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换”

“革命文学”口号的正式提出，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低潮时期，从1927年下半年开始，一批服膺于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共产党人和从国外回国的新锐青年，开始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

随着这个口号的提出，开始了新文学运动的“转换期”，即成仿吾所说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换，他们试图通过“转换”，以实现构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目的。

鲁迅指出：革命文学口号是未经好好设计过的，就拿来向社会号召。因此在诸多问题上，持不同看法的群体发生了激烈的论争。

论争主要是在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茅盾之间展开的，参与论战的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声势之可观，都是不多见的。而发表的文章多达350篇，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仅见的。

1927年，国民党反动当局在上海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又在广州策划了“7·15”反革命大屠杀。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彻底破裂，国内形势的基本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日趋激烈。政治环境的突然改变，直接影响着1928年新文学的重大变革：以上海为中心，文学队伍开始重新集结、重新组合，形成新的文学群体，演绎着第二个十年左翼文学的新篇章。

新文学的作家们向上海集结，是左翼文学得以在上海发生、开展的前提和基础：

国内形势发生突变的时候，鲁迅正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事变发生的当天下午，他要求校方尽力营救学生，但无效果，愤怒之下，便于21日愤然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于9月27日离开广州，偕许广平乘船到上海。

1927年7月，蒋光慈、钱杏邨、孟超、杨邨人先后离开武汉到上海，并于稍后发起成立文学社团太阳社，编辑出版《太阳月刊》。

这年年底前，成仿吾及“后期创造社”成员冯乃超、朱镜我、李初梨、彭康、李铁声等也相继由日本回国，并出版了《文化批判》。

这时的郭沫若在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于1928年2月辗转到达上海（其后去了日本）。

这样，“革命文学”倡导的一方——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基本阵势已经形成。要特别提起这一点，原因在于“革命文学”的提出和展开，主体是创造社和太阳社这两个文学社团。这就完全不同于“五四”文学革命发动时的情况，最初是由单一的《新青年》为阵地发动的，胡适的《刍议》发表两年后，“新潮社”才于1918年底成立。文学革命这时已对封建的传统文化发动过攻击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而这次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换”，却是归功于两个文学社团的联合行动，以建立革命文学或“普罗”文学为其目标。

1928年1月1日，郭沫若发表了《英雄树》（载《创造月刊》1卷8期），就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诸问题发表看法，认为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提出，用不着等到“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社会上有无产阶级便会有无产阶级的文艺”。这是就这个问题的第一个明确表述。

1月15日，创造社发动革命文学的主体刊物《文化批判》在上海创刊。成仿吾作《祝词》，指出它的“历史任务”是“从事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批判”。创造社正是扛着“批判”的这面大旗，发动革命文学，批判鲁迅、茅盾、叶圣陶，同持不同意见的文人和派别进行论战。

冯乃超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艺术与社会生活》，第一次提出文艺的“转换期”问题，理由是：今天“中国的社会从根本上翻覆了旧形态”，正是文艺发生“转换”的依据。认为要实施这种“转换”，首先必须“建设革命艺术的理论”，并用这种理论对“中国混沌的艺术界的现象作全面的批判”。并因此而点了叶圣陶、周作人、郁达夫和鲁迅的名，用描写的方法第一次丑化、攻击鲁迅“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认为这些“小资产阶级文学家”，他们所表现和描写的内容，正是“乌云密布的‘中国的悲哀’”在文学作品上的反映。冯乃超和成仿吾是后期创造社的头面人物，是“转换期”的代表人物，他们这一时期的文章具有引领的特别的作用。

2月1日，成仿吾在《创造月刊》1卷9期发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社同人认为：这是他们“今后同人要从事于新努力的一篇宣言”（王独清《今后的本刊》，载1928年2月1日《创造月刊》1卷9期），本文标志着创造社方向的转换。这确实是“转换期”的一篇重头文章。它的前一部分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五四”文学革命的社会根据、历史意义和经过，认为文学革命的根据是以启蒙思想为核心的一次新文化运动和“这种启蒙的民主主义的思想运动”所要求的国语文学运动，并在新文学方面有所建树。文章的后一部分指出：革命文学运作的思想基础是“文学在社会全部的组织上为上层建筑之一”，“我们必须就社会的全构造考究文学这一部分”。从这一观点出发，文章指出：要搞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者就必须“努力获得辩证法的唯物论，努力把握唯物论的辩证法的方法”，并且“还得再把自己否定一遍（否定的否定）”，“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把你的背向那将被奥伏赫变的阶级，开步走，向那龌龊的农工大众”。现在“全人类社会的改革已来到目前”，为了不使文学“落在时代的后面”，今后的文学运动应该“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2月15日，当《文化批判》第2号出版的时候，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在上面发表，这又是革命文学“转换期”的一篇重要文章，文学史家有称之为“檄文”的，可见其重要性。文章试图对革命文学的发生、发展及革命文学的建设诸问题作出回答。文章从什么是文学谈起，认为“一切的文学，都是宣传。普遍地，而且不可逃避地是宣传；有时无意识地，然而时常故意地是宣传”。文学“总是为它自己的阶级宣传”。那么，无产阶级也应有它自己的文学。当“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经过了“有产者与小有产者的两个时期”，已经“没落下去”后，则革命文学的发生就是必然的。“革命文学，不要谁的主张，更不是谁的独断，由历史的内在的发展一一连络，它应当而且必然地是无产阶级文学。”它“为完成他主体阶级的历史的使命，不是以观照的——表现的态度，而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斗争的文学”。

文章不但攻击了鲁迅，说他是“趣味文学”的代表，责问甘人“鲁迅究竟是第几阶级的人，他写的又是第几阶级的文学”，还笔扫创造社：“创造社把他最后的三个诗人——穆木天、王独清、冯乃超，送出社会来以后，已经完全地失去了它革命的意义”，它的“文学是自我的表现”的观念属于“观念论的幽灵，个人主义者的呓语”。对自己的社团也作了这样的审视和无情的批判。

这里提到的问题都带有根本的性质：十年来文学革命的评价问题；文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文学“转换”的必然性问题；作者向着大众的立场转变问题；艺术的“武器”的作用问题等。其中的一些看法明显的失真，特别是对“五四”文学革命以来的文艺大家，十年来新文学的评价，不免简单、粗鲁而武断。引起争论就是必然的。

革命文学的提出，不是谁的主张，更不是谁的独断，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的结果，今天中国社会从根本上已翻覆了旧形态，旧的社会形态既已覆没，革命文学的提出就是适时的，必然的。这样一个认识，为创造社、太阳社的一些人们所共有。太阳社的蒋光慈的说法就是代表性的一例：中国革命正处在高涨的时代，“革命的步骤实在太快了”，“弄得我们的文学来不及表现”而落后于时代。（《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载1928年1月《太阳月刊》创刊号）单从这里去认识，文学的及时“转换”以适应时代的要求，理由似乎是充分的。

对于创造社、太阳社的意见，鲁迅是洞察得非常清楚的，他清楚他们的全部问题的症结，在于错误地判断国内的革命形势，在于要超越一个革命的低潮时代，急于去挂那块革命文学的招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