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是中国革命的叛徒
他曾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他曾是中共一大代表，党的早期领导人，他还曾是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可是，曾几何时，他一个小差开到泥坑里去了。毛泽东与他有过合作，也有过惊心动魄的斗争……
毛泽东评点原文
有些青年，仅仅在嘴上大讲其信仰三民主义，或者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是不算数的。你们看，希特勒不是也讲“信仰社会主义”吗？墨索里尼在二十年前也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呢！他们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原来就是法西斯主义！陈独秀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后来干了什么呢？他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张国焘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现在到哪里去了呢？他一小差就开到泥坑里去了。[1]
天下的顽固分子，他们虽然今天顽固，明天顽固，后天也顽固，但是不能永远地顽固下去，到了后来，他们就要变了。比方汪精卫，他顽固了许多时候，就不能再在抗日地盘上逞顽固，只好跑到日本怀里去了。比方张国焘，他也顽固了许多时候，我们就开了几次斗争会，七斗八斗，他也溜了。顽固分子，实际上是顽而不固，顽到后来，就要变，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2]
张国焘简介
张国焘（1897～1979），又名特立。江西萍乡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1916年入北京大学读书。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被推为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这期间在李大钊影响下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920年秋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次年7月代表该小组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组织主任。会后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兼《劳动周刊》主编，领导职工运动。1922年7月在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1923年6月在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于坚持怀疑国共合作的“左”倾错误观点，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被取消党的领导人的职务。1924年1月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2月任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总干事，到北方从事铁路工人运动。1925年1月在中共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局委员，并任中央工农部主任。
1927年5月在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他对革命产生动摇，曾赴南昌阻止发动南昌起义。
1928年张国焘赴苏联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留驻莫斯科。1931年初回国，被派任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
1932年10月撤出鄂豫皖苏区。同年12月，他带领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与川陕边党组织创建川陕根据地，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5年4月他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6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他担任红军总政治委员。此时，张国焘基于对形势的右倾错误估计，开始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决定，进行不正常的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10月他擅自率一部分红军南下川康，在卓木碉宣布另立“党中央”，遭到中央的反对，红四方面军部分领导也坚决反对。1936年6月被迫取消他私自设立的“中央”。同年7月，他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随后与红二、四方面军一起北上，12月到达陕北。由于他的分裂活动和退却逃跑主义错误，使红军第四方面军蒙受重大损失。
1937年3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他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错误。为了教育和挽救他，同年9月仍选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但是，张国焘根本没有从自己的错误中接受应有的教训，相反以顽固对抗的态度对待党的批评教育。1938年4月初，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到武汉，投向国民党。张国焘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走向背叛，成了中国革命的叛徒。4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不久，张国焘加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务组织，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从事反共特务活动。从1941年起任国民参政会第二、三、四届参政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度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1948年6月，张国焘在上海创办《创进》周刊，继续进行反共宣传。是年末，淮海、平津战役使国民党百万部队被歼，蒋家王朝大势已去，中国共产党胜利已成定局，张国焘惊恐不安，携一家大小于11月中旬逃往台湾。
1949年冬，张国焘举家迁居香港，化名“凯音”，参加了顾孟余等人的第三势力运动，创立“民主战斗同盟”，并成为“战盟”领导者之一。同时，创刊《中国之声》杂志，任社长。1961年春，张国焘应美国肯萨斯大学的约稿开始写回忆录，该校每月付给2000元港币作为生活费。他写的《我的回忆》成书后，得到一笔稿酬，以此维持生活。1968年张国焘举家移居加拿大多伦多。1979年12月3日晨，张在一家福利院病死，死后被埋葬在多伦多公墓。卒年82岁。
试析
1939年5月4日，是伟大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日，延安的全体青年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毛泽东针对当时中国青年运动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在会上作了题为《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
在这个讲演中，毛泽东发展了他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思想，在正确分析当时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形势、任务及所处的历史阶段后，他向青年们提出了一个更高、更新的要求。他说：“现在的抗日战争，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新阶段，而且是最伟大、最活跃、最生动的一个新阶段。青年们在这个阶段里，是负担了重大的责任的。我们中国几十年来的革命运动，经过了许多的奋斗阶段，但是没有一次像现在抗日战争这样广大的。我们认为现在的中国革命有和过去不同的特点，它将从失败转变到胜利，就是指的中国的广大的人民进步了，青年的进步就是明证。”他殷切希望青年把五十年来的中国革命经验好好地研究一下，把正确的地方发挥起来，把错误去掉，指出这是每个青年都要担负的责任。毛泽东还进一步号召全国青年和全国人民结合起来，使革命由失败转变到胜利，并充满信心地预言：到了全国青年和全国人民都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团结起来的一天，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的一天。
在这里，毛泽东为进一步坚定青年斗争的方向，提出了一个衡量青年是否革命的标准。他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毛泽东的这番谆谆教导，为青年运动指明了正确方向。正是为了更具说服力地教育青年，毛泽东列举了张国焘这个从革命的最早参加者到背叛者的典型人物事例，告诫青年们：“我们看人的时候，看他是一个假三民主义者还是一个真三民主义者，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毛泽东希望全国的青年从张国焘事件中明辨方向，切记不要堕入那股黑暗的逆流之中，要认清工农是自己的朋友，向光明的前途进军。
毛泽东再次提到张国焘这个从正面走向反面的人物，是在1940年2月20日的一个演说中。这天，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举行成立大会，毛泽东到会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演说。当时，中国共产党内有一些同志为蒋介石的所谓实行民主宪政的欺骗宣传所迷惑，以为国民党真会实行宪政，倡导民主。毛泽东这个演说揭露了蒋介石的这种欺骗，将促进宪政变为启发人民觉悟，成为向蒋介石要求民主自由的一个有力武器。
毛泽东指出，真正的宪政决不是容易到手的，是要经过艰苦斗争才能取得的。因为宪政的困难就是因为顽固分子作怪，比方说，张国焘就是一个顽固了许多时候的顽固分子。最后，毛泽东强调说：“从来的顽固派，所得的结果，总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他们总是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毛泽东以张国焘为例子来说明顽固派的下场，是很有代表性的。在艰难的长征途中，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分裂党中央、分裂红军的阴谋活动作了坚决的斗争。当时身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张国焘，把红四方面军看成向党争权的资本，向党闹独立性，给党和红军的统一投下了越来越严重的阴影，毛泽东也因此面临一种新的挑战。他后来说，他在长征路上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一段路程。
对于与张国焘的斗争方法，党中央和毛泽东既坚持原则，又给以改正错误的机会，还分配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重要职务。毛泽东也多次找他谈话，耐心地进行教育和挽救，但他反复无常，表里不一，一会儿痛哭流涕，把自己骂得一钱不值；一会儿全盘翻案，根本不承认自己有错误。毛泽东感叹说：“对这个张国焘，我是软的硬的办法都用了，这个人是软的硬的都不吃，我拿他怎么办好？怎么才能使这块顽石点头呢？”[3]张国焘患的是不治之症，这块顽石终究点不了头。他的下场，终于应验了这句老话——“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应该说，毛泽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拿张国焘的例子来教育全党和青年同志，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张国焘的变化，充分说明了他对革命的悲观失望，充分证明了他从根本上脱离社会实际，脱离人民群众，只知顽固地固守己见，耍军阀作风，最终辨不清前进方向，走进泥坑，成为革命的叛徒。当代青年由此也可悟出不少人生道理。
【注释】
[1]摘自毛泽东1939年5月4日在延安青年群众举行的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演《青年运动的方向》（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66～56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摘自毛泽东1940年2月20日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3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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