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一向以普罗米修斯自况，他想盗来天火将资本世界烧个精光。我们通常说卢卡奇早年曾经过救世乌托邦主义阶段，其实，马克思的革命弥赛亚主义情结比卢卡奇更浓重。每次读马克思的《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我都不由自主地想起小时候背的一句诗：“我渴望地下的烈火将我和这活棺材一起烧掉。”天火当然是没有的，所以马克思只能借助于“地下的烈火”。大抵是1843年，马克思终于发现了“地下的烈火”——无产阶级。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他第一次指出，无产阶级“决意摧毁现存的秩序”，并且有能力“实现人的彻底解放”。由一个普遍的阶级来实现人类彻底的、全面的解放，这无疑是颠倒乾坤、气吞山河、玉宇澄清万里埃的恢宏之举。斯特龙伯格指出，青年马克思所以有这样涤荡寰宇、气天万里如虎的大气度，是由很多因素综合造成的，除了他年轻气盛、挥斥方遒的书生意气之外，还由于马克思“思想深处的浪漫主义结构表现为他的造反观念、普罗米修斯不惧天神的精神、对受压迫者的同情以及对商人市侩的敌意”。[3]
斯特龙伯格的解释肯定是不充分的，因为他太偏重于从个人性格和心理因素来说明马克思的宏大革命政治的根源。马克思所以对“部分的纯粹政治的革命”不屑一顾，主要是因为，在他看来，“地下的烈火”受到压迫不是部分的压迫，而是全面的压迫;无产阶级的苦难不是某种特殊的苦难，而是普遍的苦难;“它的痛苦不是特殊的不公，而是一般的不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异化不是对人性的某种疏离，而是人自身的“完全丧失”。既然无产阶级身上不止一条锁链，而是无数条锁链层层封锁而形成的“彻底的锁链”，那么无产阶级要求得解放，就不能只打开一把锁链或一些锁链，而是必须将所有的锁链彻底砸碎。人的全面异化的观点导致马克思将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各部分看作是一个绝对不可分割的总体，总体的异化只能通过对异化的总体扬弃才能达到，这是马克思的一个基本观念，它来自黑格尔关于精神的异化学说。正因为无产阶级经受了普遍的苦难，所以它才具有普遍的性质，马克思显然把资本主义加之于无产阶级身上的种种痛苦看作是黑格尔式的“理念”走向绝对的“大全”的异化环节。这就好像说，由于你得了所有的病，所以你就成了包治百病的神医!在黑格尔那里，总体内部的丰富的多样性不过是同一精神本原在异化过程中的不同表现，这意味着具体的局部性要素并没有声称实在性的资格，只有当特殊性达到了具体的普遍性，它才为真实的东西。黑格尔的这一观念对马克思关于普遍主体的理论的影响既深刻又长久，它并没有因为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过来而失去作用。
浸润于马克思关于普遍主体和全面解放的总体性话语之中的是马克思的启蒙主义信念。在对理性、科学、社会进步、历史的线性演进以及人性的统一性的信奉上，马克思与黑格尔、孔德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正是由于他相信人类历史是理性可以把握的连续进步的上升过程——它由低级的、简单的阶段向高级的、复杂的阶段演化——他才把共产主义设想为一种理性完全展开、欲望与道德秩序完全和谐的人间天堂，他才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根本不会有任何具有支配和宰制性质的政治权力。一般来说，后马克思主义者通常不再接受马克思所抱有的这种现代性观念，即便是像哈贝马斯这样极力捍卫现代性遗产的人，也不满于马克思基于劳动及劳动阶级概念之上的那种狭隘的现代性。就像阿伦特通过区分劳动、工作和行动来“肢解”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一样，哈贝马斯提出以交往行为概念来拓展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他们所做的工作的隐含的共同意义无非是认为劳动(或生产)概念构成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和政治理论的形而上学基础。
那些对现代性持激烈批判立场的后现代主义者(比如利奥塔、德勒兹、加塔利、鲍德里亚、德里达、福柯等等)则径直将马克思的现代性政治观念斥责为一种宏大叙事或元叙事。他们认为，马克思虽然批判了资本逻辑所蕴含及其伴生的现代性，但马克思的这种批判仍然没有超出近代形而上学的范围，马克思的政治观念内在包含着现代性政治固有的局限性——一元的权力概念(自由主义认为权力发源于国家，而马克思认为权力来自阶级结构)。后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一个重要取向就是拒斥总体化的同源性的基础性权力，转而寻求一种异质性权力概念，这一观念的现实结果便是对趋向于日常生活的微观政治的关注与倡导。差异政治、欲望政治、身体政治、族群认同政治、性政治、边缘政治、文化政治等等，都是后现代的微观政治的不同表现形式。一如凯尔纳和贝斯特总结的那样：“微观政治关注日常生活实践，主张在生活风格、话语、躯体、性、交往等方面进行革命，以此为新社会提供先决条件，并将个人从社会压迫和统治下解放出来。”[4]微观政治不再把政治斗争仅仅局限于生产场所或国家领域之中，而是使一度神秘而庄严的政治以日常化的面目混迹于人类普通生活的各个角落。权力不仅异质化了，而且也去中心化了。反叛在学校、家庭、文化机构、医院、消费和娱乐场所、疯人院以及监狱等多种层面展开，政治反抗的主体也不再锚定在某种特选的“普遍主体”身上，学生、妇女、少数族群成员、同性恋者、文职人员、病人、囚犯、教师、环境保护主义者、反战分子、工人、失业者等等都是平等的政治主体。斯蒂文·塞德曼对微观政治的性质有十分精彩的论述，他写道：“如果权力在社会领域中四处弥散，如果权力已经被编织进了日常生活这张无形的大网，那么社会冲突和反抗就不可能集中于某一处。政治反抗运动就不可能被归于诸如反政府主义、反资本主义或反父权制的旗帜之下。社会反抗也必然是复杂多样的;反抗的实践也一定是局部的(地域性的)、分散的，并遵循其特定的社会领域(如监狱、学校、性)所特有的社会逻辑。”[5]
在对总体的权力理论的拒斥以及对微观政治的诉求上，拉克劳与莫菲同法国的后现代主义者(即消极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基本是一致的。拉克劳在其早期著作《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中就有意避免从资本积累引发的经济危机的视角来看待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试图以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分析策略将政治理解为去总体化的多元要素的连接与凝聚过程，这与赖希关于法西斯主义对人的心理领域的征服、德勒兹与加塔利将法西斯看作是对主体欲望的控制具有潜在的相通之处。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拉克劳与莫菲更加自觉地接受了后现代主义的反本质主义的理论前提，并运用后现代主义方法和概念工具来解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宏观政治。他们认为，正如规范认识论时代已经趋于终结一样，普适性的宏大政治叙事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当代社会斗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特征不可改变地消解了那种宏大政治想象的最后基础”。[6]一方面，经典的左派政治分析形式在后现代境遇之下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挑战，这导致了对传统激进主义的政治基础的批判性反思;另一方面，“新女性主义的兴起，少数族群的、民族的及性征上的少数抗议运动，边缘人群发动的反体制的生态保护运动，反核运动，处于资本主义边缘地带的国家中发生的种种不定型的社会斗争——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社会的冲突性质扩大到更加宽广的范围”[7]。这些“新的积极现象”的不断涌现催迫着新左派理论家在一种新的理论构架内重建激进政治的话语空间。所以，我们看到，《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这部最负盛名的后马克思主义文本明显表现出“双层结构”：对传统激进政治的理论基础的解构和对后现代语境下新型激进政治的重新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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