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茵报》的经历使得马克思和青年黑格尔派一样抛弃自由主义并开始批判黑格尔哲学，因为黑格尔的法哲学代表着对普鲁士国家的辩护。对马克思来说，就像他当时从浪漫主义转向黑格尔主义一样，这次是坚决地从黑格尔主义转向激进民主主义，其理论上的表现就是对黑格尔哲学的首次批判。早在《德意志年鉴》中马克思就预告要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批判，但是现在保留下来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观点已经不同于之前计划要写的著作。如果说一年前马克思还是想“揭露黑格尔在法、特别是君主立宪政体方面的反动政治学说同他的辩证世界观之间的矛盾”[1]的话，现在有了费尔巴哈、卢格对黑格尔哲学的先行批判[2]，加上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的两个月以惊人的速度集中研究了英、法、德的历史，以及马基雅维利、孟德斯鸠和卢梭的政治理论，使得他在激进政治时期的批判区别于当时的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各种改良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思潮。
马克思当时和青年黑格尔派一样日益察觉到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本质，他们都认识到走改革国家这条道路是行不通的，关键是要进行社会变革。但是进行社会改革的具体方式却并不是统一的，存在着如下的方式:费尔巴哈虽然为青年黑格尔派指明了一条道路，却日益远离政治，并且他的抽象的人道主义并不能真正触动现实;鲍威尔把对宗教的批判落实为更为抽象的自我意识的批判，而日益演变为聪明的哲学家所具有的意识和愚蠢的群众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赫斯接受了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并发展为无政府主义的感伤的社会主义。此外还有随着德国经济的发展所导致的阶级对立而形成的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如以蒲鲁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的改良社会主义、布朗基和卡贝的共产主义等。在这个背景下，恩格斯通过赫斯的社会主义并通过自身在英国的经历而率先转向了共产主义。马克思面对以上思潮，首先对自己原有的观点进行批判，但对于流行的共产主义思潮，他认为并没有解决自己当时的困惑，正如他给卢格的信中所说的:“虽然对于‘从何处来’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对于‘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却很模糊。不仅在各种改革家中普遍出现混乱，而且他们每一个人都不得不承认他对未来应该怎样则没有正确的看法。”[3]
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时期以及《德法年鉴》时期主要是对自己原有观点的重新审视，其立场是激进的民主主义。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他重新认定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论证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并特别的在下篇论述了代表着犹太精神的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吞噬，暗示了从政治批判向对市民社会的解剖的转变。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回顾了这一思想发展历程:“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4]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了对德国的现实进行批判的意义，并提出了无产阶级和哲学的联盟作为解放的途径。同时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还有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被马克思称之为“天才大纲”。如上所述，恩格斯通过赫斯接受了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并经过自己在英国的实际经历，对政治经济学首先进行了批判而直接转到共产主义的立场上，这为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研究提供了思路。
马克思在1843年区分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并把后者作为奋斗目标。但是1843年的马克思还认为政治是批判的全部领域，然而事实上，仅有政治批判也就是说只有针对国家的批判是不够的，因为国家事实上是为市民社会所决定的，而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必须转入政治经济学批判。《1844年手稿》的哲学人类学思想则是马克思在这个背景下从政治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成果。但是1844年马克思在计划写作这部著作时其实还是打算以《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标题的[5]，不过我们并没有看到1844年关于政治批判的手稿，也许是马克思当时认为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必须要首先提上日程而暂时搁置了政治批判。但是不管怎么样，1843年的政治批判虽然批判了资产阶级国家，提出了人类解放，但是还没有解决人类解放的道路问题，而这个1843年所遗留下的问题到了1844年才得到初步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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