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水井到河浜

水井作为滨海平原的先民利用淡水资源的早期证据，在许多新石器晚期的遗址中均有发现，如吴江澄湖，常熟东圹墅，昆山太史淀，吴江大三瑾、梅埝、九里湖，无锡南方泉，武进雪埝，江阴璜塘降，嘉兴雀幕桥，嘉善新港，湖州花城，良渚庙前等遗址。水井的普遍利用应当有漫长的历史，因为直至唐五代时期太湖平原才形成完善的塘浦圩田水利系统^[4]，以人工化河渠为表征的淡水利用方式和沼泽改造方式才稳定下来。在纵浦横塘密集分布的地面上，由太湖东排入海的淡水成为聚落的主要水源，村宅依河浜而建，河流通往田间地头，饮水和种植用水均十分方便，至此后人所谓典型的江南水乡景观才逐渐完备^[5]。可以尝试对太湖平原开发早期的聚落环境作出如下描述：低湿的沼泽地面尚未被渠道化，地表水呈漫流状态，高爽地面难觅，又常常受到来自海洋的咸潮入侵，作物种植困难……这时开挖水井采用地下水以供生活饮用或部分灌溉，可以说是定居生活的基本保障。

水井对于滨海聚落的重要性一直是显著的，这可从不同历史时期聚落的考古发现得到证明。例如，1975年浦东川沙县严桥公社在兴修水利时开挖南张家洪河道，发现了一处唐至宋代的村落遗址，聚落中就有两座砖砌的宋代水井。而严桥一带在唐宋时期恰好处于海岸带上^[6]。1994年在奉贤冯桥发现一座宋代水井，位于元大德海塘遗迹之北约400米，在清康熙年筑的“外土塘”之南150米^[7]。类似证据均可说明在滨海聚落发生的早期，获取淡水是何等的重要，水井对于滨海聚落文明的延续，居于何等重要的位置。

历史上太湖平原的前缘地带无疑在不断地经历着滨海内陆化的过程，在滨海一带的河道水系尚未形成之前，水井是获取淡水的重要来源，当然，在地表开挖池塘以储蓄雨水，也是一种有效的办法。但随着地表淡水循环系统的形成，例如河道与沟渠的构建，农田水利体系的完善，聚落的生活环境得到改善，这时水井的价值则趋于降低甚至丧失。今天我们从古代文献记载中所见到的有关水井的记载，大多是聚落发育成熟之后的记录。从中可以看到，水井一般不再具有提供日常生活饮用水的功能，淡水来源由日益完善的河浜塘浦来提供。后来的水井逐渐被赋予日常供水以外的公益、道义甚至是风水的意义。水井大多建于桥头、寺庙等公共空间，供路人稍作休憩或解渴之用。也有不少记载讲到大户人家在宅中开挖较深的水井，用井水烹茶待客更显尊客之道。这样的井水以甘甜清冽为上，水质上佳的井一般被记入方志等地方文献，而且日久被附会以各种传说。至于其实用价值，至多是在气候干旱、河水不足时满足灌溉、饮用等应急之需。

略举几例以证之。民国时嘉定望仙桥一带仍然流传着宋人杨则之的传说，言其故宅在杨店角，庭中有井，为早年所凿，后以石板罩之。其子孙相戒不敢开启，因为一旦打开，则其家必有奇祸^[8] 。此处的杨家水井被赋予一种灵异的性质，与家族的吉凶祸福联系起来，早已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饮用水源。嘉定县钱门塘乡郭泽塘之南岸，原有井，井上建亭，颇为宏敞，供人们来往休憩之用。此井隶属于永宁庵庙产，具有公益慈善的性质，可惜在清末已失修废弃^[9] 。在民国宝山县的月浦镇，有井曰佛耳泉，在净信寺前，传说因宋僧名道嵩者凿井时得髹木佛耳而得名。井成后每逢大旱，人争往汲，井水不枯^[10] 。此井供人们应急之用，对开凿它的寺庙方而言，可谓一种济世功德。宝山县罗店镇东市梢，有东岳行宫，其东南隅有井泉，甚甘冽，虽大旱不涸。乾隆三十五年里人曾出资对其重修^[11] 。也可见，水井作为传统聚落的一种公益载体，也容易得到人们的共同维护。

有些井水因味道甘冽，适合茶饮，因而远近闻名。清代上海县法华镇翠竹庵外有古井，甘泉清冽，汲而不穷。时人屡有诗篇颂之：“偶来松下汲，石井云深处。湛然无盈亏，甘芳自相注。”又有诗曰：“迢迢行役人，还憩石井头。石井有余味，豁人尘外眸。”^[12]

有些井则成为美好生活和希冀的载体、促人行善的精神源泉，附于其上的民间传说和故事长久流传，发人深省。据清《二十六保志》记，雍正、乾隆间，上海县漕河泾西镇有孙姓者，开酒店为生。一日，宅中之井吊起三足蟾一只，供于钵内。翌晨，不知其去，未几则井中产酒。遇异人来，指曰：“尔家酒越贱越好。”孙某从其言，而酒更佳，味更美。越一年，又遇异人，曰：“尔家只有无糟酒，惜乎无得糟来卖。”话罢而不知其往。翌晨，“井中酒绝，仍是泉水耳”^[13] 。这一传说似乎提示人们要珍惜得来之福，再好的运气也有转换的时候。又据清金山县《寒圩志》记载，慧摄庵有八角井，井旁王西桥宅某富家有病人，其仆妇向井汲水，忽见一丐坐井上，曰：“汝家主病我能医，勿当面错过。”“丐入室，将身上蒲包抽一二茎，命煎汤饮之，煎时异香满室。即令侍者与病人穿衣履，扶坐床上，怀中出一线，令病者捻住，丐放线大门外引之，翁随起随走，如无病焉，出门外。丐走井边，线忽脱手，随觅丐，已不知所之矣。由是病遂愈，因呼之为仙井。”^[14]

因江南水井负载着伦理和道义精神，被呼为“义井”者比比皆是。历代都有文人雅士为“义井”书写诗篇，使水井所承载的声教内涵得以彰显和流传，可以说已成为江南水乡乡土文化的一个特点。例如，在清代金山枫泾镇，传说有当地人顾文昺垦地得钱，以之浚湮井，并筑亭其上。咸丰庚申毁于兵，光绪乙丑，其孙念奎募资重建。后有周寅赋诗曰：“清风义井古衢侧，泉脉源源来不息。居人缓汲行人先，丹室仙人方煮石。”又王晋为之诗曰：“井之亭兮大如斗，井之泉兮甘如酒。”再胡晟诗曰：“得泉不作寻常用，古井重教一鉴开。结固清风亭更好，泉声时逐义声来。”^[15]

虽然水井的实用价值的确在长江三角洲前缘的不断内陆化过程中逐渐降低，但也并非完全丧失，在非常态的气候情况下，或者河道暂时不敷使用的情况下，水井仍然有提供饮用水和生活用水的价值。例如在大旱之年，潮汐流量减小，高乡河道得不到水量补充时，水井便可解一时之需。尤其是高乡聚落在形成初期，若暂时没有能力开挖小河道将大河之水引入屋宅旁边，先打一口水井也是权宜之计。另外，井水冬暖夏凉，也使人们在寒冷季节洗衣具有舒适感。甚至在城市化初期，河道水质因阻断不流而水体变质但自来水又暂未接通之时，在街区里弄开挖浅井以供居民饮水日用，也成为一时权宜之计。

至于历史时期的水井在高、低乡分布和功能的差异、对河道补充关系的不同，乃至所承载道义内涵的不同，还需要更多史料来论述，本书也只能留待下一步研究。不过综合来看，在太湖平原聚落发育和扩展的过程中，水井对于人们的定居生活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滨海内陆化程度的加深，水井的实用功能被河道所取代，进而其精神价值上升，逐渐演变成声教道义之文化载体。这种从实用性到文化的转换，从社会心态的角度来看，可能与早期滨海环境下水井在人们生存中的基础地位紧密相关，是早期生计记忆的一种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