农民类似于兵营中的士兵（农村本来就存在着由青壮年组成的招之即来、来之能战的民兵，相当重要的任务就是对已经被打倒了的地、富、反、坏、右以及其他坏人实施专政），不但没有在农村迁徙的自由，就是平时的生产、生活也要在本村本队“一切行动听指挥”。为了提供和积累工业化的资金，国家除了以农、林、牧、特等产业税的形式向农民收取高额税收之外，还用“卖余粮”以及工农产品交换的剪刀差形式，大量地赚取农民的血汗钱（民间禁止商品买卖）。这种体制与政策在组织化程度上，远远胜过了古代安土重迁的、以家族或地域关系为纽带的村社制度。由于它的长久实施，在社会主义的城乡关系上，既把农民弄得一贫如洗，农村凋敝不堪，农业原始落后；又严重地滞阻了城市化的历史进程。1958年以后的20年中，我国城市化率不但一直在15%左右徘徊，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还一度跌落到12.5%，且绝大多数城市基础设陈旧，物质供应紧张，产品匮乏，市场萧条。在上述观念指导和现实背景下，社会主义的城市政治文明怎么建设？

三是牢固树立“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的观念，把城市的文明建设和发展作为整个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龙头来抓。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以农立国”的思想理论和治国理政的方针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它既是一种宝贵的历史遗产，为创造辉煌的古代文明作出过重大贡献；又是当代中国迈向现代化的一个沉重包袱。这种包袱不仅在社会管理体制上残留着“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32]；而且在思想深处积淀的“小农意识”或“小生产意识”，总是有意无意地影响和制约了相当多的中国人对时代的敏感和对新生事物的接受。尽管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战略构想，并在建国后取得三年经济恢复工作伟大胜利的基础上，开始实施以城市为中心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但是，这个适应时代要求的战略措施被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淹没了，使包括城市政治文明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发生扭曲、变形，不但无法正常地进行城市文明建设，而且在往后的岁月中还接连不断地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其中之一就是：我们虽然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和社会管理方式上实现了“城乡分治”的措施，可是在政治任务与政治动员的机制上，却与“城乡合治”的古典体制惊人的一致，其时代的差别一是在内容上，用工业发展的产物——“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基层”，简单地代替了以往“行政权力”对社会的支配。二是在形式上，忠实地继承并发扬了革命时期大规模地动员群众的方法，接连不断地开展政治运动，等等。中国的城市虽然生活在人类已经普遍进入了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时期，可是管理体制上仍凸显出古典体制的基本特征。不论我们在主观上是否承认，客观事实是：城市的基本功能还是锁定在作为国家行政统治机关治所的方面，城市经济的巨大作用并没有放置到中心的、主导的位置上。另一个奇怪现象是：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先进事物”和政治运动，往往都兴起于农村而推向到城市，仍旧带有“农村包围城市”的浓厚特征。1958年农村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带来了城市的大跃进和城市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中的全国学大寨，城市也无例外地坚决消灭个体经营，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等。当时，甚至有人提出“要用先进的农村改造落后的城市”，搞什么“倒蹲点”（派贫下中农到城市有关单位和机关里蹲点）。上述这些违背时代要求的做法，当然不能完全归咎于传统文化中小生产之类落后意识的影响，恐怕还有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方式方法的“路径依赖”。总而言之，古代村社制度及其小农意识在社会主义现实生活中漫画式的再版，严重地影响和滞阻了当代中国城市化的进展和现代城市政治文明建设。

毛泽东同志说得好：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1979年在农村兴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们戏称为中国的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启开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大幕。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敏锐地抓住以“左”为特征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本质，及时地把这场“农村革命”引向城市，掀起了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改革。20多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城市的地位与作用在社会主义文明体系及其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重要，人们的“城市意识”也越来越强烈。党的“十五大”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纲领表述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我国现阶段的基本政治纲领，就是整个国家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它的确立，不仅为我国城市政治文明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而且也为我们正确地审视历史、科学地判断以往包括城市政治文明建设在内的整个社会文明的消长得失、兴衰成败，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有鉴如此，本书对我国城市政治文明的研究不过是一种拾遗补缺性质的，其重点放在既有内在逻辑联系、又在时空上联成一体的中国历史有关问题的考察上，希望通过历史的追踪，找到有关城市政治文明建设方面的一些有益经验，或者是深刻的甚至惨重的教训，提供给当代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努力实施城市政治文明建设工程的人们作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