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期间成为社会主义者

恩格斯在1844年同马克思合作以前,几乎和马克思在同一时期,通过不同的途径,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恩格斯的思想发展过程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不莱梅时期(1838年7月-1839年3月)。

恩格斯于1820年11月28日出生在德国莱茵省巴门的一个纺织工厂主的家庭。在中学时代就酷爱文学。崇敬浮士德等英雄人物,向往和憧憬自由和民主精神。由于他父亲的坚持,没有读完最后一年中学而退学经商。恩格斯于1837年10月来到不莱梅,在他父亲的朋友的一家贸易公司见习。在这里,他参加了信奉无神论、反对宗教蒙昧主义,宣扬民主自由并抨击封建专制主义的文学团体——“青年德意志”,开始了思想发展历程中的第一步。

1839年3-4月,恩格斯在“青年德意志”的机关刊物《德意志电讯》上,发表了他的处女作《乌培河谷来信》,该文不仅表明了恩格斯是一个真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而且可以看到他在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和理论活动时,就显示了对社会实际生活和阶级关系的注意,对下层劳动人民、工厂工人的同情。

恩格斯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很快就同青年德意志运动的自由主义观念发生分歧。在1839年底,他开始对黑格尔的著作和正在兴起的青年黑格尔运动发生兴趣,转向以研究哲学为主要特征的青年黑格尔运动。恩格斯说:“多亏施特劳斯,我现在走上了通向黑格尔主义的阳关大道。”^[27]也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他重视的是黑格尔哲学“这个宏伟的体系的最本质的要素”,即辩证法。

第二阶段:柏林时期(1839年秋—1842年10月)。

1841年3月,恩格斯回到巴门,同年9月,赴柏林服兵役。恩格斯的兵营驻地离柏林大学不远,业余时间即到柏林大学旁听哲学,并同青年黑格尔派的鲍威尔兄弟、科本等人建立了联系。1841年11月,谢林在普鲁士政府和教会的支持下来到柏林大学。谢林的讲坛“激荡整个柏林”,大肆宣讲反动的启示哲学,用神学世界观代替哲学世界观。恩格斯作为坚定的无神论者第一个批判谢林的启示哲学,于1841年12月在《德意志电讯》发表了《谢林论黑格尔》;1842年3月匿名发表了《谢林和启示——批判反动派反对自由哲学的最新图谋》;同年5月,又匿名发表了《谢林——基督的哲学,或世俗智慧变为上帝智慧》。这三篇文章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恩格斯以年轻人一旦真理在手便无所畏惧的气概,向哲学界的大人物挑战。他捍卫黑格尔的辩证法,维护青年黑格尔派把黑格尔哲学引上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舞台的历史功绩,斥责谢林反对理性、露骨地宣扬蒙昧主义,不过是企图使理性重新变做信仰的俘虏,使人的自我意识再度沦为神学的奴婢。

恩格斯批判谢林的斗争,引起思想界和进步报刊的密切注意,受到青年黑格尔分子的热烈欢迎和推崇,也使他本人更加关心哲学的斗争,更加努力从事哲学研究。正在这个时候,恩格斯研讨了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促使他向唯物主义方向迈出了第一步。1842年10月,恩格斯在离开柏林前的最后一篇文章《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中,指出了在德国进行一场类似法国大革命那样的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这表明他同青年黑格尔派在政治观点上的决裂。

第三阶段:曼彻斯特时期(1842年11月—1844年2月)。

恩格斯服兵役期满,于1842年10月从柏林返回巴门,11月动身前往英国。在途中,恩格斯访问了科伦的《莱茵报》编辑部,与马克思初次会面。11月底,到达英国的纺织工业中心曼彻斯特。他在这里度过了极不平凡的21个月,实现了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正如列宁所说:“恩格斯到英国后才成为社会主义者。”^[28]恩格斯本人后来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中也说过:“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29]恩格斯的思想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以下三个步骤或环节:

首先,研究英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状况,接触大工业无产阶级,开始认识无产阶级的地位和作用,提出必须进行暴力革命的思想。在《国内危机》一文中,恩格斯得出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壮大,是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必然结果。他说:“工业虽然可使国家富庶,但同时也造成了急速增长着的赤贫如洗、勉强度日的无产者阶级,这个阶级是消灭不了的,因为他们永远也不能获得稳定的财产”。“这个阶级已经成了英国最强大的一个阶级,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英国富翁们就该倒霉了。”^[30]他在总结工人罢工失败的教训时,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观点,只有通过暴力消灭现有的反常关系,根本推翻门阀贵族和工业贵族,才能改善无产阶级的物质状况”,“这个革命在英国是不可避免的。”^[31]

其次,结识工人活动家研究各种社会主义学说,进一步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在英国,恩格斯抛弃了社交活动和宴会,“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的工人交往。”^[32]他还同宪章派及其领袖以及住在英国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建立了联系。后来,恩格斯回忆结识了亨利希·鲍威尔、约瑟夫·莫尔、卡尔·沙佩尔等第一批革命无产者的印象时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三个真正的男子汉在我自己还刚刚想要成为一个男子汉的时候所留给我的令人敬佩的印象。”^[33]正是这些接触和了解,使恩格斯认识到了无产阶级是最有前途的阶级。他说:“在英国,一个阶级的社会地位愈低,愈‘没有教养’(就一般的意义上来说),它就愈进步,愈有远大的前途”,“这个世界迟早也是他们的。”^[34]

恩格斯于1843年11月所写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是他转向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文章不仅介绍了法、德、瑞士等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更重要的是对傅立叶、圣西门、欧文以及卡贝、巴贝夫等人的社会主义学说作了评述,科学地分析了共产主义产生的客观必然性。恩格斯根据欧洲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传播的情况,指出共产主义并不是英国或其他什么国家的特殊情况造成的结果,“而是以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情况为前提所必然得出的结论。”^[35]他还认定:“欧洲三个文明大国——英国、法国和德国——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集体所有制基础上来改变社会结构的那种急剧的革命,现在已经是急不可待和不可避免的了。”^[36]这里所说的“集体所有制”,就是后来经常提到的作为私有制的对立物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最初称谓。这种表述虽不那么精确,但毕竟首次把共产主义革命同所有制问题联系在一起了。

最后,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的批判和进一步分析英国社会,最终完成了“两个转变”。恩格斯从1843年底到1844年1月,研究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斯密、斯图亚特、穆勒、马尔萨斯、李嘉图、萨伊等人的著作,并进一步研究了英国的社会状况。他的主要研究成果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两篇著作。其中,《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最早的经济学著作,马克思称这部著作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37]

贯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论证私有制运动的规律。恩格斯透过对规律的分析,指出消灭私有制、进行社会革命的不可避免性,力图从经济学中引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结论。例如,他分析了由于生产的无计划和竞争,商业危机一次比一次更普遍、更严重,必然会使更多的小资本家破产,使专靠劳动为生的阶级人数剧增,因而也必然使急待就业的人数显著地增加,“所有这一切势必引起一次社会革命”^[38]他还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失业、贫困、各式各样的罪恶是无法避免的,任何改良办法、任何法律都无济于事,“我们要用消灭私有制、消灭竞争和利益对立的办法来结束这种人类堕落的现象。”^[39]当然。《大纲》只是恩格斯为创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迈出的第一步,因此不可避免地保留着一些旧思想的痕迹。

《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是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另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运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成果分析英国社会各个阶级,指出无产阶级是从事伟大民族事业上的唯一有前途的阶级。他说:“只有工人、英国的贱民、穷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尽管他们粗野,道德败坏。将来拯救英国的却正是他们,他们还是可塑性的材料;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他们也没有偏见,他们还有力量从事伟大的民族事业,他们还有前途”;“尽管社会主义者现在还很薄弱,但他们是英国唯一有前途的党。”“民主主义、宪章运动很快就会占优势,那时英国工人群众就只有在饿死和社会主义二者之间进行选择。”^[40]

综观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以及他们同时期的其他著作,表明两位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已经十分接近,处于大致相同的水平。他们在同一时期完成了思想发展历程中的第一个重大转折,为不久以后的亲密合作,共同制定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