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同质到分化：社会整合基础的演变

第一节　从同质到分化：社会整合基础的演变

一、同质性社会及其特点

以整合视角分析统一战线，就会涉及社会整合基础的变化问题。在此，从同质性社会入手分析统一战线整合基础的变化。

同质性社会特指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整合基础。这一时期，国家政权在社会整合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全国开展了以政治运动为主的动员和改造。在全能政治的调控下，经济社会文化基础被彻底改造和整合。在经济领域，中央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控制将分散的资本主义经济整合到国家统一调控下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掌握了所有重要资源的配置和分配，基本实现了对农村和城市的经济控制，并在全国范围内成功地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全国上下形成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在政治领域，党政权力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深入分布到基层单位，使国家具有了很高的权威性和社会控制力；在思想文化领域，社会主义一元化的意识形态被建构并散布于社会的各个方面，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念被普遍接受。社会成员思想统一，行动一致，社会呈现出超稳定状态。社会、经济、文化以国家意志为主而呈现出同质化特性，社会达到了相当高的一体化整合水平。

同质性社会最突出的表现是社会结构单一，“单位”成为社会整合和调控的基本组织基础，连接着国家、社会和个人。在单位管理体制中，单位既是国家政策的最终落实者，又是整个政治体系的支撑者和资源的最终分配者，单位由此具备了一定的政治统治功能和社会资源分配功能，成为国家组织、调控、整合社会的基本单元。“单位是人们首先效忠的对象，权威也从它们发出。”^[1]广泛建立的单位体制改变了新中国成立以前分散零乱的格局，创造了在一个超大社会进行有效治理的范例，实现了对社会的全面控制。

同质性社会的另一特征是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高度重合。政治、经济、社会的高度重合，是自上而下开展政治运动的结果。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彻底改造了传统社会由国家、民间精英和乡土社会三位一体的社会结构。在政治运动的调控下，行政区划分割了整个社会，社会组织结构呈现蜂窝式状态。所有经济生产单位均实行由国家调控的计划经济，社会不存在一个专门履行政治事务或进行政治领导的专业机构，也不存在任何专门私人性的经济组织单位和政治活动领域，整个社会政治化、国家化，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高度重合，至使整个社会“不存在功能的分殊，仅仅存在地域的分殊”^[2]。

因此，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社会整合更多是从政治的角度、以革命运动方式进行的，因此呈现出高度的同质性。对于新生的中国政权而言，这种整合机制无疑是最为有效的方式。它把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从基层到高层全面地动员组织起来，使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政权在较短的时间内较为有效地实现了对社会的组织和整合，形成了集权性的现代政治管理模式。正如邹谠所总结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不深入各阶层各领域，中国就不能在短短二十多年改变了数千年以来的民众参与政治的格式，今天也不会有建设社会主义高度民主的基础”^[3]。

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如果仅仅靠自上而下的、强制的行政力量，任何国家都难以实现长期的、稳定的社会整合。新中国成立后的这种整合形式并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法理性和制度性，因此，在完成控制整合的同时，又不免造成了国家伦理的丧失、规范结构的失范，以及对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和一致性的认同差异和认同危机，而且这种整合形式只能维系政治共同体的外在统一，而无法实现作为“共同体”应有之义的内在凝聚和有机团结。

二、同质性社会的整合：机械团结

同质性社会，由于政治权威在所有生活领域都是最高权威，整个社会体系以政治为中心，社会的各个领域也以政治为中心，并围绕着它转动。因此，统一战线也以政治为活动中心。为巩固新生的政权，执政党发动了“三反”“五反”、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等社会主义运动，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的人民政协向社会各界特别是民主党派、华侨人士宣传、解释党的改造政策及其意义，组织动员民主党派参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运动中，积极反映意见、消除疑虑，并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同时，对民主人士进行马列主义思想教育，推动民主人士的学习和自我改造，开展统战领域内的思想改造，提高了统战对象对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的认识，并推动了有关改造的共识形成，协助、配合政府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保持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政治秩序，在政治团结的基础上促进了社会整合。通过改造，大部分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接受了执政党提出的赎买政策，私有制的工商业最终成功转型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

与此同时进行的是文化领域内的改造和转型。执政党重点通过社会主义劳动，改造知识分子的价值观，要求从传统社会过渡而来的旧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是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亲临生产基层，参加实际工作，“模仿传统认为是在他们之下的那些人们的生活方式”^[4]，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取向的价值观。

在同质化的体制下，个人和社会通过单位被组织起来，政党网络也随着单位而加以延伸，形成了以单位体系为组织基础的统战体系。从中央到省级的人民政协组织、各民主党派组织，作为统一战线组织体系的一部分，与其他单位体系一起结成了一个严密的组织管理网络，整个统一战线工作以政治领域为主开展活动，强调统战成员的阶级属性。尽管在1954年社会主义改造后期，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曾对人民政协统一战线组织的任务提出过“协商”、“提意见”等任务，但由于统战思维强调对抗性的矛盾，以控制为主，“协商”和“提意见”就成为象征性的职能。因此，作为执政党进行社会改造的功能性单位，统一战线各级组织承担了社会控制的部分职能，把各种异质性的因素强制纳入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协助执政党达到社会控制的一元化。这一时期的统一战线，尽管团结一直是其主题之一，但由于倾向于以斗争求团结，采用强制性的权力方式、“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刚性工作模式，区分敌、我、友，以控制整合社会的异质性因素，因此，社会整合方式呈现出强烈的机械团结模式。“机械团结”，是指涂尔干所论述的缺少个人自主性的、“集体意识”高度统一或相似所达至的整合状态，是“机械”本身在语义上所包含的那种意义:人在社会中被动地由外力所驱使、起齿轮和螺丝钉一样的作用。由于政治、经济、社会混为一体，集体意识渗透到整个社会，社会呈现出强烈的集体归属感，任何对集体认同的偏离都将受到惩罚。个人意识无法张扬，个人活动都被置于社会监督之中，个人的自主性容易引起政治争议。慎思、回避政治争议一度造成了统战领域内的政治冷漠、政治消极态度。反右斗争的扩大化破坏了曾于1956年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良好开端，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逐渐“边缘化”，退出国家政治生活，其建设性的作用被破坏殆尽。“双百”方针后民主党派的表现就能足以说明问题。“双百”方针中，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直率的批评，知识分子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在建国后终于达到了一个高峰。然而，“自由化”辩论导致了政治上的逆转，并最终抛弃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国家发展方针^[5]。在经历了反右斗争中新一轮的思想改造后，党外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跌入低谷期。这个时候的民主党派，作为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作用日渐削弱，作为自我改造、自我教育工具的作用日益加强。尽管在1961年至1962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执政党对民主党派的性质有过理性认识，对统一战线的政策有所调整，但党外知识分子“对执政党和国家治理工作中存在的失误不再进行直率的批评，就连直接关系其自身境遇的知识分子问题也保持沉默”^[6]。在这个复苏时期唱主角的或思想比较活跃的主要是建国后几乎没有遭受过批判的共产党员（或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7]，在改造中受到打击的党外知识分子，由于心有余悸，他们对党的“脱帽加冕”政策处于观望和观察层面。所以，此“整合”带有强烈的社会政治控制色彩，协商与沟通不再是这个时期的统一战线的特色，社会团结成为一种规划的团结。

在同质性社会，一切社会问题都以政治视角看待，各行各业的工作和职能以完成政治任务为重点，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通常诉诸政治方式，带有强烈的阶级斗争倾向。对社会关系的协调、对社会矛盾的处理，不论是政治领域的，还是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的，都局限于单一的控制方式去解决。这种整合在社会主义初期，其效应是明显的，它全面清洗了社会利益集团，建立了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所有制，在一段时期内激发了社会成员的生产积极性，动员了全社会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弥补了传统社会因为社会力量分散无法组织集体行动的弊端，大大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实现了社会一体化水平。“它建立了统一的秩序，却使社会逐渐丧失了活力，使个人在近代赢得的虽非普遍却已成为生活类型的自由失去了发挥的社会空间。从涂尔干的社会团结类型演化的理论来看，它是在传统的机械团结向现代的有机团结演化的困难中把社会引入了另一种机械团结。”^[8]到了后期，当国内矛盾不再是阶级矛盾时，仍然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显然不利于社会的有机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