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源经济到知识经济的过渡形态

四　从资源经济到知识经济的过渡形态

资源经济和知识经济是有本质差异的两种经济形态。对所有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实现这个跨越，不仅时间跨度大，而且难度也大，所以探讨从资源经济到知识经济的过渡形态，显然是有重要意义的。

为了揭示资源经济和知识经济之间的过渡形态，需要从经济增长中资金投入、劳动投入和技术进步的贡献率，以及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入手，以便分清是主要依靠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外延地扩大再生产，还是主要依靠知识和技术，内涵地扩大再生产。为了分析这两种增长方式的差异，通常可采用技术进步贡献率作为衡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国际上通用的方法，是利用生产函数，定量地计算出一定时期内经济增长的总额中技术进步所占的份额。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马洪1991年5月24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指出，我国各个时期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如下：

1952－1957　　46．9%

1957－1965　　20．7%

1965－1976　　3．6%

1981－1985　　30．5%

1985－1989　　30．1%

这组数据至少说明了以下问题：首先，我国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在较长时期中一直处在低位上。据世界银行计算，1950—1970年期间，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平均已达49%，有些国家高达60%—70%；发展中国家平均已达35%，有些国家和地区已达50%。第二，从1952年至1989年的37年中，技术进步贡献率的波动非常大，最高峰值接近50%，最低值接近于零。第三，整个80年代，技术进步贡献率一直徘徊在30%左右，我国技术进步贡献率的增长率为零。当然，人们对某些时期的贡献率是容易理解的，因为我国当时的经济建设还没有把技术进步提到战略地位上，又遇到“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破坏，以致造成经济系统的极不稳定。但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中，在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号召后，技术进步贡献率的增长率仍等于零，这引起了我们的深思。

人们当然有理由怀疑测算方法的科学性。这是因为测算技术进步贡献率一直沿用索洛余值法或在此基础上稍加改进的方法，而索洛采用的这种方法是建立在两个关键性假设的前提下的，其一，这里所说的技术进步是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其二是在整个计算期内规模收益不变。索洛的上述两个假设的前提是完全竞争条件下的边际效应，这对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无论在理论上或在实践中都有其合理性，当然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把它应用到一个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测算的误差一定会是很大的。另外，索洛余值法在实际运用中还会遇到一个难题，这就是弹性系数的估算。目前有三种可供选用的估算方法，一是针对给定的经济运行环境，根据主观估计取值；二是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回归估计；三是采用分配法来确定资金弹性系数和劳动弹性系数。选择何种估算参数的方法，将会给测算结果带来很大影响。

为了克服索洛余值法的缺陷，我们从1987年开始，经过很长时期的思索和实际试算，于1995年提出了一种新的改进方法，取名为流量余值法。它吸收了索洛余值法的一些优点，但在测算方法中引入“即时生产能力”的概念，将整个经济量由存量指标转化为流量指标；在弹性系数估算上，则采用了回归法和分配法，在回归法中，选用了精确的速度增长方程，并通过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寻找资金弹性系数和劳动弹性系数。运用这种改进了的方法，测算了浙江省和杭州市（1981—1993）工业技术进步贡献率为：

浙江省：1981－1985　　30．6%

　　　　1986－1990　　36．0%

　　　　1991－1993　　39．7%

杭州市：1981－1985　　32．2%

　　　　1986－1990　　39．3%

　　　　1991－1993　　42．9%

浙江省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速度一直最快的省份之一，年均GDP增长率都在10%以上，但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相比，技术进步的贡献率以及贡献率的增长率都有较大差距。所以，无论从全国看，或是从浙江看，对这些数据都很值得作深入研究。人们一般把注意力集中在技术进步贡献率上，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我们认为尤应特别关注的是技术进步贡献率的增长率。这是因为前者只说明状态，后者则说明过程。如果目前的水平比较低，但增长率比较大，就可以在较短时期内实现贡献率的跃升；而如果目前水平低而增长率又提高不快，则将使贡献率长期处在低位水平上，这是值得高度警惕的。

2006年，我国有关部门又一次发布了技术进步贡献率的测算数据，认定目前我国的贡献率只有39%左右。这就是说，从1981年到2005年的25年时间中，技术进步贡献率从30%递增到39%左右。显而易见，这个增长率与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是很不协调的。

技术进步贡献率的增长率为什么会这样低下，这就要求对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作出系统的分析。影响增长率变化的因素很多，有直接的原因，也有间接的原因。通过对其影响因素所作出的综合分析，可以发现最起决定性作用的，则是经济与科技的关系没有真正理顺，在经济和科技之间尚未建立起良性的互动关系。

经济科技的互动发展，是人们常用的一个术语。但迄今为止，未见对其作出明确的定义，也没有一个完整的判断标准。所以首先要在定性和定量的结合上对它作出诠释。经过多次讨论，我们认为经济科技互动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二是经济发展对科技进步的促进作用；三是科技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四是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先导作用。为了从定量上描述这种关系，学术界已经在一些方面达成了共识，例如用技术进步贡献率来定量地表述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用科技投入来表述经济发展对科技进步的促进作用。但应当用什么指标来表述科技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以及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先导作用，则是一个以往没有作出明确回答而急待探索的问题。显而易见，仅仅采用技术进步贡献率和科技投入的数量和结构，难以完全回答不同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以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和科技发展之间是否已形成协调关系。为此我们建议增加两个定量指标：一是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的“位差”。对某一经济体来说，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水平所处的位置是相当的，也可以说它们的“位差”比较小。二是R＆D增长速度与GDP增长速度的比值。在一定时期中，R＆D的增长速度应略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如GDP增长1%，R＆D的增幅应当大于1%，在一定阶段中，甚至要更大一些。为了衡量R＆D增长速度与GDP增长速度的比率，可以采用R＆D经费对GDP的增长弹性系数来表述。时间1到时间2的弹性系数可按下式计算：

E＝Ln（R＆D2／R＆D1）／Ln（GDP2／GDP1）

如E＞1，表示R＆D经费增长快于GDP增长；如果E＜1，则反之；E＝1，表示两者是等速的。

从国际经验看，R＆D经费对GDP的增长弹性大于l的情况较为普遍，尤其是新兴工业化国家更为突出。由于这个弹性系数是一个标志性的指标，它表明只有当这个系数达到一定水平时，在经济系统中科技才能发挥出先行作用、开路作用和导向作用，从而真正发挥出科技对经济发展的先导作用。

通过对经济科技互动关系的讨论，尤其是从定性和定量的结合上对其所作出的诠释，我们认识到了发展科技先导型经济的重要性。所谓科技先导型经济，实质上就是经济和科技持续互动发展的经济。这种经济形态的本质特征，就是在一个相当时期中，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递增，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R＆D经费的增长速度大于GDP的增长速度，从而使整个经济系统中科技始终居于先导地位。

科技先导型经济，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从资源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的一种必然选择。根据人类历史的发展历程，不加约束地消耗自然资源而赢得经济高速增长的资源经济，它的生命力是短暂的。替代它的将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但是要从资源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包括工业化的发展水平和社会知识化的程度。就我国和我省的多数地区来说，目前还不具备这种条件。所以唯一可选择的，就是在物质生产、社会管理等领域中，着力提高知识和技术的水平，尤其要把人才培养和劳动者素质提高放到更突出的地位。在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体系中，科学技术（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其核心部分。因此，发展科技先导型经济，正是为建立知识经济创造条件。从资源经济走向科技先导型经济，再从科技先导型经济走向科技主导型经济，然后才能走向知识经济。所以，科技先导型经济就成为从资源经济走向知识经济的主要过渡形态。

大力发展科技先导型经济，既可以大幅度提高科技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又可以提高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能力。然而要真正实现从资源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过渡，还必须发展资源节约型经济和环境友好型经济。因此，在这个过渡期中，构建科技先导、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经济，从而形成三者相统一的经济形态，才是实现从资源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的必然选择。

为了推进资源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在经济战略的选择上，应当重视科技先导型经济和循环经济的统一。循环经济的特征是，对资源和废物的综合利用和循环利用，使废弃物质资源化、减量化和无害化，把危害环境的废弃物减少到最低限度。所以，发展循环经济，首先要树立物质闭环流动的理念。然而，要真正实现物质的闭环流动，必须要有一个知识和技术体系来支撑。只有依靠替代技术、减量技术、废弃资源利用技术、“零排放”技术等构成的新技术体系，才能在生产过程中实现三原则，即“减量法”原则、再利用原则、再循环原则。否则，所谓资源和废物的综合利用和循环利用都只能是低水平的。这就是说，科技先导型经济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基础，离开科技先导型经济的发展，要提高循环经济的质量和水平都将是不可能的。可见实现科技先导型经济和循环经济的统一，才是当前唯一正确的战略选择。

（在2005年《经济科技互动发展对策研究》课题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