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革命到社会整合

第一节　党的发展历程：从政治革命到社会整合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建党到现在经历了92年的历史。这段不短的历史展开了中国共产党经历的艰难历程：从政治革命到执掌政权，从执掌政权到社会整合。这个历史线索源自中国传统与世界现代化交叉的时刻，现代化的大潮从西方转借苏联的道路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深受资本帝国瓜分与殖民的现实间产生深刻的磨合和融化，产生了将一个西方的共产主义理想作为自己未来目标的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建立即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高度组织能力的集体，高度组织化的团队是党成功组建自己的军队和反抗国民党政府围剿与灭杀的保证。党在反抗和突破国民党政府的剿杀过程中不断壮大，并逐步夺得国家政权，建立自己的政府。以新中国成立为界，党在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之前经历了28年革命斗争的艰难历程，新政权建立之后的64年是党执掌国家政权、进行和平建设的充满挑战的时段，同时又是党希望统一整合国家资源、着手伟大社会实验的历史时期。在这个不短的历史时期中，党经过多次挫折，反复斗争终于走上了相对成熟的轨道。

政党的一般发展模型

美国学者彼得·梅尔（Peter Mair）按照政党、国家、市民社会三分法，分析了世界政党（主要是根据西方国家政党来研究）普遍的发展规律。这一模式的分析对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也有一定启发意义。梅尔发现，从19世纪中期到当前，政党基本上经历了四个阶段^[1]。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这个时期将政党看作一些追求公共利益的人组成的团体——或者也许是追求他们自己的私利。政党基本上是那些联合起来构成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人的委员会。这种政党可以称作是干部党或者核心成员党（parties of the cadre or caucus type，如图2－1所示）。

图2－1　干部党或者核心成员党

第二个阶段大致在20世纪早期到“二战”后，这一阶段出现的政党类型是群众党（mass parties）。这种政党的特征是有组织化成员和正式的机构和组织会议。旧的干部党依靠的是干部的质量，而新的群众党依靠的是群众的数量。群众党与普选是基本同时的。在这种党的体制下，国家和社会是分离的，党在其中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但是党即是通过庇护任命以及重要职位的占有而渗透到国家中，仍然扎根在市民社会之中（如图2－2所示）。

图2－2　连接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群众党

第三个阶段处在“二战”以后，其时出现的是全容性政党（catchall parties）。这种政党不会将成员紧闭在组织内部，党员变得非常独立，它基于政策一致而不是社会认同来选择成员。强调动员和固定选民的保持。意识形态的影响逐渐变小。各种电讯手段成为党的宣传工具，使得党可以直接对选民发挥影响。

第四个阶段大概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今，政党表现为经济人政党（broker parties）。党很少代表市民社会而是活动和渗透在国家中，政府中的党基本上是一个两面人的角色（如图2－3所示）。

图2－3　作为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中介的经济人政党

梅尔的政党发展分类方法是建立在政党选举制度的基础上的，它是西方政治话语中的特定使用方法。西方政党的制度前提和中国共产党的前提完全不同，中国共产党不是选举型政党，而是在特殊的历史时间，由一批具有新型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精英组合而成的革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不是通过选举来获取现在的国家政权，而是在构建自己军队的基础上，经过艰苦的革命战争并获取胜利，来夺取国家政权。所以以上基于西方社会历史经验的国家、市民社会、政党的三分法是不适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中国共产党没有经历过以上所列举的四个阶段。

不过，虽然以上方法的前提不适合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但这种方法的部分技术是可以应用的，例如党的构成、党的特征变化等。一些概念也是可以运用到分析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生成过程中。运用这些概念，我们也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在产生初期基本类似于干部党，干部党建立后通过舆论宣传和组织扩展而发展成群众党，当然也是革命型政党。之后的过程就不同于西方政党的逻辑，而是沿着执政党到党的政治整合的路线发展。所以，中国共产党大致经历了“革命型政党（干部党、群众党）、执政党、整合国家与社会的政党”的过程。如果也按照社会、国家、党三者的关系来分析党的政治整合的特征，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是居于国家核心，而国家又是高居在社会之上，三者的关系可以用图2－4表示。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从政治革命到社会整合

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年轻的革命型政党发展成为居于国家与社会之上的整合型的政党是有着自身的历史逻辑的。正如刘少奇在《论党》中所说。

图2－4　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整合

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工人运动的基础上，在中国人民大众力争解放的基础上，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民族压迫的革命斗争中，在反对本国封建主义对于中国人民大众压迫的革命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是在向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大众的一切敌人进行革命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我们党的历史，乃是中国工人阶级团结与领导中国人民大众向压迫中国民族的外国帝国主义、向压迫人民大众的国内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和暗害者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2]。

刘少奇的这段话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史逻辑，即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代表中国工人阶级组织革命、推翻国内外压迫的政治组织。这一逻辑很早就明确了党的历史目标和地位，也预示了党从政治革命到社会整合的发展道路。1921年，13个相信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在上海组织成立了中国共产党^[3]。这个时候的党还是刚刚起步，仅仅代表全国57个党员。但是这是一个由一批富于理想的革命者组成的新型团体。革命者中的一部分人后来都成为党的历史上特别重要的人物，如毛泽东、张国焘、董必武等。这个时期的党组织是一个标准的“干部党”。核心成员构建了一个具有宏伟纲领的政治组织，并且制订了组织与工作的方针、策略，开始着手党的组织扩展和革命斗争工作。作为一个年轻的“干部党”，它不是一个狭隘的只关心小团体利益的社会团体，而是抱有宏大的政治理想的革命组织，它的理想预示了它的组织规模、革命方式以及社会构想，预示了党将来会整合国家民族的力量来实现民族复兴与国家富强的目标。

按照党的一大确定的目标，党开始了艰难的革命斗争。党首先确立了一套组织原则，然后将党的核心成员派到各个地方开展党的组织和斗争工作。这些核心成员在各个地方建立党的支部，不断进行宣传与组织工作，吸引许多工人、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加入，在全国铺设了一个党的组织网络，成为一个庞大的组织机器。这些党的核心成员和党员一起在各个地方组织工会、组织农民运动，并在大城市进行武装起义，掀起了一次次革命高潮。经过革命斗争的洗礼，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它的人数到1927年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就已经从四大时期的950人增加到57　900多人。党员人数的变化表明党的规模已经从“干部党”转变为“群众党”。群众党的另一个特征是高度组织化的党员，数量巨大的党员按照特殊的组织原则牢固地组织在党的体系中^[4]。这是党的活力与战斗力的保证。群众党是党的革命历程的必经之旅。如果不深入群众并在群众中扩大组织，党的力量基础就不牢固，就难以实现自身的目标。党要实现自己的领导，就要依靠自己的权威来号召、吸引和带动广大群众。党对群众的领导只有通过直接的方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直接影响群众，并为群众自觉接受和直接执行；党的组织直接在群众中活动，直接动员、组织和带领群众进行革命斗争。这种方式有效地实现了党对群众的领导，胜利地完成了夺取政权的革命任务^[5]。

以领导群众来夺取革命胜利和政治权力的群众党既是党成熟壮大的结果又是党继续革命的前提。群众党作为党的一个标志性特征一直是其重要的形态。即使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群众党也仍然是其主要的形式与特征，是党整合国家、改造社会的组织工具。对于党的群众性及其他特征，刘少奇在1945年的《论党》中曾有过相当精彩的概括。

我们党现在已经是这样一个党：第一，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党，是一个全国人民集中仰望的党……第二，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在长期革命战争中锻炼过来，并已完全熟练了领导革命战争艺术的党……第三，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领导着敌后九千五百万人民建立了强大革命根据地的党……第四，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克服各种错误思想，经过整风，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空前团结和统一的党……第五，这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6]。

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执政党的舞台。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面对的主要任务不再是推翻旧的统治集团，而是如何确立自己的统治，这是两种相反的权力运动。而确立统治大致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一党独大、利用强大政治权力强行建立；另一种是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建立。但是中国共产党并不是在其中选一，而是将两者结合起来采用折中方式。即一方面要确立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地位，这是符合战争胜利者的利益要求的；另一方面要保证新国家的民主水平，所以必须选聘非党人士参加政府的管理工作，并且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选举国家和政府的领导机构。用中国共产党的话来说，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最初的政府民主化程度相对较高，非共产党人士在政府的比例比较大，吸收了很多民族精英参与新国家的建设。新中国建立初期，非共产党在中央政府的席位占据很大的比例，权力也很大。政务院总人数21人，党外人士11人，政务院四个委员会中，主任、副主任共16人，党外人士8人，其中主任2人，副主任6人。政务院各30个部门中，党外人士担任主要领导的有13个单位^[7]。民主化程度高的政府固然提高了国家的代表性和技术水平，但是也给中国共产党推行自己的社会试验计划带来了不畅。许多民主人士并不完全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理想和计划，所以在国家建设中并不完全支持，并提出了很多批评意见。反右运动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人将民主党派的批评看成民主党派不支持甚至反对党的领导而错误发起的^[8]。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开始集中权力，一步步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手中的权力收回，逐渐建立了一个基本上以中国共产党为主要成员的政府组织。

中国共产党稳定了政治权力以后，开始逐步推行其战争时代制订的革命纲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首先是对中国的工业、农业、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按照一般的说法，1956年三大改造胜利完成，中国开始从新民主主义时期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在向社会主义前进。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次大改造中成功地走向了国家和社会整合的道路。党的政治整合与执政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不单单是执掌政权，而且还掌控着国家与社会，党依靠自己建立的庞大官僚组织体系积极渗透到国家与社会之中，党对国家与社会有着高度的控制能力，正如有学者说的“政党组织国家化”了。

中国共产党自成为执政党直至1956年底，比较好地处理了这些关系。党通过组织和党员的活动使党的政策主张变成国家的法律与法令；党通过政府进行社会资源的动员与管理；党的主要精力用于调查了解民情、民意并特别注意解决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然而1957年以后，特别是在“大跃进”狂热浪潮的冲击下，党综合表达社会利益的方式、党对社会价值的分配，特别是党与政府关系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党成为直接管理社会经济工作，直接制定规范社会行为法规、条例的行政、事务性组织；党的活动成为不受任何限制、没有任何制约、凌驾于一切法律之上的“自主活动”；党的组织机构成为直接发号施令、取代政府机关成为直接管理社会经济组织和活动的强制性的职能机构，由此使共产党组织国家化^[9]。

薄一波记述了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建立的过程，这一点也反映了党和国家控制社会资源，统一安排经济工作与社会生活的情况。这只是其中一个案例，除了粮食统购统销，稍后，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全盘建立，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统合国家、试验伟大社会计划的最典型历史^[10]。三大改造以后，“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开放时期的各种政策运动无不是在党的组织整合下推行的，党的政策通过自己的组织体系和它控制的国家体系绝大多数得到了及时、有效地推行，不断地完善党的社会实验计划和宏伟纲领。

对前改革时代党的政治整合有一个比较形象的概括：“一元化领导”。一元化领导意味着国家生活一切领域中的活动和事务，不分巨细都由党委一揽子管理；所有国家机关、经济实体、社会组织和群众团体都从属于党委及其机关^[11]。一元化领导的现实表现就是党政不分，权力过于集中，把本来属于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经济组织和社会团体的权力，集中到各级党委，各级党委又集中到几个书记，甚至是第一书记手中。这样，一元化领导很容易造成一种高度集权的体制，造成党对政府的高度整合与统一，政府被融合在党的科层体制中，失去其应有的主动地位。

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央高度集中的权力体制进行了改革。不过，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确立的庞大而细密的组织结构与组织行为方式并没有完全改变，它一直发挥着高效能，帮助中国共产党适应时代、调整政策，布局更现实、更伟大的社会计划。当然，这一时期党的领导经历了一些波折，党的领导方式也发生过一些变化。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党政分工的改革措施，将党的一元化领导变革为党政职能分开，党不再直接干预政府的行政工作，党主要负责重大事项的决策和干部工作。这种改革迅速地推广开来，使党的政治整合方式从“一元化领导”转变为“分离式领导”^[12]。所谓分离式领导就是无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的第一把手不再兼任同级政权机关的第一负责人，党内某些部门的负责人也不再兼任对应的行政部门的负责人。政府机关内的党组也被撤销了，党委及其机关只能在国家机关之外对他们进行领导，对其内部权力的运作已失去控制。分离式领导无疑弱化了党对政府的整合能力。

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党开始反思分离式领导的失误，在其后召开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试图扭转放松思想工作、削弱党的领导的局面。8月28日，党中央发布了一个重要的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指出了党的建设中存在的一些模糊看法和错误认识，并强调了继续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其后，党和科层制政府的关系又出现了一定的回归，首先是党组的恢复，党组的恢复是党重新进入官僚机构的重要变化，重大事项和重大认识必须通过在党组会议上决定通过，强化了党对科层制政府的领导。不仅如此，到了1992年很多地方又出现了将“党政一体化”的观点和行为。可以说经过20世纪80年代末期，党和科层制政府关系出现了大的波动，但是很快又恢复到早期的状态，党继续保持对科层制政府的领导，科层制政府也继续发挥行政管理中的重大作用。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社会经济大发展的时期，国民经济增长迅速，国家综合实力也大幅提升。面对这种情况，党并没有停滞不前，而是在不断地调整自身的战略和结构，以达到适应环境变化，继续维护对国家的领导地位。进入21世纪，党的建设工作继续得到重视，2002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再次提出执政党建设的问题^[13]。这说明党希望改变其对国家的领导中存在的过度整合现象，逐渐向合理合法、职能明确、行为规范的执政党的方向变革，以此来确立党的法律地位，改善党与国家的关系，巩固党的领导。李强在分析党的转型问题时说：全能主义政党应该向执政党转变。全能主义政党与执政党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融合于全能主义社会每一个细胞的政党，后者是在国家职能与社会职能分离之后掌握政权的政党。两者在活动范围、组织原则等方面有相当明显的差别^[14]。

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的简要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党的革命历史给党留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记。革命党的价值原则赋予了党强大的革命动力和斗争精神，党希望通过艰苦的斗争改变国家现状。党的价值原则促使革命党利用暴力武器建立新的政权，所以这种方式也在党的执政中留有残余。党面对政治斗争和政策分歧，不是诉诸法律，而是继续沿用革命时代的组织运动和阶级斗争方式来处理，导致国家建设中的失误。李锐在评价毛泽东的“左”的错误思想的时候指出，毛泽东“把战争年代的经验神圣化、绝对化，完全不顾实际情况，不顾条件的变化，到处照搬照用，必然在现实生活中碰壁”^[15]。党在革命中把自己放在全体民族利益的追求者和保护者的地位，在执掌政权中自然强化了这一逻辑思维，制定的规划和政策都是全国一盘棋的统一战略，调用全国的资源来实现伟大目标。所以，在执政后不久的时间里，党实际上变成了渗透到国家和社会中、整合全国资源实现党的理想的组织^[16]。可以说，从革命时期到和平时期，党的历史正是一个从追求民族国家的统一到整合社会资源建设伟大国家的现实的转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