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从近代政治文明的摇篮到当代政治发展的依托

二、城市：从近代政治文明的摇篮到当代政治发展的依托

（一）改革的一项急务是告别“农村洼地”的政治意识

近代社会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精神、多元文化和社会开放为基本特征，同自然经济、专制政治、人治意识、独裁文化和社会封闭的古代社会泾渭分明地区别开来。但是，近代社会的市场经济真正地主导人类经济生活，成为近代政治文明取代古代文明、从而形成资本主义统治不可逆转、进而支配社会运动的走向，还是从18世纪70年代产业革命之后才开始的。在此之前，不论是呻吟于封建专制主义淫威的中国城市和其他东方国家的城市，还是西方封建领主社会中的“自治城市”，大多是农业——手工业条件下小商品经济交易的场所，市场规模小、发育很不充分，并且遭到地方封建势力的分割。对外贸易（尤其是海外的国际性贸易）依存度很低，商品价值规律作用的发挥受到人为因素的重重障碍和封建特权多方的制约。小商品生产及其狭窄的交换关系是农业文明的本质属性，是古代社会形态一种显著的外在特征。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不论是自给、半自给的农村生产，还是手工生产与市场狭小的城市消费，都没有生长以民主宪政为结集点的近代政治文明的经济条件。在西方社会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的过程中，那些深受商品经济规律影响并代表其发展要求的思想家们，在自治城市生存、斗争与发展的经验中找到了理性的启示，提出了一套自由、平等、民主、法制、人权和博爱的观念，反映出同市场经济有天然联系的资本家阶级（在法国称为第三等级）的政治要求，这才使以城市为背景的近代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意识文明得以萌生。在启蒙思想家理论的影响下，市民阶层虽然动员起来了，他们组织各方力量同封建领主进行斗争，以至最后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的武装革命，夺取了国家政权。但是，要使资产阶级政权得以巩固和发展，使资本主义在政治文明制度建设中彻底摧毁封建专制制度及其思想影响，如果没有以城市为基地的大工业文明及其与之相联的市场经济的发展，那也是绝对不可能的。近代英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经历了长达几十年、一百多年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的事实，就充分地证明了大工业、市场经济与城市化是新兴资本主义文明战胜旧制度的武器和基础。因此，牢固地树立市场经济赖以依托的城市意识，利用大工业生存与发展的城市基地，推动新兴文明的发展，是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留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和极为有益的历史经验。运用社会“浪潮前锋”分析法研究文明转型与政治变革的（美）未来学家托夫勒夫妇，特别注重对历史的间断性——历史的创新和断裂时期——进行研究。他们认为，就西方国家的情况而言，在单一的社会变迁浪潮的支配下，许多思想家、企业家和政治家，是比较容易地判断社会发展方向的，比如工业主义（第二次浪潮）最后征服前机械化农业（第一次浪潮），必然给社会带来“许多变化：威力强大的技术、大城市、快速运输、群体化教育等等。”^[36]但是就中国来说，可能在国情、认识和道路的选择上，都有较为复杂的因素同西方国家相区别。

首先是在国情上：中国封建社会长达2000多年，历代皇权的残酷专制，其结果是在大多数岁月里，即使农村贫乏得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进行，根本就没有能力去大规模地提高农业技术水平，从而使发展农村手工业与商业受到很大限制。有关资料证明，西欧之所以会出现城市复兴运动，其主要动力是来源于农业技术的进步。当时，封建领主和王公贵族以及僧侣占据的城市，仅仅是政治权力的集结点和消费中心，其技术水平普遍低于农村。稍后产生的那些以手工生产和小商品交换为职能的自治城市，十分精明地从农村吸取其发展动力，便迅速地发展起来。以英国为例：15世纪，中世纪城市呢绒工业（手工业）的全盛时代结束了，许多城市的工业搬到了农村，在这些自治城市的周围兴盛起农村的呢绒工业及其交易市场；于是农村集市逐步发展成为近代城市。一些著名的近代城市如曼彻斯特、伯明翰、波尔顿、哈利法克斯、利兹等，都是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英国“16世纪世界市场扩大以后在对外贸易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实际上就是这些在农村工业基础上成长起来的近代城市，而不是原来的中世纪老城市。……例如伦敦，16世纪在原来老城区的周围发展出了新城区，老城区仍旧处于旧的规章制度约束之下，而新城区则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所在地。到17世纪末，伦敦人口57万，但新城区人口却占到83%。伦敦已基本转变为一个近代城市。”^[37]相比之下，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出现带近代色彩的城市，大多是随着帝国主义扩张侵略势力、吮吸中国人民的财富需要而出现的一些近代新城。

其次是对城市的认识即城市意识上，鉴于近代中国是从一个古老而辉煌的封建大帝国沦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所以，人民对城市的认识同西方人比较，其差异性既明确又巨大。从中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欧的“自治城市”既是富人向往的通过市场经济谋求发家致富之地，也是穷人（特别是农奴）获得解放的保护场所。一般来说，城市对各行各业、各类人等都是福音，所以城市意识强烈。然而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重农抑商”是基本国策，对“三农问题”（农村、农业、农民）的认识和处理，从来就成为历代统治者政务的重心，所以中国人头脑中的城市意识是比较薄弱的。不仅如此，还因为城市既是各级官府衙门的治所，又是商品买卖、信息交流的场所，物流、人流、财富流、信息流都较大，远不是闭塞的农村可比的。所以“市民的民主意识”较强，也就必然成为皇权专制钳制的目标和封建国家治理的首要对象。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经济功能虽然在增强，但城市经济的主体是具有抢劫性和垄断性的官（手）工、官商，其基本功能就是制造各色各样的精美物品，供各级官僚特别是以皇帝为首的皇室挥霍无度、荒淫无耻的消费需要。城市的这种政治、经济、文化功能反映到人们头脑中，它就成为集中了独裁专制、消费淫乐、富人天堂的形象。一旦农民被迫造反和武装起义，矛头所指首先就是城市。他们冲州撞府，破城池，烧宫殿，杀贪官污吏，灭土豪劣绅，把统治者的安乐窝闹个底朝天。即使是统治阶级的内部纷争，双方也是把破坏对方的城市作为基本手段，一场战争过后总是大量城镇被毁，到时候又取用民脂民膏来重建统治基地。进入近代社会之后，虽然在社会分工与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城镇数量日益增长，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大中城市尤其是首都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主要动力。但是，城市（首先是东南沿海及贯通江海的大河流域的大中城市）也自然地成了帝国主义必须先机抢占的侵略中国的桥头堡，然后再将其触角向中小城市和乡镇深入，所以城市便首先成了中国人民深受世界列强侵略之害的重灾区，这就逼得中国人民不得不以城市为中心来展开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这个背景下，中国人民的城市意识就几乎是革命意识的同义语了。

再次，在进行民主革命道路的选择上，中国人民本想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师，走先城市、后农村的道路；但是，此路不通！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有心栽花花不发”，他们进行了十多次城市武装起义，无不以失败告终。先烈们前赴后继、血染风采，却赢得了“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效果，即在孙中山没有刻意筹备的情况下，取得了“武昌起义”的伟大胜利，仅仅是一次短暂的军事胜利而已。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中国共产党内三次“左”倾机会主义政治错误的共同特点，都在于错误地判断了中国革命的社会性质，照搬了“十月革命”的城市武装起义道路，在根本不存在胜利可能性的条件下，接连地发动多次大大小小的城市武装起义，其失败之惨重和对中国革命事业危害之巨大，这几乎是人所共知的。后来，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采取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战略，经过22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搬掉了“三座大山”。在物质条件极其困难的环境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大智大勇地把农村红色革命根据地变成了政治上先进的社区，变成了中国人民几千年来梦想实现的没有压迫、民主、自由的新天地，把革命首府——延安变成为中外革命者向往的圣地。实事求是地说，在革命战争环境中造就和成长起来的共产党人，除了少数人是从大中城市而来或者到过国外，绝大多数均是农村土生土长（迟至1953年，农村出身的党员仍占中共党员总数70%），这些人不仅不可能在头脑中幻化出“城市意识”，倒会长久地保持着“农村情结”。尽管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反复地强调了党的工作重心已经从乡村向城市转移，全党同志必须学会在城市里同一切明的、暗的敌人作斗争，强调摆在面前的任务是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要求作为泱泱大国执政党的全体党员，必须承担起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等等。但是，“以城市为重点”的城市意识，对许多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执政英雄们来说，并不是很容易就能树立起来的。换句话说，他们头脑中的农村情结浓厚，必然地要影响市场意识、科技意识、大城市意识、世界意识等现代理念的培养和树立。

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两个结论：其一，从经济上说，不论新中国还是旧中国的农村，都是一块十分贫穷落后的、供城市挖掘财物的“洼地”，对城市及其政治文明的发展缺乏推力；其二，从政治上说，不论是旧社会反抗封建专制主义压迫的农民起义和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还是新社会开展的社会主义革命，农村都是一块孕育和发展“先进政治”的“高地”，成为启动许多重大政治（策）措施的“试验田”。这种潜藏在当代中国许多人头脑里的政治意识，不仅是改革开放前建立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思想基础；而且也是当前现代化过程中产生“三农问题”的深刻原因之一。在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着手解决“统筹城乡发展”的问题，规划了建设新农村的发展战略，并在政策上对农村实施多予、少取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乡村等一系列正确政策，估计扫除填平农村洼地、强化城市意识的努力，是不会有大困难的了。但是，在改革开放中所建立起来的“城市意识”，如何突破经济发展与物质文明进步“偏好”的局限，如何从政治文明建设方面实施以城带乡、促进城市与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当前似乎还没有破题。

（二）重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推进城市政治文明建设

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消除官僚主义、重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课题。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38]从邓小平要求下放权力的政府改革战略中，我们看到了他关于国家（党和政府）与社会之关系的两个理论要点：

其一，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还权于社会，还权于民众，充分调动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积极性，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

其二，国家与社会各处不同领域，各有各的职责：国家的基本职责就是维护利益、提供公共服务、创造经济社会良性发展的环境；企业、事业、社会单位的职责就是依照各自的职能与社会要求，在政府制定的法律和法规的指导和约束下，依法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及其各自的内部事务，努力地生产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满足社会需求。

邓小平虽然没有用明确的语言表述国家是一个社会分工所产生的“新部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但是他抨击党政干部中的特权现象说：“当前，也还有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党的威信，如不坚决改正，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我们今天所反对的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39]根据邓小平理论，党的十二大明确地提出了“继续改革和完善国家的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使人民能够更好地行使国家权力，使国家机关能够有效地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基本要求是社会主义民主要扩展到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展各个企业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发展基层社会生活的群众自治；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和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正确关系，等等。对于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认为其基本内容应当是党政分开、下放权力、精简机构，“目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40]如何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呢？邓小平以为“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41]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我国20多年来逐渐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其成果是毋庸置疑的，其积累的经验（包括某些不成功甚至失败的教训）是十分宝贵的。

廓清国家或政府（代表国家实行社会管理的行政机关）与社会的关系，其目的之一是为了让公民从思想上明白二者是一种博弈结构，这种博弈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作为以暴力为后盾的政府，一方面基于公共性的要求，它对社会的管理固然也包含着服务性的内容，但是它对国家的治理方针、法制、政策与政令的推行，则是依靠强制性手段的；社会对这种强制力量只能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于是就形成了强制与被强制、推行与接受的博弈。这种博弈一般来说，在心理上、情感上和思辨上的表现比较多见；但是，某些时候在行为方式上出现冲突与对抗，也是不鲜见的。另一方面基于政府的自为性特征，即政府是一个具有特殊利益的相对独立的集团，它的内部性不仅使它充满了权力扩张的欲望，而且随之也充满了自身利益扩张的需求。因此，在政府与社会的博弈中，社会必须时刻警惕政府权力的自我扩张和特殊利益对社会公众利益的侵害。正是基于政府的自为性和内在性特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国家视着生长在社会躯体上的一个赘瘤，视着是无产阶级从剥削阶级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其目的之二是为了在博弈中尽可能地收到双赢的效果，使社会出现一种和谐的结构，使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身与人心之间的关系，出现一种比较和谐的状态。

社会公共需求不但要求政府应当认真地履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的职能，时刻提防它的自我扩张和公权私用（包括为政府集团和为政府工作人员谋私）；而且还应要求政府善于行使公共权力。政府承担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职能定位，其理由在于国家的本质特征：它是以暴力为基础的、建立在分工、私有制、阶级和阶级斗争基础上的，其使命是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互相冲突的对立面的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42]由此也就同时决定了它行使公共权力、在社会管理方面的基本原则，即公平正义原则。历史经验告诉人们：无论在哪种社会里，政府对社会资源及其劳动成果分配的制度化安排，至少是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获得了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可（至少是他们能够生活得下去），社会才能较为平静，甚至才有望出现和谐的景象。而历史上的社会大动荡乃至暴烈战争使王朝新旧交替，归根到底是那些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为了少数人的狭隘利益，很少甚至根本不顾及劳苦大众的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使社会公平正义原则化为乌有。这就告诉我们，人们之所以需要国家，就是要求它能够公平合理地运用公共权力，公正地调解社会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和纠纷。就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公共性对各级政府及其政府公务人员的要求，就是既要求他们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情操，又要求他们有善于为人民服务的业务能力，还要有化解社会矛盾的本领和实施社会公共管理的谋略。只有把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理想和为人民服务的工具理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不断地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增进人民的福祉。因此，在改革开放中重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的基本原则，说得到，做到底，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谨守公平、正义、公开的要求，对社会资源及其改革、建设和发展成果进行合理的、有序的分配，促使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

社会主义国家同社会即同人民大众利益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政府在本质上是为公众服务的。但是，如何正确处理国家同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还是需要认真探索的时代大课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学习西方的现代行政管理经验，强调行政与政治分开，着重于政府职能转变。这种旨在打破政府包揽社会的改革，经过近30年的运作，虽然从前那种全能型、管制型、集权型、封闭型、高成本型等政府模式及其运行机制有所改变，在建立有限政府、高效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也取得了相应的成绩，然而另外一种倾向又出现了。对国家来说，这就是重视了对服务工具理性的改造，却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对服务价值理念的强调。具体来说就是政府对自身利益欲望的强化，引起、甚至加剧了国家同社会的矛盾。由于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中心，是现代工业和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起着主导作用。如果城市政府同城市社会在关系问题上有任何处置不当，都会十分迅速地反映和表现出来，不仅会阻碍城市经济的健康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而且还会波及农村，波及更广泛的地区，增添许多不和谐的因素，造成构建和谐社会的阻力。对城市政府在目前面临的许多问题乃至严重挑战，必须作历史的具体分析，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原先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例如，国有企业的改革、改组、改制和新高技术的使用，造就了大批下岗失业人员，其中许多人的生活水平呈现出绝对性下降趋势；又例如，大批农民进城谋生，把农村中许多不适宜的风俗习惯和其他一些落后东西带进城市，一时造成了城市管理的混乱，等等，这些现象是一切转型社会的国家管理中的共性，是会经常出现的、带有某种普遍性的问题。但是，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因为不少人的价值理想迷惘及其对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某些偏离，城市管理面对物质利益导向下的新形势、新任务不适应，在工作中也产生了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它们综合起来对城市政治文明建设，构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滞阻机制，这是各级城市政府不能回避的、必须正视并及时解决的问题。例如，在错误的权力观、政绩观、形象工程与GDP崇拜的导向下，政府主导招商引资，不适当地“城市经营”（包括旧城改造和新城区建设），大搞房屋拆迁（其中不少属于野蛮性的拆迁）与征用农田，等等，不但严重地影响了许多市民和农民的利益，而且也为某些公职人员与不法商人相互勾结，双双变成弹冠相庆的一夜暴富的权贵与豪绅，提供了可乘之机。与此同时，某些城市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诚信缺失，行政不作为或乱作为以及官僚主义、霸道作风，等等，在人民群众中留下了极坏的印象。又例如，某些政府部门对企业及各种经济开发性事业，大搞以行政审批为基本手段的吃、拿、卡、要，于是公权私用，权力寻租，“三乱”（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大作，由此产生了一批批大大小小的腐败分子和贪腐集团。腐败之风蔓延开来，毒化社会风气，至今还难以遏制。再例如，政府有关部门打着“市场化”旗帜对许多公益性事业实行所谓“改革”，很大程度上偏离了社会公共性的要求。“医疗改革”使医疗费用激增，药品价格猛涨，相当大的一部分城乡居民看不起病，吃不起药，而且还医疗事故频出；“教育改革”使教育收费日益高昂，教育质量有所下降，弄得不少家庭交不起学费，孩子有学难上；对公共文化事业改革缺乏从实际出发的科学精神，有些地方放任文化“市场化”，违法经营者有之，低级媚俗者有之，搞“精神污染”的现象也时有发现；而一些群众急需而又必须仰仗政府扶持的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不足，等等。这些处置不当的问题给城市社会生活带来了严重恶果。诸如城市的贫富分化，弱势群体的形成与发展，黑恶势力的嚣张，公共安全感与政府公信力下降，人与人之间信任度缺乏以及社会道德水平日趋下降等，都直接地影响到城市政治文明建设。

为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正确地解决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机制”，要求在倾听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及时地、畅通地、准确地做到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彼此沟通，互相理解。1992年，党的十四大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下决心对现行行政管理体制和党政机构进行改革，切实做到转变政府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1997年，党的十五大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同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出发，即从有利于人民当家做主的要求出发，着重提出了在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前提下，扩大基层民主，这个基层包括城乡基层政权机关、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广大企业事业单位，等等，认为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同时，“十五大”还提出“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有利于进一步沟通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有利于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水平。经过90年代的努力，我国在总体上已进入小康。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WTO），面对滚滚而来的西方发达国家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党的“十六大”对我国当前的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确定了9项基本内容，即：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维护社会稳定。根据上述内容的要求，我们党狠抓自身建设，作出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强调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按照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全党要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在执政方式方面，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了党的工作机构和工作机制。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在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方面，做出了新成绩，取得了新经验。根据“十六大”关于“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行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的要求，我国政府的自身建设正在加强，强调管理体制创新，为切实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切实把他们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做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与此同时，我国城市化从稳步增长阶段也向快速发展迈进。

1998～2005年的7年时间内，我国城市化水平达到了43%，每年增长率为1.42%，比前20年翻了一番。预计到202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将达60%，届时将有8亿多人口居住在城市里。在改革开放27年中，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既迫切要求切实加强城市政治文明建设；又使人看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相对于全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来说，城市政治文明建设的主导作用也日益地增强起来。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1页。

[2]《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6～167页。

[3]《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2页。

[4]《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

[5]柳随年，吴群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4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7～188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0～221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3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7页。

[10]《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00页。

[11]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48页。

[12]《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35页。

[13]《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55页。

[14]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8页。

[15]《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25页。

[16]《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46页。

[17]《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48页。

[18]《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43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12页。

[22]《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92页。

[23]《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40页。

[24]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5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8页。

[2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2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页。

[2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64页。

[29]《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7年）。

[30]《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74页。

[31]刘德厚：《广义政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2页。

[33]《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745页。

[34]《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

[3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9页。

[36]［美］阿尔温·托夫勒：《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第三次浪潮的政治》，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7页。

[37]严立贤：《中国和日本的早期工业化和国内市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38]《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8页。

[39]《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2页。

[4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页。

[4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页。

[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