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到政治

上海纱厂工人罢工以1919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1919年之前，工人多因工头虐待工人、物价上涨、克扣工资等经济原因举行小规模罢工，缺乏坚强有力的领导和组织，斗争基本上是自发的和孤立的。^[28]真正使上海纺织工人由单纯的经济斗争转向反帝反殖的政治斗争转化的是震惊中外的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上海发生的六五罢工。

六五罢工由内外棉第五厂工人在1919年6月5日上午11点30分首先发动，内外棉第三、四、七、八厂和小沙渡、曹家渡一带纱厂工人1.5万人先后参加游行，迫使北洋政府罢免了相关官员并释放被捕学生。上海的中资纱厂资本家由于受到日资纱厂的优势竞争，故对罢工也极表赞同。六五罢工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特点，即这是一次纯粹的政治罢工。自始至终罢工工人没有提出任何经济要求。当然，这次罢工从日资纱厂开始也绝非偶然，因工人平日受到日本监工的粗暴凌辱、待遇苛刻，加上此次日本对中国山东的侵略，更使他们将自身痛苦与国家民族兴亡相联系，罢工就成为他们表达支持五四运动的直接行动。^[29]在这次罢工中各行各业、各帮各派的工人首次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克服了地方或帮派意识，在反帝爱国的旗帜下一致行动，显示了巨大的阶级联合的威力。

而最能代表上海工人罢工威力的则是1925年发生的二月罢工与五卅运动^[30]。二月罢工的起因是内外棉企图在第八厂开除40多名男工而代之以更容易管理也更少花费的女工和童工。在罢工中由于工人与共产党的联系，共有21家日资纱厂的3.5万人参加，使近60万枚纱锭停止运转20多天，这一联合行动在日资纱厂的日本管理人员中引起震惊。最后在上海总商会的调解下，日资纱厂接受了没有正当理由不得解雇男工的要求。五卅运动则是由于内外棉纱厂大班川村打死中国工人顾正红^[31]引发3000名中国学生游行，当他们走到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时，由英国人率领的租界警察开枪打死10名、打伤50多名示威者。由此揭开了后来称为五卅运动的一系列反帝罢工和抵制洋货运动。罢工持续了整个夏天，还是在上海总商会的调解下，日资纱厂答应了工人增加工资并不得随意解雇正式工人的要求。

在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中，纺织女工广泛参与，在一定程度上是发泄长期遭受日本监工欺压的积怨。^[32]同时也在政治上体现了中国工人对国家的一份责任，体现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觉醒。当然，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特别是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两党对工人运动的指导也是上海纱厂工人能够以强大的组织为依靠发动大规模罢工的重要条件。^[33]

表5—6的统计表明，1918—1929年，以日资纱厂的罢工次数最多，共119次，占全部罢工次数的56.94%。其次为中资纱厂的58次，占27.74%；英资纱厂最少，计30次，占14.35%。^[34]日厂罢工次数之特多，主因有二：第一，日资纱厂在上海势力最大。1928年上海全部纺织工人大约11.7万人，而日资纱厂则有5.3万人，占45.3%；中资纱厂占43.6%；英厂只占11.1%。并且随着日资纱厂的快速发展，其工人比例更高。第二，在日厂工作之华工，多不愿受日人之管辖。辄因细故而罢工。这些细故就是日本监工对中国工人的粗暴行为，这种行为与近代日本对中国的歧视与侵略政策有着深刻渊源。在明治时代，日本人侮辱中国人的绰号是“猪尾巴”或“豚尾奴”；甲午战争后，支那这一歧视称呼就开始流行起来了。^[35]

表5—6 1918—1929年上海纱厂罢工统计

表5—7列有1918—1929年间上海纱厂罢工的原因分析，在全部209次罢工中，151次系与团体交涉有关，余58次与团体交涉无关。与团体交涉有关之罢工，复分二类：（一）关于工会及劳动协约者；（二）关于雇工状况者：包括1工资2工时3雇用或解雇4待遇5厂规6工作制度7其他。其中以3而发生之罢工次数最多，占50次；次因工资者45次；因政治原因者35次。总之，209次罢工中，因上述三由者130次。政治罢工之兴起，殆皆由1925年之五卅惨案及1927年北伐所造成，其他较重要的原因，由厂规发生14次、同情他处13次、因待遇问题6次。209次罢工中仅有185次有结果，其中67次之要求，完全被容纳；57次之要求部分被容纳；余61次之要求完全被拒绝。

表5—7 1918—1929年上海纱厂罢工因果之分析

五卅运动中，工部局电气处以受到职工罢工影响为由中断了对中资纱厂的电力供应，除了永安、三新和华丰等配备了厂用发电机的少数几家纱厂外，中资纱厂全部陷入停产状态，内外棉的水月20支纱与42支纱很快分别上升到193两和305两的高价位^[36]，日资纱厂反而因纱价上升而大大获利。

但罢工与抵制日货结果也造成了日资纱厂大量产品积压，给中资纱厂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市场缓冲空间。罢工期间，公大纱厂、大康纱厂减工二成，裕丰纱厂减工一成五，上海纺减工二成五（第二厂是因厂房修理而减工），同兴纱厂减工一成，只有内外棉和丰田纱厂还在正常运营。^[37]

严格培训管理人员、密切监管工头、等级工资制度和向工人提供福利待遇，本来是日本本国纱厂的特点，日资纱厂将它们移植到在中国的纱厂，确为日资纱厂赢得了巨大的利润。以内外棉为例，它在1909年至1920年间取得的利润高于日本纱厂的同期利润；在1921—1924年间，它在中国的平均利润达到了96.5%的惊人高度。^[38]

[1] 《总公司组织系统表》，日华纱厂：《日华纺织株式会社及日华纱厂历史》，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全宗Q192，案卷号1，顺序号1435，第18页。

[2] 日华纱厂：《日华纺织株式会社及日华纱厂历史》，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全宗Q192，案卷号1，顺序号1435，第89页。

[3] 同上书，第92—93页。

[4] ［日］岡部利良：《旧中国纺织劳动研究》，九州大学出版会1992年版，第289页。

[5] 罗志如：《统计表中之上海》，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32年版，第71—72页。

[6] 当年新添置者不计在内，因只有一厂新添69台，数量极少，其对工人数量影响亦极微。

[7] 英国远东经济考察团：《考察日本棉业报告书》，《华商纱厂联合会半年刊》第9卷第2期。

[8] 方显庭：《中国之棉纺织业》，国立编译馆1934年版，第138页。

[9] 日华纱厂：《工人招募及工房居住办法》，《日华纱厂历史》，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全宗Q192，案卷号1，顺序号1435，第65—67页。

[10] 《内外棉会社关于养成工出勤赏金、募集费明细》（1923年10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全宗Q192，案卷号17，顺序号835。

[11] 同上。

[12] 内外棉株式会社：《日本内外棉会社关于各工场新入、解雇者统计表》（1924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全宗Q192，案卷号17，顺序号844。

[13] 日华纱厂：《日华纱厂历史》，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全宗Q192，案卷号1，顺序号1435，第95页。

[14] 《上海支店员等级俸给调》（1920年6月），内外棉株式会社：《日本内外棉会社关于棉布棉纱之约定》，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全宗Q192，案卷号17，顺序号776，第231—243页；《上海支店员大正十年下厚赏与分配明细》，《日本内外棉会社关于给川邨董事的书信集》（1920—1922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全宗Q192，案卷号17，顺序号771，第65页。

[15] 《大正十年下赏与金分配办法》《日本内外棉会社关于给川邨董事的书信集》（1920—1922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全宗Q192，案卷号17，顺序号771，第66页。

[16] 《日本工手赏与金调》，内外棉株式会社：《日本内外棉会社关于日本职员、中国工人工资表、赏金统计、职员登记表》，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全宗Q192，案卷号17，顺序号837，第29页。

[17] 《日本工手赏与金调》，内外棉株式会社：《日本内外棉会社关于日本职员、中国工人工资表、赏金统计、职员登记表》，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全宗Q192，案卷号17，顺序号837，第32页。

[18] 《日本工手年收所得》，内外棉株式会社：《日本内外棉会社关于日本职员、中国工人工资表、赏金统计、职员登记表》，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全宗Q192，案卷号17，顺序号837，第42页。

[19] 内外棉株式会社：《特选工工银计算卡》（1927年6—11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全宗Q192，案卷号17，顺序号822。

[20] 《特选工给料调》，内外棉株式会社：《日本内外棉会社关于日本职员、中国工人工资表、赏金统计、职员登记表》，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全宗Q192，案卷号17，顺序号837，第30页。

[21] ［日］高村直助：《近代日本棉业与中国》，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版，第179页。

[22] China Year Book，1925，pp.548—549.转引自方显庭《中国之棉纺织业》，国立编译馆1934年版，第139页。

[23] ［日］高村直助：《近代日本棉业与中国》，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版，第176—177页。

[24] ［美］高家龙：《大公司与关系网》，程麟荪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26页。

[25] 日华纱厂：《日华纱厂历史》，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全宗Q192，案卷号1，顺序号1435，第64—65页。

[26] 同上书，第68—69页。

[27] 日华纱厂：《工人招募及居住工房办法》，《日华纱厂历史》，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全宗Q192，案卷号1，顺序号1435，第64—65页。

[28] 中共上海市党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总工会编：《上海纺织工人运动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61—63页。

[29] 后来五卅运动发生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如工部局的三条提案对中国商人很不利。参见恽代英《发生五卅运动的原因》，上海市纺织局工运史料委员会：《纪念五卅运动六十周年》，1984年，第17—22页。

[30] 有关详情可参考王云五《五卅事件之责任与善后》、陶希圣《五卅惨杀事件事实之分析与证明》、胡愈之《五卅事件纪实》，均见《东方杂志》五卅事件临时增刊，1925年七月发行；姚公鹤：《上海空前惨案之因果》，《东方杂志》第22卷第15号。

[31] 顾正红，江苏盐城人，中共党员兼活跃的工会领导人，牺牲时年仅20岁。关于顾正红牺牲的经过可参考《顾正红事件》（上棉二厂供稿），上海市纺织局工运史料委员会：《纪念五卅运动六十周年》，第64—68页；张维桢：《上海早期工运斗争回忆》，吴汉民主编：《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1），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171页。中共上海市党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总工会编：《上海纺织工人运动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110页。

[32] ［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9页。

[33] 中共在领导五卅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作用也借助于旧式的同乡、亲属与帮会关系的纽带。参见［美］裴宜理《上海工人罢工与无产阶级的政治潜力》，《上海研究论丛》1989年3月第4辑。

[34] 方显庭：《中国之棉纺织业》，国立编译馆1934年版，第194—195页。

[35] 近代日本对中国的欺压与蔑视当以“支那”一词最有代表性，受到中国人民强烈反对，中国政府在1930年正式照会日本要求停止使用这一带有强烈歧视与侮辱意味的称呼。1946年日本投降后正式停止使用。参见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国号问题。

[36] 日华纱厂：《日華紡織ノ現狀》（1934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全宗Q194，案卷号6，顺序号1，第84页。

[37] 日华纱厂：《日華紡織ノ現狀》（1934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全宗Q194，案卷号6，顺序号1，第314页。

[38] ［日］高村直助：《近代日本棉业与中国》，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版，第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